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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女，汉族，1921年8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1957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1958年回到祖国。1979年开始专门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被授予首届“全国医德楷模”称号，2019年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入选“3个100杰出人物”，2021年8月20日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21年8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开展向“时代楷模”李桓英同志学习的决定。
“麻风病让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李教授却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这是云南省勐腊县曼南醒村一名麻风病人眼中的麻风病，他说的“李教授”就是李桓英。
李桓英敢于和麻风病人亲密接触。在麻风村寨，病人家的水，她端起就喝;病人家的饭，她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拉着长时间不松开。“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李桓英说。
“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
1921年8月，李桓英出生于北京。1945年，李桓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李桓英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李桓英成为首批世卫组织官员和性病专家。她把学到的公共卫生知识应用于印度尼西亚雅司病治疗，取得成功。随后，她被世卫组织派到缅甸开展性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在缅甸工作时，我与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每当夕阳西下，我回到住处，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那个家。”李桓英说。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卫组织工作期满时，世卫组织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这时，她的年收入已经从6000美元增加到9000美元。但是，李桓英的心早已飞向祖国。她知道百废待兴的祖国，急需海外学子归来支持建设。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已移民到美国的父母和4个弟弟妹妹，提着一皮箱书，只身一人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回到祖国。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她说：“国内生活确实艰苦，可是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
根据李桓英的专业特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她分配到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位于北京的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李桓英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完成国家消灭性病规划中的“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当时实验室条件简陋，连紫外线消毒设备都没有。李桓英土法上马，圆满完成了实验任务。
随后，李桓英又开展了麻风抗原检测。她依旧利用土法，成功提取了麻风菌脂质抗原。为明确药物效果，她和医学博士马海德决定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因为当时麻风病没有特效药，如果不幸感染，可能会使自己陷入极危险的境地。但为了研究，他们愿意冒这个险。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完结了！”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的一个麻风村，第一次看到了麻风病人的凄惨生活。病人鼻塌眼盲的惨状深深刺痛了她，她开始产生了攻克麻风病的想法。
她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自古以来，麻风病就是人人避犹不及的恶疾。感染麻风杆菌的患者会皮肤溃烂、鼻塌目陷、四肢畸残、躯干变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麻风病防治工作。20世纪60年代，我国进行麻风病普查，发现大批病人，并采取隔离和防治措施。直到1978年，麻风病防治仍然是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1978年年底，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正式走上了麻风病防治的科研道路。
1982年，李桓英了解到，世卫组织正研究一种通过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李桓英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品支持和试验项目，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走访调查。
李桓英的办公室有一张云南贵州四川交通图，上面画了20多面三角旗，那是她的足迹所到之处。麻风村寨都在人迹罕至之处，山高路险，道路崎岖。李桓英曾四次遇险，两次翻车、两次翻船，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過去。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三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又投入了工作。
根据调研，李桓英认为，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是及早解除麻风病人痛苦、消除麻风歧视的首要任务。为此，她毅然选择开展这项研究，并把实验室搬到了现场。西双版纳等7个麻风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在李桓英的建议下被确定为试点地。
那时，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三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光勐腊县就有三个大麻风寨，居住着将近200名病患者。1983年春节前，李桓英来到勐腊县的一个麻风寨，开始了全球第一个不住院短程联合化疗试点。
“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做，”李桓英把手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里，“摸摸有没有砂子再穿上。”这是李桓英在麻风寨必做的动作，因为麻风病人的神经末梢没知觉，鞋里有沙子会把脚磨烂。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在走访调研麻风寨后，李桓英向世卫组织递交了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世卫组织批准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方法的试验项目。随后，李桓英带着申请的免费药品来到勐腊县的麻风寨。每次去麻风寨，她早晨6点就出发，要走十几公里山路，乘坐独木舟经过一条河流。她到每个病人的家里，去劝说他们服药。她亲自给病人打针、喂药，帮助失去劳动能力的病人料理生活。有些病人卧床不起、大便干燥，她就亲自给病人通大便。病人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大夫，比我爹娘还要亲！” 1990年，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麻风寨的帽子被摘掉了，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自己为它取了个名字——“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泼水节这一天，李桓英和这些昔日的麻风病患者一块儿跳起了欢乐的傣族舞蹈。
