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隐性因素，又有显性因素，同时还受到不合理和不合法因素的影响。
　　一、分配方式的转变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隐性因素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相应地，我国的分配制度由原来单纯的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作为个人收入的衡量尺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因为每个人的天赋、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等互有差别，所以，他们的劳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差别，必然会造成收入差距。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私人劳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变成社会劳动。因此，不同企业之间因销售收入的不同会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这也会形成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差距。按生产要素分配意味着劳动者个人的收入与其占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密切联系，拥有的要素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获得的收入就越多，而且越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反之亦然。由于社会成员对生产要素或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他们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地位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二、国家政策的倾斜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为了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我国政府依据我国的国情实施了一些倾斜性的政策。这些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收入分配不公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我国选择了“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为了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阻隔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阻隔在本已有限的农村土地之上，使得城乡居民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另外，国家许多偏向城市的具体政策也在无形中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教育为例，国家要求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城市中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农村中却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城市学生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农村学生的4倍，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因此而达不到50%，与城市已经普及高中教育形成了巨大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教育程度高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农村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劣势无疑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再拿全国社会保障支出来看，虽然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在增加，但该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不均等的。有学者估计，城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差距已经高达30倍之多。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控制收入差距，但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梯度推进的倾斜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在外资准入、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推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西部地区却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政策，对粮食等农副产品实行低价收购，使中西部地区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对东部地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拉开了东、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
　　三、国民收入再分配乏力未能扭转收入分配不公的局面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可以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甚至还在某些方面加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加重了低收入人群的负担。这主要体现在多年来属于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了纳税的主体；执法不严使一些富豪逃避了缴税；在税费改革前，农民缴费项目繁多，负担过重。此外，还表现在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优势群体倾斜。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提供给城市居民而非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在城市内部，初次分配过程中本身就占有一定优势的部门和单位才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
　　以上谈到的只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三个主要原因，另外，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不合法收入的大量涌现等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