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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此前我从没想过，与“昆五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会是他们的毕业考核。
同很多“打酱油”的爱好者没有什么两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昆曲的关注几乎都放在了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我知道“昆四”出了个女小生翁佳慧，也听说了在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中扮演少年薛宝钗的那个漂亮姑娘李沁原先是戏校昆五班的学员，但也仅此而已。去剧院看戏的时候，有时会在演员名单里发现一些标注着“昆五班学生”字样的新鲜名字，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媒体报道里的集体名词：2012年中国昆曲艺术节上，昆五班的集体作品《拜月亭》一举斩获了“优秀剧目奖”和“优秀表演奖”，当时的他们还只是上海戏剧学院大二大三的学生；2013年，他们又推出新编昆剧《宝黛红楼》，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自豪地对媒体宣称“昆五班挑得出十二钗”；而新浪微博的首页上，资深戏迷们哀悼如今戏曲舞台寂寞凋零的同时，又纷纷使用着这样的句式表达他们对新晋的“昆五”的信心：虽然难免青涩稚幼，但他们代表着上海昆剧的未来。
除此以外，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便是好奇的原点。所以当被问及最近有什么想要跟进的选题的时候，我几乎脱口而出：可能的话，我想接触一下昆五班。
事情于是便按着最常规的方式迈进。我通过上海昆剧团的朋友的介绍，联系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负责牵头昆五班各项工作的顾兆琳老师。电话里的顾老师显得很高兴，他说这样吧，过两天就是昆五班2010级学生的期末考核，你干脆过来跟着一起看看。
2013年12月30日上午9点，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
尽管手里揣着连夜搜罗整理出来的昆五班学生资料，坐在白楼202教室里的我依然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忐忑——我手中的笔记本上，除了热心戏迷整理出的昆五班演出备忘（基本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处，某人演了某戏），便只有53个扁平而抽象的名字。我并不擅长这样的无把握之仗。
202是一间练功房，看起来应该就是昆五班日常学习训练的所在。靠着走廊的那面墙上，贴着几张用黑卡纸做成的板报，上面是昆班学生的一些演出照片。考官们的坐席就安排在这些板报的前面，我远远地听见顾兆琳对考官之一的谷好好说，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个叫阚鑫的学生拍的，“他是唱花脸的，专业非常不错。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阚融，也是花脸。”
随着开考时间的临近，练功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也变得愈来愈多。穿着练功服的候考学生几乎全都挤在练功房这头的角落里，他们并不惊讶于我的出现，只管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说着话，然而却又都本能地远远避开了房间另一面老师们的座席。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扎着马尾巴辫的姑娘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跟她打招呼。她说她叫王倩澜，是个武旦，今天是专门过来给老师们倒水、打杂的。
“你不用考试么？”我问。
“今天是大班考试，我是小班的。”她解释，“大班2014年毕业，我们是2015年。”
考试分成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午的科目是基本功和武功。随着口令的展开，大家三三两两地结对上台。正腿、斜腿、旁腿、骗腿、翻身、飞脚、扫堂、旋子、虎跳、前桥、后桥……和我以往经历过的那些流程严格的考试不同，似乎并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什么时候去做、做几遍，至少在我的观感里是这样。有个绿衣服的男生一下来就跟边上的女生抱怨，说自己的腰不行啦，必须休息一下，他一面说着，一面挠着头上的短发，表情夸张而滑稽。另一个身穿红T恤的男生则是一副越翻越来劲儿的样子，一套跟头接一套跟头地来，边上围观的大家噼里啪啦地给他鼓着掌叫着好。王倩澜告诉我，绿衣服的叫张前仓，演小花脸（丑角）的，红T恤叫谢冲，是个武生。那个站在老师边上帮忙叫口令的，则是大班的班长朱霖彦，也是小花脸，他和张前仓都是王士杰老师的学生。“阚家兄弟是那边两个。”她指着在练功房那边排队等候出场的一高一矮两个男生，“高的是弟弟，矮的是哥哥。”轮到一个剑眉倒竖的英武小伙上场的时候，考官席里发出了一声善意的感叹。我转过头看王倩澜。“这是张艺严，眉毛都快立起来了。我管他叫愤怒的小鸟，黄色的最凶的那只。”她笑得异常好看。
我好奇而茫然地看着场上翻滚腾挪的这群人，辨析着彼此之间的不同的行当角色与性格面貌，然后努力将这些的脸孔与名单上的名字画上等号。
“说是考试其实就是个展示，你有什么就表现什么。我把子打得还蛮好的，我就多打点把子，他翻得好就多翻几个，腿好我就踢腿，飞脚旋子好就飞脚旋子。”后来私底下闲聊的时候说起这一节，阚鑫这样跟我解释，“毕竟大家行当不一样。练武戏的在这部分有优势，就多表现一点。这方面学文戏的人可能相对要弱一点，很多女生也不容易表现自己。但是后面考文戏的时候，他们的优势就出来了。”
在昆五班全部53个学员中间，参加此次毕业考试的大班学生一共有30个人。从2004年昆五班第一批学员入校，到2014年的这个毕业季，昆班的这批学生在被戏称为“莲花村”的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已经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似乎没有人明白地跟他们提过这场发生在2013与2014交错点上的毕业考试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或者他们心里其实非常明白，只是不说破而已。考场上的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并表达着自己。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参加考核的老师有上海昆剧团的团长谷好好、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戏曲学校副校长顾兆琳、昆剧教研组组长王士杰、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澎、王英姿，以及其他一些我叫得出或者叫不出名字的老师。“就这个阵势来看，你不重视也该重视了。你可能觉得他们是来看你们考试或者汇报，但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在挑人。”这是阚鑫的理解。至少在他个人看来，这次的毕业考试很有可能关系到他们以后是否能进团，关系到后半年的一些走向，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去处。“所以2014的这个年，可能大家心里都不会特别舒服地过。”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坦率。事实上，这也是身为旁观者的我的感受。哪怕落不到“前途”或者“出路”的实处，这次近身的现场观摩也足以教我鲜明地认识到了这个行业的残酷。所谓祖师爷赏不赏饭，“有戏”与“没戏”的分别，有时候即便是我这样不成熟的看客也能模糊地体察到——人们常说的“观众缘”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罢。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最终抓住我的眼睛的鲜明而生动的面孔，往往就是此前在各种媒体报道、演出信息以及戏迷们的口耳相传之中看过听过的名字。 我似乎终于从那份长长的抽象名单中剥离出了一些切实而具体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十年”这个读起来不过短短两个音节的时间名词，对于即将站到人生交叉口上的昆五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贰
