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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4日，我国外事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吴学谦同志，走完了87年光辉的人生历程。我没有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有过一小段跟随他在新疆考察调研的经历。吴学谦同志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虽身居高位，但坚决反对搞特殊化，甘当一个普通百姓，是我们晚辈为人处事的楷模。
“一叶知秋”
1988年酷夏的一天下午，外交部领导交给我一项比较特别的任务：跟随吴学谦同志去新疆考察调研。吴学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到了首都机场我才得知，这次飞乌鲁木齐，坐的是苏式“图—134”飞机，而且还是“过班机”：从沈阳飞乌鲁木齐，途经北京。我对送行的中央办公厅同志说，这种机型的安全系数和舒适度都比较差，又没有头等舱。又说，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每天都有好几班“波音”。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解释说：“原来是安排坐‘波音’的，但学谦同志觉得，目前这个航班从时间上看比较合适。他说，苏联的飞机也不错，没有头等舱不要紧，这样反而可以给国家省点钱。”记得当过吴学谦同志8年秘书的黄桂芳同志讲过类似的例子。吴学谦同志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一家人一直住在他曾工作过的中联部住宅区，此后就再没调换过房子。有的家人曾提出要把老房子稍微装修一下，他不同意，说：“在这里住得蛮好嘛。这种房子归国管局管，维修得花国家的钱，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我们启程去新疆那天特别热，阴凉处也有三十六七度。我们陪同吴学谦同志一登上飞机，就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好像进入大蒸笼一样。机舱里已坐满了人，个个满头大汗，叫苦不迭。
考虑到吴学谦同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民航部门事先在第一二排给我们一行预留了6个座位。机舱内的座位很小，每排的间距又很窄，个子稍为高一点的人，坐着连腿脚都伸不大开。
吴学谦同志坐下后对我说：“这次去新疆，我想选与苏联接壤的一两个地方看看，所以请你一同前往，到时候请给我讲一讲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状。”我说：“搞中苏边界，我是半路出家，所知甚少。新疆外办有位叫沈国光的‘边界通’，他是上海人，特别精明，对中苏边界西段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到时候请他详细向你汇报。”我见吴学谦同志也热得满头大汗，便说：“苏联飞机的舒适度比较差，起飞前和降落后，机舱内都是不供冷的。”又说：“要是改坐‘波音’就好了，可以免受这种‘罪’。”他听后淡淡地说：“机舱内是闷热了一点，飞起来就凉快了；座位是小了一点，全程只不过飞四个多小时，忍一下也就过去了。”又说：“现在坐飞机，比50年代坐苏式‘伊尔—14’飞莫斯科，要舒服多了。”
我们一坐下，机长和空姐便过来向吴学谦同志致意问候。机长嘱咐空姐一定要细致、周到地“为首长服务好”。不一会儿，空姐先递上了热毛巾，之后便端着托盘过来，上面摆着七八种饮料，冰镇的和常温的都有，还有花生米、开心果一类小吃。吴学谦同志边拿矿泉水边说：“不必送这么多东西来，上点矿泉水就可以了。”
飞机很快就起飞了，爬高之后，空姐又送来一大托盘东西，还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我对吴学谦同志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当时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便对空姐低声说：“首长特别清廉，不喜欢摆谱。服务时请注意要适度。”没料到，空姐听后却委屈地说：“细致、周到为首长服务好，这是领导反复交代过的。不这样做，就完不成任务，会受批评的!”空姐还是时不时地过来送饮料、热毛巾，一再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吴学谦同志显得有点不大高兴，但还是客气地对空姐说：“我也是一个普通乘客，应该与其他乘客享受同等待遇，千万别对我搞特殊。”
飞机飞过太原后，机舱内广播说：“过一会儿就开始供餐”。空姐立即给吴学谦同志送来了菜单，看得出来，给这位首长的餐食是“特供”的。菜单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客气地说：“刚在家里吃过了中饭，很快就要到乌鲁木齐啦，不必用餐了。”
吴学谦同志于1982年4月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年11月接替黄华同志任外交部部长。我曾多次陪同吴学谦同志会见过苏联驻华使节。每次会见前后，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与陪见的同志交谈。但零距离、深一点了解这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负责人，这还是第一次。我这次在首都机场和“图—134”飞机上所听到、看到的，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小侧面，却令我感叹不已：对于许许多多人梦寐以求的享受、舒适、惬意，坐在我身旁的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态度却如此之“冷漠”!
