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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格局已变，中国崛起基本成定局。而未来十年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阶段，中国曾抱憾三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第四次不能缺席！
世界格局：西方主导体系瓦解
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将逐步从欧洲转至亚洲，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
中美关系决定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伴随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另一种意想不到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即“两超多强”。
在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半年世界经济报告中，中国位居第二，并且呈现出与美国接近，与日本、德国拉开距离的趋势。而这种势不可挡的崛起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促成了中美的战略合作，西方七国集团会议由此扩大至二十国，中国成为重要一员。
中国的崛起将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模式，正承受着中国特色道路的挑战。
世界经济：全球从2008年后处于20年的下行期
世界经济范围内，有三大周期参与运转：消费者每五年的心理偏好变动决定的消费品兴衰的短周期、制造业决定的为期12年左右的中周期、非线性科技创新频率决定的50年左右的长周期。
从长周期看，自世界工业化启动以来，在某个阶段由于积累技术的成熟，市场、投资、就业、税收等同步繁荣，世界经济呈现上行周期，但一段时间后，技术积累无法跟上需求，开始匮乏，市场便进入萧条的下行周期，而这个“时间”基本为“每50年一个周期”。描述这个现象的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是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5年提出的。
如果将该理论投射于现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IT革命的扩展导致了20多年世界经济的繁荣，然而，2008年之后的十多年内，下行周期的乌云似乎将笼罩世界。
如果将目前的世界经济比喻为一个处于病后康复的非健康状态的病人，即使最新的言论认为2020年世界经济将恢复，但在这一漫长的“休养”过程中，实则依赖着“量化宽松”这个药物的维持。
世界变革：全球性问题层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指日可待
随着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深入，全球问题开始严重，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国间由于嫌隙，协调能力变弱，治理供给下降，最终造成全球治理的赤字，这将成为未来十年世界的又一大趋势。
过去作为全球问题主要解决者的欧美国家，受到难民危机、乌克兰东部危机、南欧债务危机的影响，开始“有心无力”。在这种契机下，“世界期待中国”，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学徒，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另一个对于国家内政冲击较大的是全球政治的觉醒。
全世界中产阶级队伍在过去的20年中变得庞大，但新生力量与政府的协调仍需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的长期过程。城市化加速，缺乏竞争力的农村青年大量进入城市，自身条件的匮乏与城市大环境的诱导，使他们极易出现愤怒情绪。网络的渗透力使这个“只有20多岁的青年”将虚拟世界带入人类生活，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主要是化解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社会自组织能力在平面化的信息时代增强，但网络背景下的政治讨论往往受到碎片化、快餐化的限制，陷入极端言论、负面偏好的不利漩涡。
从这些层面出发，可以预测的是，西方国家将进入弱领导时代，内部矛盾突出，政府往往会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但是，未来十年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阶段，中国曾抱憾于三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第四次不能缺席。应将期待的眼光放于材料工业（如纳米技术）、生命科学（如基因技术）、新能源（如核聚变和氢能源）这三大领域。在经历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计算机时代后的世界，新的全球革命将会是又一次大国间合作的机遇。
外交进取心下，
外部挑战依然严峻
然而，在未来十年内，中国虽能凭借自身的强大规模与工业化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外交挑战依然存在。
一方面，如19世纪西方盛行的“真理在大炮射程范围内”的言论在全球并无变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强权政治的基本逻辑主导世界；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中美问题、周边问题（如日本、朝鲜、南海问题）突出，而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疾病、外国移民、海外利益保护、国际责任等，日趋严峻。
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赶英超美”的构想，到中共十八大承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从未止步。
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也很难建起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美欧都有巨大的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将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国市场战略，在跨国企业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例如，中国具有发射一颗人造卫星所需的所有知识与技术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接近国际水平，有的还很落后，不过没有关系，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再去追赶、学习、模仿、改良就具有“后发优势”。
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中国明显采取了“蛙跳式”的技术更新。当其连普及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进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在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方面输给韩国与西欧，但却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冲到世界最前沿。这就是“蛙跳式”的技术更新。（摘自新华网、人民网）