顾兆琳在新浪微博的账号叫做“昆曲朝临”。他这样描述自己：“我是昆大班的一员。努力保持好健康状态，为昆剧，为昆五班的真正成才，再干几年！”
从1954年昆大班进入戏校到2014年昆五班第一批学员行将毕业，时间的车轮刚好滚过了一个甲子。进入戏曲学校工作之前，顾兆琳曾经担任过上海昆剧团的副团长。他是昆大班小生组里最早出道的学员，学戏两年便和张洵澎一起凭借一出《游园惊梦》引发广泛赞誉；同时又爱好吹笛作曲，《班昭》、《长生殿》、《景阳钟》这三台被列入“国家艺术精品”的大戏都出自他一人笔下，是个典型的“两门抱”。然而在他看来，自己这些年来最为得意的作品，似乎还是“昆五班”。
昆五班的招生策划始动于2002年，顾兆琳从昆团转投戏校，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光景。也是在那一年，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从昆团到戏校，大家都在为如何更好地传承这份古老艺术而忧心忡忡。
“当时的昆剧团团长蔡正仁跟我都有一个想法。培养一茬人才，按照新的观念，大概需要10年。张军、黎安他们的昆三班是1986年入的学，到2000年的时候，也已经有将近20年了，如果再不培养的话有点晚。”顾兆琳跟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就拿2014、2015两年来说，昆五班出科毕业，此时昆三的那一批基本已经四十朝外。根据以往的培养人才的规律，一个班培养出来的时候，看武戏正当时，年轻啊，基本功啊，身上的活力啊，正是往上走的时候。而文戏演员呢，拿昆三班的例子来看，刚到昆团以后，昆曲经典的折子戏的味道一时还拿不下来，因为昆曲的文戏更加讲求文化的积淀和舞台的感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像黎安张军他们也是到了昆团六年八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所以必须要有前瞻性。蔡正仁跟我商量，这个班是要办了，04年开始办这个班，到十年之后他们毕业，然后再在舞台上磨练那么五六七八年，应该正好可以接上昆三的班。”
在蔡正仁和顾兆琳看来，昆五班的招生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事。可问题是怎么招？招到之后以怎样的形式培养？“昆曲人才培养我们走的是精品教育的路线。不像京剧、越剧，我们叫长线专业，特别是京剧，在我们学校每年都招。昆曲不然，他没有这样的需求量，没有这样的市场。既然是精品教育，就一定要招得好。要招得好，就要要采取措施，为学生提供最好最优惠条件。”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场寄托了昆曲未来希望的博弈。“十年”，这是顾兆琳和蔡正仁的人才计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原来戏曲专业从来是只有中专的，但我们希望可以中高贯通起来，把昆五班办成一个本科。”顾兆琳说。他们理由非常现实，首先是时间。中专的六年训练对于戏曲来说显然还是太短，半懂不懂地就被放到剧团里去，整个人还是懵的，进了团之后也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演出锻炼，不如还是留在学校里。中专时期学校着重抓牢基础，大学阶段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和创作表演的机会，促进他们更早更快地成熟，何乐而不为？反过来，站在家长和学生的角度，这也是他们的现实需求。毕竟人家孩子那么小就要离开普通教育的环境，进入戏校从事专业学习，如果毕业出来只是一个中专学历，很多家长会觉得不放心。一张实打实的本科文凭对那些有意于报考昆剧专业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则将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为了他们的这个设想，文化局、教育局……相关单位顾兆琳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遍。他跟蔡正仁两个人还联名以单位的名义，向杨晓渡、殷一璀、严隽琪等三位领导写信，把昆剧面临的状况，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上海昆剧团在全国的声誉以及它在戏剧领域的地位都说了，希望领导能对昆剧班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这显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间经历的曲折与等待，而今的昆五班学生不可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们能做的，就是以最佳的学习状态去“享受”这个藉由老师们的不懈努力，而终于得以促成的最美好的结果：“昆五班”成为中国戏曲教育历史上第一个戏曲本科班。前不见古人，后必有来者。
叁
2003年，王士杰和同事范宜兴他们一起踏上了“昆五班”招生的旅途。
“昆二班”出身的王士杰是为了“昆五班”被上海昆剧团紧急派遣到戏曲学校的。此前的七年，他一直都以“借调”的身份，在上海音像出版社担任着戏曲责任编辑，用王士杰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在出版社“干得还可以，挺享受这份工作”。蔡正仁找到他，说昆团打算联合戏曲学校招收昆五班，你一定得去。王士杰本来是想推脱的，没想到蔡正仁的态度异常强硬。学校在职的昆剧老师人数非常之少，而且年龄也大多偏高，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你王士杰都是最适合的人选。“考虑下来，毕竟我是干昆曲的，所以最后我还是来了。”坐在我对面的王士杰眯着眼睛点燃一支烟。
此时的我们正坐在他位于教学楼332房间的戏曲学院教研组办公室里，窗外，元旦假期之后的校园显得异常空旷而静谧。考完试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地收拾起归家的行李，相比其他院校，戏剧学院的假期安排显得非常宽疏且从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直到三月才会重新返校。但这样的轻松显然并不属于办公室里的王士杰。他身后的橱柜上订着一张写得满满的工作安排计划表，面前的写字台则被电话、烟壳、茶叶罐以及各种文件纸张占据了大半。手边的文件夹里半露出的一截纸片上，我看到了“朱晓瑜（正旦组）：沈欣婕，96分”的字样。我记得沈欣婕这个名字，她是昆五大班的学生，朱晓瑜是她的指导老师。事实上，在我敲门进来之前，王士杰正在登记处理此前学生们的毕业考试成绩。
对于很多昆五班学生来说，王士杰是他们的戏曲生涯中的第一个考官。
考虑到方言的因素，昆五班的招生主要集中在江浙两省。王士杰负责打前站。那时候的长途客运远不像现在这般便捷，为了能够下到最基层的学校，黑车、小巴乃至拖拉机，王士杰什么交通工具都坐过，晚上就住在非常简陋的小旅店里。南通、昆山、常州、苏州、湖州、南浔……一路兜兜转转便是两三个月的光阴。 “蔡正仁他们给我提了个要求。唱昆曲嘛，尤其是对嗓子和扮相的要求比较严格。哪怕人稍微笨一点、基础稍微差一点，只要条件合适，就算是一张白纸，以后到学校里都可以再训练。所以我们在外形方面，尤其是女学生，都比较注意。条贯啊，身材啊，脸型啊，都要能够符合戏曲的要求。”
从当地的挑选、初试再到上海戏校的复试，王士杰他们先招了一个班，然而并没有达到蔡正仁和顾兆琳所期望的60人。“我们的想法是宁滥勿缺，人多了可以甄别，招不满干脆分两次招。所以过了一年我们又下去再招了一次。这就是我们说的大班和小班。”
