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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84岁高龄的原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我的老友喻建章,将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回忆新著《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一书,惠赠于我,并在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出版如无作品,难做无米之炊。编辑依靠作家,才能繁荣文化。佩瑾一剑成名,乃属实至名归。我们真诚交往,证明这段佳话。”
我颇为感动。因为,在他所说的“佩瑾一剑成名”背后,有着我们??作家与编辑在“文革”岁月中共同经历的艰辛曲折,有着作者在创作道路上遭遇的坎坷,有着编者在出版过程中承担的风险,也有着此书出版后在全国读者中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引起的巨大反响,给我们带来的共同喜悦。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是志愿军63军电台的一名16岁的小报务员。守卫开城前线时,我们电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军部侦察连同住在一个树林子里。这样,我认识了不少侦察员,听他们讲了许多令我惊羡不已的敌后侦察故事。我把这些都记在了我的日记本上。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描写电台报务员生活的长篇小说《银色闪电》,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描写我军训练生活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深受鼓舞的我,接着又以志愿军侦察兵深入敌后的战斗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北京电影制片厂又邀我去厂里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还指派了导演,准备拍摄。后来,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文革”十年浩劫开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被撤销,《剑》的小说原稿也不知下落;电影摄制组被解散;我所在的江西省文联被撤销,我与文联部分同志都被下放至奉新县农村劳动,我的文学之梦顿遭破灭。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从奉新农村回南昌办事时,应约去省新华书店和喻建章同志见面。那时,江西人民出版社早被撤销,只在省新华书店下设一个编辑室。作为编辑室主任的喻建章热情地接待我,说:“听说‘文革’前你写过一部《剑》。不知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不是还准备出?如果他们出不了,拿给我们来出。”我告诉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撤销,书稿不知下落。他就提出要我回忆重写。我很高兴,但也很犹豫。因为我已是一个下放干部,若是闭门写作,必然会引来一片批判之声。老喻理解我的难处,他说他来想想办法,于是我怏怏地回到了奉新农村。
19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县革委的通知,让我带上日用品,立即到南昌去省新华书店接受一个创作任务。我意识到是什么任务,又惊又喜将信将疑地动身了。
省新华书店当时还在叠山路的一所师范学校内。喻建章见我来了,很高兴,给我找来一叠稿纸、一副碗筷、一把房门钥匙,安排我在他们那里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下了,让我从即日起,放下顾虑集中精力,回忆重写长篇小说《剑》。
谈起事情的经过,老喻十分感慨,叹口气说:“约你这部稿子可真是困难重重啊!”
原来,由于“文革”摧残,出版事业一片凋零,全国读者几乎无书可读。喻建章力主要组织出版一些文学作品。可是选题计划一报上去,就遭到省革委政治部军代表的指责,省新华书店的军代表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回忆重写《剑》的计划“是文艺黑线回潮”。老喻据理反驳,军代表无话可驳,只好悻悻然地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我深为感佩,问老喻:“那你怎么能把我弄到这里来的呢?”他笑了:“为了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30周年,各地区都想抓出点有分量的作品。我就利用他们这点积极性,对宜春地区革委会宣传组负责人介绍了你的情况,希望让你住到南昌来专心创作。他听后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不,地委一道命令,你不就‘因公出差’来了吗?”
