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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问题令欧盟集体反思,而对于希腊自己,彻底的结构改革方是治标又治本的长远之道
《财经》记者 钱亦楠 发自布鲁塞尔
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希腊现在不仅是个“考试作弊”的差等生,还是个令人头疼的烫手山芋;而对于希腊来说,不管欧元区兄弟们态度如何,都已同自己绑在同一条船上。这样复杂微妙的关系,注定了双方围绕希腊债务问题的博弈一波三折。
这场博弈已进入了更为复杂的阶段。经过漫长的游说,欧元区国家终于有所行动。3月15日,为期两天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后,欧元区16国财长就救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一事达成协议。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除了排除为希腊债务提供担保的可能性外,并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比如可能的贷款的规模、以何种形式、由哪些国家出资,以及利率和期限等细节。于是,一个悬念随之产生——会议达成的共识究竟将转化为实际救援行动,还是一场安抚市场的烟幕弹?
救或不救,仍是个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3月18日表示,将提出一套以欧元区国家提供双边贷款为基础的救助希腊方案,方案附带严格的条件,并符合欧盟条约有关救助成员国的“不救助”条款。
但随即,德国与这套“巴氏方案”唱起了反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表示,是否援助希腊不应成为欧盟峰会的主题,因为希腊目前还没有违约的危险,而实行援助计划则可能削弱欧元的力量。她告诫市场不要抱有“错误的期待”,指望其他欧元区国家会为希腊“救火”。
在这种分歧的困扰之下,欧元22日再度下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事后向《财经》记者表示,3月15日欧元区财长会议作出的决定事后在欧盟内部引起了争议。当时,欧元区国家达成的共识并不是承诺类似IMF所能提供的援助,而是当欧元处于危险境地时,才会提供帮助。“即使是这一点,也没有获取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面对欧盟的“慢动作”,希腊也越来越表现出不耐烦。该国总理帕潘德里欧3月18日向欧盟表示,如果欧盟首脑会议仍未有定论的话,希腊将不得不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尽管希腊在整个3月出售了近50亿欧元的国债,但眼下有220亿欧元的债务将于4月和5月到期,这意味着希腊政府必须成功发行大量新债。虽然市场认购希腊债券的情绪仍然很高,但问题在于,希腊要为这些新发行的债务支付高额的风险溢价。根据3月23日的数据,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6.3%,超过德国利率325个基点。只有欧盟尽快出台具体的救助方案,才能平息市场担忧和投机行为、降低希腊的融资成本。否则,希腊政府实施紧缩措施带来的效益可能会被极高的债务溢价吞噬。
欧洲经济智库Bruegel主任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告诉《财经》记者,希腊目前仍寄望于欧洲。在反美情绪强烈的希腊人眼中,IMF的背后是华盛顿,因此他们更青睐于欧盟兄弟们的帮助。不过在现实的情况下,希腊也并非“铁板一块”。“所有的选择都是可能的。如果希腊在某一时刻还无法从欧洲人身上看到希望,将毫无疑问地转向IMF。”
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把皮球踢给IMF并非毫无代价。如果让IMF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无异于承认欧元区的无能。“这就好比加州出现了危机,美国政府会容许IMF来直接救助吗?让IMF来救助希腊,对欧元区声誉和欧元地位将是一个打击。”欧洲政策中心(EPC)执行主任汉斯马汀(Hans Martens)向《财经》记者表示。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德国的迟疑也有它的道理。这个问题更类似一场有关“道德危机”的讨论。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德国宪法法院在20年前就已裁定,只有在这一准则被纳入的条件下,德国才接受《马约》。而现在,德国人最担心的一幕发生了——自己勒紧裤带省下来的钱可能被拿去援助一个经营不善、开支无度、甚至为了加入欧元区在数据上弄虚作假的国家。何况,一旦开始援助,意味着希腊不用为其多年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承担后果,而这将在欧元区设下一个不良的先例。
在让皮萨尼-费里看来,德国人混淆了慷慨解囊(giving)和发放贷款(lending)的概念。尽管每个国家应为其财政状况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条件地发放贷款。“就好比IMF,虽然它也给低收入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但传统的规则是,IMF的贷款都应得到偿还,并带有利息,IMF也因此赢利。贷款只是意味着,当市场存疑及利率升高之时,你用有条件的贷款来激起市场的反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认为,欧元区国家援助希腊最可能通过这样两种方式:一是大国先出钱,利率不会高于目前的市场利率,具有一定的商业性;第二种可能则是这些国家的央行或一些政府部门的基金直接以一定的方式购买希腊国债,但这一批国债拥有优先偿还权。当然,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希腊政府在巩固财政上作出承诺。
但是,谁能保证获得援助的希腊不会违约?汉斯马汀道:“我们可不能派遣军队直接逮捕希腊的决策者。这里就有对希腊政府能否遵守游戏规则的信任问题,但这种信任并不存在。”
或许对于更多人来说,质疑的不单是希腊政府的能力,更多的忧虑在于希腊问题的远景。希腊财长帕帕康斯坦丁努曾说,应对危机所付出的努力堪比“改变泰坦尼克号航道”般艰辛,而这艘巨轮随时都有撞上冰山的可能。
下一个阿根廷?
