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斌， 青海作协会员，二OO一年开始写作，主要倾心文学、电影评论和散文随笔，在《青海湖》《青海日报》《西海都市报》《雪莲》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有作品入选《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青海文学作品选》（评论卷、散文卷）、《青海湖五百期作品精选散文卷》。现为机关工作人员。
　　郭建强，一九七一年出生于青海西宁。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等。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人民文学》二O一五年度诗歌奖，2017年《文学港》储吉旺优秀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现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宁市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法制报总编辑。
　　上世纪90年代初，带着20岁青春年华的生猛之气，郭建强走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办的作家班，开始了自己的不断精进的文学旅程，2019年，他的散文随笔集《大道与别径》进入复旦大学为纪念“作家班”开设30周年编辑出版的“高山流水”文丛。在《大道与别径》面世之际，詹斌与郭建强进行了一次深度交流，谈话内容丰赡，辞锋锐利、妙见迭出。这是挚友之间的一次对谈，两人交谊多年，志趣相投，精神相契，进行交流无需客套、周旋、铺垫，一开口便可直抵堂奥。这又是理想读者兼批评家与优秀作家之间的一次对话，多年来，詹斌沉浸于书海，涉猎面广，阅读量惊人，读书之于他而言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游弋于多个艺术门类的文艺批评家，撰写过大量的影视评论和文学评论，他非常关注青海本土作家的创作，长期追踪自己的朋友、青海代表性诗人郭建强的创作，对其写作状况了然于胸，所以，围绕以诗人身份闻名于文坛的郭建强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他的设问不仅仅局限于“诗人与散文”的话题，而是将谈话的触角引向纵深，涉及到了面对不同文体的写作姿态、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文学修养的生成、如何调适自我表达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冲突、如何克服探索过程中的焦虑等诸多问题，面对知己的发问，郭建强率性坦诚，侃侃而谈，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吾道不孤”的欣悅。这篇现场感饱满，辞采斐然、颇具思辨性的谈话，一定程度上，步入了对话双方共同欣赏的《巴黎评论》所追求的切入作家“内心与写作伦理”的境界。
　　 ——刘晓林
　　“每期《巴黎评论》我都有，我非常喜欢上面的访谈。如果把它们编成书，那将是伟大的书。”（海明威）。说实话，我看过一些访谈，但我最喜欢的无疑是《巴黎评论》，其作家访谈不仅是美国文学杂志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采访的是海明威、纳博科夫、马尔克斯、格拉斯等大作家，重点在于风趣、精彩、深入，最关键的是其总是从最佳视角、用最简洁的方式切入作家的“内心和写作伦理”（戴夫·艾格斯），今天，我们不妨想象以这种方式走进青海著名诗人郭建强的《大道与别径》。
　　一
　　詹斌：建强你好，首先要祝贺在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之后，《大道与别径》出版。让我欣喜在于，这并非是一部诗集，而是散文随笔集。我知道，你在诗歌之外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为什么等到现在才结集出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散文随笔写作的？
