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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友网站可以帮我们快速高效地找到伴侣，我们为何还要去陌生人派对里寻找呢？如果在家可直接在线观看或下载最新电影，我们为何大费周章地去电影院呢？如果赛事可以在家观看，我们为什么要挤进拥挤的竞技赛场呢？生活总是充满了悖论：我们所拥有的先进个人通讯科技——电脑、智能手机等等，帮我们做了一切本该亲自去做的事情，并远离嘈杂的人群，但同时在煽动群体性事件上也表现出惊人、甚至邪恶的力量。
网络“助燃”暴动
在英国，黑莓通讯并不像在美国那样被商业人士广泛使用，其使用群体更多的是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人。廉价、甚至免费的消息发送功能，可以很快实现某个特定信息的传播。在去年8月伦敦的那次骚乱中，参与者直接通过黑莓信息网络平台互相沟通、分享即时照片、商定集合地点等等。“黑莓信息平台差不多都成了骚乱暴徒的信息时报。”英国先锋博客达人Mike Butcher如是说。
伦敦暴力骚乱的当天，，当地的参议院议员里克·德·布瓦（Rick De Bois）恰好在现场，亲眼见证了整个骚乱的过程：从骚乱号召帖在黑莓信息平台上出现，到暴力骚乱开始逐渐不可控制。里克在此过程中发现这次暴力骚乱同往常有所不同。其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参与骚乱的暴徒们似乎都非常自信，他们有信心能随时自如地从防暴警察的人网中撤出而不用接受任何惩罚。这就是网络信息传播平台的能量。
2011年是暴动骚乱迭起的一年。这一年全球发生的暴动和骚乱简直比过去三十年的总和都多。从2011年1月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到夏季欧洲、印度和以色列的静坐游行再到秋季的占领华尔街，许多人通过社交媒体促成大规模集体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见。
但是，一种更加神秘、更加邪恶的力量正在凸显，而科技在这种力量群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英国超过四天的暴力骚乱已经席卷了整个国家并且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损失。美国，与此同时也在大洋的那一端遭受着类似的折磨。超过五个城市同时出现集体性抢劫行为，而其行为方式也出奇地一致：数名青少年同时冲进商店，扳倒货架后逃之夭夭。后来警方的调查证实大多数犯罪行为在发生前，都有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组织。
从“快闪族”到暴乱分子
如果真要探究这些起源于网络的暴乱，就要了解一个团体——“快闪族”，其最初的定义是一群特定人群通过网络迅速集合在某个地点进行表演，并将整个过程放到网络上的行为。但是越来越多的快闪族行为渐渐变味成快闪抢劫团伙、甚至快速绑架团伙。快闪族的含义现在也渐渐从恶作剧性质变味成了犯罪和革命的行为。
虽然快闪族的变味令人遗憾，但是从过往暴力骚乱来分析不难看出为什么近年来暴力骚乱越来越频繁。首先，科技的力量在组织大规模暴力骚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借助网络平台，人们可以极其迅速地组织、煽动起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或者骚动，其效率之高成事之便超乎想象，又能减去许多麻烦，更加简便易行。
从心理角度来看，举个例子，一个名为Ryan Raddon的电子舞曲作者，他在网络上号召了一次非正式的音乐聚会，结果参与的人数大大出乎意料，导致场面几近失控。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不少人对自身群体长期“隐形”的现状不满，这里的“隐形人”身份现状包括小众音乐长期在大众主流媒体上难觅踪迹，长期处于文化劣势的地位等。而类似的大规模集体性活动，可以让这些小众或亚文化群体通过暴力手段，使自己暂时变得“主流”并“强大”起来。
当然，上述例子只是近年来快闪暴动频发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原因就是种族冲突。例如在美国，很多非裔青年都愿意用公众群体性破坏行为，来向主流社会及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政治愿望。
网络制造的暴动很“隐秘”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类似的“快闪骚动”一定会渐渐从普通公众集会活动，延伸至政治性的抗议中。新的抗议者正在类似Twitter的社交网络上茁壮成长着。最近的例子是“攻占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到后来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真实且强大的政治力量。抗议照片在网络上的广泛流传，也促使着一些从未真正联系过的群体开始彼此联系、聚合。
这种快速集体性、抗议性行为的成形、改进及躲避警察的方式都开始让人越来越吃惊。我们从一段五十秒的暴动录影中，可清晰看到一个青年是如何轻松地用手机传递信息，从而成功地随时加入或者退出暴动。这种隐秘的通信方式本身就足以轻松地将骚乱暴徒同普通的旁观者混在一起。
这种网络暴力骚动的威胁，就在于其网络上的有组织性和网络下身份的不明确性，任何骚乱的参与者都可以随时在警察的眼皮下逃得无影无踪，然后再在附近重新聚合开始新的一轮暴力活动。针对这种新出现的伴随着网络和私人通讯科技发展而来暴力犯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还有许多预防性工作需要做。而在网络监管方面，也应该积极应对新出现的犯罪动向，及早在网络上发现苗头并予以制止。
（本文摘编自美国《连线》杂志）
学者观点：
针对伴随网络而来的犯罪，法律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其中既有针对网络论坛管理、网络新闻管理的法律，又有一般性法律。后者属于刑法或相关法规，如危害社会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诽谤他人等。它们在立法之初并非针对互联网，但是可以延伸到互联网。网络虽是虚拟社会，但也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将现行一般性法律法规延伸到虚拟世界是可取的方法。
此外，网络监控技术也很多，如信息过滤、 搜索关键词等。目前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很流行。他们通过相关搜索引擎或软件，寻找网上热点，进行趋势分析，以此作为依据提供给相关部门做决策。这项工作对网络舆情监控有一定作用，但是并非所有互联网信息都能够检测、预测得到。所以，法律、技术之外，道德约束也很重要，网民内心的道德约束也能减少网络犯罪。