昆五小班的姚徐依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而今的她已然是班里成绩拔尖的闺门旦，新编昆剧《宝黛红楼》中的林黛玉一角便是由她出演的。不过在2003年她还只是南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一个普通四年级的学生。“是星期六吧，我们在学校里上舞蹈培训班。他们就突然进来了，说是要选人去唱歌、跳舞什么的。”一眼选中姚徐依的正是王士杰。王士杰让她唱首歌，她就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完之后，王士杰对她说下午来初试吧。“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虽然对于昆曲是什么，我真的一点概念也没有。”
姚徐依的“好闺蜜”雷斯琪则来自常州，考入昆五班的时候是五年级。雷斯琪是梁谷音的学生，2008年她凭借一折《思凡》在第十二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中荣获京昆专业组金奖，是整个昆五班最早夺得小梅花的一位。在她的印象里，王士杰他们是跟着一个唱越剧的老师来到她们学校的。几个老师在班级里前前后后看了一圈，点了一两个人，其中并没有她。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道临走的时候，昆三音乐班班主任胡根夫忽然回头看了她一眼，说这个小女孩也记一下吧。就这样，她吊在车尾上，险而又险地挤入了昆五班的初试名单。
“不过当时回家跟我妈一讲，我妈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说到这里，雷斯琪笑得很开心，“我爸妈都是老师嘛。后来她就问他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昆曲到底是什么东西，音乐老师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听起来好像不是在骗人，他们这才决定让我去面试。”
磨磨蹭蹭的雷斯琪是所有面试学生中最后一个到达约定的初试现场的。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光景。推门而入的一刻，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来说，兴许只是一次“譬如不是”的“碰碰运道”，然而令雷斯琪感到惊讶的是，王士杰他们竟还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她。按照惯例，雷斯琪做完了自我介绍，便给他们唱了一首歌，她记得自己唱的是《种太阳》。
肆
初试、复试、总复试。4000比60的遴选比例。不过对于当时平均年龄只有十岁十一岁的昆五班考生来说，全然没有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记忆。至少在卫立的描述里，到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参加复试的那天，阳光很明媚，学校里到处好多好多人，门口的喷泉欢快地喷着水。
“当时我就跟我爸说老爸我一定要进这个上海戏剧学院。”
“因为喷泉？”
“后来才知道喷泉只有招生的时候才开。”留着时髦的莫西干头的他熟练地接下了我丢出的这个小玩笑，“——因为氛围。可能我对这种艺术生活比较向往吧。我反正跟我老爸说我希望能到这里来。然后就考嘛，然后就考进来了。”
卫立是所有昆五班的学生当中我最不陌生的一位。2013年7月，在大观舞台“生生不息——纪念昆曲泰斗俞振飞逝世20年、蔡正仁师生传承展演”的舞台上，我就曾看过他的表演。为期两天的演出中，他第一个登场，演的是大官生的代表剧目《千忠戮·八阳》。
卫立是上海人。同姚徐依、雷斯琪当年的懵懂不同，已经在闵行三中读到初中二年级的卫立属于曾经“接触过一点昆曲”的人。当年在昆五班的招生考试上，卫立唱的就是他在学校昆曲社里学的《千忠戮·八阳》。他记得复试的地点在白楼的205教室，岳美缇老师跟蔡正仁老师坐在一块儿。“基本上就是老师要你干嘛就干嘛，他叫我做广播体操，我傻了一下，说老师我忘了。岳老师于是让我过去，她说把眼睛睁大！我就把眼睛睁大。大概是在看我的扮相吧。”
青春的书页就这样翻开了它全新的一章。
六点钟起床、六点四十五早功、七点四十五吃早饭，八点半开始正式上课，两节身训、两节腿功，这就到了中午。下午的四节课从一点三刻上到四点三刻，不是戏课就是文化。晚上六点开始晚自习，一三五做专业训练，二四用来复习文化课内容。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循环往复。一面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踌躇满志，一面是甘苦冷暖自知的学艺生涯。
“我们有一种椅子，我们叫它老虎凳。表面是一条一条的木棱。你人躺上去，用绳子把你的一条腿笔直地绑在坐凳上，另一条腿抬起来举到面前绑在椅背上，然后你就叫吧！”卫立两手一摊看着我笑。用他的话讲，被绑在上面除了痛之外就是绝望，不能扭动不能挣扎，不然容易受伤。时间短则15分钟，长则20分钟，看各人情况，腿好多绑一会儿，腿不好少绑一会儿。
“那你呢？”我问。
“我好像就绑过一次，10分钟吧，”他有些狡黠地笑了一下，“武生武丑他们比较惨，天天绑。就像我们学小生的每天要喊嗓一样，他们每天练这个。”
每个人都有低谷和迷惘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纪相对大一些的缘故，刚刚进班不久卫立就赶上了自己的变声期，倒了仓的嗓子怎么都唱不出来，这让他感觉非常“郁闷”。昆五班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办汇报演出，53个人去了45个，没有他。周围要好的同学纷纷凭借自身实力入选青年京昆剧团，依然没有他。
“但好在我们有很好很好的老师。”
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戏校的假期非常宽疏而漫长，暑假寒假前前后后加起来，最长的时候，一年有小半年时间都在放假。岳美缇于是对小生组的学生说，暑假别太早回去了，来上上课吧。卫立、倪徐浩、谭许亚、陈毅四个人就卷起铺盖搬去昆团住了整整一个礼拜。听说他们暑假要去昆团开小灶，顾兆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千块钱，让他们吃饭零花。“根本不应该他给我们的，可是他给我们了。” 那是2007年，昆团的剧场也还没有翻修。有一天卫立他们起晚了，四个人一溜烟地跑到剧场的时候已然迟到。岳美缇问他们吃饭吃了伐，他们说还没吃，她说那你们先去吃吧，他们说不要了就上课吧，“因为我们都很不好意思的嘛”。当时卫立他们站在台下，台上的幕布紧紧地拉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师兄黎安此时正在幕布后面练功。“他应该是听到了我们没有吃饭，就出去买了很多饭回来给我们吃。我记得那时候天很热很热，他汗流浃背，脚上还穿着厚底。岳老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师哥师姐为什么对你们那么好？因为老师对他们很好，当他们要回过头想要报答老师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们老师什么都有了，你们要报答，就报答给你们的下一辈。以后你们也应该这样。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一下就折服了。老师一直跟我们说，戏曲是清贫的，但又是高尚的，它值得我们大家为它去努力去坚守。”
2010年，苦闷了许久的卫立终于迎来了自己戏曲生涯的“转机”。那是在“洵美且异——张洵澎昆剧表演艺术传承专场”的演出上，卫立和姚徐依合作了一段《长生殿·小宴》，“我们俩演《小宴》的前半段，蔡老师和张老师演后半段”，演出结束之后，负责京昆剧团工作的马博敏当即拍板：这个人可以了。
进入青年京昆剧团之后的卫立成了蔡正仁的学生。在蔡正仁的指导下，他“重新”学了一遍《千忠戮·八阳》。也许是因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戏路，此后的道路卫立走得愈发顺畅。2011年底，他在文化部主办的“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戏曲邀请赛上获得高年级组的金奖，用同去参加比赛的王倩澜和雷斯琪的话说，他的获奖绝对实至名归。到了2012年，他又凭借《拜月亭》一剧和蒋珂一起获得第五届中国昆曲节“优秀表演奖”，一时风头无两。
谈到未来，卫立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的未来当然还是昆曲。”
