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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识其人
“认识” 徐澄宇先生，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寒舍和徐宅均位于上海市安福路西头，我就读的私立青华小学则在安福路东头。放学后我和同学结伴回家，常会看见一位长须、长发、长衫，戴着银丝边眼镜，手上总是夹着几本书的人迎面而来，又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小同学们好奇之余，有过议论，猜他必是有学问的人，同时又觉得他形象古怪。往往隔着很远，就有同学会说：“怪人来了。”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个“怪人”坐在我家客厅里，才知道他是先父的朋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常常由我端茶，端完就离开；对于大人之间的谈话，听不懂，也没有兴趣。但徐先生形象特别，给他端完茶后我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进入中学后，我对文史产生爱好，对父辈间的交往也开始关注。我知道，先父与徐先生夫人陈家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相识。其时先父在《时报》任主笔，除写时评外，还以《春翠楼诗存》为专栏发表旧体诗；而陈先生也有一个以《碧湘阁集》为名的诗词专栏。后来，先父脱离报社，转入证券界；陈先生则因徐先生在安徽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职而始终与文学不离不弃。1956年前后，徐汇区政协将辖区内的老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学习，先父始与陈先生重新交往，并与徐先生一见如故。他们曾有一些唱和之作，可惜我只记得先父赠陈先生五律中有一首尾联是“卅载钦同调，相期共远游”，其它都未能记住。有一件趣事是，参加政协学习的人办有墙报，有次陈先生在墙报上发表一首集句体诗，气魄甚大，其中一句为陆游的“先安笔砚对江山”。先父读后，对陈说：“我记得放翁原句是‘先安笔砚对溪山’，怎么变成‘对江山’了？”陈一笑，说：“‘对溪山’没有气势，所以我改了一个字。”又叮嘱道：“你莫到处说咧！别人看不出来的。”先父回家后，当笑话讲给我听，我从此记得此事。
徐先生也有一件与作诗相关的趣事。50年代上海《新闻日报》总经理许彦飞先生系先父读长沙明德中学时的同学。先父曾在该报登过旧体诗，如《春节口占》、《谒鲁迅墓集昔人句》等都是1956年发表的。一次徐先生作了一首七古《埃及歌》托先父代向该报投稿，很快诗就登了出来。这首古风是歌咏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我还记得末句是“英法美以且奈何”。几天后徐先生来访，坐下就笑道，今后不再向报刊投稿了。
“为什么？” 先父感到奇怪。
“有个朋友读到《埃及歌》，对我说：‘想不到你徐澄宇也写臭诗了。’‘何以见得是臭诗？’‘不臭，报上怎会发表呢？’‘？’” 徐先生说罢，哈哈大笑。
1957年“反右”运动中，徐先生本人据说并没有“大放厥词”，只是在外文系教授孙大雨发言后，上前与孙握手，说了一句“孙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于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在中医学院讲授古典文学的陈家庆先生则受到公安部门“管制”。正式处分可能是在1958年宣布的，夫妇俩被一起发配新疆石河子。先父知道后，心里很难过，也很不舍。那是反右后的“大跃进”岁月，他正在写一组讴歌“大好形势”的诗，于是就此事吟成七绝一首：“忍教岁月付蹉跎？握管争书出塞歌。待看陇头杨柳绿，玉门关外故人多。”启程前徐先生来辞行，读了先父这组诗，说道：“你这都是讽谕诗，反话正说，比我们右派还要右！”
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父和不少老人都瘦了一圈，但住在上海市区，毕竟不容易饿死；有时念及远在边陲的老友，不免挂念，不知他们怎么样了？没想到的是，1961年，徐、陈伉俪竟双双返沪，次年同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据先父说，徐先生是湖北汉川才子，早年即享诗名，所撰《天风阁诗》曾获樊樊山、陈石遗等前辈诗人赏识，他的事可能受到董老（董必武）关注和帮助。而陈先生的长兄陈家鼎系深受孙中山倚信的同盟会骨干，可能宋庆龄为她说了话。不管原因为何，总之他们回来了，而且就住在淮海中路愉园，离寒舍依然很近，老人们又恢复了交往。
