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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了解，是从阅读泰戈尔的诗开始的。这些流传甚广的泰戈尔诗集，最早直接从孟加拉文翻译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孟加拉语翻译家石真。她曾与她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吴晓铃教授一起，去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留学。我们在北京访问石真教授，她已八旬高龄，举足有些迟缓，可是提到印度，她脸上仍浮起了少女般的纯真微笑。 在厚厚一摞泰戈尔的翻译集中，石真教授翻开一本念道：“她是我们的，我们心中之所爱，圣地尼克坦!在她的手臂中，荡漾着我们的轻梦……”这首《圣地尼克坦之歌》是泰戈尔亲自创作的校歌。她告诉我们，泰戈尔创办的大学所在地叫圣地尼克坦，意思是和平乡，是泰戈尔出生的地方。这所国际大学设有一个中国学院，邀请过许多中国学者作访问学者。
“凡是到印度去的中国人，没有不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拜访的。我们去了之后，一方面教中国戏曲史、教中国文学史，一方面在那儿学习。他那个学校是在芒果林里，一片芒果树啊。学生没有课堂，就是在芒果树底下上课，所以也叫做森林学院。”在石真老人深情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一片满眼绿色，那是一个文学大家安放心灵的理想之邦。
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访问，他与泰戈尔、甘地都有来往，并有传世之作问世，自然是我们寻访徐悲鸿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站。然而，从我们访问石真教授到我们真的走进印度，中间居然相隔八个月。因公访印的手续之复杂之麻烦，远远出乎意料。总是抱有希望，又总是得等待。直到中国驻印度使馆伸出相援之手，事情才有了转机。
2006年7月初，我们终于拿到签证，启程前往印度。七拖八拖，拖过了最热的夏季，赶上了雨季，但我们仍能感到扑面的热浪。据说前几天印度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已有热死人的记录。踏上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印度，首先想起的是玄奘——到印度求学佛经的唐朝僧人，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生。玄奘取经时并没路经加尔各答，而加尔各答却有一座玄奘寺。当地华人协会秘书长李先生告之，凡是中国使馆的客人，必去无疑。
与玄奘骑马走千里不同的是，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到印度时，已能乘坐火车了。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火车站，还是徐悲鸿那个年代的模样，粉红色砖墙略显破旧，保存着欧式建筑风格。和平乡离加尔各答200多公里。李先生肯定地推断，六十多年前交通远不发达，徐悲鸿从这里坐火车到和平乡附近车站，下了火车得雇牛车，摇摇晃晃半天到达圣地尼克坦。前车之鉴，促使我们决定租面包车前往，免得下火车还要找汽车。
出加尔各答城，驱车在一条宽阔大道，速度却提不上去。各种装满货物的大货车堵塞不说，更主要路不是全封闭的，会有缓慢的牛车挡道，路边还有散落迈步的老牛。据说印度视牛为神，如果牛老了，绝不能杀，也不能吃，只能给它们放生，四处游荡，还会有信徒送东西喂牛。据说全印度只有半条高速公路，像这样虽然开不快但很宽阔的公路，算是好的了。
尽管我们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圣地尼克坦的村庄感觉，仍然让我们开了眼。方圆若干里的国际大学校园，果然是一大片绿树，散落着一栋栋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就是这所著名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室了，造型古朴而简约。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任何大学不同，它没有校名的牌子，也不见有环绕的围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与摩托车，人拉着跑的黄包车随处可见，路边还有卖泰戈尔木雕像等旅游纪念品的小商贩。唯一提醒你的，是那些写着孟加拉文与英文的黄色告示牌，说的是校园重地不准任何人拍摄。你要不信，一拿出摄像机，就会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黄制服警察，向你说不，让你走开。
我们一路询问，在绿树丛中找到了中国学院的院落。我们面前的主楼，是一栋淡黄色的两层建筑物，与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它三四十年代的模样完全相同。正门上的“中国学院”，是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此时，在主楼大教室，中国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奥吉·班那吉先生正在主持一场考试。我和他通过长途电话，但没想到他这样年轻而英俊。他说他在中国留学过，也到过南京。他的一口汉语非常标准，地道的北京腔。
等考试结束，我们和几位印度学生谈起来，他们的汉语虽有些别扭，但可以表达意思了。他们对中文有兴趣，对中国有好感，希望能到中国深造。徐悲鸿这个著名中国画家来过，他们也都知道。这间大教室正面的大幅壁画，是中印人民世代友好的传说故事，奥吉·班那吉先生说，它是中国学院初建时画的，写有谭云山的落款。这所中国学院是泰戈尔委托中国学者谭云山创建的。泰戈尔给徐悲鸿发出的邀请，也是通过谭云山转达的。
就在中国学院的这面壁画之下，徐悲鸿先生给印度的学生讲过课，示范做画的技艺。时隔十多年后，也就在这面壁画之前，迎来新中国的创始领导人。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曾专程到圣地尼克坦访问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在此留影。我们在中国学院的资料室，看到了周恩来赠送的一批中国图书，占了几个书架。其中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画册的扉页上，有周恩来赠书的亲笔题词……
奥吉·班那吉先生陪我们去国际大学泰戈尔纪念馆。我们其实已有准备，给馆长带去了泰戈尔侄孙泰无量先生的亲笔信函。我们在加尔各答时曾到泰无量家拜访，他是一位熟悉中国文化的印度学者，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曾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泰无量是他的中文名字。
八十岁的泰无量先生告诉我们，1914年1月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泰戈尔，泰戈尔把这笔巨额奖金，以及他的全部财产与版权，捐献给他故乡圣地尼克坦的学校，于1921年12月建成了这所国际大学。泰无量先生找出一本书，给我们看扉页上签的“竺震旦”，三个中国方块字。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梁启超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很高兴他有了一个融汇中印友谊的中国名字。
