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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大脑研究学院院长迪克的一系列脑神经研究成果改变了很多医学观念，他研究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自闭症以及其他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都是由遗传背景决定的，即“大脑决定我是谁”。
荷兰不仅是风车之国，也是脑科学之国，作为脑科学研究“顶级配置”的人脑库就是荷兰最先创建的，已经向世界几百个国家的研究队伍提供了人脑研究标本，奠定了荷兰的领先地位。而荷兰人脑库的创建者就是荷兰大脑研究学院院长迪克·斯瓦伯（Dick Swaab）教授。
迪克是全球脑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被誉为“脑研究教父”，也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的科普读物《我即我脑》在荷兰推出仅5个月销量就高达20万册，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个荷兰人，就拥有一本他的书。如今，《我即我脑》也有了中文版。在他的中国之行中，记者认识了这位儒雅的学者，有机会了解了神奇的大脑世界和迪克的“大脑人生”。
“我不是‘脑研究教父’”
“我父亲是第一个把避孕药介绍到荷兰的妇科医生。”迪克向记者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父母的很多朋友都是医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可以说，我是听着医学各方面的有趣讨论长大的。因此我从小就对神经内分泌学研究感兴趣。”
“说起专注于脑或神经科学研究，是从博士生学习开始的，那时我获得了一个荷兰脑研究所的研究助理的职位。”迪克娓娓道来。毕业后，他决定留在脑研究所工作，后来成为了所长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算起来，他专注于脑研究领域已经45年了。
这45年来，脑研究从一项孤立无援的奇异研究发展为世界范围内引领科学研究潮流的主题，大量新发现快速推出，其中很多得益于像迪克这样辛勤工作的科学家的工作。记者注意到，在有关迪克的介绍中提到他为“脑研究教父”，便问起其中的缘由。
听了这个称号，迪克连连摇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称号，这应该是外行在翻译过程中的错误。事实上，脑研究涵盖了很多方面，我主要研究的只是大脑中的一个部分——下丘脑。下丘脑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高级中枢，负责调节例如内分泌功能等等。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里，出过几部有关下丘脑研究的专著。”
那么，准确说来应该是“下丘脑研究教父”了？——的确，迪克的学生告诉记者，是有过这样的称呼，可能是由于迪克在下丘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的地位，以及迪克无所不在的、随时随地热情帮助他人、指导学生的品质。但是，迪克对此依然表示反对，“‘教父’一词让我联想起黑帮电影中的那位杀手，我不喜欢。”他笑着说，透过眼镜记者可以感受到他温和的目光。
尽管迪克否认了“脑研究教父”之称，但是他在此领域的贡献却不可忽视。1985年，他首创了“荷兰人脑库”，到目前为止，“荷兰人脑库”依然保持了三项“之最”：拥有最全面的人类死亡后大脑样本；取脑速度最快，使得脑部状态与生前极接近；有最详细的生前临床资料。“人脑库”的建立打破了过去人们研究人脑结构功能和人脑疾病只能做动物实验的局限性，带来近年来脑科学发现的猛增。
“大脑决定我是谁”
在多年的脑研究过程中，迪克也有受到争议的时候，其中尤以对同性恋的研究为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后天的环境和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如果人人都能上大学，那么人人都可以有份好工作。一些人还声称“人人出生时都是同性恋”，只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才变成了异性恋，而少数男人做出了“保持同性恋本质”的“选择”。
然而，迪克的研究带来了不同的看法，他发现男同性恋者的脑结构与异性恋者不同，性取向早已在胎儿大脑中被“编程”，即早在母亲子宫内的发育阶段就已经决定了，是后天不可“选择”也不可改变的。自然地，这一发现使得当时的同性恋社团很愤怒，认为迪克在宣扬对于同性恋者的歧视。迪克也因此一度处在风口浪尖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迪克的相关研究发现有据可循，是合理而可靠的。
迪克的一系列脑神经研究成果还改变了很多医学观念。在以前看来，环境尤其是出生后的环境可以改变人：性别身份认定（觉得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和性格中的攻击性由后天环境确定；精神分裂症是由于父母给了孩子过多的矛盾信息，比如前后不一或者言行不一的信息等；而自闭症则来自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冷漠。当时甚至很多医生也支持这些观点。
迪克回忆起他身边的例子，“35年前，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当时医生明确表示是由于父母教育不当造成的。我朋友受到了双重打击：孩子罹患自闭症以及自己的教育问题害了孩子。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研究表明，自闭症以及其他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是由遗传背景，以及在母亲子宫内的大脑发育阶段所受到的环境影响而大体决定的，与出生后的环境没有什么关联。”