说到吴学谦同志坐“图—134”飞机赴乌鲁木齐事，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件相似的、同样让我感叹不已的往事。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去世后，邓小平同志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同志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由于时间紧迫，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要派架“波音—767”包机送黄外长一行去莫斯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不过，黄外长觉得，14日有民航班机飞莫斯科，不坐包机也能赶得上参加葬礼活动，于是，就没有坐包机去。此事他没有向小平同志报告，也许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打扰他。当日上午10时左右，小平同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华同志坐的专机今天起飞前，请他发表个书面谈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华同志为了给国家省点钱，改坐民航班机去莫斯科，早上九点钟已经起飞了。”黄华和吴学谦两位同志先后出任过外交部部长。他们两人为了给国家省钱，在上述场合坐飞机时，都没有享受应得的“待遇”。见微知著，外交部的优良传统可见一斑。
一到乌鲁木齐，吴学谦同志便与新疆党、政、军的领导人“约法四章”：自治区的领导人不全程陪同，如有时需要陪，一人就足矣，不必兴师动众；所有人只坐一辆“金杯”小面包车；所到之处不搞宴请，不搞群众迎送场面，不送“土特产”；他一概不作指示、不题词。
吴学谦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新疆四五天时间里，自治区只派一两名司局级干部全程陪同。他每到一处，都强调是来调研学习的。吴学谦同志与人交谈时，一律以诚相待，谦和、厚道、实在，丝毫不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只见到他“题”过一次“词”，那是应我的请求，在与我合影的照片背后写下了“吴学谦”三个字。
我听黄桂芳同志说过，吴学谦同志从1938年10月投身革命工作开始，一生简朴，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后，依然过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他家里并无豪华的家具与陈设。他穿的衣服大都是50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时做的，有的甚至改了之后又穿。吴学谦同志去年逝世后不久，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吴学谦的‘家产展”’，据说相当轰动，点击率很高。我听一位年轻朋友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一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全部家产，只有几件相当旧的家具，连当今一个科长的家产都远远不如!” 俗话说：一叶知秋。从以上种种不怎么起眼，有些人也许会感到不以为然的细微之处，也可以“知”吴学谦同志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在新疆期间，我与吴学谦同志朝夕相处。在餐桌旁，在汽车上，在宾馆的院子里，他常与我交谈，谈世界局势，问外交部情况，聊家长里短。在他的面前，我并不感到拘束，甚至连他是一名大首长，是位老前辈这样的感觉也没有。
吴学谦同志谈得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说：“我曾在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在部里影响之大、之深，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又说：“恩来同志的十六字箴言(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不仅外交部的同志，而且全国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应该终生努力实践。”吴学谦同志在谈到外事工作要“严守纪律”时，颇有感触地说：“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外事无小事’。他之所以在第四句话的‘纪律’两字前面特意加上了‘严守’二字，是因为外交工作有其特殊性，面对的是外国人，必须慎之又慎”。还说：“在外交部工作时，常听同志们提起王幼平同志(曾任副外长)的那句名言——‘外交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一位老革命、老外交的经验之谈”。接着，吴学谦同志给我讲了两个亲历的“事故”，让我们这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引以为训，“在工作中，举一反三，时时处处‘如履薄冰”’。
这两次“事故”都发生在南京。有一次，吴学谦同志陪同一位重要的外国领导人在那里参观访问。这位贵宾前往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纪念馆参观时，一下车就吩咐“赶快将花篮往前面抬”。没成想，对方礼宾官竟忘记准备花篮。贵宾顿时生气起来，说：“今天是专门来看我的老朋友的，可你们竟然连花篮都不给我准备!”随行的对方人员一听，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吴学谦同志讲完这件事之后说：“发生这样的事，我方也不是没有责任。这里面有两个教训，一个是人家的，另一个是我们的。我方的教训在于：这么重要的一位国宾，他又前往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否要准备花篮，事先应主动与对方沟通，万一人家忘记了，也好提个醒。”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责任则全在我方。这位贵宾参观完纪念馆后，本来要放映一部介绍周恩来同志生平的影片。当时用的是两部移动放映机。万万没有料到，片子一放就卡在盒子里，两部机子轮流试放，怎么都放不出来，急得放映员满头大汗。七八分钟过后，贵宾站了起来，冷冷地说：“电影不看啦!”贵宾走后，我方人员立即开了个现场会。江苏省一位领导人很恼火，厉声质问：“放映前试过机没有?”放映员沮丧地说：“没有，我太大意啦!从前放过几百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幸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句老话再一次应验了。
