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央行启动新年的第一次加息，宣布自2月9日开始，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显示，通胀忧虑在货币决策者心头进一步加剧。
　　去年初我们曾经谈到全球通胀形势，当我们论述应对通胀措施的时候，发达国家央行参考的是核心通胀水平。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更多谈论的是广义的通胀，也就是包含了能源和食品在内的所有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胀。
　　这是因为，在发达经济体中，食品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比重远小于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食品类消费的权重在14％至15％左右，而在中国，食品在CPI篮子中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也决定了新兴经济体不能把食品排除在政策制定者考虑范围之外。
　　然而在任何国家，正常情况下，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总是逐渐提高，不会突然改变，因此食品价格的波动通常来自供给方面，比如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
　　但这些外在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也不具有可持续性，货币政策对食品价格的作用因而非常有限。所以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成熟的经济体侧重于去除食品和能源等波动较大的价格指数，也就是核心通胀指数的变化，作为政策制定的标杆。
　　去年美国和欧洲的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上涨1.6％，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如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样，气候原因和各种灾害影响了农作物供应，导致食品价格普遍上升。因此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一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核心消费指数走势为标准制定其货币政策，而美欧的核心消费指数去年仅上升1％，今年仍大有可能维持在低位，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讲，它们的货币正常化进程仍然可以推迟。
　　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说，比如新兴的亚洲国家，我们看到最近一轮通胀达到4.9％的水平，其中食品价格涨幅8.8％。核心通胀尽管有所抬头，但涨幅相对温和，去年12月上涨仅2.4％。如果仅看核心通胀水平，这些国家货币正常化的进程仍然可以保持常态。
　　中国随着经济增长重拾上升态势，特别是去年四季度GDP再显强劲势头，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已经放在了控制通胀风险上。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非食品与核心通胀在2010年分别上涨了约1％，虽然它们在12月的涨幅分别达到2.1％和1.7％，但这个水平仍比较低。
　　尽管如此，近期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上涨还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房租，对非食品价格的主要担心还来自于近年来工资的上涨，劳动收入可能赶超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中国促进消费、提升内需的转型过程中，很多人担心工资上涨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通货膨胀。
　　但最近几年的“涨薪潮”多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而中国大量的工薪阶层或者说白领的工资涨幅非常温和。
　　因此，我们不必对由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过度担心，因为由于气候等原因造成的供给方面的影响是不可持续的。
　　近几个月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国内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但并非所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都与国内的食品价格有紧密联系。中国对粮食的消费仅有不到1％靠进口，因此国际粮食价格对输入通胀的影响很小，反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干旱可能推高今年粮食的价格。
　　如果回顾一下，连续五年收成下滑，造成2003年至2004年的粮食价格上升，影响全国整体通胀水平。而2007年至2008年国际粮食价格飙升，国内粮食价格仅小幅上涨，在当时对通胀造成巨大影响的反而是猪肉产量下降。但这两次农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整体物价上升也只维持了半年左右。
　　如前所述，食品支出在中国CPI中比重很高，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这个比重会下降，而其他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支出将相应上升。统计局将会在今年一季度公布新的CPI消费品的权重，以反映更接近现阶段情况的消费水平。
　　整体来看，中国近期的通胀水平高企只是暂时的，今年中国整体通胀水平很有可能会维持4％左右。由于基数效应的消退，和近一段时间来实施的各种控制流动性和信贷的政策的效果将会逐步显现，通胀水平将在下半年回落至4％以下。
　　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等货币政策，仅仅是在全球增长重回轨道的背景下，货币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投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