“从整体解剖学来看，每个人大脑的大体结构基本一致。然而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个人的大脑相互不同。简单来说，如果某些个体呈现了过大的与众不同的差异，就可以称之为‘异常’，甚至为‘疾病’。——当然，也可能是天才。”迪克严谨地补充道。“就是人脑的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局限性或者天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脑决定我是谁’，或者‘我即我脑’。”
“脑研究使我有点不同”
在脑研究领域有种说法：“脑科学从诞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哲学‘混搭’”。作为脑研究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迪克本人对哲学很感兴趣，经常思考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哲学家经常考虑‘我们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而现在脑科学发现我们经常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样就向哲学家解释了‘人类没有自由意志’。在我看来，脑研究与哲学的关系就是哲学提出问题，而脑研究为回答问题做出贡献。”
由于致力于脑研究，迪克在比如子女教育问题方面也有一些与旁人不同的看法。多数父母总是想改变子女，千方百计把他们教育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迪克却不这样，他深知大脑决定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婴儿出世前就大体形成了，所以他从不试图去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孩子的性格，而是主张顺应孩子的天性去发展他们的天赋，规避他们的缺陷，以便更好地让孩子适应社会，以及为社会服务。
不过，迪克强调，不去改变孩子的性格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性格虽然无法改变，行为却有矫正和改进的空间。例如，一个孩子总喜欢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这是由他的大脑决定的，无法改变，可是父母可以纠正其喧哗的行为，让他意识到这样做是错的。这样，这个孩子虽然仍保留喜欢大声喧哗的性格，但是行为上会逐步有所收敛，或者说有所改进。
由于脑研究带着一些神秘色彩，迪克的朋友、熟人都喜欢向他请教，通常他也很耐心地解释，即便是面对只有一面之识的记者。当记者提出自己“一旦压力过大，就容易暴饮暴食”的问题并表示担心时，他给出了答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的主攻方向——下丘脑。下丘脑负责进食行为，同时又调节我们的应激反应，两者互相影响。所以在巨大压力下，面对应激事件，进食行为发生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就称为‘暴食症’。但不需要过于担心，大多数人碰到压力时都会出现这种症状，随着压力逐渐减小这种症状也就自然消失了。”
荷兰不仅是风车之国，也是脑科学之国，作为脑科学研究“顶级配置”的人脑库就是荷兰最先创建的，已经向世界几百个国家的研究队伍提供了人脑研究标本，奠定了荷兰的领先地位。而荷兰人脑库的创建者就是荷兰大脑研究学院院长迪克·斯瓦伯（Dick Swaab）教授。
迪克是全球脑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被誉为“脑研究教父”，也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的科普读物《我即我脑》在荷兰推出仅5个月销量就高达20万册，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个荷兰人，就拥有一本他的书。如今，《我即我脑》也有了中文版。在他的中国之行中，记者认识了这位儒雅的学者，有机会了解了神奇的大脑世界和迪克的“大脑人生”。
“我不是‘脑研究教父’”
“我父亲是第一个把避孕药介绍到荷兰的妇科医生。”迪克向记者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父母的很多朋友都是医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可以说，我是听着医学各方面的有趣讨论长大的。因此我从小就对神经内分泌学研究感兴趣。”
“说起专注于脑或神经科学研究，是从博士生学习开始的，那时我获得了一个荷兰脑研究所的研究助理的职位。”迪克娓娓道来。毕业后，他决定留在脑研究所工作，后来成为了所长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算起来，他专注于脑研究领域已经45年了。
这45年来，脑研究从一项孤立无援的奇异研究发展为世界范围内引领科学研究潮流的主题，大量新发现快速推出，其中很多得益于像迪克这样辛勤工作的科学家的工作。记者注意到，在有关迪克的介绍中提到他为“脑研究教父”，便问起其中的缘由。
听了这个称号，迪克连连摇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称号，这应该是外行在翻译过程中的错误。事实上，脑研究涵盖了很多方面，我主要研究的只是大脑中的一个部分——下丘脑。下丘脑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高级中枢，负责调节例如内分泌功能等等。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里，出过几部有关下丘脑研究的专著。”
那么，准确说来应该是“下丘脑研究教父”了？——的确，迪克的学生告诉记者，是有过这样的称呼，可能是由于迪克在下丘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的地位，以及迪克无所不在的、随时随地热情帮助他人、指导学生的品质。但是，迪克对此依然表示反对，“‘教父’一词让我联想起黑帮电影中的那位杀手，我不喜欢。”他笑着说，透过眼镜记者可以感受到他温和的目光。