就这样,我在陋室中安顿下来,用老喻给我的“三件宝”过日子:一把钥匙用来开房门,一叠稿纸用来写作,一副碗筷用来到食堂打饭。生活虽然清苦,且有臭虫蚊子叮咬,但我又能写小说了,我已经很满足。每当面对着稿纸,小说中的人物就在久违之后,又一个个重现在我眼前,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恍若梦中。
因为是回忆重写,进展比较快。每天我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很少与外界交往。有时,从食堂回来的路上,偶尔也会碰到书店那位军代表。他从不正眼望我,也不打招呼,一脸冰霜,一副与“文艺黑线”划清界限的神情。
一天,正好迎面碰上了这位军代表。他走过去又回过头来,冷冷地说:“你还在写呀?难道没有看报纸吗?”“怎么?”我一时茫然。“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中国访问了!你还写什么抗美援朝,真是!”他一脸不屑,“你写了也白写!”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美国总统要来访华,中国作家就不可以写抗美援朝?这是什么逻辑?但书稿的最后生杀大权操在此人手中,作为编辑室负责人的喻建章此时偏又出差在外,我只好停下笔来等他。
不久,喻建章同志出差回来,见面就问我稿件进展如何,及至听说我因尼克松访华而只好搁笔的情由,二话不说,径直就找那位军代表去了。
后来,我听说他们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军代表说:“现在写抗美援朝,这部稿子很可能要送外交部部长去审查,你能负责?”喻建章说:“你不是常看样板戏吗?京剧《奇袭白虎团》不也是抗美援朝题材吗?不但现在还在演,还要拍成电影哩!我们写的侦察兵是同一题材,这就是我们的样板,有什么不可以?”那位言必称“样板戏”,口不离“批黑线”的军代表,顿时哑口无言。过了一阵,又悻悻然说:“反正书稿由你签字付印,你看着办吧!”喻建章后来谈起此事还笑着说:“对付这样的人,只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书稿完成了,几度修改后,老喻和责任编辑陈俊山都感到满意,准备出版。正在此时,又一阵阴风袭来了。不知从哪里出来那么一封举报信,将“文革”中一些人暗中准备整我的所谓“罪状”添枝加叶,言词尖刻,把书稿的责编吓坏了。喻建章却沉住了气,他通过组织,派专人到当年我所在单位和家乡进行外调,很快就否定了这封所谓的举报信。不过,此事当时我并不知情,直到此次读到喻建章《我的出版生涯七十年》,这才明白。
《剑》以江西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初版印了10万册。在那个书荒的岁月,几乎一销而空。接着又印了10万册,又是一销而空。到1987年第3次重版时,已是60多万册。人民出版社来同江西联系,由他们出版农村版,向全国农村扩大发行。初版就印了80万册,接连又重印了数次。许多省市也向江西租型重印,印数都很大,书上都不打印数了。粗略统计,总数约在300万册之上。读者反响非常热烈,仅从编辑室转给作者的读者来信就有千余封。一时间,《剑》成了全国读者热议的话题。而作为此书作者,我也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出了张岚瑛等3位编辑,由编辑部的军代表带领,专程来江西找我组稿,并和喻建章、陈俊山同志一起,两家出版社共同约我写一部描写湘鄂赣边秋收起义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的长篇小说《霹雳》。
当然,《剑》的遭遇,并不是我创作道路上经历的最后一次坎坷。在那个“两个凡是”横行的日子里,《霹雳》即将付印时,我又因另一部与别人合作,尚在写作修改中的“征求意见稿”,横遭“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公开批判,《霹雳》也不准出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场闹剧突然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霹雳》才得以出版。为此,喻建章同志大概又伤了不少脑筋,受到不少压力。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创作的春天,带来了安全感,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之后几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接连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旋风》、《红尘》和《黑眼睛天使》等。(作者系江西省文联前主席)
责编/木艮
我颇为感动。因为,在他所说的“佩瑾一剑成名”背后,有着我们??作家与编辑在“文革”岁月中共同经历的艰辛曲折,有着作者在创作道路上遭遇的坎坷,有着编者在出版过程中承担的风险,也有着此书出版后在全国读者中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引起的巨大反响,给我们带来的共同喜悦。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是志愿军63军电台的一名16岁的小报务员。守卫开城前线时,我们电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军部侦察连同住在一个树林子里。这样,我认识了不少侦察员,听他们讲了许多令我惊羡不已的敌后侦察故事。我把这些都记在了我的日记本上。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描写电台报务员生活的长篇小说《银色闪电》,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描写我军训练生活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深受鼓舞的我,接着又以志愿军侦察兵深入敌后的战斗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北京电影制片厂又邀我去厂里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还指派了导演,准备拍摄。后来,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文革”十年浩劫开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被撤销,《剑》的小说原稿也不知下落;电影摄制组被解散;我所在的江西省文联被撤销,我与文联部分同志都被下放至奉新县农村劳动,我的文学之梦顿遭破灭。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从奉新农村回南昌办事时,应约去省新华书店和喻建章同志见面。那时,江西人民出版社早被撤销,只在省新华书店下设一个编辑室。作为编辑室主任的喻建章热情地接待我,说:“听说‘文革’前你写过一部《剑》。不知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不是还准备出?如果他们出不了,拿给我们来出。”我告诉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撤销,书稿不知下落。他就提出要我回忆重写。我很高兴,但也很犹豫。因为我已是一个下放干部,若是闭门写作,必然会引来一片批判之声。老喻理解我的难处,他说他来想想办法,于是我怏怏地回到了奉新农村。
19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县革委的通知,让我带上日用品,立即到南昌去省新华书店接受一个创作任务。我意识到是什么任务,又惊又喜将信将疑地动身了。
省新华书店当时还在叠山路的一所师范学校内。喻建章见我来了,很高兴,给我找来一叠稿纸、一副碗筷、一把房门钥匙,安排我在他们那里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下了,让我从即日起,放下顾虑集中精力,回忆重写长篇小说《剑》。
谈起事情的经过,老喻十分感慨,叹口气说:“约你这部稿子可真是困难重重啊!”