60年代登门请益
这时我已就读于复旦中文系，很自然地将徐、陈二先生视为自己的请益对象，星期六回家，有时便会去愉园探访。门牌号码已失忆，记得他们住在一楼，房间不大，陈设简陋，有一个竹书架，经过两番迁徙，存书也不多。我粗略地扫过几眼，并曾抽出一本徐先生的旧著《诗经学纂要》随便翻翻，知道系用文言写成。其时我对父辈友人的学识造诣已略有了解，知道徐先生名英，曾受业北大林公铎先生门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甲骨文研究深入开展之际，除章太炎外，徐先生是持质疑态度的又一人，曾撰《甲骨文字理惑》一书，力指甲骨之伪，又从字形上一一辩驳孙诒让、罗振玉等考释之不可信。我并未读过徐著，更对甲骨文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徐先生后来观点已有改变。我那时求知欲旺盛，喜欢提问，曾向徐先生求教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问题。他有问必答，常常出语惊人。有次不知怎么谈起《马氏文通》，他说：“读《马氏文通》是浪费时间，马建忠自己的文章就不通！”。
在复旦中文系，徐先生的诗才无人匹敌，对其学问则褒贬不一。有位治古代汉语功底甚深的郑权中教授，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每次我去他家，他都会从浅显的角度来谈一些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常识。譬如他说狗肉在古代是很贵重的，祭祀时奉上的是狗肉，所以“献”字取“犬”旁，等等。有次我同他谈起徐先生，他摇摇头：“这个人自命不凡。刘大杰虽不懂小学，但尊重小学。徐澄宇不懂小学，还要贬低小学，很可恶！”“您觉得他的字好不好？”“怪字！” 徐先生早年在北大师从过黄季刚，又能写《甲骨文字理惑》这样的书，说他“不懂小学，还要贬低小学”似乎有欠公允。郑老带有意气的回答使我想起徐先生对《马氏文通》的评价，我想很可能以前徐先生在郑老面前也发过诸如此类的议论而让后者反感。
徐先生最精通的是诗学。我知道他撰有《诗法通微》，读过他的《诗话学发凡》。那时郭沫若正发表《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曾向他问及对郭著的看法。他说：“你学写诗，应该多读一些谈诗法的诗话。《随园诗话》只讲故事，不谈诗法，可以不读。郭沫若的文章更可以不读。”对别人的作品，徐先生往往能一眼看出瑕疵。有一年夏天他来寒舍闲坐，顺手接过先父递上的一把折扇。扇的一面是女画家陈思萱绘的两条金鱼；另一面是瞿蜕园先生题的几首七绝，其中一首咏簟。蜕老的诗功底很深，书法又遒美，先父和我都很欣赏；然而徐先生读后却指出，那首咏簟的七绝，其实咏的是竹，而非竹簟，所以不切题。现在我已背不出蜕老原句，不过当时听了徐先生的评论觉得确有道理。 每次去徐宅，与我聊得更多的是陈家庆先生。她毕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学生。她推崇吴梅，说吴氏治曲，不但能写（创作），能研究，还能唱。“现在没有这样的全才了。”她说，“我和龙榆生都能写、能研究，但不会唱。赵景深能唱、能研究，却不会写。”她还告诉我，她有一部用文言写成的《曲史述要》，是有创见的，可惜没有机会出版。
我曾将自己的诗词习作送呈她过目，她总会找出一些优点来表扬，实际上当然知道我根基浅薄，所以又经常会从加强基本功方面给我提示。譬如她很强调读萧统《文选》，让我尽量多读，熟读，能背诵若干名篇更好，认为没有《文选》作根底，要写出像样的古风很难。她又让我留意先父及其他老人的吟诵，以便学会古文、骈文、诗和词的不同吟诵方法。她说在吟诵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与普通阅读是不一样的。她的这一教导使我得益匪浅。以前我虽常听老辈吟诵，但从未摹仿；这时开始有意识地学着用抑扬顿挫的腔调来吟诵，的确觉得别有韵味，特别是对语言的音乐美有更真切体会，而这对我后来的诗词和文言文写作都有切实帮助。
陈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诗词作法与赏析。有次我将自己的若干习作送请她指正。她很热情地对我那些幼稚的作品加以评点，不时引古人的诗来加深分析，后来举到了苏轼的七绝《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这是一首众所熟知的诗，常人一般都不会背错；但陈先生记诵的诗词太多了，以至于念到第四句时，脱口而出的竟是“橘绿橙黄正此时”。我当时一心听她讲解，没有顾得上纠正；步行回家途中，才一路咀嚼她念错的这句诗，竟觉得非常有味，似乎并不亚于东坡原句。这桩往事后来被我作为例证写进了拙著《学诗26讲》第2讲《有意摹仿与无心背错》中。