在新疆期间，吴学谦同志与我交谈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中苏关系。他说：“我1982年春天从中联部调到外交部之后，见证了小平同志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所采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步骤，这实在是本人一生中一大幸事!这位伟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吴学谦同志十分关注1987年2月开始举行的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他说：“小平同志的决策很对，应尽早把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划定下来，以利于国家安宁和经济建设。”对于第一、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吴学谦同志也多次谈到。他谈到、问到了许多问题，每次都很客气，常常用“不知这样看对不对”、“希望你讲一下”这类谦词，让我这个晚辈觉得，面前这位老前辈真是人如其名：“学谦”。他问得很细，比如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双方目前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难点，等等。
以感恩之心、谦逊之意对待往昔岁月
在新疆期间，我多次与吴学谦同志谈起他那半个多世纪不凡的经历。他淡然回忆起一件件往事，谈到往日的战友和领导时，感激、兴奋之情，谦逊之意，常常溢于言表：
——1938年10月在上海参加革命后，我与泽民、乔石、其琛等同志一起，曾从事过地下党的“学运”工作。这些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全国解放后，我长期在团中央、中联部工作，从耀邦等同志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
——1982年11月18日，黄华外长参加完勃列日涅夫葬礼回国后的第二天，便调往人大常委会工作，当时中央已内定他为人大副委员长(1983年6月当选)。中央让我接替他的工作，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清楚，自己并非中国新任外长的最佳人选。
——从1982年11月起，我担任外长一职，1983年6月又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主管全国的外事工作。做好这份工作，我还是蛮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来自小平同志的坚强领导和具体指导。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外交一直由小平同志掌舵，这实在是全党全国之大幸。
整整20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跟随吴学谦同志在新疆考察调研的难忘时光，感触良多。他长我18岁，按理说是我的长辈、首长，但在我的心目中，吴学谦同志更多的是个普通百姓，与你我他一样普通。
吴学谦同志一生特别敬重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身上，也能看到这位世界伟人某种令普通百姓特别怀念的“特质”。每每说起吴学谦同志，我常常想起庄子那一名句，这位老前辈真是“有大美而不言”。
(责任编辑 李树泉)
“一叶知秋”
1988年酷夏的一天下午，外交部领导交给我一项比较特别的任务：跟随吴学谦同志去新疆考察调研。吴学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到了首都机场我才得知，这次飞乌鲁木齐，坐的是苏式“图—134”飞机，而且还是“过班机”：从沈阳飞乌鲁木齐，途经北京。我对送行的中央办公厅同志说，这种机型的安全系数和舒适度都比较差，又没有头等舱。又说，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每天都有好几班“波音”。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解释说：“原来是安排坐‘波音’的，但学谦同志觉得，目前这个航班从时间上看比较合适。他说，苏联的飞机也不错，没有头等舱不要紧，这样反而可以给国家省点钱。”记得当过吴学谦同志8年秘书的黄桂芳同志讲过类似的例子。吴学谦同志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一家人一直住在他曾工作过的中联部住宅区，此后就再没调换过房子。有的家人曾提出要把老房子稍微装修一下，他不同意，说：“在这里住得蛮好嘛。这种房子归国管局管，维修得花国家的钱，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我们启程去新疆那天特别热，阴凉处也有三十六七度。我们陪同吴学谦同志一登上飞机，就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好像进入大蒸笼一样。机舱里已坐满了人，个个满头大汗，叫苦不迭。
考虑到吴学谦同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民航部门事先在第一二排给我们一行预留了6个座位。机舱内的座位很小，每排的间距又很窄，个子稍为高一点的人，坐着连腿脚都伸不大开。
吴学谦同志坐下后对我说：“这次去新疆，我想选与苏联接壤的一两个地方看看，所以请你一同前往，到时候请给我讲一讲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状。”我说：“搞中苏边界，我是半路出家，所知甚少。新疆外办有位叫沈国光的‘边界通’，他是上海人，特别精明，对中苏边界西段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到时候请他详细向你汇报。”我见吴学谦同志也热得满头大汗，便说：“苏联飞机的舒适度比较差，起飞前和降落后，机舱内都是不供冷的。”又说：“要是改坐‘波音’就好了，可以免受这种‘罪’。”他听后淡淡地说：“机舱内是闷热了一点，飞起来就凉快了；座位是小了一点，全程只不过飞四个多小时，忍一下也就过去了。”又说：“现在坐飞机，比50年代坐苏式‘伊尔—14’飞莫斯科，要舒服多了。”