由于此前的两套方案被指责为太过偏重降低逃税率以及向富人征重税,而非削减开支,希腊政府于3月初公布了第三个财政缩减方案。相比之下,这套方案更为严厉:进一步把增值税税率从19%提高到21%;提高燃油、酒类和香烟的增值税税率;冻结养老金;削减30%公共部门的圣诞节、复活节以及夏季补贴。最后一项措施相当于削减希腊70万公共部门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瑞银集团欧洲区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迪欧(Stephane Deo)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希腊政府2月公布的紧缩计划不能令人信服,但3月初的新方案显得很有说服力,其年内将财政赤字从GDP的12%下调至8.7%的预期不仅能实现,甚至可能降至更低。如果第二季度希腊在融资方面能再获得一定帮助的话,其债务市场也基本可以稳定。
《财经》记者走访的欧洲智库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普遍认为希腊在短期内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不大。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研究部主管戴尼尔格洛斯(Daniel Gros)向《财经》记者表示,“希腊在短期内暂时没有违约的风险。希腊今年需筹资540亿欧元,这一数目相比该国总额高达3000亿欧元的债务,尚不到20%。”
但从中长期看,形势并不乐观。首要的风险来自强大的社会阻力。在工会强大的希腊,自政府推出各项紧缩政策以来,希腊公务员和私营企业员工已多次举行全国性大罢工。如果说,在短期内政府还能将过失推给上一届政府,危急之下民众也比较容易凝聚共识,共同承担改革的阵痛,那么,长期缩减开支政策的可持续性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希腊政府需要在未来做出更多缩减财政的努力,但它是否有足够的执行力,我并不肯定。”史蒂芬迪欧直言。
“这就好比走在马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意外,”让皮萨尼-费里向《财经》记者表示,“比如,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无法施行;又或者,希腊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一些原本要拿来立法的草案,也可能因大街上的示威付诸东流。”
此外,削减财政赤字的后果往往是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裁减公共部门导致内需下降,经济进一步下滑,从而影响到政府的税收,使削减赤字变得更为困难。而对于希腊,这个螺旋将更加明显。戴尼尔格洛斯在其发表的《南欧及爱尔兰调整的困境》报告中就指出,由于希腊12%的储蓄率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其削减财政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乘数效应更大。
据他测算,希腊在2009年至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希腊央行则在3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称,在2009年该国经济进入十多年来的首次衰退之后,2010年希腊经济将萎缩2%。“这也意味着,欧盟2月出台的汇合计划(convergence programme)中认为的希腊在整个调整期经济保持增长的设想不现实。”戴尼尔格洛斯说。
当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希腊十年期债券高企的收益率就好比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可供比较的情况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希腊的增长率平均超过7%,国债利率也仅为3.5%至4%。但即使在这样的好时光中,财政的可持续性仍是个令人堪忧的话题。
不少人将希腊当下的困境与阿根廷危机做比。许多人对世纪之初的那场危机记忆犹新。墨西哥比索危机后,阿根廷经济恢复强劲,连续三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财政赤字被控制在3%以下,经常账户赤字即使有扩大的趋势,也被控制在3%至4%之间。但1998年起,阿根廷陷入危机,大量的外资纷纷撤离,原先在外来充裕资金掩盖下的公共开支庞大、税收体系不健全、企业竞争力差等问题逐步暴露,阿根廷不可遏止地陷入了被市场推高的风险溢价、削减财政支出以及日益衰退的经济三者的螺旋中。尽管IMF连续对阿根廷推行了三个计划,但仍无力回天,最终阿根廷于2000年出现了违约。
在戴尼尔格洛斯看来,目前希腊的问题比当年的阿根廷更严重。以2008年为例,希腊外债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47%,远高于阿根廷在1999年,即违约前两年52%的水平。“很快,希腊会发现,它正处于与当年的阿根廷同样的境地。”
汉斯马汀则向《财经》记者表示,紧缩财政是摆脱危机的措施之一,但并非持久发展之道。希腊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尽快进入结构改革的轨道。他向记者列出了长长的任务单:必须发展更有效的公共部门、更现代化的私有部门;必须使用IT和信息技术手段,拥有更好的公共设施;必须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必须增加出口。