1964年中秋节，我又去徐宅拜访。开门的是陈先生，与以往的亲切热情绝异，她露出一脸的忧恐不安。室内还有一位中年男子，可能是她家亲友，也同样表情凝重。倘在平时，她一定会为我们互作介绍，但此刻好像全无心情。我不明所以，随口问了一句：“徐老伯呢？”她与那男子互望一眼，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想起今天是中秋，于是取出一个月饼来一切为四，放在一个盘子里招待我吃，但仍然没有多说什么话，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问候我父母，给我的突出感觉就是希望我马上离开。我虽然满腹狐疑，还是礼貌地站起来告辞。
回家后我将当天陈先生的反常表现告诉先父，先父也深感奇怪。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圈中传出消息，说是徐先生于中秋节前突然被捕，罪名不清楚，想来必因文字贾祸或言辞惹祸。同时被捕的听说还有徐先生的儿子，这就难怪陈先生中秋节会是那种表现了。想到她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因为不便对我明说，还竭力抑制情绪，拿出月饼来待客，我不由心中非常难过。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陈先生也受到了大会批判。这次消息是由前文提过的许彦飞先生带来的。这位许先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其经历足以写一本书，譬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角的原型李白当年就是住在许家发报而一直由许掩护的。这里不暇详述，要说的是，“反右”时《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系全国点名的大右派，许先生作为报社总经理也受到冲击，被开除党籍，后在刘晓、刘长胜等高层领导关怀下，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因参事室与文史馆属同一系统，所以他也参加了那次批陈会。据他说，陈先生在会上表现得十分倔强，对于别人上纲上线的批判，她不是低头认罪，而是竭力辩驳，甚至直斥对方“胡说”。
中秋节的趋访，是我与陈先生的最后一面。不久我就下乡参加“四清”，接着是10年浩劫，许多友人都失去联系，音讯杳然。直到若干年前，随着一些新编诗词选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所编《翰苑吟丛》的出版，从“作者介绍”中我才知道陈先生已于1970年逝世，而徐先生则于1980年逝世。2008年我在上海参加全国文史馆系统的诗词研讨会，听一位与会者说，陈先生“文革”期间备受折磨，系在扫弄堂时突发中风而离世；徐先生的错划右派问题则于1979年获得改正，他出狱后仍住愉园，其宅在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老辈诗友联谊之地。
徐、陈的儿女都比我年长，我去徐宅拜访时见过面，但印象不深。前几年偶从网上获知，他们的女儿徐永端的青春岁月也在劳改农场度过，拨乱反正后乃成为苏州大学知名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移居美国。她著有一本《吟边梦忆》，我一直想购读而不得。据网上介绍，著者在该书开头就说：“每忆及双亲老境的颓唐惨苦，便不觉悲从中来：心揪紧，身战栗，如有大病降临。虽已事过境迁，时隔多年，那伤痛仍然啃啮我的心使我梦魂不安，时常哭醒。”于是她以一支笔记下她的父母、她的亲友、她的前辈们的身世、才情、际遇，以抚慰自己的灵魂。（见“芸窗缃卷”的BLOG）
斯人已逝文字长留
徐先生一生从事教学、著述与吟咏，成就也体现在这三方面。由于我所知有限，只能在此谈谈零星见闻。
作为大学教授，徐先生本应桃李满天下，但因“反右”后离开讲坛，所以曾有的弟子只能是50年代以前的学生，现在则都已进入耄耋之年，甚或已经离世。就我所知，抗战时期徐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健在的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去年刚逝世的有湖北大学教授朱祖延。朱先生生前曾同我谈及当年徐先生的教学，说他饱学而富独立见解，讲课深受欢迎，而课下与学生关系亦甚亲切。朱先生结婚时，徐先生曾手书五律一首为贺，句为：“祖延能轶俗，万寿亦超群。慧业耽青简，光风映碧云。相从为伉俪，好自惜芳薰。异日文坛事，犹当共一军。”诗中嵌入一对新人的名字（朱妻名“徐万寿”），表达了师长对学生美好的期许与祝愿。