我们一坐下，机长和空姐便过来向吴学谦同志致意问候。机长嘱咐空姐一定要细致、周到地“为首长服务好”。不一会儿，空姐先递上了热毛巾，之后便端着托盘过来，上面摆着七八种饮料，冰镇的和常温的都有，还有花生米、开心果一类小吃。吴学谦同志边拿矿泉水边说：“不必送这么多东西来，上点矿泉水就可以了。”
飞机很快就起飞了，爬高之后，空姐又送来一大托盘东西，还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我对吴学谦同志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当时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便对空姐低声说：“首长特别清廉，不喜欢摆谱。服务时请注意要适度。”没料到，空姐听后却委屈地说：“细致、周到为首长服务好，这是领导反复交代过的。不这样做，就完不成任务，会受批评的!”空姐还是时不时地过来送饮料、热毛巾，一再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吴学谦同志显得有点不大高兴，但还是客气地对空姐说：“我也是一个普通乘客，应该与其他乘客享受同等待遇，千万别对我搞特殊。”
飞机飞过太原后，机舱内广播说：“过一会儿就开始供餐”。空姐立即给吴学谦同志送来了菜单，看得出来，给这位首长的餐食是“特供”的。菜单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客气地说：“刚在家里吃过了中饭，很快就要到乌鲁木齐啦，不必用餐了。”
吴学谦同志于1982年4月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年11月接替黄华同志任外交部部长。我曾多次陪同吴学谦同志会见过苏联驻华使节。每次会见前后，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与陪见的同志交谈。但零距离、深一点了解这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负责人，这还是第一次。我这次在首都机场和“图—134”飞机上所听到、看到的，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小侧面，却令我感叹不已：对于许许多多人梦寐以求的享受、舒适、惬意，坐在我身旁的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态度却如此之“冷漠”!
说到吴学谦同志坐“图—134”飞机赴乌鲁木齐事，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件相似的、同样让我感叹不已的往事。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去世后，邓小平同志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同志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由于时间紧迫，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要派架“波音—767”包机送黄外长一行去莫斯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不过，黄外长觉得，14日有民航班机飞莫斯科，不坐包机也能赶得上参加葬礼活动，于是，就没有坐包机去。此事他没有向小平同志报告，也许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打扰他。当日上午10时左右，小平同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华同志坐的专机今天起飞前，请他发表个书面谈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华同志为了给国家省点钱，改坐民航班机去莫斯科，早上九点钟已经起飞了。”黄华和吴学谦两位同志先后出任过外交部部长。他们两人为了给国家省钱，在上述场合坐飞机时，都没有享受应得的“待遇”。见微知著，外交部的优良传统可见一斑。
一到乌鲁木齐，吴学谦同志便与新疆党、政、军的领导人“约法四章”：自治区的领导人不全程陪同，如有时需要陪，一人就足矣，不必兴师动众；所有人只坐一辆“金杯”小面包车；所到之处不搞宴请，不搞群众迎送场面，不送“土特产”；他一概不作指示、不题词。
吴学谦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新疆四五天时间里，自治区只派一两名司局级干部全程陪同。他每到一处，都强调是来调研学习的。吴学谦同志与人交谈时，一律以诚相待，谦和、厚道、实在，丝毫不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只见到他“题”过一次“词”，那是应我的请求，在与我合影的照片背后写下了“吴学谦”三个字。
我听黄桂芳同志说过，吴学谦同志从1938年10月投身革命工作开始，一生简朴，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后，依然过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他家里并无豪华的家具与陈设。他穿的衣服大都是50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时做的，有的甚至改了之后又穿。吴学谦同志去年逝世后不久，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吴学谦的‘家产展”’，据说相当轰动，点击率很高。我听一位年轻朋友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一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全部家产，只有几件相当旧的家具，连当今一个科长的家产都远远不如!” 俗话说：一叶知秋。从以上种种不怎么起眼，有些人也许会感到不以为然的细微之处，也可以“知”吴学谦同志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在新疆期间，我与吴学谦同志朝夕相处。在餐桌旁，在汽车上，在宾馆的院子里，他常与我交谈，谈世界局势，问外交部情况，聊家长里短。在他的面前，我并不感到拘束，甚至连他是一名大首长，是位老前辈这样的感觉也没有。
