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亚洲雄风震天吼。”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或多或少能够哼唱出这首歌，但都会知道这首歌是当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题曲。这首歌在当时绝对是家喻户晓。提到这首歌现任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炬感慨良多，因为1989年至1990年，正是他受第十届亚洲运动会组委会委托，主持亚运会歌曲的创作、录制和出版发行工作，并出任制作人和监制。
　　
　　曾经的“震天吼”
　　
　　说到当年这首歌的创作经历，王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20年前的王炬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授命组建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当时的亚组委跟出版社签署了为亚运会创作主题曲的合同。王炬迅速组建了创作团队，树立了精神。就在那年五一期间，王炬找到了徐沛东。在沟通过想法后，两人一拍即合，徐沛东随即就在钢琴上弹了起来，这就是后来《亚洲雄风》的旋律。
　　回想当时的音乐创作，王炬感慨道：“那是多少人的心血结晶啊，当时徐沛东进棚录音，录一遍发现哪个地方弱一点，马上就打电话叫个吉他手来，一会儿又调个别的乐师，就这样反复地录，不断地磨合，最终出来这么一个作品。尽管这首歌已经过时了，但是那种风格当时很符合国情，很受听众喜爱。”当时由于时间紧迫，亚组委采用两套人马同时进行创作的方案，一套去做集体表演，音乐舞蹈；另一套人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组委会联合创作亚运主题曲。“演出结束后现场开始放《亚洲雄风》这首歌，当时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全场齐声高唱，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高潮，我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王炬激动地说。
　　九十年代正是音像业形成产业的阶段。以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投资创作的《亚洲雄风》为代表的第11届亚运会歌曲辑为例，它是1990年最热销的音像制品，销量高达300余万盒。音像出版社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通过投资制作——出版发行——市场销售得到应有的回报，形成了良性循环。
　　王炬认为，如今的中国音乐创作已经大不如前了。“中国实际上已经错失了三次绝好的走向世界的机会，第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二次是上海世博会，第三次是广州亚运会。这并不意味着运动会办的不成功，谁都知道我们是体育强国，运动会办的非常成功。但通过运动会向世人宣扬的意念、文化的概念实在是太弱了，作为音乐行业的我们都感到很惭愧。巴塞罗那奥运会有一首《巴塞罗那》，韩国亚运会有一首《手拉手》，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一首昂纳尔·里奇的《欢乐通宵》，让人记忆深刻。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意识形态，并且都利用好这个机会向全世界人民传达了他们音乐制作的能力和表现力。反观我们，这三次大型的世界会议，竟没有一首值得我们骄傲的作品。真的让人感到很压抑。”
　　
　　成长的烦恼
　　
　　进入21世纪，音像产业已初具形状，这一时期音像业的发行品种、发行数量和发行金额均较上世纪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围绕着北京、上海、广东形成了三个产业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带，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也发展壮大起来，如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太合麦田、华友世纪、华谊兄弟等公司、制作发行能力较强的中凯文化、俏佳人、孔雀廊等公司，这些龙头企业都拥有较多的版权资源、原创能力和发行能力。
　　民营企业逐渐成为音像市场的主要供货商，他们充分利用市场占有率较高、资金充沛等优势，大量购买音乐和影视节目的发行版权，不断扩展和巩固完善自己的发行渠道。音像业的活跃极大地刺激了上游节目源的开发，轰动一时的《英雄》版权竞拍，拍到了1250万元的天价，许多热门电视剧尚没有卖出播映权就已经从音像版权中收回成本。音乐版权、尤其是港台歌曲的发行版权也越来越炙手可热，音像市场成为音乐、影视节目最为重要的收益平台。
　　但同时由于音像载体变化的周期不断加快，为音像业带来了巨大的波动。王炬对此深有感触，因为他亲身见证了这种变化。从十九世纪末粗纹快转唱片诞生到密纹慢转唱片用了40年，密纹唱片被盒带取代用了30年，盒带到CD只用了10年。1998年我国音像市场出现的VCD，迅速取代了录像带，在2003年VCD的市场份额曾达到53％，成为我国音像市场的主流产品，也成为世界音像发展历程中极为独特的现象。到了2005年之后，新媒体快速发展，网络音乐、手机铃声、MP3格式的广泛使用，都对传统的音像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王炬对网络时代带给音像业的影响分析透彻入里，就在网络时代刚刚来临之时，音像业内容提供商及资本都热情投入其中。移动彩铃用户的井喷式的增长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印证了音像业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到来。但是几年的实践证明，正版音乐网络下载业务止步不前，彩铃业务大幅度缩水，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稳定的商业模式和电信商、服务商与内容提供商的互利互赢的诚信机制，将严重影响数字音乐和网络视频的发展。唱片业不能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中获取应得利益，严重影响了新节目的开发和创作，这种逐渐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原创严重不足，人们热衷于数字音乐的概念和炒作远不能替代实实在在的音乐生产，网络歌曲和视频的低品质，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免费下载资源几近枯竭，短暂的快乐将逐渐被没有好音乐听的更为长期的苦恼所掩盖。而原创不足导致的资源枯竭也一定会影响网络和手机的消费热情。这个不利于创作繁荣的现象到现在还在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困扰音像业顺利走向数字出版方向的重要障碍。