徐先生的著作，除前文提过的《诗经学纂要》、《甲骨文字理惑》、《诗法通微》外，还有《徐澄宇论著第一种》、《国学大纲》、《楚辞札记》、《论语会笺》、《林公铎学记》、《张王乐府》（选注）、《高青丘集》（校点）等多种。我通读过的惟《张王乐府》。这是完成于1956年的书。书的《导言》是一篇从时代背景、新乐府运动、作者生平、师友渊源到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历史地位对张籍、王建的乐府诗作全面评价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选注者的功底和识见。而题解与注释的准确、简明，也使该书迄今仍为张王乐府的最佳读本。 徐先生还发表过若干以文言写成的论文。《吴宓诗话》中除赞许“澄宇治学精勤，著书矜炼”外，还特别提到“澄宇尝有《近三十年国学概评》一文，语颇惊众。其实真有心人，好学爱国，而志于道者，多年厕身学术教育界，目击种种，未有不深切悲感伤怀者也”。我读过的发表于1936年《安徽大学季刊》的《诗话学发凡》一文，则首次提出“诗话学”的学科概念，在该领域具有首创和奠基的意义。
徐陈夫妇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是“诗坛伉俪”。从他们结缡到徐先生晚年系狱，留下了诸多才情并茂的作品。《翰苑吟丛》中，收有1927年新婚时陈先生七律一首，以“为怜此日逢萧史，翻忆前身住广寒”一类妙句，抒发了结为仙侣的幸福心情。同书又收有徐先生《西风》七绝一首，显系狱中所作：“西风策策动帘钩，地坼天旋到此楼。如此乾坤如此夜，更无人处转无愁。”诗中所含深沉的悲愤，非亲历者是写不出来的。现在他们早年出版的《天风阁集》、《碧湘阁集》、《黄山揽胜集》等已很难觅得，只是从若干诗词选本以及《石遗室诗话续编》（陈衍）、《吴宓诗话》（吴宓）、《梦苕庵诗话》（钱仲联）、《兼与阁诗话》（陈声聪）中仍可读到一些他们的精彩之作，读到前辈诗人、学者对他们的高度评价。譬如徐先生30年代所撰揭露旧上海纸醉金迷生活的七古《海上谣》，就被吴宓全文引录，激赏之余，认为“大劫当前，语重心急，而词笔振起，高唱入云，与韦庄《秦妇吟》可谓异曲同工者矣”。而陈先生则被钱仲联很贴切地誉为“今日有数之女诗人也”。实际上读徐陈之诗，读那些或咏物抒怀，或讴歌友情，或登临啸傲，或疾呼抗战的作品，既是一种艺术享受，又可从中领略到一种高尚的人格、一种对大好河山的挚爱、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先父有两把折扇，都是由徐先生题写一面，陈先生题写另一面。徐先生的行书潇洒劲健，同他的诗一样富于才气。正因为喜爱他的书法，我当年才会贸然问郑权中先生“您觉得他的字好不好”。陈先生则写隶书，因用墨过于厚重而使字体显得不够疏秀，与她的清词丽句不太协调。两把折扇均于“文革”中被抄没，不过我知道其中一把写于反右前，另一把写于从新疆返沪后。在前一把上，徐先生题的是几首七绝，现只记得第一首第一句为“风前白日又堂堂”；陈先生题的是一首长调，词牌和词句都忘了。在后一把上，徐先生题的是七律《将别西山书院作》。该诗我能背得——
三月嘉陵春欲暮，去人白日又堂堂。当轩积翠云千叠，背岭摇空水一方。石磴花疏留梦雨，桐枝莺老送余簧。明年此际还相忆，芳草晴川似汉阳。
诗中再次出现“白日又堂堂”，足见作者对此一诗境的喜爱。先父则对“桐枝莺老送余簧”句别有解释。他说，该诗作于抗战岁月，其时徐先生不过40出头；倘将该句移到现在（1962年后），则用来自喻，更为贴切，今日的徐先生还在发声，还在写诗，真是“莺老送余簧”了。陈先生题的是两首夜游杭州西湖的七绝，我忘了第一句，余皆记得——
□□□□□□□，波心夕照有明珠。夜凉诗思清于水，帆影随风落圣湖。
独坐湖滨悄倚栏，闲听花外漏声残。水晶楼阁玲珑月，照影波心梦亦寒。
我曾经也想请徐陈二先生为我题写扇面，孰料尚未启齿，徐先生已身陷囹圄。目前世上是否还存有他们的诗词手迹？不得而知了。
最后想说一点高兴的事。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从网上购到了2011年由黄山书社重新出版的徐先生的旧著《诗法通微》，又获闻徐陈二先生的诗词经家属和有心人搜集、提供，不久亦将问世（书名《澄碧草堂集》）。我想，在一个文明社会，凡有真价值的文字，是不会也不该寂灭无闻的。诗坛伉俪虽已逝世，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歌吟，将长留于天地之间。
徐、陈二先生九泉有知，应能得到安慰。
