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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以古徽州地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现已成为一门与敦煌学、藏学齐名的三大地方学显学。因为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世家大族是其历史发展变化的社会土壤，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要研究徽州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象，阐明徽州社会发展的规律，弄清楚徽州的宗族问题乃是关键之所在。
安徽大学教授赵华富200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徽州宗族研究》，抓住了徽学研究中的这个根本性问题，剖析了徽州社会历史的核心内容，因而被专家誉为“是徽学研究的一把钥匙”。那么，赵华富是如何形成对徽州宗族的整体认识，进而打造出打开徽学研究之门的这把“钥匙”的呢？
2011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华富的另一部著作《徽州宗族论集》，收集了作者1993年至2011年关于徽州宗族研究的32篇专题论文，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找到问题答案的线索。只要列举作者在这部40多万字的厚重著作中对某些专题的深入论述，便可得到关于这部著作整体的大致印象；只要了解了这部著作对于徽州宗族各类专题研究的深度，便可了解作者对于徽州宗族整体认识上的广度。
关于徽州宗族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宗族？宗族有哪些基本的特征？这是从事宗族研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赵华富《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见《徽州宗族论集》，P404-431，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一文认为：宗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他通过对徽州这一封建宗族制度典型地区大量宗族资料的研究，将宗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有共同的始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共同的聚居地点、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宗族的族规家法、有一定的公有财产等八个方面。
文章进而指出，宗族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仅具有自然特征，而且具有社会特征。那种将宗族归结为“父之党”、“父系的亲属”和“同宗同族之人”的观点，只揭示了宗族的自然特征，忽视了宗族的社会特征，因而是片面的。
文章还指出，宗族的繁衍裂变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历史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因而有的学者将《新安休宁名族志》中20个名族说成20个宗族，显然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这20个名族中的每一个，都包括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宗族。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凡是具备上述八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人群共同体，都是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宗族。反之，如果只具备这些特征的某些部分，那就是一个不典型的宗族，或者是一个正在逐渐形成或正在解体中的宗族，或者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一个宗族。
关于徽州宗族祠堂
由于宗族的发达，徽州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厅祠林立”的社会现象。当年建造的一批美轮美奂的祠堂，今天成了名闻遐迩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因而研究徽州祠堂，不仅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现实意义。
赵华富在《徽州宗族祠堂三论》（P161-170）一文中，论述了徽州祠堂朝向、徽州女祠、庶母神主入祠和庶母祠等三个问题。
赵华富认为，徽州宗族祠堂的朝向，最重要的是受祠堂所在村落的朝向、布局、地势、环境和在村落中所处的位置所制约；徽州女祠的兴建，是为了“报本”，报慈母养育教诲之恩；徽州族规家法规定，庶母之子取得功名或经商致富、向祠堂缴纳一定“入主费”，其母神主可以进入祠堂，嫡母无子则由庶母之子“主宗祀”、主宗祀者之母神主可以进祠堂。
赵华富的研究澄清了“徽州女祠一色坐南朝北或坐东朝西”的错误认识，指出了徽州女祠的出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或是封建伦理杀害妇女的见证等观点的片面性，表明了庶母神主入祠和庶母祠之建立并没有改变庶母社会地位的鲜明态度。
关于徽州契约文书中 元代契尾的发现
20世纪40年代以来，元代土地典卖、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文书已有零星个别的发现。赵华富的《〈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P299-302）一文，从明刻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发现婺源长田朱伯亮等《批田入祠契》和《契尾》，当是元朝政府颁发的土地买卖、地权转让证书——“契尾”的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
关于徽州谱牒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 认同观念的继承
1919年，胡适在绩溪旺川《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说：
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各姓各族都中了这种“源远流长”的迷信的毒，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都去认黄帝、尧、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因此，中国的族谱虽然极多极繁，其实没什么民族史料的价值。这是我对于中国旧谱的一大恨事。（黄保定、季维龙：《胡适书评序跋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P484-493）