　　郭建强：谢谢詹斌兄看重！我开始写作时即迷恋诗歌，从读到莱蒙托夫诗歌《诗人之死》开始，今天派诗人的片言只语，昌耀先生的诗集，及至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庞德、艾略特、瓦雷里等等诗人的作品，予我莫大震撼和享受。诗歌那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和唤醒灵魂的美，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偏见，那就是和诗歌相比，小说、散文不过是散发庸俗气息的女佣。带有这种盲持盲见，我是不可能也不屑轻易动笔去写诗歌以外的文体。然而，观点其实是流动的，何况偏见？穆齐尔、卡夫卡、杜拉斯、莫言、阿城、余华等一批优秀的小说家，向我证明了散文（广义）也能蕴含的诗歌内核，同时证明了散文在艺术上同样能达到诗歌般的完足和优美。也是机缘，1993年，我感觉自己无法用诗歌的形式，讲述一位亡友。对于我而言，死亡通过她向我传递了两种形态，一种是急骤的、高密度的、极具剪辑色彩的复杂的心理情感体验;一种是带有老年式的回忆和复述。在当时，我用诗歌试图表达第一种情感，但是除了残篇断章，几无可观处。于是，用散文的方式回想和叙述就无可选择地来到笔尖。那篇名为《青春祭》的文章，经马丁先生编辑，刊于1994年某期《青海湖》散文栏目的头题。可以说，我用写作推翻了狭隘的持见。此后，开始尝试不同文体的写作，从渐有自我观念和节奏的随笔，再到评论，甚至小说。散文让我更开阔，同时也让我更加知悉自己的单薄和虚弱。我将之视为一种为我以后作品奠基的练习和修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无一定要结集出版的想法。这次机缘巧合，恰逢复旦大学作家班“高山流水”文丛出版，承蒙诸师友不弃，乃有拙著《大道与别径》幸运入选。
　　詹斌：为什么是《大道与别径》？“大道”与“别径”是你写作的两个理想向度吗？
　　郭建强：从汉语的对称结构、思维来看，大道对应小径。但是我喜欢别径这个词，很有水浒气、聊斋气，更有老庄意味。所谓大道，在中国文化中接近于孔孟思想的核心，即所谓正见、持守和责任。这种秩序感首先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就算是经过“文革”戗害，我们这一代人也不是完全被放养的野生动物。而且，小时候，我更容易在看似混乱的现象中因为发现某种规律而兴奋，比如读《水浒传》时看到一百单八将经过种种磨难聚义，却在征方腊的很短的章回里七死八伤，风流云散。我忍不住就会用小学五年级的眼睛和手指重新翻看前面，马上会发现这些好汉的命运的蛛丝马迹。还有，读初中时在大家都不喜欢的英语课，当我回头每每会看见，我的朋友正在不厌其烦地缠绕编织着他从自己额前揪下来的一根长头发。一根头发能让他专心致志地玩45分钟。下课铃响，我忍不住再回头，总是看见他有些迷惘、又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他的指尖应该还缠有那丝长发。我想知道这种重复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你知道，我在回答你的过程中，不断偷偷删改大道的本意，这已经透露出一个人的矛盾性。据说，尼采小时候是非常合规守范的人。有一次下大雨，人们看见他只是用书包或者什么东西遮头，仍然以惯有的步调和节奏回家。你看，这是不是算另一种疯狂。后来，尼采颠覆性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形态和结构。现在回看自己，我似乎可以说当年迷恋《水浒传》《今古传奇》《一千零一夜》以及金庸梁羽生的内在原因，就是想从刻板苦闷的学校生活中逃逸出来。阅读，于是成为了我的思维和情感的流动口。相对而言，就是课业的别径，而非小径。前几年，我读王文泸先生作品，感觉文泸先生文章除儒家主线外，还伏藏着生动的民间气息和老庄韵律。我因此写过读后感，名叫《大道与别径》。小书结集，选此篇作书名，是想凸出文章的丰富性、文化的丰富性，期望能够表达书和人的丰富性。 　　詹斌：在许多创作者眼里，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珍珠，处于最顶端、最高贵，散文随笔，特别是评论处于鄙视链最底层，在后记中你也写道，在创作初期，“我是不屑于写作诗歌以外的文字的”。布罗茨基则在《诗人与散文》中认为，“除少数例外，近代所有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交了诗歌学费”，马钧老师序言甚至用“权当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作引论。但在本书出版之际，现在你如何来看诗歌、小说与散文随笔的地位和关系？诗人为什么要写散文或随笔？