原来,由于“文革”摧残,出版事业一片凋零,全国读者几乎无书可读。喻建章力主要组织出版一些文学作品。可是选题计划一报上去,就遭到省革委政治部军代表的指责,省新华书店的军代表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回忆重写《剑》的计划“是文艺黑线回潮”。老喻据理反驳,军代表无话可驳,只好悻悻然地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我深为感佩,问老喻:“那你怎么能把我弄到这里来的呢?”他笑了:“为了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30周年,各地区都想抓出点有分量的作品。我就利用他们这点积极性,对宜春地区革委会宣传组负责人介绍了你的情况,希望让你住到南昌来专心创作。他听后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不,地委一道命令,你不就‘因公出差’来了吗?”
就这样,我在陋室中安顿下来,用老喻给我的“三件宝”过日子:一把钥匙用来开房门,一叠稿纸用来写作,一副碗筷用来到食堂打饭。生活虽然清苦,且有臭虫蚊子叮咬,但我又能写小说了,我已经很满足。每当面对着稿纸,小说中的人物就在久违之后,又一个个重现在我眼前,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恍若梦中。
因为是回忆重写,进展比较快。每天我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很少与外界交往。有时,从食堂回来的路上,偶尔也会碰到书店那位军代表。他从不正眼望我,也不打招呼,一脸冰霜,一副与“文艺黑线”划清界限的神情。
一天,正好迎面碰上了这位军代表。他走过去又回过头来,冷冷地说:“你还在写呀?难道没有看报纸吗?”“怎么?”我一时茫然。“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中国访问了!你还写什么抗美援朝,真是!”他一脸不屑,“你写了也白写!”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美国总统要来访华,中国作家就不可以写抗美援朝?这是什么逻辑?但书稿的最后生杀大权操在此人手中,作为编辑室负责人的喻建章此时偏又出差在外,我只好停下笔来等他。
不久,喻建章同志出差回来,见面就问我稿件进展如何,及至听说我因尼克松访华而只好搁笔的情由,二话不说,径直就找那位军代表去了。
后来,我听说他们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军代表说:“现在写抗美援朝,这部稿子很可能要送外交部部长去审查,你能负责?”喻建章说:“你不是常看样板戏吗?京剧《奇袭白虎团》不也是抗美援朝题材吗?不但现在还在演,还要拍成电影哩!我们写的侦察兵是同一题材,这就是我们的样板,有什么不可以?”那位言必称“样板戏”,口不离“批黑线”的军代表,顿时哑口无言。过了一阵,又悻悻然说:“反正书稿由你签字付印,你看着办吧!”喻建章后来谈起此事还笑着说:“对付这样的人,只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书稿完成了,几度修改后,老喻和责任编辑陈俊山都感到满意,准备出版。正在此时,又一阵阴风袭来了。不知从哪里出来那么一封举报信,将“文革”中一些人暗中准备整我的所谓“罪状”添枝加叶,言词尖刻,把书稿的责编吓坏了。喻建章却沉住了气,他通过组织,派专人到当年我所在单位和家乡进行外调,很快就否定了这封所谓的举报信。不过,此事当时我并不知情,直到此次读到喻建章《我的出版生涯七十年》,这才明白。
《剑》以江西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初版印了10万册。在那个书荒的岁月,几乎一销而空。接着又印了10万册,又是一销而空。到1987年第3次重版时,已是60多万册。人民出版社来同江西联系,由他们出版农村版,向全国农村扩大发行。初版就印了80万册,接连又重印了数次。许多省市也向江西租型重印,印数都很大,书上都不打印数了。粗略统计,总数约在300万册之上。读者反响非常热烈,仅从编辑室转给作者的读者来信就有千余封。一时间,《剑》成了全国读者热议的话题。而作为此书作者,我也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出了张岚瑛等3位编辑,由编辑部的军代表带领,专程来江西找我组稿,并和喻建章、陈俊山同志一起,两家出版社共同约我写一部描写湘鄂赣边秋收起义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的长篇小说《霹雳》。
当然,《剑》的遭遇,并不是我创作道路上经历的最后一次坎坷。在那个“两个凡是”横行的日子里,《霹雳》即将付印时,我又因另一部与别人合作,尚在写作修改中的“征求意见稿”,横遭“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公开批判,《霹雳》也不准出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场闹剧突然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霹雳》才得以出版。为此,喻建章同志大概又伤了不少脑筋,受到不少压力。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创作的春天,带来了安全感,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之后几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接连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旋风》、《红尘》和《黑眼睛天使》等。(作者系江西省文联前主席)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