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西安·弗洛伊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1922年出生于德国柏林，1933年举家移民英国。肖像画《蓝围巾的男人》是弗洛伊德用了七个月的时间为马丁·盖福特画的一幅肖像画。马丁·盖福特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同时也是弗洛伊德的好友。《蓝围巾的男人》讲述的是马丁·盖福特自己作为模特参与弗洛伊德肖像画创作从开始到完成的全过程的经历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是怎样将一个坐着的模特的真实情景转换成一件艺术品的。
　　关键词：艺术家;肖像画;创作;艺术品
　　最近，我正在读一本由英国艺术评论家马丁·盖福特编写的他为艺术大师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的书名为《蓝围巾的男人》的书。这本书主要写的是盖福特作为模特在弗洛伊德画室中的一些经历和他与弗洛伊德在此期间的一些日常沟通和见地以及弗洛伊德是怎样悉心经营他的创作的。虽然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一些日常交流，但是却透漏出一位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挑剔和专注。
　　当我读到82页的时候，文章中有这么一个问句：“肖像画与模特是否相像？这个问题是否至关重要呢？”。面对这个问题，作为拥有读者和研究本专业學生这两重身份的我来说，无疑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想在此借本篇文章结合弗洛伊德的观点来发表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从肖像画的命名方式来看，肖像画与模特相像并不至关重要
　　作为一名观众，当我们去欣赏一幅肖像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去关心肖像画的原始模特是谁，他有怎样的长相和特点，当然，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肖像画是除了那些“私人定制”画像的。我们看像扬·凡·艾克或提香画的《男人肖像》时都不会去关心画像中模特本人拥有的个性，我们在看那些埃及的石膏头像或者欣赏弗洛伊德的作品也是如此。虽然有一些肖像画是以模特的名字来命名的，如《大卫·霍克尼》、《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等，但是其实更多的肖像画的命名方式不是这样的，如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佣》、《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莫迪里阿尼的《系黑领带的女子》和弗洛伊德的《坐在椅子上的红发男人》、《穿白衬衣的妇人》等等，这样的命名方式在艺术界更为典型，他也是强调模特个人资料细节的一种方式。在这些作品中，里面的模特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画面中的人物是否与模特相像也并不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画家对模特的观察和对观察结果的提炼，即肖像画作品。
　　二、从古埃及肖像作品来看，肖像画与模特相像并不至关重要
　　弗朗西斯·培根曾断言说，古埃及的艺术家是所有艺术家中最伟大的。古埃及人最早创作出了优秀的肖像作品并保存了下来。古埃及的雕像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和真人具有一定的相似程度——生动个性化的脸，但是这些雕像是否与艺术家当时参考的模特相像并没有人真正不在意。埃及王朝时期的法老是王权的象征，所以法老们的雕像表情严肃、威严，也许这些雕像都不是真正的肖像，因为如果把这些法老的雕像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雕像有着相似的肖像，并不能从中分辨出哪个是萨特斯特利斯法老或者辛努塞尔特法老，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名词——古埃及人。比如“村长”，据说当时这个雕像被发现的时候，因为大家觉得它与当地的村长容貌相似，所以，以“村长”来命名它。创作这样的雕像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观看和欣赏的，而是被用来当作已逝者灵魂承载的替代被封存在墓主人的墓窟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肖像雕塑作品与模特是否相像人们并不大在意。
　　三、从大师的名作来看，肖像画与模特相像并不至关重要
　　纵观从中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史，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写实派和表现派。写实派的肖像画作品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画面中的人物与模特可能确实有着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追求的目标，当然也不会因为一幅作品它与模特看起来比较相像就可以打动观众，毕竟我们看到作品的时候，并不能保证模特就站在肖像画的旁边供观众们参考对比。一幅好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观众，是因为它其中包含着某一方面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因素。以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代表作《蒙娜丽莎》为例，这幅作品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人物形象焕发出的人性光辉，她是心灵回归者心中的崇高细致理想的显现。再来看表现派中的大师，以文森特·梵高为例，画好肖像画也是梵高的雄心之一，在梵高自杀前的一个月，在他写给姐姐威廉敏娜的信中强调：“我想画肖像画，特别是现代人物肖像画……我希望我画的肖像画在一个世纪后的人们看起来像幽灵。我并不想把画画得像照片一样，我要让自己的创作激情在肖像画里展现出来。”由此看来，无论是写实的还是表现类的绘画，肖像画与模特相像并不至关重要。
　　四、总结
　　模特在一幅肖像画的作品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画家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画出一幅好画，但他们的原型毕竟是一个个有着自我个性的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肖像画是否与本人相像与这幅画是不是一幅好画没有关系，就像伦勃朗的画中人物长相都差不多，他们却都呈现出了灵性的绚烂和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