至少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犹疑过。
伍
阚鑫和阚融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还是面容与性格都截然相异的那种。确定昆五班这个选题的最初，他们俩的名字就被果断地写进了我的采访计划里。一门兄弟，两个花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话题性的呢。
采访是卫立帮我联系的，地点就在兄弟两人的宿舍里。除了斜靠在寝室墙角的两柄长刀，整个房间和普通的大学男生宿舍并没有什么不同。绝对谈不上整洁，却也乱中有序。电脑台前的书架上正反交叠地插放着的也都是《大学英语》《中国近代史纲要》《计算机应用基础》《论语心得》《中国戏曲脸谱大全》之类的书籍。阚鑫先是请我在他的床沿上坐下，后来许是觉得不妥，又拖来一张椅子给我。他告诉我，椅子的主人是张艺严，这会儿练功去了。
“你们不是放假了么？”我问。
“张艺严是我们班最用功的。大学以后学校就不强制练功了，全靠自觉。只有他。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每天坚持练功的，我比不了。”阚鑫说。
与之前在考试现场看到的形象不同，这一天他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大衣，脖子上端端正正地系了跟亚麻色的围巾，显得颇为郑重其事。相比之下，弟弟阚融的装束就活泼了许多，灰色兜帽卫衣，配上一顶黑色的嘻哈风格棒球帽。“老实说我哥的性格确实稍微有点孤僻，太闷了，对于投脾气的人当然可以处得很好，但是对一般人就挺冷淡的。不像我，我喜欢跟同学一起玩儿。我觉得社交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有了同学有了朋友才可以发展得更好嘛。所以同学间的社交就我来做。”话虽如此，在我这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代表兄弟两人发言的到底还是阚鑫。
阚鑫阚融进入昆五班纯粹是个意外。2003年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老师去哈尔滨招生，当时11岁的阚鑫阚融刚好在家附近的一所武术学校学武术。听闻这个消息，父母多少有点心动，然而因为正巧赶上非典，再加上觉得孩子年纪太小，到底没舍得让他们去，就这样又多等了一年。
当时的选择是戏校的武功班。这是母亲的决定。“那时候我妈妈拿到武功班和昆剧表演班两张招生单子。她就是觉得武功班这个名头挺好的，以后可以往武术武打方面走，所以根本没管那个昆班。”其实按照母亲最初的意思，只想打算让弟弟阚融一个人去考戏校。“因为我妈妈觉得我哥文化比较好，可以走正常人的生活。我学习一般，比较喜欢文艺，就想让我去试试。”只是临到报考的时候，母亲到底还是改变了主意。“我妈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老实讲，我有点在意阚融口中的那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的表述。他说自己小时候是个“面瓜”，身体比较差，脑子也蛮笨的，连系鞋带都是到戏校之后才学会的。“之前都是我姐、我爸妈帮我弄，我妈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家庭情况确实有点特殊。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有一个大他们7岁的姐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才又有了他们兄弟俩。就在他们决定报考戏校的时候，母亲又因为癌症住了院，治疗、开刀，重压之下，家里的生活状况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
“进戏校我其实挺高兴的。从小我就想清楚了，那时候就业率就不是很高。我爸妈经常在讲你就是考上大学之后也不一定能有一个像样的工作。你来戏校，首先是不要学费，吃饭还有补贴，以后毕业了没准就有个铁饭碗。”对此，阚鑫的回答相当坦率。
将兄弟俩从武功班推荐到昆班来的是贾羲东。他原先是昆三班的学生，毕业之后留在戏校教武功。“贾老师那时候是武功班的班主任，对我们两个特别好。他带我们两个到王士杰老师面前。我以为就是去见一个老师，让我在他们班上学文化课。因为当时昆班文化课的进度比武功班快一点。”
王士杰还是照例的那一套。让他们先说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唱一首歌。“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实在想不到了，就干脆唱了国歌。”听完之后王士杰大手一挥，说你们两个就都去唱花脸吧。就这样，兄弟两个懵懵懂懂地进入了花脸组。
当时的状态，其实颇有点妾身未分明的意思。因为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昆班学生，所以武功班昆班两边的课他们都要上。练毯子功的时候，他们是武功班的学生，等到下午戏课的时候，则又跟着昆班。学了一年之后，蔡正仁和顾兆琳给他俩安排了一场考试，他们这才被名正言顺地纳入了昆五班的麾下。 阚鑫说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无论做什么就一定想要做到最好。虽然自己只是戏曲界的一块“白胚”，但他立志要在上面画出最好的图样。正式转入昆班一年之后的2006年，学校内部组织了一次向传字辈老师汇报的演出，他已然成为了花脸组的代表，和他一起上台汇报的是闺门旦组的李沁、武旦组的钱瑜婷和小花脸组的马一栋。阚鑫的展示剧目是《芦花荡》，“有锣鼓，没有扮上，就带了一个髯口”。这兴许还算不上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舞台演出，阚鑫依旧觉得非常自豪，因为能拿出来展示的都是“每个组最好的学生”。
比起学戏的辛苦，真正让兄弟俩觉得煎熬的，是与母亲的分别。“她6月1日做完癌症手术，9月份就陪我们来上海。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太不懂事了。”阚鑫说。那一次母亲在是上海住了整整一个半月。戏曲学校采取的是封闭式管理，他们并不清楚白天与自己在校园里见完面的母亲晚上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应该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招待所或者租个房子，有时也可能就去浴室睡一宿”。母亲回家之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她打电话，往电话跟前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候用的还是201卡加长途亲情卡，电话机也是公共的，要排队。他们一般都说你们最后打吧。因为这样比较不妨碍人家。”
从东北到上海，从学校到戏校，不习惯的地方特别多，什么都不习惯。“爸爸妈妈总说不能惹祸不能惹祸，以至于小时候有段时间一直被别人欺负。”白天的阚鑫不声不响，可情绪总要有个宣泄的缺口。“那时候嗓子好啊，四五点钟的时候半面楼都可以听到我说梦话骂人。现在想想其实是不痛快的。可那时候的心思全在想家和应付戏课上，没有时间去想同学之间的什么事儿。当时就觉得只要学习好了，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说到这里，阚鑫顿了一顿，“你要好好唱戏，不想那么多，一切就一定会好的。我们就是一个很认真唱戏的人。这就是阚鑫阚融的定义。”
我问他们毕业之后的打算，阚鑫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坦率，并且斩钉截铁：“我想留在上海，不管怎么样都想留在上海。然后把爸爸妈妈一起接过来，一家人开开心心地住在一起。当然，前提是上海昆剧团要我们。进去之后工资多少真的不重要，大家凭本事吃饭。当然还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后面撑着，我也一定要支撑着这一帮同学。我的想法是我和阚融以及昆五班的同学朋友能够一起进昆团，能够在里面演戏生活，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行。”
“可万一进不了昆团呢？你们有53个人。”我问他。
阚鑫沉默了片刻。“其实我想过一个更绝的事。万一阚融没能跟我一起进昆团，我会跟着阚融一起进别的团，因为我们两个的戏就是在一起的。”他看着我，有点征求的意思，“他们不会让我们两个分开的。我觉得是这样。”