“此外,希腊还应尽可能地利用其有利的地理条件发展太阳能,以减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但这需要长期的投资。”汉斯马汀说。
最后的救赎
希腊债务危机留给欧盟的一大教训,是危机处理机制的缺失。用让皮萨尼-费里的话来说:“即使你给所有的房屋都装上了自动灭火喷水装置,你仍不应该解散消防队。”
与援助希腊的细节方案迟迟未出相对应,一个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正在布鲁塞尔受到热议。而这个基金最过人之处,正是其扮演了消防队的作用。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戴尼尔格洛斯正是EMF的发起人之一。根据他所勾勒出的草图,EMF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违反了欧盟财政纪律的国家缴款。比如,希腊2009年财政赤字为GDP的12.7%,债务率为120%,分别高出《马约》规定的3%和60%的部分,将被提取1%纳入该基金。而未来该国从EMF提取的金额最多不超过自己的缴纳额。
“有可能在一两年内,希腊危机看似解决了,没有任何问题。而另一种可能是,希腊变成了另一个阿根廷。那样的话,欧盟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你不停地往里面砸钱,要么你说‘不救’。但如果你说不的话,就必须为后果做好充分的准备。”戴尼尔格洛斯说。
按照这个构想,格洛斯所说的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希腊令欧盟无法遵循约定的贷款条件,或发生违约,欧盟决定要“清理门户”的那一天。为避免“道德危机”的重演,EMF设立了一个“破产机制”,即一国若发生债务违约,EMF可以打折购买投资者手中的国债,并有权支配违约国政府未来的任何一笔收入。当然,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欧元区。
在他看来,似乎惟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方可让市场规则继续运行,希腊也会真正作出调整。“就以雷曼兄弟为例,美国政府的错误不在于让雷曼兄弟破产,而在于没有为之做好足够准备。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之后狼狈救助AIG等机构的情况。”
也就是说,倘若希腊最终发生了违约,其面临的结果可能是实际上退出了欧元区。一个可供参考的模板便是黑山共和国。黑山不属于欧元区,其银行也不和欧元区挂钩,却使用欧元作为货币。“这样的结果对于希腊来说,将会是个灾难,经济将至少下滑30%。但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如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会受到有限的影响。”戴尼尔格洛斯告诉《财经》记者。
倘若这一模式被采纳,对于希腊而言,这将是最后的救赎。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看来,这个机制是一些经常账户长期处于盈余的国家的一厢情愿,会令外围国家感到失望。“本身扩大财政赤字就是因为经济有困难,而给我的援助是我先缴这个钱,且我所获得的份额还不高于我给你的钱。况且,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为何不回归本币?既然退出,就要让自己获得全部的宏观调控工具。”
但无论如何,在外部世界眼中,欧元区的弱点早已在希腊债务危机的渐变中暴露无疑。即使在统一的货币联盟这柄保护伞下,也并非所有成员国的债务都足够安全,这一点无疑将减缓资本向欧元区流入。倘若在未来向下调整的漫长道路中,希腊折戟沉沙,无奈退出欧元区,这样的结局无论希腊和欧盟都不愿看到。对于希腊,是场阵痛;对于欧盟,则是十年之路上的一记重挫。
正如汉斯马汀总结的那样:“希腊的GDP仅占欧元区GDP总量3%,从经济角度考虑它并不重要。但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如此重要?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欧元区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对此处理方式将为日后奠下基石。”■
本刊实习记者张寒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记者 钱亦楠 发自布鲁塞尔
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希腊现在不仅是个“考试作弊”的差等生,还是个令人头疼的烫手山芋;而对于希腊来说,不管欧元区兄弟们态度如何,都已同自己绑在同一条船上。这样复杂微妙的关系,注定了双方围绕希腊债务问题的博弈一波三折。
这场博弈已进入了更为复杂的阶段。经过漫长的游说,欧元区国家终于有所行动。3月15日,为期两天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后,欧元区16国财长就救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一事达成协议。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除了排除为希腊债务提供担保的可能性外,并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比如可能的贷款的规模、以何种形式、由哪些国家出资,以及利率和期限等细节。于是,一个悬念随之产生——会议达成的共识究竟将转化为实际救援行动,还是一场安抚市场的烟幕弹?
