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青年检察干警培育模式探析

来源 :中国检察官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haohuang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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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干警是检察队伍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有生储备,其能力素养对于检察事业发展至关重要.青年干警在工作中应持续积累办案经验、增强抗压能力、提高团队精神.实践中,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检察院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加强党建引领,以“品牌+”带动履职提能,推进从业荣誉制度化、实效化,分类开展心理建设,增进团队合作等方式,积极塑造有政治定力、有专业素能、有饱满激情、有担当精神、有系统思维的“五有型”青年干警,为基层检察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他文献
个体学习符号分数的一个关键是能对其数值形成准确表征.现有研究假设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是人类自婴幼儿期就具有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如表征两个集合各自的数量,或两个数量的比例).其证据包括表征非符号数量(尤其是非符号数量比例关系)和表征符号分数在行为和大脑神经活动层面上都表现出相关性.然而要说明非符号数量表征是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还需更多研究表明两者在数量概念上的独特相关和因果联系,并阐明符号分数表征形成的认知机制.
最新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第2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61条以及正在审议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第45条为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法治保障.检视强制亲职教育的试点现状,存在着开展笼统、未能细化的统合困境.强制亲职教育对象的统合导致教育效果参差不齐、主体的统合导致各部门权责不清、规范的统合导致强制力缺乏法治保障.问题未成年人往往都存在问题家庭,而问题家庭往往存在不同层类,借鉴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分类处遇之探索,我国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也应当确立分级分类实施的司法理念.对监护人应当因应罪错未成年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
实践中涉及想象竞合的案件数量在不断增长,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已成为犯罪分子减轻刑事责任的重要借口,但该原则忽视了被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还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审判部门的精力;这是理论与实践纠结于“一行为”、误解禁止重复评价内涵的结果;行为在罪数判断中的机能仅限于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禁止重复评价的实质标准应当是不法—有责;在想象竞合处断问题上应坚持犯罪构成的罪数判断标准,同时以法益为指导,既要确保对侵害法益行为的充分评价,又要禁止重复评价.
在我国社会转型实践中,全景式的公私合作治理图景正在逐步生成.传统行政程序在现实中面临着切实挑战,一是公私主体之间对抗色彩的日渐式微;二是行政程序调整范围的渐次拓展;三是行政主体间封闭结构的整体性突破.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应完善行政程序,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一是坚持构建伙伴化的主体结构关系;二是凸显交往理性化的程序过程;三是拥抱兼容化的程序多元价值.在关照我国行政实践基础之上,探索合作行政程序的革新路径,是合作行政发展的应然之道,也是当下合作治理模式应该直面的现实境况.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指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某些区域先行取得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所形成的具有先导或示范意义的法治区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崭新探索.不能简单地认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是传统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法治建设先导区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先行,是法治发展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无论从理论上而言,还是从实践中来看,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本身都体现出鲜明的法治社会内涵.并且,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型构必须将法治社会作为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在实现了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下理解法治建设先导区域,通过多元社会力量的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主题,立足回应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主要涉及拆迁安置、棚户区改造、违建拆除、婚姻登记等老百姓重大利益,是老百姓“天大的事”,体现了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顺民意.通过梳理本批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背景、主要特色和指导意义,为示范、引导、规范地方检察机关办案实践提供遵循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