赵华富《论远古中华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的形成和中国谱牒对这一认同观念的继承——再谈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一个问题》（P236-244）一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文章认为，因为黄帝是中原地区的统一者、中原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定者、中华文明的开创者，而且黄帝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繁衍昌盛，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士大夫据此形成了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观念，产生了“天下一家”、“大一统”的思想，认定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始祖，尧、舜等人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
文章说，宋、元以来，许多中国谱牒继承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形成的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促成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流，使得分裂不得人心。今天全世界华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年年清明节祭黄帝陵，就是对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形成的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宋元以来中国谱牒认黄帝、尧、舜等人为远祖这一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此类的辨讹纠错与正本清源，在《徽州宗族论集》一书中比比皆是。
要言之，正是赵华富教授对涉及徽州宗族的繁荣、徽州宗族的来源、徽州宗族制度、徽州宗族祠堂、徽州宗族族规家法、徽州宗族谱牒、徽州宗族理学、徽州宗族个案、徽州宗族人物、徽州宗族的典型性等十类专题都作了深入研究，然后对这些专题进行了归纳排比、概括综合，从个案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才逐步揭示了徽州宗族的整体面貌。
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洒满了艰辛的汗水。从1990年起，他坚持每年在古徽州所辖区域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两个月，足迹遍布“一府六县”，亲眼看到了大量民间收藏的契约、谱牒和其他有关实物遗存，亲耳聆听了老百姓的介绍讲述，获得了许多口述资料，从而澄清了某些徽学论著中未经调查而得出的不少错误论断和道听途说。在此基础上，他又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宗族一个宗族地进行个案研究，撰写了大批专题文章，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才最终出版了这部《徽州宗族论集》。
唯其难能，方显可贵。该部著作所收论文中的许多论题，前人没有研究过，多属于填补空白，此谓之选题新；这些论文篇篇可见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过去少有人这样做过，此谓之方法新；每篇论文都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此谓之观点新；著作所收论文使用的资料，有些在学术界从未被使用过，有些来自社会调查、更是首次披露，此则是资料新也。这些创新之举，非但为我们解开了《徽州宗族研究》何以成为“徽学研究的一把钥匙”这个谜团，而且，在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今日中国，不乏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
（本文编辑 谢宁）
安徽大学教授赵华富200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徽州宗族研究》，抓住了徽学研究中的这个根本性问题，剖析了徽州社会历史的核心内容，因而被专家誉为“是徽学研究的一把钥匙”。那么，赵华富是如何形成对徽州宗族的整体认识，进而打造出打开徽学研究之门的这把“钥匙”的呢？
2011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华富的另一部著作《徽州宗族论集》，收集了作者1993年至2011年关于徽州宗族研究的32篇专题论文，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找到问题答案的线索。只要列举作者在这部40多万字的厚重著作中对某些专题的深入论述，便可得到关于这部著作整体的大致印象；只要了解了这部著作对于徽州宗族各类专题研究的深度，便可了解作者对于徽州宗族整体认识上的广度。
关于徽州宗族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宗族？宗族有哪些基本的特征？这是从事宗族研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赵华富《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见《徽州宗族论集》，P404-431，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一文认为：宗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他通过对徽州这一封建宗族制度典型地区大量宗族资料的研究，将宗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有共同的始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共同的聚居地点、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宗族的族规家法、有一定的公有财产等八个方面。
文章进而指出，宗族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仅具有自然特征，而且具有社会特征。那种将宗族归结为“父之党”、“父系的亲属”和“同宗同族之人”的观点，只揭示了宗族的自然特征，忽视了宗族的社会特征，因而是片面的。
文章还指出，宗族的繁衍裂变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历史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因而有的学者将《新安休宁名族志》中20个名族说成20个宗族，显然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这20个名族中的每一个，都包括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宗族。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凡是具备上述八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人群共同体，都是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宗族。反之，如果只具备这些特征的某些部分，那就是一个不典型的宗族，或者是一个正在逐渐形成或正在解体中的宗族，或者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一个宗族。