　　
　　虚假繁荣　外强中千
　　
　　“种种原因导致中国的文艺创作数量很多，质量不高。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看法，甚至有领导指出，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到底什么是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首先由众多的企业组成，而不是以单独的个体人组成，然而从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不难看出，文化行业中的代表还是艺术家多，企业家少，并不是说艺术家不代表艺术的观点，但毕竟环境约束，视角不同，一般他们只能代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承担某个艺术领域的责任。而基本不会站在产业发展的立场考虑，投资，市场回收等等，关乎整个文化产业的事。”作为音像行业的专家王炬非常审慎的看待现在被热炒的文化产业概念。
　　


　　他始终认为文化产业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事儿，而是建立在有商业环境中企业的事儿。以美国为例，四大唱片公司、七大影业公司，组成了美国音乐、电影的核心，任何人都无法代表美国的文化产业，它的核心并不是哪个电影演员，或者某个大导演，他的存在与否对美国的电影产业不会有太重大的损失，这一点非常值得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
　　从这个层面分析，就能很快得出版权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版权是企业最大的财富。没有版权就没有一个良性的商业环境，企业无法存活。王炬说，“企业依靠投资做产品，产品面向社会，这个产品不管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总之一定要有市场回收，否则的话就是公益事业。企业必须要 考虑生存问题，产品卖不出去，不能通过市场回收，企业就无法存活。”
　　王炬还以唱片业为例提供了一组数字，来证明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价值，数字欺骗不了人，但价值去哪儿了呢?在传统唱片业鼎盛时期的1999年，全球唱片业销售总值为395亿美元。到2009年，传统唱片的销售持续下降，销售总额为119.34亿美元。而数字音乐销售持续增长，达到43.07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为162.41亿美元，也远远达不到10年前的水平。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也大致如此。
　　同样音乐创造的价值主要通过产品销售和版权交易得以实现。而上述数据表明，通过传统唱片销售实现的价值越来越小，通过版权(合法授权)实现的价值越来越大，尤其在数字音乐时代，所有的数字音乐发行几乎都是通过版权拥有者合法授权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权利一旦被侵害，或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整个行业岌岌可危。
　　
　　免费大餐　慢性毒药
　　
　　“实体的盗版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不必再谈了，真正的危险是网络盗版。据统计，网络上的音乐使用率在98％以上，但每年唱片公司能够在网上的收入却不足一亿元。当然还是有提供正版的网站，比如巨鲸曾与谷歌合作，它的主要收益来自于谷歌，但是谷歌从中国撤出后，对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它有正式授权的歌曲目前只有6.5万首，一年的收入大概在五千万元。但所有正版歌曲在百度的搜索引擎和深度链接下都可以找到，那么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免费的，不用注册受到监管的盗版音乐网站就会成为首选。而只有几万首授权的音乐网站的生存空间就会更小。盗版如此严重，实际上唱片行业已经奄奄一息了。据我所知，很多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都跑了，因为作为唱片公司不能继续给歌手投入，保证每年出唱片的计划，为他量身打造新歌，歌手自然留不住。”王炬提到此处甚是无奈。
　　消费者就是上帝，但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中，似乎免费下载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但为了产业的良性发展，唱片公司的投入需要回收，于是造成了凡是不利于这种开放性的自由的免费下载，都成为了消费者的对立面。前国际唱片业协会的主席肯尼迪曾在一次大会上讲过，“唱片业20年来从来没有过和消费者成为对立面。”
　　“我们一直在反思，试着转变思维方式，首先要肯定消费者没有过错。包括美国前不久判了一个案子，大致是讲一个女士在网上下载了几首歌，庭外和解之后也要赔付7万美金，如果要是按照法院判的话，最后累积能达到300多万美元。这样的话，唱片公司作为起诉原告方，消费者作为被告方，就完全将唱片公司和消费者对立起来了。我们现在呼吁消费者是没有过错的，真正的过错在于传播者，由于传播者造成了这种模式。侵犯了产业利益，破坏产业的发展，才是政府应该重点打击的。”王炬说。
　　“数十年，成功与失败、辉煌与落寞、困难与机遇、希望与失望交织映印在我们这一代音像人的头脑中。至今，我最大的希望仍是这个产业能够真正的做起来，保护好我们的文化企业，至关重要。”王炬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