1994年，世卫组织开始向全世界推广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法。她向世卫组织申请资金，把试点扩大到全国59个县。新疗法很快在云南、贵州及四川推广。李桓英的足迹遍及云南、贵州、四川地州县的麻风病高发区。最终，通过这种疗法，使我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而且年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完结了！”李桓英满怀信心地说。
1998年，国际麻风病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李桓英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
2000年，中国卫生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已经下降到2000人左右，患病率在10万分之一以下，基本消灭了麻风病。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在同事眼中，李桓英是个“事业狂人”，为了事业可以豁出性命、不计得失。她说：“想干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李桓英把荣誉和金钱看得很轻，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她积极介绍、宣传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情况和进展，千方百计争取外援，并将国际组织援助的100多万美元的药品、器材和15辆越野车全部分给了麻风病地区。她看到麻风病地区的一所小学缺少桌椅，当即就把兜里的钱都掏给了老师。
1998年，友谊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郑瑞芬随李桓英去云南的麻风村工作了5天，和李桓英同住一个房间。一天晚上，她和李桓英聊天，问她：“你工作这么出色，符合入党条件，为什么不入党？”李桓英回答：“我还不够条件，我会努力的。我合格时，会提出申请的。”
2016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了快60年，从回国开始就从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党我一定会后悔，”李桓英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还不行，还不合格，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合格了。”她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诚挚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虽已进入鲐背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防事业奋斗终身，請党组织考验我吧！”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16年12月27日，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鹤发童颜的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和医院里十几名年轻医护人员一起举起右拳向党宣誓——为了这庄严的时刻，她特意选了一条大红围巾，站在第一排、第一个。“回国后我可以工作到95岁、100岁，如果当初我留在世卫组织，60岁就退休，我已经活了两辈子。今天我入党了，死而无憾了。”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李桓英对记者激动地说。
如今，已是期颐之年的李桓英仍然心系麻防事业。她说：“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愿意在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而奋斗。”
（责任编辑：袁瑛）
“麻风病让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李教授却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这是云南省勐腊县曼南醒村一名麻风病人眼中的麻风病，他说的“李教授”就是李桓英。
李桓英敢于和麻风病人亲密接触。在麻风村寨，病人家的水，她端起就喝;病人家的饭，她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拉着长时间不松开。“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李桓英说。
“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
1921年8月，李桓英出生于北京。1945年，李桓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李桓英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李桓英成为首批世卫组织官员和性病专家。她把学到的公共卫生知识应用于印度尼西亚雅司病治疗，取得成功。随后，她被世卫组织派到缅甸开展性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在缅甸工作时，我与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每当夕阳西下，我回到住处，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那个家。”李桓英说。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卫组织工作期满时，世卫组织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这时，她的年收入已经从6000美元增加到9000美元。但是，李桓英的心早已飞向祖国。她知道百废待兴的祖国，急需海外学子归来支持建设。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已移民到美国的父母和4个弟弟妹妹，提着一皮箱书，只身一人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回到祖国。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她说：“国内生活确实艰苦，可是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
根据李桓英的专业特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将她分配到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位于北京的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李桓英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完成国家消灭性病规划中的“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当时实验室条件简陋，连紫外线消毒设备都没有。李桓英土法上马，圆满完成了实验任务。
随后，李桓英又开展了麻风抗原检测。她依旧利用土法，成功提取了麻风菌脂质抗原。为明确药物效果，她和医学博士马海德决定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因为当时麻风病没有特效药，如果不幸感染，可能会使自己陷入极危险的境地。但为了研究，他们愿意冒这个险。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完结了！”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的一个麻风村，第一次看到了麻风病人的凄惨生活。病人鼻塌眼盲的惨状深深刺痛了她，她开始产生了攻克麻风病的想法。