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网络“助燃”暴动
在英国，黑莓通讯并不像在美国那样被商业人士广泛使用，其使用群体更多的是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人。廉价、甚至免费的消息发送功能，可以很快实现某个特定信息的传播。在去年8月伦敦的那次骚乱中，参与者直接通过黑莓信息网络平台互相沟通、分享即时照片、商定集合地点等等。“黑莓信息平台差不多都成了骚乱暴徒的信息时报。”英国先锋博客达人Mike Butcher如是说。
伦敦暴力骚乱的当天，，当地的参议院议员里克·德·布瓦（Rick De Bois）恰好在现场，亲眼见证了整个骚乱的过程：从骚乱号召帖在黑莓信息平台上出现，到暴力骚乱开始逐渐不可控制。里克在此过程中发现这次暴力骚乱同往常有所不同。其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参与骚乱的暴徒们似乎都非常自信，他们有信心能随时自如地从防暴警察的人网中撤出而不用接受任何惩罚。这就是网络信息传播平台的能量。
2011年是暴动骚乱迭起的一年。这一年全球发生的暴动和骚乱简直比过去三十年的总和都多。从2011年1月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到夏季欧洲、印度和以色列的静坐游行再到秋季的占领华尔街，许多人通过社交媒体促成大规模集体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见。
但是，一种更加神秘、更加邪恶的力量正在凸显，而科技在这种力量群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英国超过四天的暴力骚乱已经席卷了整个国家并且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损失。美国，与此同时也在大洋的那一端遭受着类似的折磨。超过五个城市同时出现集体性抢劫行为，而其行为方式也出奇地一致：数名青少年同时冲进商店，扳倒货架后逃之夭夭。后来警方的调查证实大多数犯罪行为在发生前，都有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组织。
从“快闪族”到暴乱分子
如果真要探究这些起源于网络的暴乱，就要了解一个团体——“快闪族”，其最初的定义是一群特定人群通过网络迅速集合在某个地点进行表演，并将整个过程放到网络上的行为。但是越来越多的快闪族行为渐渐变味成快闪抢劫团伙、甚至快速绑架团伙。快闪族的含义现在也渐渐从恶作剧性质变味成了犯罪和革命的行为。
虽然快闪族的变味令人遗憾，但是从过往暴力骚乱来分析不难看出为什么近年来暴力骚乱越来越频繁。首先，科技的力量在组织大规模暴力骚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借助网络平台，人们可以极其迅速地组织、煽动起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或者骚动，其效率之高成事之便超乎想象，又能减去许多麻烦，更加简便易行。
从心理角度来看，举个例子，一个名为Ryan Raddon的电子舞曲作者，他在网络上号召了一次非正式的音乐聚会，结果参与的人数大大出乎意料，导致场面几近失控。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不少人对自身群体长期“隐形”的现状不满，这里的“隐形人”身份现状包括小众音乐长期在大众主流媒体上难觅踪迹，长期处于文化劣势的地位等。而类似的大规模集体性活动，可以让这些小众或亚文化群体通过暴力手段，使自己暂时变得“主流”并“强大”起来。
当然，上述例子只是近年来快闪暴动频发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原因就是种族冲突。例如在美国，很多非裔青年都愿意用公众群体性破坏行为，来向主流社会及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政治愿望。
网络制造的暴动很“隐秘”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类似的“快闪骚动”一定会渐渐从普通公众集会活动，延伸至政治性的抗议中。新的抗议者正在类似Twitter的社交网络上茁壮成长着。最近的例子是“攻占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到后来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真实且强大的政治力量。抗议照片在网络上的广泛流传，也促使着一些从未真正联系过的群体开始彼此联系、聚合。
这种快速集体性、抗议性行为的成形、改进及躲避警察的方式都开始让人越来越吃惊。我们从一段五十秒的暴动录影中，可清晰看到一个青年是如何轻松地用手机传递信息，从而成功地随时加入或者退出暴动。这种隐秘的通信方式本身就足以轻松地将骚乱暴徒同普通的旁观者混在一起。
这种网络暴力骚动的威胁，就在于其网络上的有组织性和网络下身份的不明确性，任何骚乱的参与者都可以随时在警察的眼皮下逃得无影无踪，然后再在附近重新聚合开始新的一轮暴力活动。针对这种新出现的伴随着网络和私人通讯科技发展而来暴力犯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还有许多预防性工作需要做。而在网络监管方面，也应该积极应对新出现的犯罪动向，及早在网络上发现苗头并予以制止。
（本文摘编自美国《连线》杂志）
学者观点：
针对伴随网络而来的犯罪，法律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其中既有针对网络论坛管理、网络新闻管理的法律，又有一般性法律。后者属于刑法或相关法规，如危害社会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诽谤他人等。它们在立法之初并非针对互联网，但是可以延伸到互联网。网络虽是虚拟社会，但也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将现行一般性法律法规延伸到虚拟世界是可取的方法。
此外，网络监控技术也很多，如信息过滤、 搜索关键词等。目前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很流行。他们通过相关搜索引擎或软件，寻找网上热点，进行趋势分析，以此作为依据提供给相关部门做决策。这项工作对网络舆情监控有一定作用，但是并非所有互联网信息都能够检测、预测得到。所以，法律、技术之外，道德约束也很重要，网民内心的道德约束也能减少网络犯罪。
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