此前我从没想过，与“昆五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会是他们的毕业考核。
同很多“打酱油”的爱好者没有什么两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昆曲的关注几乎都放在了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我知道“昆四”出了个女小生翁佳慧，也听说了在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中扮演少年薛宝钗的那个漂亮姑娘李沁原先是戏校昆五班的学员，但也仅此而已。去剧院看戏的时候，有时会在演员名单里发现一些标注着“昆五班学生”字样的新鲜名字，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媒体报道里的集体名词：2012年中国昆曲艺术节上，昆五班的集体作品《拜月亭》一举斩获了“优秀剧目奖”和“优秀表演奖”，当时的他们还只是上海戏剧学院大二大三的学生；2013年，他们又推出新编昆剧《宝黛红楼》，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自豪地对媒体宣称“昆五班挑得出十二钗”；而新浪微博的首页上，资深戏迷们哀悼如今戏曲舞台寂寞凋零的同时，又纷纷使用着这样的句式表达他们对新晋的“昆五”的信心：虽然难免青涩稚幼，但他们代表着上海昆剧的未来。
除此以外，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便是好奇的原点。所以当被问及最近有什么想要跟进的选题的时候，我几乎脱口而出：可能的话，我想接触一下昆五班。
事情于是便按着最常规的方式迈进。我通过上海昆剧团的朋友的介绍，联系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负责牵头昆五班各项工作的顾兆琳老师。电话里的顾老师显得很高兴，他说这样吧，过两天就是昆五班2010级学生的期末考核，你干脆过来跟着一起看看。
2013年12月30日上午9点，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
尽管手里揣着连夜搜罗整理出来的昆五班学生资料，坐在白楼202教室里的我依然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忐忑——我手中的笔记本上，除了热心戏迷整理出的昆五班演出备忘（基本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处，某人演了某戏），便只有53个扁平而抽象的名字。我并不擅长这样的无把握之仗。
202是一间练功房，看起来应该就是昆五班日常学习训练的所在。靠着走廊的那面墙上，贴着几张用黑卡纸做成的板报，上面是昆班学生的一些演出照片。考官们的坐席就安排在这些板报的前面，我远远地听见顾兆琳对考官之一的谷好好说，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个叫阚鑫的学生拍的，“他是唱花脸的，专业非常不错。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阚融，也是花脸。”
随着开考时间的临近，练功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也变得愈来愈多。穿着练功服的候考学生几乎全都挤在练功房这头的角落里，他们并不惊讶于我的出现，只管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说着话，然而却又都本能地远远避开了房间另一面老师们的座席。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扎着马尾巴辫的姑娘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跟她打招呼。她说她叫王倩澜，是个武旦，今天是专门过来给老师们倒水、打杂的。
“你不用考试么？”我问。
“今天是大班考试，我是小班的。”她解释，“大班2014年毕业，我们是2015年。”
考试分成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午的科目是基本功和武功。随着口令的展开，大家三三两两地结对上台。正腿、斜腿、旁腿、骗腿、翻身、飞脚、扫堂、旋子、虎跳、前桥、后桥……和我以往经历过的那些流程严格的考试不同，似乎并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什么时候去做、做几遍，至少在我的观感里是这样。有个绿衣服的男生一下来就跟边上的女生抱怨，说自己的腰不行啦，必须休息一下，他一面说着，一面挠着头上的短发，表情夸张而滑稽。另一个身穿红T恤的男生则是一副越翻越来劲儿的样子，一套跟头接一套跟头地来，边上围观的大家噼里啪啦地给他鼓着掌叫着好。王倩澜告诉我，绿衣服的叫张前仓，演小花脸（丑角）的，红T恤叫谢冲，是个武生。那个站在老师边上帮忙叫口令的，则是大班的班长朱霖彦，也是小花脸，他和张前仓都是王士杰老师的学生。“阚家兄弟是那边两个。”她指着在练功房那边排队等候出场的一高一矮两个男生，“高的是弟弟，矮的是哥哥。”轮到一个剑眉倒竖的英武小伙上场的时候，考官席里发出了一声善意的感叹。我转过头看王倩澜。“这是张艺严，眉毛都快立起来了。我管他叫愤怒的小鸟，黄色的最凶的那只。”她笑得异常好看。
我好奇而茫然地看着场上翻滚腾挪的这群人，辨析着彼此之间的不同的行当角色与性格面貌，然后努力将这些的脸孔与名单上的名字画上等号。
“说是考试其实就是个展示，你有什么就表现什么。我把子打得还蛮好的，我就多打点把子，他翻得好就多翻几个，腿好我就踢腿，飞脚旋子好就飞脚旋子。”后来私底下闲聊的时候说起这一节，阚鑫这样跟我解释，“毕竟大家行当不一样。练武戏的在这部分有优势，就多表现一点。这方面学文戏的人可能相对要弱一点，很多女生也不容易表现自己。但是后面考文戏的时候，他们的优势就出来了。”
在昆五班全部53个学员中间，参加此次毕业考试的大班学生一共有30个人。从2004年昆五班第一批学员入校，到2014年的这个毕业季，昆班的这批学生在被戏称为“莲花村”的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已经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似乎没有人明白地跟他们提过这场发生在2013与2014交错点上的毕业考试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或者他们心里其实非常明白，只是不说破而已。考场上的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并表达着自己。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参加考核的老师有上海昆剧团的团长谷好好、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戏曲学校副校长顾兆琳、昆剧教研组组长王士杰、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澎、王英姿，以及其他一些我叫得出或者叫不出名字的老师。“就这个阵势来看，你不重视也该重视了。你可能觉得他们是来看你们考试或者汇报，但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在挑人。”这是阚鑫的理解。至少在他个人看来，这次的毕业考试很有可能关系到他们以后是否能进团，关系到后半年的一些走向，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去处。“所以2014的这个年，可能大家心里都不会特别舒服地过。”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坦率。事实上，这也是身为旁观者的我的感受。哪怕落不到“前途”或者“出路”的实处，这次近身的现场观摩也足以教我鲜明地认识到了这个行业的残酷。所谓祖师爷赏不赏饭，“有戏”与“没戏”的分别，有时候即便是我这样不成熟的看客也能模糊地体察到——人们常说的“观众缘”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罢。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最终抓住我的眼睛的鲜明而生动的面孔，往往就是此前在各种媒体报道、演出信息以及戏迷们的口耳相传之中看过听过的名字。 我似乎终于从那份长长的抽象名单中剥离出了一些切实而具体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十年”这个读起来不过短短两个音节的时间名词，对于即将站到人生交叉口上的昆五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贰