　　郭建强：诗人写散文随笔的理由各不相同。瓦雷里要通过随笔和评论纠正过于呆板和浮夸的诗风，艾略特则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文学观念。至于埃利蒂斯等人的散文作品，我们可以当做诗歌的另一种形态。在上世纪，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则用散文完成了一次跳跃。我的意思是，他们给散文加入飛机燃料，使之具有诗歌的强大动力、跳跃感和一击而中的能力。我认为，以上诗人改造和改变了散文的形体。诗歌的强大魅力和活力，有时就显示于苟日新，日日新。其后，散文随笔在布罗茨基、米沃什、赫贝特等等诗人手中焕发出耀眼光彩。一种融象征主义，极具个性的语言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观察、表述的文体，从往日的文学历史风景中脱颖而出。这是诗人对于这一文体的丰富和创造，是对于诗歌的一次拓展、革命和致敬。这既是诗人创作内心动力的使然，也意味这种文体和我们的社会文化改革一样，到了必须增大能量的时候。这个工作，只能由诗人完成。
　　詹斌：苏珊·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中认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都是“对诗人的自我描写”，书中你也认同“所有作品都是作者的精神自传”，按这一逻辑，我可否延伸理解为，这本散文随笔，也是你的“精神自传”？
　　郭建强：在我们的历史中，虽然诗人们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内心生活和命运遭际，但是如同茨维塔耶娃那样与命运、时代、情感，跳过深度骷髅之舞，仍然能执笔写下白骨在黑夜行走痕迹的，却并不多见。像这样的诗人，应该用各种样式留下生活传记和“自我描写”。我认同散文是“诗人自我描写”的观点，同时我认为诗歌和小说等其他文体也是。只是，如果我们没有但丁、歌德、屈原、杜甫那样的人生，就应该在文章中有所克制。不该一味为“自我描写”而留意，而是最好能不看自己的影子，把目光投向更加广大深远和细微渲染的地方去。我的散文随笔，充其量目前只能算是目光所及的初浅打量。
　　詹斌：如果可以比较的话，在你的散文随笔之中，有没有觉得比你诗歌更出色的作品？
　　郭建强：如果要我挑选，我会选为数不多的具有诗歌内核和气质的文章。在我的意识里，这些篇章其实就是改换形体的诗歌，而且质量不错。至于相比刚才提到的那些诗人的散文，我还差得很远。我希望在以后，也能获得那种写作“我的散文”的快感。
　　
　　二
　　詹斌：本书第一辑，你写了海子、昌耀、张枣、异才、洛嘉才让、马丁、布莱克、巴列霍等许多诗人，当然在世界诗人璀璨的星空中，你喜欢、欣赏并热爱的诗人肯定远不止这些，为什么选择他们？
　　郭建强：写这几位诗人基本是有感而发。他们或者是对我的写作有触动，或者就是身边的诗人。对于我而言，来自书籍报章的诗歌，和来自身边诗人的作品，都在一个阅读世界里。也就是说，我会尽量控制情感因素，而将诗歌本身凸现出来：海子、昌耀、张枣都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卓越的代表，威廉·布莱克和黎塞尔·巴列霍则是对诗歌传统和诗歌文化进行极具个性的再生发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本能地吸引着我;在青海，诗人异才和洛嘉才让的作品里，一样出现了令我惊异和赞叹的篇章。因此，我愿意将他们并置在一起，显示诗歌的本质——一种超越人为等级观念的秩序、和谐和美。星宇大约也是这样。
　　詹斌：当年看到你写的布莱克、巴列霍那两篇精美锋利、充满才华的随笔，我附庸风雅，还买了这两人的诗集，但并没好好读，我想问，是他们的经历、痛苦让你感同身受，还是如布莱克的“老虎，老虎，你炽烈地发光/照得夜晚的森林灿烂辉煌” 那种“臆造幻象的天赋”让你不得不深深注视？
　　郭建强：巴列霍的作品属于那种在一种文化和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中，依借个体生命能量和才华，迸发炫目光焰的诗歌。也许，我可以用梵高这个耳熟能详，同时，附着各种误会盲见的例子比拟。20岁左右时，拉丁美洲——西班牙语诗歌强烈地吸引了我。先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诗歌，和他翻译的聂鲁达的《诗集总集》;后来是赵振江先生翻译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尤其是《太阳石》。但是，当我读到黎塞尔·巴列霍时，只觉世间的物事和灵魂的悸动，化作词的光瀑冰雨，直接浇入我的内心。巴列霍的诗歌“利马……利马在下雨/污浊的雨来自撕肝裂胆的/痛苦！利马下雨了/雨水是你心爱的渗露。”（《雨》索飒译），他的诗歌有一种极致的痛苦和对喜悦极致的期盼的战栗。有时候，我认为他是出生于当代秘鲁的杜甫——“我多想敲开每一扇柴扉，/问询某个不知何人的谁;然后/看一眼那些穷人，默默哭泣的穷人，/并把一小块一小块的新鲜面包分送给每一位。……”（见《我们的面包》）。还有，那句当时读到即被电击的感觉是贯穿全身的诗：“我想，假如我未降生，/另一个穷人将端起这杯咖啡。”1990年，亡友在我的生命和诗歌都造成了巨大裂隙。在此之前，我自己的生活和记忆中从没有出现过死亡这个词。这个事件和社会、历史的诸多元素突入我的内心，强烈地扭转了我的审美和写作。至于威廉·布莱克，是我25岁以后注意并喜欢的诗人。他的诗歌于简朴中蕴含多重语义，往往显示出多重时空;然而有别于后世的博尔赫斯，你会在他的诗中发现一个永远在前行、体悟、思索，走向救赎的灵魂。他的深奥和复杂，远没有在汉语中得到可以匹配的回应。杨拟先生翻译的《天真与经验之歌》中，有很多首诗歌让我屏住呼吸凝思聚神，这样的阅读经验只有在读波德莱尔《恶之花》时参差仿佛。他的作品构成了一个宇宙，“臆造幻象的天赋”仅仅其丰赡艺术世界的一侧。