（作者为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认识” 徐澄宇先生，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寒舍和徐宅均位于上海市安福路西头，我就读的私立青华小学则在安福路东头。放学后我和同学结伴回家，常会看见一位长须、长发、长衫，戴着银丝边眼镜，手上总是夹着几本书的人迎面而来，又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小同学们好奇之余，有过议论，猜他必是有学问的人，同时又觉得他形象古怪。往往隔着很远，就有同学会说：“怪人来了。”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个“怪人”坐在我家客厅里，才知道他是先父的朋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常常由我端茶，端完就离开；对于大人之间的谈话，听不懂，也没有兴趣。但徐先生形象特别，给他端完茶后我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进入中学后，我对文史产生爱好，对父辈间的交往也开始关注。我知道，先父与徐先生夫人陈家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相识。其时先父在《时报》任主笔，除写时评外，还以《春翠楼诗存》为专栏发表旧体诗；而陈先生也有一个以《碧湘阁集》为名的诗词专栏。后来，先父脱离报社，转入证券界；陈先生则因徐先生在安徽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职而始终与文学不离不弃。1956年前后，徐汇区政协将辖区内的老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学习，先父始与陈先生重新交往，并与徐先生一见如故。他们曾有一些唱和之作，可惜我只记得先父赠陈先生五律中有一首尾联是“卅载钦同调，相期共远游”，其它都未能记住。有一件趣事是，参加政协学习的人办有墙报，有次陈先生在墙报上发表一首集句体诗，气魄甚大，其中一句为陆游的“先安笔砚对江山”。先父读后，对陈说：“我记得放翁原句是‘先安笔砚对溪山’，怎么变成‘对江山’了？”陈一笑，说：“‘对溪山’没有气势，所以我改了一个字。”又叮嘱道：“你莫到处说咧！别人看不出来的。”先父回家后，当笑话讲给我听，我从此记得此事。
徐先生也有一件与作诗相关的趣事。50年代上海《新闻日报》总经理许彦飞先生系先父读长沙明德中学时的同学。先父曾在该报登过旧体诗，如《春节口占》、《谒鲁迅墓集昔人句》等都是1956年发表的。一次徐先生作了一首七古《埃及歌》托先父代向该报投稿，很快诗就登了出来。这首古风是歌咏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我还记得末句是“英法美以且奈何”。几天后徐先生来访，坐下就笑道，今后不再向报刊投稿了。
“为什么？” 先父感到奇怪。
“有个朋友读到《埃及歌》，对我说：‘想不到你徐澄宇也写臭诗了。’‘何以见得是臭诗？’‘不臭，报上怎会发表呢？’‘？’” 徐先生说罢，哈哈大笑。
1957年“反右”运动中，徐先生本人据说并没有“大放厥词”，只是在外文系教授孙大雨发言后，上前与孙握手，说了一句“孙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于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在中医学院讲授古典文学的陈家庆先生则受到公安部门“管制”。正式处分可能是在1958年宣布的，夫妇俩被一起发配新疆石河子。先父知道后，心里很难过，也很不舍。那是反右后的“大跃进”岁月，他正在写一组讴歌“大好形势”的诗，于是就此事吟成七绝一首：“忍教岁月付蹉跎？握管争书出塞歌。待看陇头杨柳绿，玉门关外故人多。”启程前徐先生来辞行，读了先父这组诗，说道：“你这都是讽谕诗，反话正说，比我们右派还要右！”
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父和不少老人都瘦了一圈，但住在上海市区，毕竟不容易饿死；有时念及远在边陲的老友，不免挂念，不知他们怎么样了？没想到的是，1961年，徐、陈伉俪竟双双返沪，次年同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据先父说，徐先生是湖北汉川才子，早年即享诗名，所撰《天风阁诗》曾获樊樊山、陈石遗等前辈诗人赏识，他的事可能受到董老（董必武）关注和帮助。而陈先生的长兄陈家鼎系深受孙中山倚信的同盟会骨干，可能宋庆龄为她说了话。不管原因为何，总之他们回来了，而且就住在淮海中路愉园，离寒舍依然很近，老人们又恢复了交往。