吴学谦同志谈得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说：“我曾在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在部里影响之大、之深，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又说：“恩来同志的十六字箴言(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不仅外交部的同志，而且全国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应该终生努力实践。”吴学谦同志在谈到外事工作要“严守纪律”时，颇有感触地说：“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外事无小事’。他之所以在第四句话的‘纪律’两字前面特意加上了‘严守’二字，是因为外交工作有其特殊性，面对的是外国人，必须慎之又慎”。还说：“在外交部工作时，常听同志们提起王幼平同志(曾任副外长)的那句名言——‘外交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一位老革命、老外交的经验之谈”。接着，吴学谦同志给我讲了两个亲历的“事故”，让我们这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引以为训，“在工作中，举一反三，时时处处‘如履薄冰”’。
这两次“事故”都发生在南京。有一次，吴学谦同志陪同一位重要的外国领导人在那里参观访问。这位贵宾前往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纪念馆参观时，一下车就吩咐“赶快将花篮往前面抬”。没成想，对方礼宾官竟忘记准备花篮。贵宾顿时生气起来，说：“今天是专门来看我的老朋友的，可你们竟然连花篮都不给我准备!”随行的对方人员一听，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吴学谦同志讲完这件事之后说：“发生这样的事，我方也不是没有责任。这里面有两个教训，一个是人家的，另一个是我们的。我方的教训在于：这么重要的一位国宾，他又前往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否要准备花篮，事先应主动与对方沟通，万一人家忘记了，也好提个醒。”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责任则全在我方。这位贵宾参观完纪念馆后，本来要放映一部介绍周恩来同志生平的影片。当时用的是两部移动放映机。万万没有料到，片子一放就卡在盒子里，两部机子轮流试放，怎么都放不出来，急得放映员满头大汗。七八分钟过后，贵宾站了起来，冷冷地说：“电影不看啦!”贵宾走后，我方人员立即开了个现场会。江苏省一位领导人很恼火，厉声质问：“放映前试过机没有?”放映员沮丧地说：“没有，我太大意啦!从前放过几百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幸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句老话再一次应验了。
在新疆期间，吴学谦同志与我交谈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中苏关系。他说：“我1982年春天从中联部调到外交部之后，见证了小平同志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所采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步骤，这实在是本人一生中一大幸事!这位伟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吴学谦同志十分关注1987年2月开始举行的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他说：“小平同志的决策很对，应尽早把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划定下来，以利于国家安宁和经济建设。”对于第一、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吴学谦同志也多次谈到。他谈到、问到了许多问题，每次都很客气，常常用“不知这样看对不对”、“希望你讲一下”这类谦词，让我这个晚辈觉得，面前这位老前辈真是人如其名：“学谦”。他问得很细，比如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双方目前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难点，等等。
以感恩之心、谦逊之意对待往昔岁月
在新疆期间，我多次与吴学谦同志谈起他那半个多世纪不凡的经历。他淡然回忆起一件件往事，谈到往日的战友和领导时，感激、兴奋之情，谦逊之意，常常溢于言表：
——1938年10月在上海参加革命后，我与泽民、乔石、其琛等同志一起，曾从事过地下党的“学运”工作。这些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全国解放后，我长期在团中央、中联部工作，从耀邦等同志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
——1982年11月18日，黄华外长参加完勃列日涅夫葬礼回国后的第二天，便调往人大常委会工作，当时中央已内定他为人大副委员长(1983年6月当选)。中央让我接替他的工作，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清楚，自己并非中国新任外长的最佳人选。
——从1982年11月起，我担任外长一职，1983年6月又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主管全国的外事工作。做好这份工作，我还是蛮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来自小平同志的坚强领导和具体指导。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外交一直由小平同志掌舵，这实在是全党全国之大幸。
整整20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跟随吴学谦同志在新疆考察调研的难忘时光，感触良多。他长我18岁，按理说是我的长辈、首长，但在我的心目中，吴学谦同志更多的是个普通百姓，与你我他一样普通。
吴学谦同志一生特别敬重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身上，也能看到这位世界伟人某种令普通百姓特别怀念的“特质”。每每说起吴学谦同志，我常常想起庄子那一名句，这位老前辈真是“有大美而不言”。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