顾兆琳在新浪微博的账号叫做“昆曲朝临”。他这样描述自己：“我是昆大班的一员。努力保持好健康状态，为昆剧，为昆五班的真正成才，再干几年！”
从1954年昆大班进入戏校到2014年昆五班第一批学员行将毕业，时间的车轮刚好滚过了一个甲子。进入戏曲学校工作之前，顾兆琳曾经担任过上海昆剧团的副团长。他是昆大班小生组里最早出道的学员，学戏两年便和张洵澎一起凭借一出《游园惊梦》引发广泛赞誉；同时又爱好吹笛作曲，《班昭》、《长生殿》、《景阳钟》这三台被列入“国家艺术精品”的大戏都出自他一人笔下，是个典型的“两门抱”。然而在他看来，自己这些年来最为得意的作品，似乎还是“昆五班”。
昆五班的招生策划始动于2002年，顾兆琳从昆团转投戏校，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光景。也是在那一年，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从昆团到戏校，大家都在为如何更好地传承这份古老艺术而忧心忡忡。
“当时的昆剧团团长蔡正仁跟我都有一个想法。培养一茬人才，按照新的观念，大概需要10年。张军、黎安他们的昆三班是1986年入的学，到2000年的时候，也已经有将近20年了，如果再不培养的话有点晚。”顾兆琳跟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就拿2014、2015两年来说，昆五班出科毕业，此时昆三的那一批基本已经四十朝外。根据以往的培养人才的规律，一个班培养出来的时候，看武戏正当时，年轻啊，基本功啊，身上的活力啊，正是往上走的时候。而文戏演员呢，拿昆三班的例子来看，刚到昆团以后，昆曲经典的折子戏的味道一时还拿不下来，因为昆曲的文戏更加讲求文化的积淀和舞台的感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像黎安张军他们也是到了昆团六年八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所以必须要有前瞻性。蔡正仁跟我商量，这个班是要办了，04年开始办这个班，到十年之后他们毕业，然后再在舞台上磨练那么五六七八年，应该正好可以接上昆三的班。”
在蔡正仁和顾兆琳看来，昆五班的招生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事。可问题是怎么招？招到之后以怎样的形式培养？“昆曲人才培养我们走的是精品教育的路线。不像京剧、越剧，我们叫长线专业，特别是京剧，在我们学校每年都招。昆曲不然，他没有这样的需求量，没有这样的市场。既然是精品教育，就一定要招得好。要招得好，就要要采取措施，为学生提供最好最优惠条件。”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场寄托了昆曲未来希望的博弈。“十年”，这是顾兆琳和蔡正仁的人才计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原来戏曲专业从来是只有中专的，但我们希望可以中高贯通起来，把昆五班办成一个本科。”顾兆琳说。他们理由非常现实，首先是时间。中专的六年训练对于戏曲来说显然还是太短，半懂不懂地就被放到剧团里去，整个人还是懵的，进了团之后也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演出锻炼，不如还是留在学校里。中专时期学校着重抓牢基础，大学阶段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和创作表演的机会，促进他们更早更快地成熟，何乐而不为？反过来，站在家长和学生的角度，这也是他们的现实需求。毕竟人家孩子那么小就要离开普通教育的环境，进入戏校从事专业学习，如果毕业出来只是一个中专学历，很多家长会觉得不放心。一张实打实的本科文凭对那些有意于报考昆剧专业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则将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为了他们的这个设想，文化局、教育局……相关单位顾兆琳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遍。他跟蔡正仁两个人还联名以单位的名义，向杨晓渡、殷一璀、严隽琪等三位领导写信，把昆剧面临的状况，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上海昆剧团在全国的声誉以及它在戏剧领域的地位都说了，希望领导能对昆剧班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这显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间经历的曲折与等待，而今的昆五班学生不可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们能做的，就是以最佳的学习状态去“享受”这个藉由老师们的不懈努力，而终于得以促成的最美好的结果：“昆五班”成为中国戏曲教育历史上第一个戏曲本科班。前不见古人，后必有来者。
叁
2003年，王士杰和同事范宜兴他们一起踏上了“昆五班”招生的旅途。
“昆二班”出身的王士杰是为了“昆五班”被上海昆剧团紧急派遣到戏曲学校的。此前的七年，他一直都以“借调”的身份，在上海音像出版社担任着戏曲责任编辑，用王士杰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在出版社“干得还可以，挺享受这份工作”。蔡正仁找到他，说昆团打算联合戏曲学校招收昆五班，你一定得去。王士杰本来是想推脱的，没想到蔡正仁的态度异常强硬。学校在职的昆剧老师人数非常之少，而且年龄也大多偏高，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你王士杰都是最适合的人选。“考虑下来，毕竟我是干昆曲的，所以最后我还是来了。”坐在我对面的王士杰眯着眼睛点燃一支烟。
此时的我们正坐在他位于教学楼332房间的戏曲学院教研组办公室里，窗外，元旦假期之后的校园显得异常空旷而静谧。考完试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地收拾起归家的行李，相比其他院校，戏剧学院的假期安排显得非常宽疏且从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直到三月才会重新返校。但这样的轻松显然并不属于办公室里的王士杰。他身后的橱柜上订着一张写得满满的工作安排计划表，面前的写字台则被电话、烟壳、茶叶罐以及各种文件纸张占据了大半。手边的文件夹里半露出的一截纸片上，我看到了“朱晓瑜（正旦组）：沈欣婕，96分”的字样。我记得沈欣婕这个名字，她是昆五大班的学生，朱晓瑜是她的指导老师。事实上，在我敲门进来之前，王士杰正在登记处理此前学生们的毕业考试成绩。
对于很多昆五班学生来说，王士杰是他们的戏曲生涯中的第一个考官。
考虑到方言的因素，昆五班的招生主要集中在江浙两省。王士杰负责打前站。那时候的长途客运远不像现在这般便捷，为了能够下到最基层的学校，黑车、小巴乃至拖拉机，王士杰什么交通工具都坐过，晚上就住在非常简陋的小旅店里。南通、昆山、常州、苏州、湖州、南浔……一路兜兜转转便是两三个月的光阴。 “蔡正仁他们给我提了个要求。唱昆曲嘛，尤其是对嗓子和扮相的要求比较严格。哪怕人稍微笨一点、基础稍微差一点，只要条件合适，就算是一张白纸，以后到学校里都可以再训练。所以我们在外形方面，尤其是女学生，都比较注意。条贯啊，身材啊，脸型啊，都要能够符合戏曲的要求。”
从当地的挑选、初试再到上海戏校的复试，王士杰他们先招了一个班，然而并没有达到蔡正仁和顾兆琳所期望的60人。“我们的想法是宁滥勿缺，人多了可以甄别，招不满干脆分两次招。所以过了一年我们又下去再招了一次。这就是我们说的大班和小班。”