　　詹斌：作为一个青海的诗人、作家，昌耀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重要精神象征，许多人都写过昌耀，你也以他为敬仰，不停地追问，何为诗人，诗人何为？在我看来，你的那篇《谁的叹嘘：斯人在青唐——昌耀的西宁和西宁的昌耀》写得更饱满、更生动，不知为什么没有选入本书，其实我想问，昌耀对你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 　　郭建强：昌耀向我直接显示诗在人间、诗人活着的奇迹。他的人生遭际，性格文风，思想情感，审美追求，无不浓烈地和高原风雪、青海气质发生着扭结。昌耀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持久关注，使得他的诗歌里充溢悲天悯人的情怀;昌耀对人的命运的猜度和抗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坚实的品质;昌耀对于多民族文化的吸纳和新铸，显示了一位现代诗人应有的襟抱和创造力;昌耀对于诗歌语言的锤炼和浇铸，成为他作为诗人的优秀标志。我的理解是，昌耀首先用一种外来视角重新烛照了诗歌的青海;之后，他以代言人的姿态，焊铸了青海元素与时代特点的关系;最后，则以一个生存于青海、饱受命运嘲弄和打击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倾吐着昌耀式的生命感受。他的方式虽为独有，但是情感内核、思辨的强度和深度则具有普遍性，留下了不少诗篇可以称为上世纪90年代之后饱满而又沧桑的个体传记。在我写作之初，昌耀和许多诗人一样，给予指导和滋補;但是，所有优秀的作家诗人都有一种泥土的品性，我是说他们欢迎新的作家借他们而生，而更加强壮。我愿意将诗人昌耀视为现在仍然可以载我们前行、可以濯缨濯足、可以细啜痛饮的一泓清水。我不想以圣徒或者某某之名，将诗人奉于供桌灵堂，我不是尸体的崇拜者。
　　詹斌：去年底常德昌耀诗歌研讨会层次很高，有王家新、耿占春、敬文东、燎原等全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参加，作为青海出席的唯一代表，你感到最大收获是什么，这个研讨会给我们理解昌耀或自身写作有新的认知维度可供启示吗？
　　郭建强：那次会议对我很有触动。首先，喜爱昌耀诗歌的诗人学者的范围更广阔了，他们对于诗人不同角度的理解，显示了昌耀诗本来蕴含的丰富度。其次，在这次会议上，诗人和学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既可见诗人卓异的诗艺探索，也有符合历史、社会和语言现实的讨论。我刚才讲，任何把诗人摆上供桌的做法，其实类同阉割，是对昌耀及其作品的局限。我喜欢昌耀作为现实之中、时代之中、生活之中、语言之中，以及时间之中的人的气息，这包括他的软弱、幻觉思维和某种意义上的单调。第三，这次研讨会必然刺激更加深入地阅读昌耀，与昌耀、与其他研究者的交流将会有新的收获。
　　詹斌：在你文学的精神谱系中，你觉得你与哪些诗人或作家最为接近，或者说哪个诗人或作家对你影响最大？
　　郭建强：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间接地做了回答。从小学到中学，阅读一直是像我这样有些孤僻的人和世界最好的交流方式。其间，从《儿童文学》到《民间文学》，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三言二拍》到《一千零一夜》，从琼瑶三毛到金庸梁羽生，都极大地吸引了我。但是，真正触动我、让我意识到与以往不同的文学作品则是莱蒙托夫的诗歌《诗人之死》。从这首诗开始，我的文学意识、趣味和方向才逐渐确定。莎士比亚的戏剧、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尤其是里尔克、庞德、艾略特、叶芝、瓦雷里、博尔赫斯、阿赫玛托娃等等诗人的作品，成为我在20岁之时主要的阅读物。同时，北岛等今天派诗人的残章断句和昌耀诗歌，瞬间刺中我，对于汉语诗歌有了实质性的触摸。20岁时机缘巧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猛烈地打开了我的眼界。之后，给我提供精神能量和美学参考的作家诗人层出不穷。在不同的生命和写作区间，我都有不同的偏爱的作家和诗人，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排名了。他们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文字中不时会闪动光芒。
