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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往往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的1984年。
陈润（财经作家、商业史研究者）
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历史浩然远去，历史就在眼前。
1984年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以乡镇企业家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创业者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教父级”企业家开创“中国现代公司元年”；马云、史玉柱等第二代企业家已经在大学校园蠢蠢欲动。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
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异军突起
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
当天《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到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
现在很难考证山东沂源县32岁的农民朱新礼是否阅读过这张报纸，他正为乡亲劝说回去当村主任犹豫不决，《通知》显然为他这类农村能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982年，他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满载苹果运往南京、上海，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当年净赚5万多元，那年头“万元户”还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牌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年底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然而，1984年他“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多年以后，当他把县里破败的罐头厂发展成汇源集团，创造的“万元户”已不胜枚举。
有人回村当官，有人辞官回村。在四川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3年底他们的良种场已孵鸡5万只、鹌鹑1万只。1984年4月，一个10万只小鸡的大订单令刘家兄弟欣喜若狂，到处借钱买回10万只种蛋，可交付2万只小鸡后客户却跑了，破壳待出的8万只小鸡还需要大笔饲料。无奈之下，四兄弟连夜动手编竹筐，凌晨起床蹬3个小时自行车到20公里外的农贸市场叫卖，连续十几天风雨无阻，最终全部卖完，躲过创业初期的灭顶之灾。
在两百多公里外的浙江台州，李书福带着三个兄弟成立冰箱配件厂生产核心配件上的蒸发器。1986年李书福转产冰箱，产值达四五千万，远近闻名。类似的戏剧性故事也发生在福建的曹德旺身上。1984年他去武夷山游玩，敏感意识到一个赚钱机会——汽车玻璃。1985年8月曹德旺投产汽车玻璃生产线，仅4个月就盈利70多万，整个镇子都沸腾了：“这哪里是工厂啊，简直是印钞票的机器。”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野蛮生长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活跃的蓬勃景象，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尽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但“异军突起”绝非偶然。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段时期连续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条件，而且是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科学的春天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多由农村能人、转业军人投身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第二代企业家则是受过系统、良好高等教育的“白面书生”。1984年，当教父级的商业偶像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行进时，第二代企业家还在“科学的春天”里待时而飞。
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考进杭州师范学院。入学后他出众的英语水平震惊全班，并以舍我其谁的霸气当选校学生会主席、杭州市学联主席，把校园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每天东奔西跑激情无限。一份油印的校报描写当时的马云：“咬一咬牙，他骑的车飞得更快了，啊，年轻人，热血沸腾！”毕业后马云留校任教，课余到杭州一家夜校兼职教外语，成为全校最有钱的老师，而夜校学生成为他后来创办阿里巴巴的核心骨干，患难与共。
新同学满眼期待，毕业生豪情满怀，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负责数据分析和处理。由于传统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史玉柱开发出一套提高统计局工作效率的软件，在1986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备受好评，并在系统内大力推广，事实上他并非计算机系的科班出身。单位领导对他赞赏有加，将他送到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管理系培养，毕业后就是处级干部。谁曾想到这竟是蛟龙入海的伏笔，毕业时，这位仕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居然辞职，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这一年，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之一的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他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到武汉挂职锻炼，后来调回北京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海南由广东省辖地级市升为省级行政区，冯仑主动要求带两三个人到海南筹建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开办经费是一张一万台彩电的批条。彼时海南房地产市场炙手可热，冯仑由知识分子蜕变为地产商人，但是他说道：“从商之前的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84年，经商热潮席卷全国。有戏言称，“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下海”经商，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商业的重要力量。
对于马云、史玉柱这些身处校园的大学生而言，虽然只是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尽管大多数人因分配进入体制内，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后来的数次“下海”浪潮中，他们义无反顾地到中流击水，成为新世纪最耀眼的商业明星。
现代公司元年
尽管改革开放的春天在1978年就已经到来，但百花满园的盛景要等到6年之后。1984年，万科、联想、海尔、健力宝、科龙等日后享誉盛名的公司陆续诞生，争奇斗艳。在商业史上，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扬眉吐气，许海峰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中国健儿最终夺取15枚金牌，举国欢腾，作为中国代表团首选饮料的健力宝随之大放异彩。4个月之前，李经纬借百事可乐的生产线把新开发的橙黄色饮料装进易拉罐，又借来28万元全部砸到奥运会上，惊天豪赌为他赢来巨大成功，当年销售额达到345万元，两年后达到1.3亿元。最火爆的时候，全国各地赶来拉货的大货车排起长龙，一车皮批条卖到2万元。作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山东青岛，张瑞敏被派往濒临倒闭的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第二年，张瑞敏拿大锤砸毁76台问题冰箱的壮举震撼整个企业界，后来人们提到“质量意识”和“品牌观念”时，这个经典案例都会被反复提起。
11月的第一天，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柳传志心事重重，这是联想成立第一天，他完全没有创业的兴奋，尽管曾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信誓旦旦地保证“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他眼下最担心的是月底的工资从哪里来。他和同事每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简直就是灭顶之灾。直到第二年倪光南加盟并推出联想汉卡，联想才有点科技公司的模样。
虽说这些公司在1984年还微不足道，甚至还要头戴国有或集体的“红帽子”才能生存，资金、人才、设备、技术等资源近乎空白，政府部门也毫不关注，但正因如此，他们拥有一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得以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并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
全面改革
1984年初，邓小平南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改革提速。
2月9日在厦门视察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
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巡”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
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
