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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人》是阎真教授继《沧浪之水》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描写了当代知识女性柳依依与几个男人的情感交往以及伴随而生的各种交往上的危机与困境。作品讲述的是一个纯情女生终成旷世怨妇的悲剧，作者希望借此来阐释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与生俱来的被动性，以及男女交往过程中交往理性的“伤逝”，作者希望以此引起社会的反思，为当代女性走出交往困境寻求出路。
从古至今，女性的维权似乎从来没有停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里备受困扰的女性仍然是不计其数。那么，她们的命运、她们与男性的交往困境究竟是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即被注定了呢？阎真教授的新作《因为女人》对此作出了深刻诠释。
一、女性与男性的交往困境
正如该书的责任编辑杨柳《读阎真新作〈因为女人〉》所指出的:“看了小说，你会知道，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男性作家，阎真是怎样精确细致地再现了当今知识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其实说到底是一种交往困境。小说的女主人公柳依依曾是一所财经大学的学生。起初，她年轻、漂亮，对爱情充满了信仰，充满了憧憬，并且曾坚信男女之间的一切都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所以当时的她并没有加入室友苗小慧、闻雅等人的“青春拍卖”大合唱。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随着几个男人的闯入而发生了质的变化。故事从柳依依的第一个男人夏伟凯开始，那是一个在万花丛中游刃有余的男人，他阳光、帅气、健康，以致柳依依被轻而易举地引入他精心策划的迷局之中。或许，他对柳依依是有感情的，但这种感情是建立在永无止境的兽欲之上的。不幸的是，在夏的无休止的进攻下，柳依依最终妥协了。殊不知，这只是在爱情华丽外衣包装下的一场游戏，而她只是被看作一个尚未被拆除封条的男性消费品。柳依依的悲剧正是从此时拉开了序幕。
秦一星是柳依依悲剧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那是一个包养了柳依依五年的男人。作品曾指出，女人生命中的精华只有十年，而秦一星则贪婪地占有了柳依依的一半青春。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秦一星都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他有钱，也有权，在包养柳依依的五年间，给了她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支持她考了研。他经常以爱的名义向柳依依提出非份的要求，对此，柳依依也非常配合，每天他们似乎都在做着交易，男的付出赡养费，女的支出自己的身体，这种交易注定不会太长久，毕竟，再倾国倾城的花容月貌也有年老色衰的时候。所以，在柳依依即将芳华落尽、光彩不再照人时，男的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柳依依推向其他男人的怀抱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作品告诉我们，女性的生而不平等决定了其悲剧命运，而这种不平等的表现则是女性所面临的交往困境。
故事发展到后来，柳依依嫁给了一个曾经真心爱她的男人——宋旭升。他出身贫寒，生活拮据也很爱斤斤计较。同时他也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在婚后他以高度警觉的态度密切注视着柳依依身边出现的每一个男人，因而也时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可是，随着宋的发达，那些情感剧再也没有上演，宋旭升自己未能抵制住诱惑而外出偷腥。柳依依的战斗自此开始，与宋旭升，也与她自己。此时，婚姻已成为一株枯木，无奈枯树已结出苦果，难以自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阎真教授对女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描写的确令人拍案叫绝。“阎真是个写困境的高手。六年前，他在《沧浪之水》里写了公务员池大为的困境。”① 在这部新著《因为女人》里，他对处于物欲混合的男女关系旋涡中难以自拔的女性的心理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部分在爱情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内心的挣扎与苦闷。“丝丝入扣的心理刻画，富于张力和韵味的人物对话，天马行空般的语言想象力，以及妥帖周到的氛围渲染——当这一切与学者式的思考近乎完美地结合，小说的艺术品位和精神冲击力自然不在话下。”② 作者时时在作“学者式的思考”，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必须要写的小说，我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想了太多，不写出来难以心安”③。正因为如此，所以“男性作家中，能把纯情女生终成旷世怨妇的女性悲剧演绎得如此精致细腻的，恐怕只有阎真教授了”（周昌义语，阎真《因为女人》封四）。之所以作者“不写出来难以心安”，恐怕还主要是因为作者已然把男性的困境描写得十分透彻了，而对男人的另一半——女人的困境的描写就自不待言了，或者可以说，作者对男性困境的描写越成功，则其越有可能、愈有激情、更有必要描写女性困境。
二、男女的不平衡博弈：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沧浪之水》和《曾在天涯》主要描写的是男性的困境的话，那么《因为女人》主要描写的则是女性的困境，二者在这个意义上形成姊妹篇，我们只有着眼于作家的已有全部力作，才有可能更透彻地理解其描写的困境。我们这里的讨论即以《沧浪之水》的存在为默认的前提。
在《因为女人》这部小说中，人物薛经理曾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女孩的青春是有价的，而这种价值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青春不是人民币，不能存银行保值，也没有利息。换言之，青春是女人的全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能得到体现。当青春消逝，女人的命运注定悲哀，或是苟延残喘地维系一段物与欲的交易，又或是潇洒放手，独自捧着岁月的残灰顾影自怜。《因为女人》告诉我们，女性的悲剧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衡博弈的结果。