　　詹斌：西方许多伟大的诗人，如波德莱尔、瓦莱里、惠特曼、曼德尔施塔姆、博尔赫斯等，其诗歌深刻反映了人类最独特的记忆和丰富的心灵，他们都写过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其质地并不低于同时代最伟大的那些作家，他们的许多非诗歌文本无疑达到世界文学一流的水准，你如何看待这一文学史现象？
　　郭建强：詹斌兄慧目。现代诗人的使命已经与古典时期大为不同，这是物质丰富、叠变的结果，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生命钝感和敏锐度同比加重的结果。反映在以语言作为工具的诗歌，其宽阔度、丰富度和深入度都必然有明显的表现。我喜欢您第一个提到波德莱尔，的确，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在形式上大体保持十四行传统，但是表现内容和语言形态完全是一种创世纪般的新鲜呈现。至于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则是完全意义的开创之作，当代人的处境和表达，在这本书中有了可以匹配的吟咏。波德莱尔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则是扭转审美方向、质地和趣味的抗争。我觉得他的后两种文体直接启开了现代诗人多向探索、复合思维、直指要害的散文写作气象。这是一种文体的革命，思维和感觉的刷新，也是审美的不断调试和重组。这一脉流在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卓越诗人手中，都锻造、生发出了带有不同时代、处境、语言特质的作品。您所列举的那些诗人，充分证实了现代诗人既是人类的良心，同时是语言的良心。因此，今天的诗人不写诗歌以外的文体则罢，若写，必须具有明显的辨识度，必须具有将自己的气息、指纹，深拓于各种经验的能力。简单地说，现代诗人的散文作品，必须指向或成为一流作品，若非如此，则只能视为习作。
　　三
　　詹斌：从本书不难发现，“阅读”是一个分量极重的关键词，而你阅读非常广泛，从读人到读书、从读书到读人，诗歌、小说、文学、历史、理论、民族、心理、文化、生物、自然方面的书你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涉猎，几乎全是世界一流的精神文化遗产，借用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的发问方式——为什么这样阅读？阅读的广泛性会削弱诗歌的纯粹性吗？知识会影响想象吗？
　　郭建强：自从麦克·卢汉挑明信息即媒介这个事实后，我们需要重新度量“阅读”这个词。人类的发展借凭媒介而得以实行，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媒介无处不在，阅读无时不在。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文学等等大范围、大概念的媒介传播、碰撞、交流与交融之外，每个人的生活处境中也都充满各种媒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接受的媒体和传播方式，肯定比以往多元、密集得多。但是，是不是对我们的全面发展就一定是有效的，这还需要进一步考验。回到文学作者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首先面临自然知识、生活经验以及书本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就文学知识准备而言，很多作家一样严重不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信息繁多、思想多元的今天，一个作家没有强大、厚实的文化积累，不能从多重角度打量社会、历史、自我，就无法或者不能与命运深层次交流。没有厚度，锐度难以持久。我看到古希腊诗人、戏剧家和屈原、陶渊明、曹孟德等古代诗人，都是当时各种文化的集大成者。我当然承认天才，但是更大的天才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但丁、歌德、鲁迅等等，证明了天赋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所谓知识影响了想象或者损害了诗歌纯度的说法，要么出自一些能量较弱的作家，要么是懒汉的借口。 　　詹斌：作家余华、残雪、苏童，诗人西川、王家新、于坚等，你更喜欢谁的散文随笔？