她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自古以来，麻风病就是人人避犹不及的恶疾。感染麻风杆菌的患者会皮肤溃烂、鼻塌目陷、四肢畸残、躯干变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麻风病防治工作。20世纪60年代，我国进行麻风病普查，发现大批病人，并采取隔离和防治措施。直到1978年，麻风病防治仍然是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1978年年底，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正式走上了麻风病防治的科研道路。
1982年，李桓英了解到，世卫组织正研究一种通过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李桓英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品支持和试验项目，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走访调查。
李桓英的办公室有一张云南贵州四川交通图，上面画了20多面三角旗，那是她的足迹所到之处。麻风村寨都在人迹罕至之处，山高路险，道路崎岖。李桓英曾四次遇险，两次翻车、两次翻船，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過去。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三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又投入了工作。
根据调研，李桓英认为，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是及早解除麻风病人痛苦、消除麻风歧视的首要任务。为此，她毅然选择开展这项研究，并把实验室搬到了现场。西双版纳等7个麻风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在李桓英的建议下被确定为试点地。
那时，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三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光勐腊县就有三个大麻风寨，居住着将近200名病患者。1983年春节前，李桓英来到勐腊县的一个麻风寨，开始了全球第一个不住院短程联合化疗试点。
“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做，”李桓英把手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里，“摸摸有没有砂子再穿上。”这是李桓英在麻风寨必做的动作，因为麻风病人的神经末梢没知觉，鞋里有沙子会把脚磨烂。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在走访调研麻风寨后，李桓英向世卫组织递交了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世卫组织批准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方法的试验项目。随后，李桓英带着申请的免费药品来到勐腊县的麻风寨。每次去麻风寨，她早晨6点就出发，要走十几公里山路，乘坐独木舟经过一条河流。她到每个病人的家里，去劝说他们服药。她亲自给病人打针、喂药，帮助失去劳动能力的病人料理生活。有些病人卧床不起、大便干燥，她就亲自给病人通大便。病人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大夫，比我爹娘还要亲！” 1990年，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麻风寨的帽子被摘掉了，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自己为它取了个名字——“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泼水节这一天，李桓英和这些昔日的麻风病患者一块儿跳起了欢乐的傣族舞蹈。
1994年，世卫组织开始向全世界推广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法。她向世卫组织申请资金，把试点扩大到全国59个县。新疗法很快在云南、贵州及四川推广。李桓英的足迹遍及云南、贵州、四川地州县的麻风病高发区。最终，通过这种疗法，使我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而且年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完结了！”李桓英满怀信心地说。
1998年，国际麻风病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李桓英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
2000年，中国卫生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已经下降到2000人左右，患病率在10万分之一以下，基本消灭了麻风病。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在同事眼中，李桓英是个“事业狂人”，为了事业可以豁出性命、不计得失。她说：“想干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李桓英把荣誉和金钱看得很轻，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她积极介绍、宣传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情况和进展，千方百计争取外援，并将国际组织援助的100多万美元的药品、器材和15辆越野车全部分给了麻风病地区。她看到麻风病地区的一所小学缺少桌椅，当即就把兜里的钱都掏给了老师。
1998年，友谊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郑瑞芬随李桓英去云南的麻风村工作了5天，和李桓英同住一个房间。一天晚上，她和李桓英聊天，问她：“你工作这么出色，符合入党条件，为什么不入党？”李桓英回答：“我还不够条件，我会努力的。我合格时，会提出申请的。”
2016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了快60年，从回国开始就从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党我一定会后悔，”李桓英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还不行，还不合格，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合格了。”她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诚挚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虽已进入鲐背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防事业奋斗终身，請党组织考验我吧！”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16年12月27日，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鹤发童颜的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和医院里十几名年轻医护人员一起举起右拳向党宣誓——为了这庄严的时刻，她特意选了一条大红围巾，站在第一排、第一个。“回国后我可以工作到95岁、100岁，如果当初我留在世卫组织，60岁就退休，我已经活了两辈子。今天我入党了，死而无憾了。”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李桓英对记者激动地说。
如今，已是期颐之年的李桓英仍然心系麻防事业。她说：“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愿意在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而奋斗。”
（责任编辑：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