首先，困境缘于当代青年知识女性人生价值定位上的失衡。的确，青春靓丽是女人的资本，不过，除此之外，女性，尤其是当代知识女性的气质和智慧等后天因素也不应该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抹杀。应该说，岁月的风尘并不能掩盖女性的独特气质，相反，她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成熟动人。女性的美是多方面的，并且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因为女人》在一定意义上告诉人们，女性交往困境的形成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们缩短了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尺，单从青春这一方面去审视女人，而女人们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一“潜规则”，纷纷以捍卫青春为己任，这似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其次，困境缘于爱情与婚姻的失衡。柳依依曾有过真诚的爱情，但就是这场有真情投入却没有结果的恋爱摧毁了她的爱情观，让她改变了对男人的看法。随着爱情观的偏颇，柳依依在其后的男女交往中势必不再具有交往理性了。事实上，她迷茫、挣扎、徘徊，却找不到爱情和婚姻的平衡点。有人说，爱情是过程，婚姻是结果，真是这样吗？“过程”与“结果”究竟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与其说困境缘于爱情与婚姻的失衡，不如说女性悲剧是找不到合理支撑爱情和婚姻的“支点”，看不清过程和结果的“连续统一”。
最后，困境缘于男女性别符号与社会语境的不平衡互动。如果说，男女性别是一种社会符号，则它们必然要与社会语境相互作用。但问题就在于，二者互动的作用力是不均衡的，常常偏向于男性这一边。这种失衡的结果是，有些女性出现个性的扭曲，人格的异化。有些女性因此过着“另类”人生。柳依依是在物欲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与薛经理的接触使她心中潜藏的物欲被撩拨出来，豪华的宾馆、舞厅、汽车等“身外之物”（社会语境）让这个从小县城来到省城的女孩儿眼花缭乱，无法自拔。此外，苗小慧、阿雨等已经深陷其中的女性对柳依依的诱导使得她不断朝物欲的方向倾斜。而毫无家庭背景与经济实力的她所选择的满足物欲的方法就是将自己作为成功男性的消费品，用身体与之进行交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叙事不可忽略：即吴安安这个曾经的丑小鸭居然成为了她们当中最幸福的人，究其原因是吴安安并不具备充当男性高档消费品的“能力”，她最终过上了一个平凡小女人的平凡生活。吴安安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语境保持着特定的距离，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适应这个社会语境。或者可以说，吴安安在与男性的博弈过程中保持了常态，既不主动，也不被动，不偏不倚，她使我们看到了女性走出交往困境的一丝曙光。
三、交往理性：女性走出困境的必要条件
应该说，《因为女人》想要表达的是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如何面对、如何走出交往困境。书中的女人除了“丑小鸭”吴安安，似乎都是以自己仅有的几年青春与男性进行交换以满足自己的物欲，最终却又被岁月雕刻成满脸皱纹的怨妇，男人则多为利用财势换取女人的青春以满足自己的欲求而等到女人的青春被榨干后又弃之不顾另觅新欢的薄情郎。如上所述，书中男女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不真诚、不自在的，女性走出困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是合理性的与男性交往、理性地与社会语境互动，像书中着墨不多却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吴安安那样。
作者阎真教授曾指出：“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性别，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并且与之保持着互动（相互作用）。这种互动需要“交往理性”的支配。
同样是描写男女交往困境，鲁迅的《伤逝》和《因为女人》颇有些共性，“《伤逝》不太注重主客交互性”④， 而比较注重描写和刻画主体之间的主体交互性，《因为女人》在一定意义上亦然。《伤逝》和《因为女人》均描写了青年知识女性的困境。所不同的是二者的社会语境不尽相同，《伤逝》描写的是“‘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及其生存境遇⑤，而后者则是当今社会的城市“新贵”青年（之所以说“新贵”，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其实并不是“豪门”）及其生存场景。
阎真《因为女人》以及作者此前出版的《沧浪之水》，还有鲁迅《伤逝》均以文学典型，以婚姻家庭生活、以男女感情交往历程昭示人们，“交往活动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活动，它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统一”⑥。交往理性是人们，尤其是女性走出困境的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
否则，违背交往理性，就意味着悲剧的诞生。“违反交往的理想规范意味着对不平等、被控制地位的认可，这不仅关系到是否能达到交往的目的（取得认识一致性）的认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伦理学问题，交往行为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商谈伦理学’。”⑦只有受交往理性这种“商谈伦理学”支配的男女交往才可能是幸福的、恒久的、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②③杨柳：《读阎真新作〈因为女人〉》，《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张春泉：《人际和谐与交往理性——鲁迅〈伤逝〉的文本意义新解》，《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⑥⑦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第161页。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从古至今，女性的维权似乎从来没有停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里备受困扰的女性仍然是不计其数。那么，她们的命运、她们与男性的交往困境究竟是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即被注定了呢？阎真教授的新作《因为女人》对此作出了深刻诠释。