昆五小班的姚徐依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而今的她已然是班里成绩拔尖的闺门旦，新编昆剧《宝黛红楼》中的林黛玉一角便是由她出演的。不过在2003年她还只是南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一个普通四年级的学生。“是星期六吧，我们在学校里上舞蹈培训班。他们就突然进来了，说是要选人去唱歌、跳舞什么的。”一眼选中姚徐依的正是王士杰。王士杰让她唱首歌，她就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完之后，王士杰对她说下午来初试吧。“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虽然对于昆曲是什么，我真的一点概念也没有。”
姚徐依的“好闺蜜”雷斯琪则来自常州，考入昆五班的时候是五年级。雷斯琪是梁谷音的学生，2008年她凭借一折《思凡》在第十二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中荣获京昆专业组金奖，是整个昆五班最早夺得小梅花的一位。在她的印象里，王士杰他们是跟着一个唱越剧的老师来到她们学校的。几个老师在班级里前前后后看了一圈，点了一两个人，其中并没有她。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道临走的时候，昆三音乐班班主任胡根夫忽然回头看了她一眼，说这个小女孩也记一下吧。就这样，她吊在车尾上，险而又险地挤入了昆五班的初试名单。
“不过当时回家跟我妈一讲，我妈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说到这里，雷斯琪笑得很开心，“我爸妈都是老师嘛。后来她就问他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昆曲到底是什么东西，音乐老师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听起来好像不是在骗人，他们这才决定让我去面试。”
磨磨蹭蹭的雷斯琪是所有面试学生中最后一个到达约定的初试现场的。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光景。推门而入的一刻，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来说，兴许只是一次“譬如不是”的“碰碰运道”，然而令雷斯琪感到惊讶的是，王士杰他们竟还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她。按照惯例，雷斯琪做完了自我介绍，便给他们唱了一首歌，她记得自己唱的是《种太阳》。
肆
初试、复试、总复试。4000比60的遴选比例。不过对于当时平均年龄只有十岁十一岁的昆五班考生来说，全然没有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记忆。至少在卫立的描述里，到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参加复试的那天，阳光很明媚，学校里到处好多好多人，门口的喷泉欢快地喷着水。
“当时我就跟我爸说老爸我一定要进这个上海戏剧学院。”
“因为喷泉？”
“后来才知道喷泉只有招生的时候才开。”留着时髦的莫西干头的他熟练地接下了我丢出的这个小玩笑，“——因为氛围。可能我对这种艺术生活比较向往吧。我反正跟我老爸说我希望能到这里来。然后就考嘛，然后就考进来了。”
卫立是所有昆五班的学生当中我最不陌生的一位。2013年7月，在大观舞台“生生不息——纪念昆曲泰斗俞振飞逝世20年、蔡正仁师生传承展演”的舞台上，我就曾看过他的表演。为期两天的演出中，他第一个登场，演的是大官生的代表剧目《千忠戮·八阳》。
卫立是上海人。同姚徐依、雷斯琪当年的懵懂不同，已经在闵行三中读到初中二年级的卫立属于曾经“接触过一点昆曲”的人。当年在昆五班的招生考试上，卫立唱的就是他在学校昆曲社里学的《千忠戮·八阳》。他记得复试的地点在白楼的205教室，岳美缇老师跟蔡正仁老师坐在一块儿。“基本上就是老师要你干嘛就干嘛，他叫我做广播体操，我傻了一下，说老师我忘了。岳老师于是让我过去，她说把眼睛睁大！我就把眼睛睁大。大概是在看我的扮相吧。”
青春的书页就这样翻开了它全新的一章。
六点钟起床、六点四十五早功、七点四十五吃早饭，八点半开始正式上课，两节身训、两节腿功，这就到了中午。下午的四节课从一点三刻上到四点三刻，不是戏课就是文化。晚上六点开始晚自习，一三五做专业训练，二四用来复习文化课内容。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循环往复。一面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踌躇满志，一面是甘苦冷暖自知的学艺生涯。
“我们有一种椅子，我们叫它老虎凳。表面是一条一条的木棱。你人躺上去，用绳子把你的一条腿笔直地绑在坐凳上，另一条腿抬起来举到面前绑在椅背上，然后你就叫吧！”卫立两手一摊看着我笑。用他的话讲，被绑在上面除了痛之外就是绝望，不能扭动不能挣扎，不然容易受伤。时间短则15分钟，长则20分钟，看各人情况，腿好多绑一会儿，腿不好少绑一会儿。
“那你呢？”我问。
“我好像就绑过一次，10分钟吧，”他有些狡黠地笑了一下，“武生武丑他们比较惨，天天绑。就像我们学小生的每天要喊嗓一样，他们每天练这个。”
每个人都有低谷和迷惘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纪相对大一些的缘故，刚刚进班不久卫立就赶上了自己的变声期，倒了仓的嗓子怎么都唱不出来，这让他感觉非常“郁闷”。昆五班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办汇报演出，53个人去了45个，没有他。周围要好的同学纷纷凭借自身实力入选青年京昆剧团，依然没有他。
“但好在我们有很好很好的老师。”
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戏校的假期非常宽疏而漫长，暑假寒假前前后后加起来，最长的时候，一年有小半年时间都在放假。岳美缇于是对小生组的学生说，暑假别太早回去了，来上上课吧。卫立、倪徐浩、谭许亚、陈毅四个人就卷起铺盖搬去昆团住了整整一个礼拜。听说他们暑假要去昆团开小灶，顾兆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千块钱，让他们吃饭零花。“根本不应该他给我们的，可是他给我们了。” 那是2007年，昆团的剧场也还没有翻修。有一天卫立他们起晚了，四个人一溜烟地跑到剧场的时候已然迟到。岳美缇问他们吃饭吃了伐，他们说还没吃，她说那你们先去吃吧，他们说不要了就上课吧，“因为我们都很不好意思的嘛”。当时卫立他们站在台下，台上的幕布紧紧地拉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师兄黎安此时正在幕布后面练功。“他应该是听到了我们没有吃饭，就出去买了很多饭回来给我们吃。我记得那时候天很热很热，他汗流浃背，脚上还穿着厚底。岳老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师哥师姐为什么对你们那么好？因为老师对他们很好，当他们要回过头想要报答老师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们老师什么都有了，你们要报答，就报答给你们的下一辈。以后你们也应该这样。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一下就折服了。老师一直跟我们说，戏曲是清贫的，但又是高尚的，它值得我们大家为它去努力去坚守。”
2010年，苦闷了许久的卫立终于迎来了自己戏曲生涯的“转机”。那是在“洵美且异——张洵澎昆剧表演艺术传承专场”的演出上，卫立和姚徐依合作了一段《长生殿·小宴》，“我们俩演《小宴》的前半段，蔡老师和张老师演后半段”，演出结束之后，负责京昆剧团工作的马博敏当即拍板：这个人可以了。
进入青年京昆剧团之后的卫立成了蔡正仁的学生。在蔡正仁的指导下，他“重新”学了一遍《千忠戮·八阳》。也许是因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戏路，此后的道路卫立走得愈发顺畅。2011年底，他在文化部主办的“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戏曲邀请赛上获得高年级组的金奖，用同去参加比赛的王倩澜和雷斯琪的话说，他的获奖绝对实至名归。到了2012年，他又凭借《拜月亭》一剧和蒋珂一起获得第五届中国昆曲节“优秀表演奖”，一时风头无两。
谈到未来，卫立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的未来当然还是昆曲。”
至少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犹疑过。
伍