救或不救,仍是个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3月18日表示,将提出一套以欧元区国家提供双边贷款为基础的救助希腊方案,方案附带严格的条件,并符合欧盟条约有关救助成员国的“不救助”条款。
但随即,德国与这套“巴氏方案”唱起了反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表示,是否援助希腊不应成为欧盟峰会的主题,因为希腊目前还没有违约的危险,而实行援助计划则可能削弱欧元的力量。她告诫市场不要抱有“错误的期待”,指望其他欧元区国家会为希腊“救火”。
在这种分歧的困扰之下,欧元22日再度下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事后向《财经》记者表示,3月15日欧元区财长会议作出的决定事后在欧盟内部引起了争议。当时,欧元区国家达成的共识并不是承诺类似IMF所能提供的援助,而是当欧元处于危险境地时,才会提供帮助。“即使是这一点,也没有获取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面对欧盟的“慢动作”,希腊也越来越表现出不耐烦。该国总理帕潘德里欧3月18日向欧盟表示,如果欧盟首脑会议仍未有定论的话,希腊将不得不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尽管希腊在整个3月出售了近50亿欧元的国债,但眼下有220亿欧元的债务将于4月和5月到期,这意味着希腊政府必须成功发行大量新债。虽然市场认购希腊债券的情绪仍然很高,但问题在于,希腊要为这些新发行的债务支付高额的风险溢价。根据3月23日的数据,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6.3%,超过德国利率325个基点。只有欧盟尽快出台具体的救助方案,才能平息市场担忧和投机行为、降低希腊的融资成本。否则,希腊政府实施紧缩措施带来的效益可能会被极高的债务溢价吞噬。
欧洲经济智库Bruegel主任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告诉《财经》记者,希腊目前仍寄望于欧洲。在反美情绪强烈的希腊人眼中,IMF的背后是华盛顿,因此他们更青睐于欧盟兄弟们的帮助。不过在现实的情况下,希腊也并非“铁板一块”。“所有的选择都是可能的。如果希腊在某一时刻还无法从欧洲人身上看到希望,将毫无疑问地转向IMF。”
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把皮球踢给IMF并非毫无代价。如果让IMF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无异于承认欧元区的无能。“这就好比加州出现了危机,美国政府会容许IMF来直接救助吗?让IMF来救助希腊,对欧元区声誉和欧元地位将是一个打击。”欧洲政策中心(EPC)执行主任汉斯马汀(Hans Martens)向《财经》记者表示。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德国的迟疑也有它的道理。这个问题更类似一场有关“道德危机”的讨论。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德国宪法法院在20年前就已裁定,只有在这一准则被纳入的条件下,德国才接受《马约》。而现在,德国人最担心的一幕发生了——自己勒紧裤带省下来的钱可能被拿去援助一个经营不善、开支无度、甚至为了加入欧元区在数据上弄虚作假的国家。何况,一旦开始援助,意味着希腊不用为其多年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承担后果,而这将在欧元区设下一个不良的先例。
在让皮萨尼-费里看来,德国人混淆了慷慨解囊(giving)和发放贷款(lending)的概念。尽管每个国家应为其财政状况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条件地发放贷款。“就好比IMF,虽然它也给低收入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但传统的规则是,IMF的贷款都应得到偿还,并带有利息,IMF也因此赢利。贷款只是意味着,当市场存疑及利率升高之时,你用有条件的贷款来激起市场的反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认为,欧元区国家援助希腊最可能通过这样两种方式:一是大国先出钱,利率不会高于目前的市场利率,具有一定的商业性;第二种可能则是这些国家的央行或一些政府部门的基金直接以一定的方式购买希腊国债,但这一批国债拥有优先偿还权。当然,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希腊政府在巩固财政上作出承诺。
但是,谁能保证获得援助的希腊不会违约?汉斯马汀道:“我们可不能派遣军队直接逮捕希腊的决策者。这里就有对希腊政府能否遵守游戏规则的信任问题,但这种信任并不存在。”
或许对于更多人来说,质疑的不单是希腊政府的能力,更多的忧虑在于希腊问题的远景。希腊财长帕帕康斯坦丁努曾说,应对危机所付出的努力堪比“改变泰坦尼克号航道”般艰辛,而这艘巨轮随时都有撞上冰山的可能。
下一个阿根廷?