60年代登门请益
这时我已就读于复旦中文系，很自然地将徐、陈二先生视为自己的请益对象，星期六回家，有时便会去愉园探访。门牌号码已失忆，记得他们住在一楼，房间不大，陈设简陋，有一个竹书架，经过两番迁徙，存书也不多。我粗略地扫过几眼，并曾抽出一本徐先生的旧著《诗经学纂要》随便翻翻，知道系用文言写成。其时我对父辈友人的学识造诣已略有了解，知道徐先生名英，曾受业北大林公铎先生门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甲骨文研究深入开展之际，除章太炎外，徐先生是持质疑态度的又一人，曾撰《甲骨文字理惑》一书，力指甲骨之伪，又从字形上一一辩驳孙诒让、罗振玉等考释之不可信。我并未读过徐著，更对甲骨文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徐先生后来观点已有改变。我那时求知欲旺盛，喜欢提问，曾向徐先生求教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问题。他有问必答，常常出语惊人。有次不知怎么谈起《马氏文通》，他说：“读《马氏文通》是浪费时间，马建忠自己的文章就不通！”。
在复旦中文系，徐先生的诗才无人匹敌，对其学问则褒贬不一。有位治古代汉语功底甚深的郑权中教授，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每次我去他家，他都会从浅显的角度来谈一些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常识。譬如他说狗肉在古代是很贵重的，祭祀时奉上的是狗肉，所以“献”字取“犬”旁，等等。有次我同他谈起徐先生，他摇摇头：“这个人自命不凡。刘大杰虽不懂小学，但尊重小学。徐澄宇不懂小学，还要贬低小学，很可恶！”“您觉得他的字好不好？”“怪字！” 徐先生早年在北大师从过黄季刚，又能写《甲骨文字理惑》这样的书，说他“不懂小学，还要贬低小学”似乎有欠公允。郑老带有意气的回答使我想起徐先生对《马氏文通》的评价，我想很可能以前徐先生在郑老面前也发过诸如此类的议论而让后者反感。
徐先生最精通的是诗学。我知道他撰有《诗法通微》，读过他的《诗话学发凡》。那时郭沫若正发表《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曾向他问及对郭著的看法。他说：“你学写诗，应该多读一些谈诗法的诗话。《随园诗话》只讲故事，不谈诗法，可以不读。郭沫若的文章更可以不读。”对别人的作品，徐先生往往能一眼看出瑕疵。有一年夏天他来寒舍闲坐，顺手接过先父递上的一把折扇。扇的一面是女画家陈思萱绘的两条金鱼；另一面是瞿蜕园先生题的几首七绝，其中一首咏簟。蜕老的诗功底很深，书法又遒美，先父和我都很欣赏；然而徐先生读后却指出，那首咏簟的七绝，其实咏的是竹，而非竹簟，所以不切题。现在我已背不出蜕老原句，不过当时听了徐先生的评论觉得确有道理。 每次去徐宅，与我聊得更多的是陈家庆先生。她毕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学生。她推崇吴梅，说吴氏治曲，不但能写（创作），能研究，还能唱。“现在没有这样的全才了。”她说，“我和龙榆生都能写、能研究，但不会唱。赵景深能唱、能研究，却不会写。”她还告诉我，她有一部用文言写成的《曲史述要》，是有创见的，可惜没有机会出版。
我曾将自己的诗词习作送呈她过目，她总会找出一些优点来表扬，实际上当然知道我根基浅薄，所以又经常会从加强基本功方面给我提示。譬如她很强调读萧统《文选》，让我尽量多读，熟读，能背诵若干名篇更好，认为没有《文选》作根底，要写出像样的古风很难。她又让我留意先父及其他老人的吟诵，以便学会古文、骈文、诗和词的不同吟诵方法。她说在吟诵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与普通阅读是不一样的。她的这一教导使我得益匪浅。以前我虽常听老辈吟诵，但从未摹仿；这时开始有意识地学着用抑扬顿挫的腔调来吟诵，的确觉得别有韵味，特别是对语言的音乐美有更真切体会，而这对我后来的诗词和文言文写作都有切实帮助。
陈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诗词作法与赏析。有次我将自己的若干习作送请她指正。她很热情地对我那些幼稚的作品加以评点，不时引古人的诗来加深分析，后来举到了苏轼的七绝《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这是一首众所熟知的诗，常人一般都不会背错；但陈先生记诵的诗词太多了，以至于念到第四句时，脱口而出的竟是“橘绿橙黄正此时”。我当时一心听她讲解，没有顾得上纠正；步行回家途中，才一路咀嚼她念错的这句诗，竟觉得非常有味，似乎并不亚于东坡原句。这桩往事后来被我作为例证写进了拙著《学诗26讲》第2讲《有意摹仿与无心背错》中。