泰戈尔纪念馆的馆长是一位端庄的知识女性，她身着印度妇女的沙丽，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所泰戈尔纪念馆的房子，其实就是泰戈尔的故居。当初整个国际大学是围绕泰戈尔故居修建的。而今这里的位置仍然是大学的中心，泰戈尔纪念馆收藏着有关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史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开放，我们看到参观者络绎不绝。其实，泰戈尔只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罗宾德拉纳特，孟加拉文的意思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 泰戈尔纪念馆陈列着泰戈尔一生的重要资料，有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与获奖感言的原件，也有他成长中的重要活动的记录。泰戈尔绝非一个书斋文人，他不仅是20世纪世界 级的诗人与文学家，而且是画家、音乐家、教育家，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卓尔不群的杰出成就。馆长拿出几本厚厚的相册，找出泰戈尔与徐悲鸿合影的照片，画面上的泰戈尔与徐悲鸿并肩而坐，旁边还有谭云山。这张我们早已熟悉的黑白照片，就是在泰戈尔家的客厅里拍摄的。我们身临其境，似乎感觉无声的照片也有了呼吸、有了生命。
还有那张著名的甘地素描像。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在他的家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歌舞过后，泰戈尔将中国画家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拥挤喧嚷的人群中，徐悲鸿拿出速写本，用短短几分钟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看了非常高兴，他在这张画上签了名。站在徐悲鸿给甘地画像的地方，仿佛那历史并不久远……
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期间，在圣地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办个人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序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
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无论私人交往，还是公开讲演，都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除了讲课和社交活动，还为国际大学许多师生以及民间艺人画速写。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巨画《愚公移山》，成为中国现代画坛的经典之作。而泰戈尔，这位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一代文豪，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憎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令后人敬仰。
徐悲鸿为泰戈尔画过坐在芒果树下的肖像画，这是一幅中国人久已熟悉的名画，这里的真迹堪称至宝。馆长领我们来到泰戈尔画像中的这棵芒果树前，半个世纪后的芒果树仍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充满蓬勃的活力，向我们印证着一段历史。我的耳畔响起石真教授念的另一首泰戈尔的诗：“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任何佳话传奇你都从不忘记，一切你都保留收集；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你一生独记看不见的字迹，生动有趣地记录下祖先们的故事。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的事迹，你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
“凡是到印度去的中国人，没有不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拜访的。我们去了之后，一方面教中国戏曲史、教中国文学史，一方面在那儿学习。他那个学校是在芒果林里，一片芒果树啊。学生没有课堂，就是在芒果树底下上课，所以也叫做森林学院。”在石真老人深情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一片满眼绿色，那是一个文学大家安放心灵的理想之邦。
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访问，他与泰戈尔、甘地都有来往，并有传世之作问世，自然是我们寻访徐悲鸿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站。然而，从我们访问石真教授到我们真的走进印度，中间居然相隔八个月。因公访印的手续之复杂之麻烦，远远出乎意料。总是抱有希望，又总是得等待。直到中国驻印度使馆伸出相援之手，事情才有了转机。
2006年7月初，我们终于拿到签证，启程前往印度。七拖八拖，拖过了最热的夏季，赶上了雨季，但我们仍能感到扑面的热浪。据说前几天印度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已有热死人的记录。踏上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印度，首先想起的是玄奘——到印度求学佛经的唐朝僧人，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生。玄奘取经时并没路经加尔各答，而加尔各答却有一座玄奘寺。当地华人协会秘书长李先生告之，凡是中国使馆的客人，必去无疑。
与玄奘骑马走千里不同的是，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到印度时，已能乘坐火车了。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火车站，还是徐悲鸿那个年代的模样，粉红色砖墙略显破旧，保存着欧式建筑风格。和平乡离加尔各答200多公里。李先生肯定地推断，六十多年前交通远不发达，徐悲鸿从这里坐火车到和平乡附近车站，下了火车得雇牛车，摇摇晃晃半天到达圣地尼克坦。前车之鉴，促使我们决定租面包车前往，免得下火车还要找汽车。
出加尔各答城，驱车在一条宽阔大道，速度却提不上去。各种装满货物的大货车堵塞不说，更主要路不是全封闭的，会有缓慢的牛车挡道，路边还有散落迈步的老牛。据说印度视牛为神，如果牛老了，绝不能杀，也不能吃，只能给它们放生，四处游荡，还会有信徒送东西喂牛。据说全印度只有半条高速公路，像这样虽然开不快但很宽阔的公路，算是好的了。
尽管我们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圣地尼克坦的村庄感觉，仍然让我们开了眼。方圆若干里的国际大学校园，果然是一大片绿树，散落着一栋栋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就是这所著名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室了，造型古朴而简约。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任何大学不同，它没有校名的牌子，也不见有环绕的围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与摩托车，人拉着跑的黄包车随处可见，路边还有卖泰戈尔木雕像等旅游纪念品的小商贩。唯一提醒你的，是那些写着孟加拉文与英文的黄色告示牌，说的是校园重地不准任何人拍摄。你要不信，一拿出摄像机，就会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黄制服警察，向你说不，让你走开。