由于此前的两套方案被指责为太过偏重降低逃税率以及向富人征重税,而非削减开支,希腊政府于3月初公布了第三个财政缩减方案。相比之下,这套方案更为严厉:进一步把增值税税率从19%提高到21%;提高燃油、酒类和香烟的增值税税率;冻结养老金;削减30%公共部门的圣诞节、复活节以及夏季补贴。最后一项措施相当于削减希腊70万公共部门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瑞银集团欧洲区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迪欧(Stephane Deo)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希腊政府2月公布的紧缩计划不能令人信服,但3月初的新方案显得很有说服力,其年内将财政赤字从GDP的12%下调至8.7%的预期不仅能实现,甚至可能降至更低。如果第二季度希腊在融资方面能再获得一定帮助的话,其债务市场也基本可以稳定。
《财经》记者走访的欧洲智库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普遍认为希腊在短期内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不大。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研究部主管戴尼尔格洛斯(Daniel Gros)向《财经》记者表示,“希腊在短期内暂时没有违约的风险。希腊今年需筹资540亿欧元,这一数目相比该国总额高达3000亿欧元的债务,尚不到20%。”
但从中长期看,形势并不乐观。首要的风险来自强大的社会阻力。在工会强大的希腊,自政府推出各项紧缩政策以来,希腊公务员和私营企业员工已多次举行全国性大罢工。如果说,在短期内政府还能将过失推给上一届政府,危急之下民众也比较容易凝聚共识,共同承担改革的阵痛,那么,长期缩减开支政策的可持续性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希腊政府需要在未来做出更多缩减财政的努力,但它是否有足够的执行力,我并不肯定。”史蒂芬迪欧直言。
“这就好比走在马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意外,”让皮萨尼-费里向《财经》记者表示,“比如,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无法施行;又或者,希腊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一些原本要拿来立法的草案,也可能因大街上的示威付诸东流。”
此外,削减财政赤字的后果往往是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裁减公共部门导致内需下降,经济进一步下滑,从而影响到政府的税收,使削减赤字变得更为困难。而对于希腊,这个螺旋将更加明显。戴尼尔格洛斯在其发表的《南欧及爱尔兰调整的困境》报告中就指出,由于希腊12%的储蓄率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其削减财政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乘数效应更大。
据他测算,希腊在2009年至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希腊央行则在3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称,在2009年该国经济进入十多年来的首次衰退之后,2010年希腊经济将萎缩2%。“这也意味着,欧盟2月出台的汇合计划(convergence programme)中认为的希腊在整个调整期经济保持增长的设想不现实。”戴尼尔格洛斯说。
当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希腊十年期债券高企的收益率就好比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可供比较的情况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希腊的增长率平均超过7%,国债利率也仅为3.5%至4%。但即使在这样的好时光中,财政的可持续性仍是个令人堪忧的话题。
不少人将希腊当下的困境与阿根廷危机做比。许多人对世纪之初的那场危机记忆犹新。墨西哥比索危机后,阿根廷经济恢复强劲,连续三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财政赤字被控制在3%以下,经常账户赤字即使有扩大的趋势,也被控制在3%至4%之间。但1998年起,阿根廷陷入危机,大量的外资纷纷撤离,原先在外来充裕资金掩盖下的公共开支庞大、税收体系不健全、企业竞争力差等问题逐步暴露,阿根廷不可遏止地陷入了被市场推高的风险溢价、削减财政支出以及日益衰退的经济三者的螺旋中。尽管IMF连续对阿根廷推行了三个计划,但仍无力回天,最终阿根廷于2000年出现了违约。
在戴尼尔格洛斯看来,目前希腊的问题比当年的阿根廷更严重。以2008年为例,希腊外债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47%,远高于阿根廷在1999年,即违约前两年52%的水平。“很快,希腊会发现,它正处于与当年的阿根廷同样的境地。”