阚鑫和阚融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还是面容与性格都截然相异的那种。确定昆五班这个选题的最初，他们俩的名字就被果断地写进了我的采访计划里。一门兄弟，两个花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话题性的呢。
采访是卫立帮我联系的，地点就在兄弟两人的宿舍里。除了斜靠在寝室墙角的两柄长刀，整个房间和普通的大学男生宿舍并没有什么不同。绝对谈不上整洁，却也乱中有序。电脑台前的书架上正反交叠地插放着的也都是《大学英语》《中国近代史纲要》《计算机应用基础》《论语心得》《中国戏曲脸谱大全》之类的书籍。阚鑫先是请我在他的床沿上坐下，后来许是觉得不妥，又拖来一张椅子给我。他告诉我，椅子的主人是张艺严，这会儿练功去了。
“你们不是放假了么？”我问。
“张艺严是我们班最用功的。大学以后学校就不强制练功了，全靠自觉。只有他。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每天坚持练功的，我比不了。”阚鑫说。
与之前在考试现场看到的形象不同，这一天他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大衣，脖子上端端正正地系了跟亚麻色的围巾，显得颇为郑重其事。相比之下，弟弟阚融的装束就活泼了许多，灰色兜帽卫衣，配上一顶黑色的嘻哈风格棒球帽。“老实说我哥的性格确实稍微有点孤僻，太闷了，对于投脾气的人当然可以处得很好，但是对一般人就挺冷淡的。不像我，我喜欢跟同学一起玩儿。我觉得社交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有了同学有了朋友才可以发展得更好嘛。所以同学间的社交就我来做。”话虽如此，在我这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代表兄弟两人发言的到底还是阚鑫。
阚鑫阚融进入昆五班纯粹是个意外。2003年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老师去哈尔滨招生，当时11岁的阚鑫阚融刚好在家附近的一所武术学校学武术。听闻这个消息，父母多少有点心动，然而因为正巧赶上非典，再加上觉得孩子年纪太小，到底没舍得让他们去，就这样又多等了一年。
当时的选择是戏校的武功班。这是母亲的决定。“那时候我妈妈拿到武功班和昆剧表演班两张招生单子。她就是觉得武功班这个名头挺好的，以后可以往武术武打方面走，所以根本没管那个昆班。”其实按照母亲最初的意思，只想打算让弟弟阚融一个人去考戏校。“因为我妈妈觉得我哥文化比较好，可以走正常人的生活。我学习一般，比较喜欢文艺，就想让我去试试。”只是临到报考的时候，母亲到底还是改变了主意。“我妈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老实讲，我有点在意阚融口中的那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的表述。他说自己小时候是个“面瓜”，身体比较差，脑子也蛮笨的，连系鞋带都是到戏校之后才学会的。“之前都是我姐、我爸妈帮我弄，我妈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家庭情况确实有点特殊。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有一个大他们7岁的姐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才又有了他们兄弟俩。就在他们决定报考戏校的时候，母亲又因为癌症住了院，治疗、开刀，重压之下，家里的生活状况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
“进戏校我其实挺高兴的。从小我就想清楚了，那时候就业率就不是很高。我爸妈经常在讲你就是考上大学之后也不一定能有一个像样的工作。你来戏校，首先是不要学费，吃饭还有补贴，以后毕业了没准就有个铁饭碗。”对此，阚鑫的回答相当坦率。
将兄弟俩从武功班推荐到昆班来的是贾羲东。他原先是昆三班的学生，毕业之后留在戏校教武功。“贾老师那时候是武功班的班主任，对我们两个特别好。他带我们两个到王士杰老师面前。我以为就是去见一个老师，让我在他们班上学文化课。因为当时昆班文化课的进度比武功班快一点。”
王士杰还是照例的那一套。让他们先说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唱一首歌。“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实在想不到了，就干脆唱了国歌。”听完之后王士杰大手一挥，说你们两个就都去唱花脸吧。就这样，兄弟两个懵懵懂懂地进入了花脸组。
当时的状态，其实颇有点妾身未分明的意思。因为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昆班学生，所以武功班昆班两边的课他们都要上。练毯子功的时候，他们是武功班的学生，等到下午戏课的时候，则又跟着昆班。学了一年之后，蔡正仁和顾兆琳给他俩安排了一场考试，他们这才被名正言顺地纳入了昆五班的麾下。 阚鑫说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无论做什么就一定想要做到最好。虽然自己只是戏曲界的一块“白胚”，但他立志要在上面画出最好的图样。正式转入昆班一年之后的2006年，学校内部组织了一次向传字辈老师汇报的演出，他已然成为了花脸组的代表，和他一起上台汇报的是闺门旦组的李沁、武旦组的钱瑜婷和小花脸组的马一栋。阚鑫的展示剧目是《芦花荡》，“有锣鼓，没有扮上，就带了一个髯口”。这兴许还算不上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舞台演出，阚鑫依旧觉得非常自豪，因为能拿出来展示的都是“每个组最好的学生”。
比起学戏的辛苦，真正让兄弟俩觉得煎熬的，是与母亲的分别。“她6月1日做完癌症手术，9月份就陪我们来上海。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太不懂事了。”阚鑫说。那一次母亲在是上海住了整整一个半月。戏曲学校采取的是封闭式管理，他们并不清楚白天与自己在校园里见完面的母亲晚上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应该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招待所或者租个房子，有时也可能就去浴室睡一宿”。母亲回家之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她打电话，往电话跟前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候用的还是201卡加长途亲情卡，电话机也是公共的，要排队。他们一般都说你们最后打吧。因为这样比较不妨碍人家。”
从东北到上海，从学校到戏校，不习惯的地方特别多，什么都不习惯。“爸爸妈妈总说不能惹祸不能惹祸，以至于小时候有段时间一直被别人欺负。”白天的阚鑫不声不响，可情绪总要有个宣泄的缺口。“那时候嗓子好啊，四五点钟的时候半面楼都可以听到我说梦话骂人。现在想想其实是不痛快的。可那时候的心思全在想家和应付戏课上，没有时间去想同学之间的什么事儿。当时就觉得只要学习好了，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说到这里，阚鑫顿了一顿，“你要好好唱戏，不想那么多，一切就一定会好的。我们就是一个很认真唱戏的人。这就是阚鑫阚融的定义。”
我问他们毕业之后的打算，阚鑫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坦率，并且斩钉截铁：“我想留在上海，不管怎么样都想留在上海。然后把爸爸妈妈一起接过来，一家人开开心心地住在一起。当然，前提是上海昆剧团要我们。进去之后工资多少真的不重要，大家凭本事吃饭。当然还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后面撑着，我也一定要支撑着这一帮同学。我的想法是我和阚融以及昆五班的同学朋友能够一起进昆团，能够在里面演戏生活，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行。”
“可万一进不了昆团呢？你们有53个人。”我问他。
阚鑫沉默了片刻。“其实我想过一个更绝的事。万一阚融没能跟我一起进昆团，我会跟着阚融一起进别的团，因为我们两个的戏就是在一起的。”他看着我，有点征求的意思，“他们不会让我们两个分开的。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