1964年中秋节，我又去徐宅拜访。开门的是陈先生，与以往的亲切热情绝异，她露出一脸的忧恐不安。室内还有一位中年男子，可能是她家亲友，也同样表情凝重。倘在平时，她一定会为我们互作介绍，但此刻好像全无心情。我不明所以，随口问了一句：“徐老伯呢？”她与那男子互望一眼，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想起今天是中秋，于是取出一个月饼来一切为四，放在一个盘子里招待我吃，但仍然没有多说什么话，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问候我父母，给我的突出感觉就是希望我马上离开。我虽然满腹狐疑，还是礼貌地站起来告辞。
回家后我将当天陈先生的反常表现告诉先父，先父也深感奇怪。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圈中传出消息，说是徐先生于中秋节前突然被捕，罪名不清楚，想来必因文字贾祸或言辞惹祸。同时被捕的听说还有徐先生的儿子，这就难怪陈先生中秋节会是那种表现了。想到她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因为不便对我明说，还竭力抑制情绪，拿出月饼来待客，我不由心中非常难过。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陈先生也受到了大会批判。这次消息是由前文提过的许彦飞先生带来的。这位许先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其经历足以写一本书，譬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角的原型李白当年就是住在许家发报而一直由许掩护的。这里不暇详述，要说的是，“反右”时《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系全国点名的大右派，许先生作为报社总经理也受到冲击，被开除党籍，后在刘晓、刘长胜等高层领导关怀下，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因参事室与文史馆属同一系统，所以他也参加了那次批陈会。据他说，陈先生在会上表现得十分倔强，对于别人上纲上线的批判，她不是低头认罪，而是竭力辩驳，甚至直斥对方“胡说”。
中秋节的趋访，是我与陈先生的最后一面。不久我就下乡参加“四清”，接着是10年浩劫，许多友人都失去联系，音讯杳然。直到若干年前，随着一些新编诗词选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所编《翰苑吟丛》的出版，从“作者介绍”中我才知道陈先生已于1970年逝世，而徐先生则于1980年逝世。2008年我在上海参加全国文史馆系统的诗词研讨会，听一位与会者说，陈先生“文革”期间备受折磨，系在扫弄堂时突发中风而离世；徐先生的错划右派问题则于1979年获得改正，他出狱后仍住愉园，其宅在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老辈诗友联谊之地。
徐、陈的儿女都比我年长，我去徐宅拜访时见过面，但印象不深。前几年偶从网上获知，他们的女儿徐永端的青春岁月也在劳改农场度过，拨乱反正后乃成为苏州大学知名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移居美国。她著有一本《吟边梦忆》，我一直想购读而不得。据网上介绍，著者在该书开头就说：“每忆及双亲老境的颓唐惨苦，便不觉悲从中来：心揪紧，身战栗，如有大病降临。虽已事过境迁，时隔多年，那伤痛仍然啃啮我的心使我梦魂不安，时常哭醒。”于是她以一支笔记下她的父母、她的亲友、她的前辈们的身世、才情、际遇，以抚慰自己的灵魂。（见“芸窗缃卷”的BLOG）
斯人已逝文字长留
徐先生一生从事教学、著述与吟咏，成就也体现在这三方面。由于我所知有限，只能在此谈谈零星见闻。
作为大学教授，徐先生本应桃李满天下，但因“反右”后离开讲坛，所以曾有的弟子只能是50年代以前的学生，现在则都已进入耄耋之年，甚或已经离世。就我所知，抗战时期徐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健在的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去年刚逝世的有湖北大学教授朱祖延。朱先生生前曾同我谈及当年徐先生的教学，说他饱学而富独立见解，讲课深受欢迎，而课下与学生关系亦甚亲切。朱先生结婚时，徐先生曾手书五律一首为贺，句为：“祖延能轶俗，万寿亦超群。慧业耽青简，光风映碧云。相从为伉俪，好自惜芳薰。异日文坛事，犹当共一军。”诗中嵌入一对新人的名字（朱妻名“徐万寿”），表达了师长对学生美好的期许与祝愿。