世界格局：西方主导体系瓦解
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将逐步从欧洲转至亚洲，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
中美关系决定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伴随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另一种意想不到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即“两超多强”。
在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半年世界经济报告中，中国位居第二，并且呈现出与美国接近，与日本、德国拉开距离的趋势。而这种势不可挡的崛起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促成了中美的战略合作，西方七国集团会议由此扩大至二十国，中国成为重要一员。
中国的崛起将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模式，正承受着中国特色道路的挑战。
世界经济：全球从2008年后处于20年的下行期
世界经济范围内，有三大周期参与运转：消费者每五年的心理偏好变动决定的消费品兴衰的短周期、制造业决定的为期12年左右的中周期、非线性科技创新频率决定的50年左右的长周期。
从长周期看，自世界工业化启动以来，在某个阶段由于积累技术的成熟，市场、投资、就业、税收等同步繁荣，世界经济呈现上行周期，但一段时间后，技术积累无法跟上需求，开始匮乏，市场便进入萧条的下行周期，而这个“时间”基本为“每50年一个周期”。描述这个现象的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是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5年提出的。
如果将该理论投射于现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IT革命的扩展导致了20多年世界经济的繁荣，然而，2008年之后的十多年内，下行周期的乌云似乎将笼罩世界。
如果将目前的世界经济比喻为一个处于病后康复的非健康状态的病人，即使最新的言论认为2020年世界经济将恢复，但在这一漫长的“休养”过程中，实则依赖着“量化宽松”这个药物的维持。
世界变革：全球性问题层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指日可待
随着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深入，全球问题开始严重，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国间由于嫌隙，协调能力变弱，治理供给下降，最终造成全球治理的赤字，这将成为未来十年世界的又一大趋势。
过去作为全球问题主要解决者的欧美国家，受到难民危机、乌克兰东部危机、南欧债务危机的影响，开始“有心无力”。在这种契机下，“世界期待中国”，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学徒，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另一个对于国家内政冲击较大的是全球政治的觉醒。
全世界中产阶级队伍在过去的20年中变得庞大，但新生力量与政府的协调仍需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的长期过程。城市化加速，缺乏竞争力的农村青年大量进入城市，自身条件的匮乏与城市大环境的诱导，使他们极易出现愤怒情绪。网络的渗透力使这个“只有20多岁的青年”将虚拟世界带入人类生活，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主要是化解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社会自组织能力在平面化的信息时代增强，但网络背景下的政治讨论往往受到碎片化、快餐化的限制，陷入极端言论、负面偏好的不利漩涡。
从这些层面出发，可以预测的是，西方国家将进入弱领导时代，内部矛盾突出，政府往往会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但是，未来十年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阶段，中国曾抱憾于三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第四次不能缺席。应将期待的眼光放于材料工业（如纳米技术）、生命科学（如基因技术）、新能源（如核聚变和氢能源）这三大领域。在经历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计算机时代后的世界，新的全球革命将会是又一次大国间合作的机遇。
外交进取心下，
外部挑战依然严峻
然而，在未来十年内，中国虽能凭借自身的强大规模与工业化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外交挑战依然存在。
一方面，如19世纪西方盛行的“真理在大炮射程范围内”的言论在全球并无变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强权政治的基本逻辑主导世界；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中美问题、周边问题（如日本、朝鲜、南海问题）突出，而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疾病、外国移民、海外利益保护、国际责任等，日趋严峻。
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赶英超美”的构想，到中共十八大承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从未止步。
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也很难建起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美欧都有巨大的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将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国市场战略，在跨国企业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例如，中国具有发射一颗人造卫星所需的所有知识与技术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接近国际水平，有的还很落后，不过没有关系，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再去追赶、学习、模仿、改良就具有“后发优势”。
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中国明显采取了“蛙跳式”的技术更新。当其连普及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进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在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方面输给韩国与西欧，但却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冲到世界最前沿。这就是“蛙跳式”的技术更新。（摘自新华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