汉斯马汀则向《财经》记者表示,紧缩财政是摆脱危机的措施之一,但并非持久发展之道。希腊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尽快进入结构改革的轨道。他向记者列出了长长的任务单:必须发展更有效的公共部门、更现代化的私有部门;必须使用IT和信息技术手段,拥有更好的公共设施;必须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必须增加出口。
“此外,希腊还应尽可能地利用其有利的地理条件发展太阳能,以减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但这需要长期的投资。”汉斯马汀说。
最后的救赎
希腊债务危机留给欧盟的一大教训,是危机处理机制的缺失。用让皮萨尼-费里的话来说:“即使你给所有的房屋都装上了自动灭火喷水装置,你仍不应该解散消防队。”
与援助希腊的细节方案迟迟未出相对应,一个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正在布鲁塞尔受到热议。而这个基金最过人之处,正是其扮演了消防队的作用。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戴尼尔格洛斯正是EMF的发起人之一。根据他所勾勒出的草图,EMF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违反了欧盟财政纪律的国家缴款。比如,希腊2009年财政赤字为GDP的12.7%,债务率为120%,分别高出《马约》规定的3%和60%的部分,将被提取1%纳入该基金。而未来该国从EMF提取的金额最多不超过自己的缴纳额。
“有可能在一两年内,希腊危机看似解决了,没有任何问题。而另一种可能是,希腊变成了另一个阿根廷。那样的话,欧盟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你不停地往里面砸钱,要么你说‘不救’。但如果你说不的话,就必须为后果做好充分的准备。”戴尼尔格洛斯说。
按照这个构想,格洛斯所说的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希腊令欧盟无法遵循约定的贷款条件,或发生违约,欧盟决定要“清理门户”的那一天。为避免“道德危机”的重演,EMF设立了一个“破产机制”,即一国若发生债务违约,EMF可以打折购买投资者手中的国债,并有权支配违约国政府未来的任何一笔收入。当然,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欧元区。
在他看来,似乎惟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方可让市场规则继续运行,希腊也会真正作出调整。“就以雷曼兄弟为例,美国政府的错误不在于让雷曼兄弟破产,而在于没有为之做好足够准备。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之后狼狈救助AIG等机构的情况。”
也就是说,倘若希腊最终发生了违约,其面临的结果可能是实际上退出了欧元区。一个可供参考的模板便是黑山共和国。黑山不属于欧元区,其银行也不和欧元区挂钩,却使用欧元作为货币。“这样的结果对于希腊来说,将会是个灾难,经济将至少下滑30%。但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如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会受到有限的影响。”戴尼尔格洛斯告诉《财经》记者。
倘若这一模式被采纳,对于希腊而言,这将是最后的救赎。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看来,这个机制是一些经常账户长期处于盈余的国家的一厢情愿,会令外围国家感到失望。“本身扩大财政赤字就是因为经济有困难,而给我的援助是我先缴这个钱,且我所获得的份额还不高于我给你的钱。况且,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为何不回归本币?既然退出,就要让自己获得全部的宏观调控工具。”
但无论如何,在外部世界眼中,欧元区的弱点早已在希腊债务危机的渐变中暴露无疑。即使在统一的货币联盟这柄保护伞下,也并非所有成员国的债务都足够安全,这一点无疑将减缓资本向欧元区流入。倘若在未来向下调整的漫长道路中,希腊折戟沉沙,无奈退出欧元区,这样的结局无论希腊和欧盟都不愿看到。对于希腊,是场阵痛;对于欧盟,则是十年之路上的一记重挫。
正如汉斯马汀总结的那样:“希腊的GDP仅占欧元区GDP总量3%,从经济角度考虑它并不重要。但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如此重要?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欧元区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对此处理方式将为日后奠下基石。”■
本刊实习记者张寒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