　　郭建强：我当然喜欢西川、王家新、于坚、钟鸣、陈东东，还有写下自传残篇的昌耀先生的散文随笔，他们的诗和散文随笔的力量相当。您所举例的小说家中，我对余华的随笔很感兴趣，此外张承志、史铁生、阿城等人的文章引人注目。残雪的随笔和文论显示了她的立场和视角。至于苏童、莫言等人的小说，我读过多部，散文随笔则无兴趣。
　　詹斌：关于书籍，关于得书、失书、读书、搬书那几篇文章就是一个人精神成长史必不可少的经历，作为一个诗人、作家可能具有的意义不同于普通读者，这是身份的记忆，还是写作的底层源泉？
　　郭建强：这几篇文章仅仅是一个读者、爱书者的生活的一个侧面，属于偶然的留影。这是我的阅读史、精神成长史的一段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生活的乐趣所在。有很多时候，我自卑而懒惰。你想想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悬垂于颅顶，我们写不写作又有多大的关系呢？读书的经历，就是我时而热血沸腾，时而垂头丧气的经历。我有点自恋，也有点自我好奇，于是留影留迹以便查询。此外，无他。
　　詹斌：对你的写作，我有太多的好奇，比如，你是怎么阅读和写作的？你工作那么忙碌，你是如何管理时间的？什么时候写诗，什么时候又会有写散文随笔的冲动？有写作计划吗？可能别人还会想知道，写作中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吗？
　　郭建强：以前，我的写作必然是召唤式。就是那种沸点的感觉，到了必须要写的时候才动笔，那时候差不多只写诗歌。后来，报社加急电报式的工作要求，慢慢改变了我，这样的书写，往往是在你毫无准备下展开的，要求你自我突袭和偷袭。经过几次磋磨，我想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进攻。我把书评、随笔，都当作了从另一个方向磨亮语言锋锐的磨刀石。于是，我发现在时间紧张的额头皱纹深处，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小憩一会儿的空间。我是典型的游击战的响应者，并不能左右战争，但是明白自己的自由度。因此，设定写作规划于我是种奢望，边活边读，边读边写，呵护每一个灵感和每次写作的冲动，引导和强迫每一次写作，这算不算是一个中年作家的实际写照？我的梦想是能有大把时光，这是最奢华的挥霍。文学就是要靠挥霍，要靠榨取生命和时间，才开出灿烂之花的。不说了，满眼是泪……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什么癖好，那就是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评论必须手写，不用电脑，不用机械，只要笔尖和纸张的交谈、吸引、摩擦、舞蹈……我要白纸，不能有其他痕迹，只有我的手，只有我的笔……白纸……大的白纸……
　　詹斌：在我眼里，你的散文随笔写作延续了深厚的人文传统，东西方资源在你手里就是一个魔方，全部融化于你的厚重的指尖，语言既有理性的严谨，又保持了丰富的想象;既有沉静、深微的诗性感觉，又有准确、尖锐的描述和批评，比如对诗人洛嘉才让、马钧的文字，你是如何做到的？
　　郭建强：您对于我的褒奖超出了我写作的实际水平。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从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鼓励和激励，而在写作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来自同道和行家的鼓励有多么重要。我愿意把您的褒獎视作继续努力的鼓励。前面我已经讲过，今天的诗人必须是多能和全能，他们得创造自己的文学世界，以有别于约定俗成和来自学院的机械解剖。他们的文字必须活的。您所举例，仅是我的小试验。
　　詹斌：《旅行是一种文学的动词》作为“文学新丝路——中国保加利亚波兰作家交流会”发言稿，表现了一个诗人和作家与众不同的眼界和角度，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厚度，我感兴趣的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你选择旅行切入文学？
　　郭建强：旅行这个词既可以从观光客入手，也可以深入到心理、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体验中去。从时间的维度看，万事万物皆如旅行。2015年，我的诗集《昆仑书》出版后，我的阅读焦点忽然转向《古诗十九首》。其诗悲凉，其诗慷慨，其诗温柔，其诗质朴……人间情状，人生况味，人在天地间的位置和状态，叩纸可感可闻，触目惊心。“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詹君，听听这人生在旅的古歌，且息交谈，请满饮一杯，再饮一杯！您还会为旅行和文学的关系而推敲吗？二者就是一体，不证自明呀。