一、女性与男性的交往困境
正如该书的责任编辑杨柳《读阎真新作〈因为女人〉》所指出的:“看了小说，你会知道，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男性作家，阎真是怎样精确细致地再现了当今知识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其实说到底是一种交往困境。小说的女主人公柳依依曾是一所财经大学的学生。起初，她年轻、漂亮，对爱情充满了信仰，充满了憧憬，并且曾坚信男女之间的一切都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所以当时的她并没有加入室友苗小慧、闻雅等人的“青春拍卖”大合唱。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随着几个男人的闯入而发生了质的变化。故事从柳依依的第一个男人夏伟凯开始，那是一个在万花丛中游刃有余的男人，他阳光、帅气、健康，以致柳依依被轻而易举地引入他精心策划的迷局之中。或许，他对柳依依是有感情的，但这种感情是建立在永无止境的兽欲之上的。不幸的是，在夏的无休止的进攻下，柳依依最终妥协了。殊不知，这只是在爱情华丽外衣包装下的一场游戏，而她只是被看作一个尚未被拆除封条的男性消费品。柳依依的悲剧正是从此时拉开了序幕。
秦一星是柳依依悲剧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那是一个包养了柳依依五年的男人。作品曾指出，女人生命中的精华只有十年，而秦一星则贪婪地占有了柳依依的一半青春。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秦一星都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他有钱，也有权，在包养柳依依的五年间，给了她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支持她考了研。他经常以爱的名义向柳依依提出非份的要求，对此，柳依依也非常配合，每天他们似乎都在做着交易，男的付出赡养费，女的支出自己的身体，这种交易注定不会太长久，毕竟，再倾国倾城的花容月貌也有年老色衰的时候。所以，在柳依依即将芳华落尽、光彩不再照人时，男的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柳依依推向其他男人的怀抱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作品告诉我们，女性的生而不平等决定了其悲剧命运，而这种不平等的表现则是女性所面临的交往困境。
故事发展到后来，柳依依嫁给了一个曾经真心爱她的男人——宋旭升。他出身贫寒，生活拮据也很爱斤斤计较。同时他也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在婚后他以高度警觉的态度密切注视着柳依依身边出现的每一个男人，因而也时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可是，随着宋的发达，那些情感剧再也没有上演，宋旭升自己未能抵制住诱惑而外出偷腥。柳依依的战斗自此开始，与宋旭升，也与她自己。此时，婚姻已成为一株枯木，无奈枯树已结出苦果，难以自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阎真教授对女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描写的确令人拍案叫绝。“阎真是个写困境的高手。六年前，他在《沧浪之水》里写了公务员池大为的困境。”① 在这部新著《因为女人》里，他对处于物欲混合的男女关系旋涡中难以自拔的女性的心理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部分在爱情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内心的挣扎与苦闷。“丝丝入扣的心理刻画，富于张力和韵味的人物对话，天马行空般的语言想象力，以及妥帖周到的氛围渲染——当这一切与学者式的思考近乎完美地结合，小说的艺术品位和精神冲击力自然不在话下。”② 作者时时在作“学者式的思考”，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必须要写的小说，我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想了太多，不写出来难以心安”③。正因为如此，所以“男性作家中，能把纯情女生终成旷世怨妇的女性悲剧演绎得如此精致细腻的，恐怕只有阎真教授了”（周昌义语，阎真《因为女人》封四）。之所以作者“不写出来难以心安”，恐怕还主要是因为作者已然把男性的困境描写得十分透彻了，而对男人的另一半——女人的困境的描写就自不待言了，或者可以说，作者对男性困境的描写越成功，则其越有可能、愈有激情、更有必要描写女性困境。
二、男女的不平衡博弈：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沧浪之水》和《曾在天涯》主要描写的是男性的困境的话，那么《因为女人》主要描写的则是女性的困境，二者在这个意义上形成姊妹篇，我们只有着眼于作家的已有全部力作，才有可能更透彻地理解其描写的困境。我们这里的讨论即以《沧浪之水》的存在为默认的前提。
在《因为女人》这部小说中，人物薛经理曾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女孩的青春是有价的，而这种价值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青春不是人民币，不能存银行保值，也没有利息。换言之，青春是女人的全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能得到体现。当青春消逝，女人的命运注定悲哀，或是苟延残喘地维系一段物与欲的交易，又或是潇洒放手，独自捧着岁月的残灰顾影自怜。《因为女人》告诉我们，女性的悲剧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衡博弈的结果。
