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书业趋势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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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转企改制带来的新变局
  
  在影响2011年书业的所有因素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出版业转企改制。对于各地陆续建造的出版业“航空母舰”来讲,做好主业,提升图书产品的思想文化传承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将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量。
  针对近年几大地方出版集团重组上市后在主业上的表现,中央有关部门在中国出版集团成立近10年后,又在2010年连续给力,整合真正将出版作为主业的中央各出版单位优势资源,力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中央的这一正确举措的个中含义,明眼人应该是了然于胸的。对地方各大集团来讲,尤其是上市套得大批现金的一些地方“航空母舰”来讲,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而对于一些热衷于房地产、酒店、旅游业的出版集团来讲,如何做好主业,真正具备出版实力来与中央连续给力的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国内外的出版产业市场上共舞进而博弈,将是它们今后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长久压力。
  然而,对于一批中小出版社,特别是新近改制的中央级出版社来说,改制后的市场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做社科、学术类出版的,将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一定要从观念和经营机制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针对中小出版社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最近20多家中央出版社酝酿联合起来,做一个社科学术类图书的发行中盘。这些中小出版社都是做高端学术小众和常销有品格的大众社科类图书的出版社,它们在新华书店总店、业务颓败停滞后,在各地方发行集团和经销商森严壁垒的地方市场保护的挤压下,每况愈下,惨淡经营。为求得生存,这些出版社将以现金出资形式联合创建的这个中盘公司,严格按股份制公司运作,用3~5年的时间逐步扩大规模,争取能将社科学术类图书销售码洋做到10个亿以上,在整个图书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以求得这些中小出版社在书业市场上与乙方的平等对话权。改制后的中小出版社只能靠联合起来拓展市场,坚守出版主业,才有出路,甚至可说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 传统图书的深厚底蕴与电子书的便捷时尚相互促进、长期共存
  
  笔者认为,传统图书主业不仅能力挺5年、10年、20年,而且应该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也不可能被电子书或其他形式的阅读替代。
  第一,即使是在多媒体融合已经领先一步的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纸质书阅读的需求。例如,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开辟出专门的展厅,展示欧美国家设计的传统图书阅读的辅助器具,如躺在床上看书、在卫生间看书、在公交车上看=B分别可以用不同的辅助器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图书的生命力。
  第二,传统图书的阅读的主要功能在于愉悦身心、陶冶性情,在于解决人们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这对于许多挚爱阅读的人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在电子图书很难解决的深层次阅读中更足如此,而不仅仅只是具有学习技能或者查阅资料等实用功能。然而,以屏幕阅读为主要特征的电子图书,能为读者解决的更多的只是偏重于浅层次阅读。当然,电子书在查阅资料、链接相关资料,甚至修改批注等方面,也有纸质图书力所不能及的功能。
  第三,从人的生理特点来讲,也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屏幕阅读。
  第四,多媒体传播形式对传统出版的影响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出版板块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对受影响较大的大众阅读板块中的各个亚板块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电子书初起时,对文学类书籍、动漫绘图等几类图书可能影响要大一些、要快一些,而对于学术、经典等小众出版板块的影响则更要弱得多,暂时不会有大的影响。总的来说,“狼”的确是来了,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三 CPI的持续走高对出版产业的影响不足以伤筋动骨
  
  从目前来看,通胀对出版业有影响但不足以伤筋动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中,出版业经历过多次的原材料等成本市场价格的激烈波动,在应对材料费用价格尤其是印刷纸张费用价格的波动上,已逐渐成熟,应对自如。以纸价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书刊印刷纸张曾从5000元左右飞涨到每吨七八千元,很快又回落到四五千元,这十多年来基本上稳定在五六千元。对于书业原材料的这种大的价格波动,大多出版社已经能够比较好地调控。
  实际上,近年来各出版单位人力成本的压力在逐年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全民收入的政策后,人力成本的增幅进一步加大。而且,改制后相关法律法规对出版单位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加大了约束的力度,人力成本的上涨将是长久的,而且幅度不会太小,这将会给一些出版单位造成较大且长久持续增长的成本压力。但是,压力有时也会转换成动力。比如,我社近两三年人员成本每年以30%-50%的幅度在增加。然而,这种增长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强,稳定的队伍带来了生产经营上的有效增长——我社2010年销售码洋和回款实样同比增长均超过25%。
  
  四 世界经济复苏给书业带来的新机遇
  
  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中央的判断,中国经济的基本层面没什么大问题,而出版业又是相对稳定的行业之一。所以,我认为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书业的影响不会太大。但从另一个层面讲,金融危机以来,又恰恰激发了国民对经济问题、金融问题的关注。譬如目前大众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高度关注,这种关心就是一种潜在的阅读需求。这两年我社的金融图书板块大多是高端的引进版学术图书且价格不菲,如《金融战争》《金融突围》等,能销售几万册,绝大部分是普通读者购买而非专家购买,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长足的提升,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渴望了解中国,中国已真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心位置。国内的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向海外谋求发展,而我国的出版业与海外出版同行在产值、销售、利润、版权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业内最熟知的我国出版业与海外出版业在版权贸易中的十逆差之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十多年前双方的版权贸易逆差是1:30;经过近些年的努力,2009年已扭转为1:4,而在图书实物贸易方面逆差更是大得惊人,恐怕至今还有超过100倍的逆差。
  这种巨大的差距,恰好给中国的出版业提供一个进入世界市场的机遇。对于担负着重要的对外宣传任务的出版界来讲,如何向世界讲清楚中国,讲清楚中国人,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年,讲清楚新中国的60年,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90年,讲清楚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将这些内容编成国外读者看得懂,进而喜欢看的一个个大故事,恐怕是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出版人的头等大事。对于今天的中国出版人来讲,已经不只是将国内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中国已进入世界大格局的中心位置,将中国的事情向世界讲清楚,讲好中国这个大故事,出版人责无旁贷。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工作中介绍好中国,至关重要,要把图书出版这个工具用活用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层面。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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