　　詹斌：《旅行是一种文学的动词》和《宿命的负债人》可以看出你散文和随笔文风的些许变化，前者具有跨文学的历史视野，后者则更像一篇文论，紧贴主题，虽稀释了文学性，但旁征博引、纵横交错、见解独到而新颖，什么使你产生这样不动声色的嬗变？
　　郭建强：人生短暂，诗人应该无视局限而饮而歌而舞。我无才艺，唯在文字间穿行罢了。文章密度、质地变化，无非是拓展而已。水到渠成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水质如何，渠功怎么样，那是别一种考量。
　　詹斌：如果你给写作者开一个书单，你会推荐大家去读哪些诗人和作家的书？
　　郭建强：我不会开这个书单。网络时代，万象显现。有识者自会开眼目，有灵者自会动神觉。读什么书，怎么读，文学家和诗人大概都有深藏的奇妙嗅觉吧。
　　四
　　詹斌：第三辑《为什么吟唱，为什么倾听》前四篇关于草木书的文章是对自然文学的阅读沉思与反映。喜欢自然文学并书写是一种文化传统，还是出于地理环境因素或者作家对人类生存状况关注的本能偏好？
　　郭建强：我们对自然的无知、盲见，导致了一些恶果和灾难。在优秀作家的笔下，自然不是其作品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场景、命运密不可分的一种实在。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对自然精确的描写，同时，自然在文章中得到了崭新的复活。我羡慕这样的作家，比如写出“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语;/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的波德莱尔;比如法布尔、普里什文……还有一些纯粹的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理学家，他们帮助我们看到了另一重世界，指教我们更加矫健地运用我们的文学思维。我喜欢托尔斯泰的表达，他在《哈吉穆拉特》开篇对草原的描写，展示了一种文学大家和植物学专家混合的笔法，最后引出的“鞑靼花”像波德莱尔的诗歌一样，让我们看到了种族、文化和自然密不可分的整体观。我想，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 　　詹斌：对阿里·玛扎海里和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以及《马桶的历史》这类文化历史类图书的阅读，可见你兴趣的广泛，他们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这种跨学科的阅读对你诗歌和文学创作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吗？会否有影响？
　　郭建强：不仅仅是《丝绸之路》《马桶的历史》，有一批涉及人类生存环境、文化状况、生命科学、生活奥秘和历史地理的著作吸引了我，并且使我在阅读中品尝到了强烈诗意。我现在还无力表达阅读《撒玛尔罕的金桃》《枪炮、病菌与钢铁》《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南华录》的快感，这些书推开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不同织锦的朝霞和河水，鼓励不断自我否定和刷新。
　　詹斌：你写了许多读书评论或札记，像万玛才旦小说集的评论《孤儿·谜团·尸语者》，角度很独特，但认识和论述自洽，与学院派批评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这种不同？
　　郭建强：解读文学艺术作品，首要要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力。这种直觉力是审美能力和逻辑能力的综合，可以让论者从纷繁的艺术现象，近乎禅示顿悟般地指出作品的艺术特质，并进行符合客观逻辑、语言逻辑、现实逻辑的分析、辩论和指认。我极端厌恶现在学院盛行的三段论式的机械论文体制，那是一种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阉割和戕害，其无能和野蛮令人无言以对。我是说，评论或者论文，属于高质量的脑力劳动，其结果乃是指向文学艺术本身。我们翻看古代中国谈文论艺的名篇典籍，没有一家是今天的学院八股;从古希腊到波斯阿拉伯世界，情况也是这样。就算是在现代大学勃兴的近二三百年来，西方大学中优秀的人文学者的著作，也大都别开生面，可诵可品。尤其是开创“细读法”，学院派批评的诗人托·斯·艾略特，他的诗学论文慧眼独具，逻辑森然，极富美感。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保尔·瓦雷里一样视野阔大，精密深邃，文章入情入论入诗。