今天看来“商品经济”四个字仍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改革迅速掀起第一次“下海”浪潮。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
陈润（财经作家、商业史研究者）
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历史浩然远去，历史就在眼前。
1984年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以乡镇企业家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创业者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教父级”企业家开创“中国现代公司元年”；马云、史玉柱等第二代企业家已经在大学校园蠢蠢欲动。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
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异军突起
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
当天《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到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
现在很难考证山东沂源县32岁的农民朱新礼是否阅读过这张报纸，他正为乡亲劝说回去当村主任犹豫不决，《通知》显然为他这类农村能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982年，他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满载苹果运往南京、上海，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当年净赚5万多元，那年头“万元户”还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牌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年底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然而，1984年他“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多年以后，当他把县里破败的罐头厂发展成汇源集团，创造的“万元户”已不胜枚举。
有人回村当官，有人辞官回村。在四川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3年底他们的良种场已孵鸡5万只、鹌鹑1万只。1984年4月，一个10万只小鸡的大订单令刘家兄弟欣喜若狂，到处借钱买回10万只种蛋，可交付2万只小鸡后客户却跑了，破壳待出的8万只小鸡还需要大笔饲料。无奈之下，四兄弟连夜动手编竹筐，凌晨起床蹬3个小时自行车到20公里外的农贸市场叫卖，连续十几天风雨无阻，最终全部卖完，躲过创业初期的灭顶之灾。
在两百多公里外的浙江台州，李书福带着三个兄弟成立冰箱配件厂生产核心配件上的蒸发器。1986年李书福转产冰箱，产值达四五千万，远近闻名。类似的戏剧性故事也发生在福建的曹德旺身上。1984年他去武夷山游玩，敏感意识到一个赚钱机会——汽车玻璃。1985年8月曹德旺投产汽车玻璃生产线，仅4个月就盈利70多万，整个镇子都沸腾了：“这哪里是工厂啊，简直是印钞票的机器。”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野蛮生长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活跃的蓬勃景象，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尽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但“异军突起”绝非偶然。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段时期连续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条件，而且是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科学的春天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多由农村能人、转业军人投身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第二代企业家则是受过系统、良好高等教育的“白面书生”。1984年，当教父级的商业偶像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行进时，第二代企业家还在“科学的春天”里待时而飞。
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考进杭州师范学院。入学后他出众的英语水平震惊全班，并以舍我其谁的霸气当选校学生会主席、杭州市学联主席，把校园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每天东奔西跑激情无限。一份油印的校报描写当时的马云：“咬一咬牙，他骑的车飞得更快了，啊，年轻人，热血沸腾！”毕业后马云留校任教，课余到杭州一家夜校兼职教外语，成为全校最有钱的老师，而夜校学生成为他后来创办阿里巴巴的核心骨干，患难与共。
新同学满眼期待，毕业生豪情满怀，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负责数据分析和处理。由于传统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史玉柱开发出一套提高统计局工作效率的软件，在1986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备受好评，并在系统内大力推广，事实上他并非计算机系的科班出身。单位领导对他赞赏有加，将他送到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管理系培养，毕业后就是处级干部。谁曾想到这竟是蛟龙入海的伏笔，毕业时，这位仕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居然辞职，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这一年，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之一的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他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到武汉挂职锻炼，后来调回北京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海南由广东省辖地级市升为省级行政区，冯仑主动要求带两三个人到海南筹建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开办经费是一张一万台彩电的批条。彼时海南房地产市场炙手可热，冯仑由知识分子蜕变为地产商人，但是他说道：“从商之前的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84年，经商热潮席卷全国。有戏言称，“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下海”经商，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商业的重要力量。
对于马云、史玉柱这些身处校园的大学生而言，虽然只是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尽管大多数人因分配进入体制内，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后来的数次“下海”浪潮中，他们义无反顾地到中流击水，成为新世纪最耀眼的商业明星。
现代公司元年
尽管改革开放的春天在1978年就已经到来，但百花满园的盛景要等到6年之后。1984年，万科、联想、海尔、健力宝、科龙等日后享誉盛名的公司陆续诞生，争奇斗艳。在商业史上，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扬眉吐气，许海峰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中国健儿最终夺取15枚金牌，举国欢腾，作为中国代表团首选饮料的健力宝随之大放异彩。4个月之前，李经纬借百事可乐的生产线把新开发的橙黄色饮料装进易拉罐，又借来28万元全部砸到奥运会上，惊天豪赌为他赢来巨大成功，当年销售额达到345万元，两年后达到1.3亿元。最火爆的时候，全国各地赶来拉货的大货车排起长龙，一车皮批条卖到2万元。作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山东青岛，张瑞敏被派往濒临倒闭的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第二年，张瑞敏拿大锤砸毁76台问题冰箱的壮举震撼整个企业界，后来人们提到“质量意识”和“品牌观念”时，这个经典案例都会被反复提起。
11月的第一天，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柳传志心事重重，这是联想成立第一天，他完全没有创业的兴奋，尽管曾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信誓旦旦地保证“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他眼下最担心的是月底的工资从哪里来。他和同事每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简直就是灭顶之灾。直到第二年倪光南加盟并推出联想汉卡，联想才有点科技公司的模样。
虽说这些公司在1984年还微不足道，甚至还要头戴国有或集体的“红帽子”才能生存，资金、人才、设备、技术等资源近乎空白，政府部门也毫不关注，但正因如此，他们拥有一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得以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并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
全面改革
1984年初，邓小平南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改革提速。
2月9日在厦门视察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
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巡”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
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
今天看来“商品经济”四个字仍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改革迅速掀起第一次“下海”浪潮。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