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6日，由察哈尔学会、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东阳2014”在浙江东阳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新亚洲新外交”。来自中外政界、学界、商界、传媒界人士聚集一堂，共同展望亚洲的前景，研讨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年会的一个专题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本文摘录了部分与会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对“一带一路”重要性的认识
　　赵进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外交学院原院长）：“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一带一路”这一问题同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到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研究公共外交的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需要视野更拓宽一点，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公共外交会越来越宽广，对整体外交所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既有期待，也有疑虑，主要是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会影响他们，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要更有针对性，更加实事求是，从而更好地为总体外交服务。同时，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方式与方法，不能现在发展快了，口气就大了，居高临下或者是强加于人。我们既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也要在工作中注意多做解释，多交流，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王国庆（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首先，“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构成提出来，确实是站在战略的角度。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力度，从中央整个发展战略来讲也需要良好的外交环境。这些年，大家也有这种感觉，觉得周边事务好像“麻烦”不断，中日关系不好，中越冲突也很多。我们要加快发展，要加大开放力度，如果没有好的周边环境就会阻碍发展。“一带一路”在这个层面上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强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我国公共外交包括对外宣传都有顶层设计，不能各部门各行其是，各地方各行其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第二，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应搭“一带一路”的顺风车，让我们的工作真正能入耳、入心、入脑。第三，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去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周边的国家情况都不一样，东亚、北亚和南亚、西亚都不同，如何做到一国一策，一种文化有一种方式，值得深入研究。
　　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反应
　　龚？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实习员）：总体而言，沿线国家和相关的域内外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中国的政策、意图，以及“一带一路”的前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外界既有积极期待的一面，也有消极疑虑的一面。
　　首先看美国。美国虽然并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是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亚及俄罗斯、中东等地长期以来拥有重要的战略及外交投入。官方层面，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指出美主导“新丝绸之路”倡议与“一带”在重振中亚地区“全球商业、观念及文化”中心地位上可开展合作。在政策研究、学术界和舆论界，美对两项倡议的评价较为复杂。主要有几方面。它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在抗衡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对激进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相关地区尤其是欧亚大陆上，是在和美国寻求一个陆上和海上空间的权力分享和划分。美国担忧，“一带一路”以及近年来中俄关系的走近，本质上是打造着一种去美国化的亚洲地区的秩序。
　　高？伟（外交部一等秘书）：东南亚国家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它们有三方面的担心，一是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心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有意抵消美国再平衡战略。因此，东盟国家强调的是开放门户，力避在经济合作中单独依靠中国。第二，东盟国家担心失去地区的领导权，他们认为“一路”建设将有助于中国确立地区的主导权。而东盟的作用将日渐式微，因此东盟在“一路”建设上，倾向于选择性参与，如果有利于当地就适当参与，而如果是以中国为中心就保持距离。第三，担心本国利益受到损害。例如互联互通会对已经建成的枢纽港如新加坡等等，形成一定的分流冲击。
　　另外，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存有戒心，认为这是对俄罗斯中亚主导地位的挑战。他们的担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担心“一带”会使俄的地区政治影响力衰退；第二，担心“一带”建设会使俄经济地区主导性减弱；第三，担心“一带”的建设会使俄罗斯能源垄断地位被瓦解。
　　中亚国家政治安全局势与合作诉求其实是存在差异的，导致“一带”平稳推进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中亚各国有几个特点，第一，中亚各国外交游走于大国，他们在主动和大国合作的时候，注重的是即时效益与本国的需求，患得患失，多疑善变。第二是中亚各国的政策实用现象，对“一带”的利益诉求不太一致，导致这个区域的协调力不足。第三是中亚各国的政治精英存在着矛盾的心理，既想从我方获利，又怕沦为我方的经济附庸，同时又担心俄罗斯的猜忌，因此我们在“一带”的构想上缺乏完整内容，使各国社会对它的构想目标实施方法和实施重点都认知不足，社会舆论的基础比较薄弱。
　　如何解决“一带一路”难题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一带一路”是政府的一个倡议，“一带一路”的建设在经济合作中占有很大成分。从古到今，这种经济合作，驱动力从最基础的逻辑上看是有两点，一个是政府驱动，另一个是市场驱动。其实任何时代的经济都是由这两个力量驱动的，像我们古代的丝绸之路也是这两者构成的，陆上丝绸之路是通过张骞打通的，还有郑和下西洋打通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都是政府行为。但是感觉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都不是政府主导的，比如说海上丝路最繁荣的是唐朝，陆上丝路最繁荣的是宋朝，这两个时期都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达成了经济合作的展开。 　　我们要充分认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今天我们在谈的经济合作中，大背景还是经济的全面化。怎么样把市场的作用发挥出来，像中亚修一条高铁，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要使这个战略能有可持续性，一方面我方必须要盈利，另外一方面双方都有这种需求才行，这才是最基础的因素。“一带一路”中，政府的主导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很大，应更加重视是市场在里面的发挥作用，才能使这个战略有可持续性。
　　陈文寿（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是一个很辉煌的梦想，也是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非常好的构想。但问题也会非常多。如很多人都提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们不能承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因为马歇尔计划二战后初期美国拿着130亿美金把欧洲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其成功的基础之一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周边有2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还延伸到中亚、西亚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多样。毫无疑问，意识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说明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单纯用中国的思维去看待外部世界，也不能只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待外国人，而要换位思考，尝试从异外的视角和本土化的观点去看。在这个过程中，侨民的作用很重要，也很独特，海外各地有华侨华人几千万，怎么让这几千万的华侨华人既有中国文化情怀，又有当地本土经验，怎样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郉苏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研究部副主任）：西方一般认为国际矛盾有两点，一是利益引起的，一个是意识形态引起的。利益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好解决的，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国已经融入了，和以前的两极对抗是不一样的，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当年美苏之间的矛盾不是一个性质，就是你的成功也会使我获益，“一带一路”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思路，我们和周边一块，因为中国实力比较强大，要起一些带头作用，把互利的蛋糕，用一种正面的思维去做。所以，通过“一带一路”就可以很好地把利益问题解决，我们不是去主导什么，只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大家都可以得利，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最难的就是意识形态，我觉得可以先和西方公开的讨论一下意识形态这个层面的问题。
　　实际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问题并不复杂，本质上只是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自然的思维模式。中西方在这方面具有根深蒂固的差异，中国人更多从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角度出发，西方则更多强调人性自利，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两者之间并非不可融合。如果我们通过高水平的沟通，也就是高水平的公共外交，能真正超越分歧、建立共识的话，将极大的地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战略互信缺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间，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大大提升了，另一方面，西方的传统思路，他中间的不可弥补的缺陷，也特别是在零八年金融危机后，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路。在这方面我觉得欧盟目前所进行的探索，虽然看似并不一定非常成功，但也许是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