在国内，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序》，纵览数百年诗史，广征博引，洞见叠出。至于《谈艺录》《管锥篇》，则因小子学浅，至今不敢妄言。万玛才旦的小说对于评论者都是考验，他的作品拒绝那些批评的套语、俗语，谁还在使用这些无效概念，谁就会露出艺术修养和艺术能力方面的缺陷。其实，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这种属性。评论者的作用之一在于，引发新的、有趣的和有意义的讨论。我不相信盖棺定论之说，谁有权判断文学艺术的精准分量？而评论之活力，就在于引发，在于找到新的起点。
　　詹斌：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直觉思维，而评论则是主要体现在逻辑和哲理层面，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冲突？
　　郭建强：我反对把诗人艺术家归类为仅能使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范畴，似乎他们在逻辑和综合思维方面就是弱智。我当然知道在文学艺术史上，存在着这样的艺术家;甚至被文学化了的数学家陈景润，在某些方面也被划入了这个群体。可是，这两种思维和表现形式真的是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吗？先民结绳记事，你说这是形象思维、直覺思维还是逻辑使然？刻写于洞穴山壁的野牛的弧线又该怎样做思维分割？有时候，我们突出文学艺术家在逻辑、生活上的无能，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想象。在这方面有所不擅的人们其实分布于社会的各个群体。我所看到的是，卓越的艺术家、文学家并没有显示二者的偏离、对立，和比例失调。在创作中，他们恰恰显示了一种整体的科学和创造。
　　詹斌：你的文章无论长短，都文字洗练、精准，但往往充满想象、新意，让人沉思。作家周晓枫说：“很多人都以为作家的本事是自由创作、文无定法、驰骋想象。其实不然，作家真正的本事是，对一个意思的表达，能做到非常准确。”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郭建强：准确这个词，可以纠正当代中国作家的无知病、懒汉病、想当然的幼稚病。对于文学作品中不该不能恍兮惚兮的地方，准确也是一把标尺。生活有生活的复杂纷多的逻辑，世界和人的内心同样如此。在诸多现象中，能够准确书写细节、场景、人物的作家，无疑是值得尊重的。
　　詹斌：著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说：“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正是语言的时间结构，使之人为分离。”问题是，“别径”作为分叉，能否逃离言语，从而获得融入打通人心中的历史和未来的武器？
　　郭建强： 我没有读过乔治·斯坦纳先生的这篇文章，很难较为准确地把握他的语义。我抱残守缺地认为，语言学家，还有哲学家把语言视为时间结构、世界结构，应该是要前饰许多限制语的。三者之间有相似处，但就人类语言而言，显然难以大幅度吻合另外二者，这大概也是维特根斯坦说出那句名言的原因之一吧。我不清楚您提到的“大道”到底是语言概念还是哲学概念，在我的理解中，任何大道都不具有一劳永逸的功能，都不能完成“如果……那么……”这个句式。大道朝天、大道至简，表达的都是“大道之行”这个状态，而不是结果。大道如此，何况别径？但是，人的作为和价值，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在于修远。老实说，我想得还没有像您那么深远。
　　詹斌：你有写作的焦虑感吗？是写诗的时候还是写散文随笔或阅读的时候？
　　郭建强：写作有极端的愉悦，相应的也有苦闷和压力。诗歌，灵感的窍门启动，或者经过多次删改，显示出超过期望的效果，其喜可慰。我写作的苦闷和压力，主要来自时间不足，体能不够。至于焦虑，更多的时候来自阅读，来自阅读后的反思——一句话，远远高于自己的书写者太多了，他们逼视我——你还写什么？为什么写？这是令人狂躁的，但是，阅读也激发我更大胆的，甚至狂妄地往前走，努力走到大地深处，星群深处。
　　詹斌：今天之后，在诗歌之外，你最想写什么？
　　郭建强：想写小说。这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文体有准绳有规矩;也纵容你肆意妄为、策马扬鞭。小说的时间长度、空间的丰富性、人物的形成与发展、情节的延展与曲折、细节的可雕塑性，以及气息韵律意味，都在吸引着我。我在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