首先，困境缘于当代青年知识女性人生价值定位上的失衡。的确，青春靓丽是女人的资本，不过，除此之外，女性，尤其是当代知识女性的气质和智慧等后天因素也不应该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抹杀。应该说，岁月的风尘并不能掩盖女性的独特气质，相反，她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成熟动人。女性的美是多方面的，并且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因为女人》在一定意义上告诉人们，女性交往困境的形成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们缩短了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尺，单从青春这一方面去审视女人，而女人们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一“潜规则”，纷纷以捍卫青春为己任，这似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其次，困境缘于爱情与婚姻的失衡。柳依依曾有过真诚的爱情，但就是这场有真情投入却没有结果的恋爱摧毁了她的爱情观，让她改变了对男人的看法。随着爱情观的偏颇，柳依依在其后的男女交往中势必不再具有交往理性了。事实上，她迷茫、挣扎、徘徊，却找不到爱情和婚姻的平衡点。有人说，爱情是过程，婚姻是结果，真是这样吗？“过程”与“结果”究竟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与其说困境缘于爱情与婚姻的失衡，不如说女性悲剧是找不到合理支撑爱情和婚姻的“支点”，看不清过程和结果的“连续统一”。
最后，困境缘于男女性别符号与社会语境的不平衡互动。如果说，男女性别是一种社会符号，则它们必然要与社会语境相互作用。但问题就在于，二者互动的作用力是不均衡的，常常偏向于男性这一边。这种失衡的结果是，有些女性出现个性的扭曲，人格的异化。有些女性因此过着“另类”人生。柳依依是在物欲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与薛经理的接触使她心中潜藏的物欲被撩拨出来，豪华的宾馆、舞厅、汽车等“身外之物”（社会语境）让这个从小县城来到省城的女孩儿眼花缭乱，无法自拔。此外，苗小慧、阿雨等已经深陷其中的女性对柳依依的诱导使得她不断朝物欲的方向倾斜。而毫无家庭背景与经济实力的她所选择的满足物欲的方法就是将自己作为成功男性的消费品，用身体与之进行交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叙事不可忽略：即吴安安这个曾经的丑小鸭居然成为了她们当中最幸福的人，究其原因是吴安安并不具备充当男性高档消费品的“能力”，她最终过上了一个平凡小女人的平凡生活。吴安安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语境保持着特定的距离，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适应这个社会语境。或者可以说，吴安安在与男性的博弈过程中保持了常态，既不主动，也不被动，不偏不倚，她使我们看到了女性走出交往困境的一丝曙光。
三、交往理性：女性走出困境的必要条件
应该说，《因为女人》想要表达的是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如何面对、如何走出交往困境。书中的女人除了“丑小鸭”吴安安，似乎都是以自己仅有的几年青春与男性进行交换以满足自己的物欲，最终却又被岁月雕刻成满脸皱纹的怨妇，男人则多为利用财势换取女人的青春以满足自己的欲求而等到女人的青春被榨干后又弃之不顾另觅新欢的薄情郎。如上所述，书中男女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不真诚、不自在的，女性走出困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是合理性的与男性交往、理性地与社会语境互动，像书中着墨不多却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吴安安那样。
作者阎真教授曾指出：“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性别，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并且与之保持着互动（相互作用）。这种互动需要“交往理性”的支配。
同样是描写男女交往困境，鲁迅的《伤逝》和《因为女人》颇有些共性，“《伤逝》不太注重主客交互性”④， 而比较注重描写和刻画主体之间的主体交互性，《因为女人》在一定意义上亦然。《伤逝》和《因为女人》均描写了青年知识女性的困境。所不同的是二者的社会语境不尽相同，《伤逝》描写的是“‘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及其生存境遇⑤，而后者则是当今社会的城市“新贵”青年（之所以说“新贵”，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其实并不是“豪门”）及其生存场景。
阎真《因为女人》以及作者此前出版的《沧浪之水》，还有鲁迅《伤逝》均以文学典型，以婚姻家庭生活、以男女感情交往历程昭示人们，“交往活动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活动，它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统一”⑥。交往理性是人们，尤其是女性走出困境的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
否则，违背交往理性，就意味着悲剧的诞生。“违反交往的理想规范意味着对不平等、被控制地位的认可，这不仅关系到是否能达到交往的目的（取得认识一致性）的认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伦理学问题，交往行为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商谈伦理学’。”⑦只有受交往理性这种“商谈伦理学”支配的男女交往才可能是幸福的、恒久的、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②③杨柳：《读阎真新作〈因为女人〉》，《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张春泉：《人际和谐与交往理性——鲁迅〈伤逝〉的文本意义新解》，《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⑥⑦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第161页。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