我们一路询问，在绿树丛中找到了中国学院的院落。我们面前的主楼，是一栋淡黄色的两层建筑物，与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它三四十年代的模样完全相同。正门上的“中国学院”，是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此时，在主楼大教室，中国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奥吉·班那吉先生正在主持一场考试。我和他通过长途电话，但没想到他这样年轻而英俊。他说他在中国留学过，也到过南京。他的一口汉语非常标准，地道的北京腔。
等考试结束，我们和几位印度学生谈起来，他们的汉语虽有些别扭，但可以表达意思了。他们对中文有兴趣，对中国有好感，希望能到中国深造。徐悲鸿这个著名中国画家来过，他们也都知道。这间大教室正面的大幅壁画，是中印人民世代友好的传说故事，奥吉·班那吉先生说，它是中国学院初建时画的，写有谭云山的落款。这所中国学院是泰戈尔委托中国学者谭云山创建的。泰戈尔给徐悲鸿发出的邀请，也是通过谭云山转达的。
就在中国学院的这面壁画之下，徐悲鸿先生给印度的学生讲过课，示范做画的技艺。时隔十多年后，也就在这面壁画之前，迎来新中国的创始领导人。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曾专程到圣地尼克坦访问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在此留影。我们在中国学院的资料室，看到了周恩来赠送的一批中国图书，占了几个书架。其中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画册的扉页上，有周恩来赠书的亲笔题词……
奥吉·班那吉先生陪我们去国际大学泰戈尔纪念馆。我们其实已有准备，给馆长带去了泰戈尔侄孙泰无量先生的亲笔信函。我们在加尔各答时曾到泰无量家拜访，他是一位熟悉中国文化的印度学者，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曾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泰无量是他的中文名字。
八十岁的泰无量先生告诉我们，1914年1月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泰戈尔，泰戈尔把这笔巨额奖金，以及他的全部财产与版权，捐献给他故乡圣地尼克坦的学校，于1921年12月建成了这所国际大学。泰无量先生找出一本书，给我们看扉页上签的“竺震旦”，三个中国方块字。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梁启超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很高兴他有了一个融汇中印友谊的中国名字。
泰戈尔纪念馆的馆长是一位端庄的知识女性，她身着印度妇女的沙丽，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所泰戈尔纪念馆的房子，其实就是泰戈尔的故居。当初整个国际大学是围绕泰戈尔故居修建的。而今这里的位置仍然是大学的中心，泰戈尔纪念馆收藏着有关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史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开放，我们看到参观者络绎不绝。其实，泰戈尔只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罗宾德拉纳特，孟加拉文的意思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 泰戈尔纪念馆陈列着泰戈尔一生的重要资料，有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与获奖感言的原件，也有他成长中的重要活动的记录。泰戈尔绝非一个书斋文人，他不仅是20世纪世界 级的诗人与文学家，而且是画家、音乐家、教育家，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卓尔不群的杰出成就。馆长拿出几本厚厚的相册，找出泰戈尔与徐悲鸿合影的照片，画面上的泰戈尔与徐悲鸿并肩而坐，旁边还有谭云山。这张我们早已熟悉的黑白照片，就是在泰戈尔家的客厅里拍摄的。我们身临其境，似乎感觉无声的照片也有了呼吸、有了生命。
还有那张著名的甘地素描像。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在他的家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歌舞过后，泰戈尔将中国画家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拥挤喧嚷的人群中，徐悲鸿拿出速写本，用短短几分钟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看了非常高兴，他在这张画上签了名。站在徐悲鸿给甘地画像的地方，仿佛那历史并不久远……
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期间，在圣地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办个人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序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
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无论私人交往，还是公开讲演，都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除了讲课和社交活动，还为国际大学许多师生以及民间艺人画速写。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巨画《愚公移山》，成为中国现代画坛的经典之作。而泰戈尔，这位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一代文豪，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憎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令后人敬仰。
徐悲鸿为泰戈尔画过坐在芒果树下的肖像画，这是一幅中国人久已熟悉的名画，这里的真迹堪称至宝。馆长领我们来到泰戈尔画像中的这棵芒果树前，半个世纪后的芒果树仍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充满蓬勃的活力，向我们印证着一段历史。我的耳畔响起石真教授念的另一首泰戈尔的诗：“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任何佳话传奇你都从不忘记，一切你都保留收集；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你一生独记看不见的字迹，生动有趣地记录下祖先们的故事。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的事迹，你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