尽管迪克否认了“脑研究教父”之称，但是他在此领域的贡献却不可忽视。1985年，他首创了“荷兰人脑库”，到目前为止，“荷兰人脑库”依然保持了三项“之最”：拥有最全面的人类死亡后大脑样本；取脑速度最快，使得脑部状态与生前极接近；有最详细的生前临床资料。“人脑库”的建立打破了过去人们研究人脑结构功能和人脑疾病只能做动物实验的局限性，带来近年来脑科学发现的猛增。
“大脑决定我是谁”
在多年的脑研究过程中，迪克也有受到争议的时候，其中尤以对同性恋的研究为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后天的环境和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如果人人都能上大学，那么人人都可以有份好工作。一些人还声称“人人出生时都是同性恋”，只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才变成了异性恋，而少数男人做出了“保持同性恋本质”的“选择”。
然而，迪克的研究带来了不同的看法，他发现男同性恋者的脑结构与异性恋者不同，性取向早已在胎儿大脑中被“编程”，即早在母亲子宫内的发育阶段就已经决定了，是后天不可“选择”也不可改变的。自然地，这一发现使得当时的同性恋社团很愤怒，认为迪克在宣扬对于同性恋者的歧视。迪克也因此一度处在风口浪尖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迪克的相关研究发现有据可循，是合理而可靠的。
迪克的一系列脑神经研究成果还改变了很多医学观念。在以前看来，环境尤其是出生后的环境可以改变人：性别身份认定（觉得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和性格中的攻击性由后天环境确定；精神分裂症是由于父母给了孩子过多的矛盾信息，比如前后不一或者言行不一的信息等；而自闭症则来自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冷漠。当时甚至很多医生也支持这些观点。
迪克回忆起他身边的例子，“35年前，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当时医生明确表示是由于父母教育不当造成的。我朋友受到了双重打击：孩子罹患自闭症以及自己的教育问题害了孩子。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研究表明，自闭症以及其他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是由遗传背景，以及在母亲子宫内的大脑发育阶段所受到的环境影响而大体决定的，与出生后的环境没有什么关联。”
“从整体解剖学来看，每个人大脑的大体结构基本一致。然而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个人的大脑相互不同。简单来说，如果某些个体呈现了过大的与众不同的差异，就可以称之为‘异常’，甚至为‘疾病’。——当然，也可能是天才。”迪克严谨地补充道。“就是人脑的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局限性或者天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脑决定我是谁’，或者‘我即我脑’。”
“脑研究使我有点不同”
在脑研究领域有种说法：“脑科学从诞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哲学‘混搭’”。作为脑研究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迪克本人对哲学很感兴趣，经常思考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哲学家经常考虑‘我们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而现在脑科学发现我们经常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样就向哲学家解释了‘人类没有自由意志’。在我看来，脑研究与哲学的关系就是哲学提出问题，而脑研究为回答问题做出贡献。”
由于致力于脑研究，迪克在比如子女教育问题方面也有一些与旁人不同的看法。多数父母总是想改变子女，千方百计把他们教育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迪克却不这样，他深知大脑决定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婴儿出世前就大体形成了，所以他从不试图去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孩子的性格，而是主张顺应孩子的天性去发展他们的天赋，规避他们的缺陷，以便更好地让孩子适应社会，以及为社会服务。
不过，迪克强调，不去改变孩子的性格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性格虽然无法改变，行为却有矫正和改进的空间。例如，一个孩子总喜欢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这是由他的大脑决定的，无法改变，可是父母可以纠正其喧哗的行为，让他意识到这样做是错的。这样，这个孩子虽然仍保留喜欢大声喧哗的性格，但是行为上会逐步有所收敛，或者说有所改进。
由于脑研究带着一些神秘色彩，迪克的朋友、熟人都喜欢向他请教，通常他也很耐心地解释，即便是面对只有一面之识的记者。当记者提出自己“一旦压力过大，就容易暴饮暴食”的问题并表示担心时，他给出了答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的主攻方向——下丘脑。下丘脑负责进食行为，同时又调节我们的应激反应，两者互相影响。所以在巨大压力下，面对应激事件，进食行为发生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就称为‘暴食症’。但不需要过于担心，大多数人碰到压力时都会出现这种症状，随着压力逐渐减小这种症状也就自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