徐先生的著作，除前文提过的《诗经学纂要》、《甲骨文字理惑》、《诗法通微》外，还有《徐澄宇论著第一种》、《国学大纲》、《楚辞札记》、《论语会笺》、《林公铎学记》、《张王乐府》（选注）、《高青丘集》（校点）等多种。我通读过的惟《张王乐府》。这是完成于1956年的书。书的《导言》是一篇从时代背景、新乐府运动、作者生平、师友渊源到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历史地位对张籍、王建的乐府诗作全面评价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选注者的功底和识见。而题解与注释的准确、简明，也使该书迄今仍为张王乐府的最佳读本。 徐先生还发表过若干以文言写成的论文。《吴宓诗话》中除赞许“澄宇治学精勤，著书矜炼”外，还特别提到“澄宇尝有《近三十年国学概评》一文，语颇惊众。其实真有心人，好学爱国，而志于道者，多年厕身学术教育界，目击种种，未有不深切悲感伤怀者也”。我读过的发表于1936年《安徽大学季刊》的《诗话学发凡》一文，则首次提出“诗话学”的学科概念，在该领域具有首创和奠基的意义。
徐陈夫妇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是“诗坛伉俪”。从他们结缡到徐先生晚年系狱，留下了诸多才情并茂的作品。《翰苑吟丛》中，收有1927年新婚时陈先生七律一首，以“为怜此日逢萧史，翻忆前身住广寒”一类妙句，抒发了结为仙侣的幸福心情。同书又收有徐先生《西风》七绝一首，显系狱中所作：“西风策策动帘钩，地坼天旋到此楼。如此乾坤如此夜，更无人处转无愁。”诗中所含深沉的悲愤，非亲历者是写不出来的。现在他们早年出版的《天风阁集》、《碧湘阁集》、《黄山揽胜集》等已很难觅得，只是从若干诗词选本以及《石遗室诗话续编》（陈衍）、《吴宓诗话》（吴宓）、《梦苕庵诗话》（钱仲联）、《兼与阁诗话》（陈声聪）中仍可读到一些他们的精彩之作，读到前辈诗人、学者对他们的高度评价。譬如徐先生30年代所撰揭露旧上海纸醉金迷生活的七古《海上谣》，就被吴宓全文引录，激赏之余，认为“大劫当前，语重心急，而词笔振起，高唱入云，与韦庄《秦妇吟》可谓异曲同工者矣”。而陈先生则被钱仲联很贴切地誉为“今日有数之女诗人也”。实际上读徐陈之诗，读那些或咏物抒怀，或讴歌友情，或登临啸傲，或疾呼抗战的作品，既是一种艺术享受，又可从中领略到一种高尚的人格、一种对大好河山的挚爱、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先父有两把折扇，都是由徐先生题写一面，陈先生题写另一面。徐先生的行书潇洒劲健，同他的诗一样富于才气。正因为喜爱他的书法，我当年才会贸然问郑权中先生“您觉得他的字好不好”。陈先生则写隶书，因用墨过于厚重而使字体显得不够疏秀，与她的清词丽句不太协调。两把折扇均于“文革”中被抄没，不过我知道其中一把写于反右前，另一把写于从新疆返沪后。在前一把上，徐先生题的是几首七绝，现只记得第一首第一句为“风前白日又堂堂”；陈先生题的是一首长调，词牌和词句都忘了。在后一把上，徐先生题的是七律《将别西山书院作》。该诗我能背得——
三月嘉陵春欲暮，去人白日又堂堂。当轩积翠云千叠，背岭摇空水一方。石磴花疏留梦雨，桐枝莺老送余簧。明年此际还相忆，芳草晴川似汉阳。
诗中再次出现“白日又堂堂”，足见作者对此一诗境的喜爱。先父则对“桐枝莺老送余簧”句别有解释。他说，该诗作于抗战岁月，其时徐先生不过40出头；倘将该句移到现在（1962年后），则用来自喻，更为贴切，今日的徐先生还在发声，还在写诗，真是“莺老送余簧”了。陈先生题的是两首夜游杭州西湖的七绝，我忘了第一句，余皆记得——
□□□□□□□，波心夕照有明珠。夜凉诗思清于水，帆影随风落圣湖。
独坐湖滨悄倚栏，闲听花外漏声残。水晶楼阁玲珑月，照影波心梦亦寒。
我曾经也想请徐陈二先生为我题写扇面，孰料尚未启齿，徐先生已身陷囹圄。目前世上是否还存有他们的诗词手迹？不得而知了。
最后想说一点高兴的事。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从网上购到了2011年由黄山书社重新出版的徐先生的旧著《诗法通微》，又获闻徐陈二先生的诗词经家属和有心人搜集、提供，不久亦将问世（书名《澄碧草堂集》）。我想，在一个文明社会，凡有真价值的文字，是不会也不该寂灭无闻的。诗坛伉俪虽已逝世，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歌吟，将长留于天地之间。
徐、陈二先生九泉有知，应能得到安慰。
（作者为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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