关于徽州宗族祠堂
由于宗族的发达，徽州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厅祠林立”的社会现象。当年建造的一批美轮美奂的祠堂，今天成了名闻遐迩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因而研究徽州祠堂，不仅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现实意义。
赵华富在《徽州宗族祠堂三论》（P161-170）一文中，论述了徽州祠堂朝向、徽州女祠、庶母神主入祠和庶母祠等三个问题。
赵华富认为，徽州宗族祠堂的朝向，最重要的是受祠堂所在村落的朝向、布局、地势、环境和在村落中所处的位置所制约；徽州女祠的兴建，是为了“报本”，报慈母养育教诲之恩；徽州族规家法规定，庶母之子取得功名或经商致富、向祠堂缴纳一定“入主费”，其母神主可以进入祠堂，嫡母无子则由庶母之子“主宗祀”、主宗祀者之母神主可以进祠堂。
赵华富的研究澄清了“徽州女祠一色坐南朝北或坐东朝西”的错误认识，指出了徽州女祠的出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或是封建伦理杀害妇女的见证等观点的片面性，表明了庶母神主入祠和庶母祠之建立并没有改变庶母社会地位的鲜明态度。
关于徽州契约文书中 元代契尾的发现
20世纪40年代以来，元代土地典卖、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文书已有零星个别的发现。赵华富的《〈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P299-302）一文，从明刻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发现婺源长田朱伯亮等《批田入祠契》和《契尾》，当是元朝政府颁发的土地买卖、地权转让证书——“契尾”的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
关于徽州谱牒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 认同观念的继承
1919年，胡适在绩溪旺川《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说：
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各姓各族都中了这种“源远流长”的迷信的毒，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都去认黄帝、尧、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因此，中国的族谱虽然极多极繁，其实没什么民族史料的价值。这是我对于中国旧谱的一大恨事。（黄保定、季维龙：《胡适书评序跋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P484-493）
赵华富《论远古中华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的形成和中国谱牒对这一认同观念的继承——再谈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一个问题》（P236-244）一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文章认为，因为黄帝是中原地区的统一者、中原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定者、中华文明的开创者，而且黄帝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繁衍昌盛，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士大夫据此形成了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观念，产生了“天下一家”、“大一统”的思想，认定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始祖，尧、舜等人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
文章说，宋、元以来，许多中国谱牒继承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形成的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促成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流，使得分裂不得人心。今天全世界华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年年清明节祭黄帝陵，就是对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形成的对远古中华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宋元以来中国谱牒认黄帝、尧、舜等人为远祖这一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此类的辨讹纠错与正本清源，在《徽州宗族论集》一书中比比皆是。
要言之，正是赵华富教授对涉及徽州宗族的繁荣、徽州宗族的来源、徽州宗族制度、徽州宗族祠堂、徽州宗族族规家法、徽州宗族谱牒、徽州宗族理学、徽州宗族个案、徽州宗族人物、徽州宗族的典型性等十类专题都作了深入研究，然后对这些专题进行了归纳排比、概括综合，从个案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才逐步揭示了徽州宗族的整体面貌。
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洒满了艰辛的汗水。从1990年起，他坚持每年在古徽州所辖区域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两个月，足迹遍布“一府六县”，亲眼看到了大量民间收藏的契约、谱牒和其他有关实物遗存，亲耳聆听了老百姓的介绍讲述，获得了许多口述资料，从而澄清了某些徽学论著中未经调查而得出的不少错误论断和道听途说。在此基础上，他又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宗族一个宗族地进行个案研究，撰写了大批专题文章，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才最终出版了这部《徽州宗族论集》。
唯其难能，方显可贵。该部著作所收论文中的许多论题，前人没有研究过，多属于填补空白，此谓之选题新；这些论文篇篇可见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过去少有人这样做过，此谓之方法新；每篇论文都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此谓之观点新；著作所收论文使用的资料，有些在学术界从未被使用过，有些来自社会调查、更是首次披露，此则是资料新也。这些创新之举，非但为我们解开了《徽州宗族研究》何以成为“徽学研究的一把钥匙”这个谜团，而且，在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今日中国，不乏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