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胜利７０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笔者拜访了原中顾委委员、兰州军区原政委谭友林将军。谭老回忆了在戎马生涯中传奇而又坎坷的人生经历。
　　谭友林，湖北江陵人，１９１５年２月出生。１９２９年春参加革命，１９３０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谭友林的一生，死神多次光顾过他，但一次一次都被他以惊人的毅力、非常人所有的钢铁般意志所战胜，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肃反”险被错杀
　　
　　１９３２年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肃反”指示。此后，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大搞刑讯逼供。
　　谭友林在连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鲁易、刘赤光、王瑞卿的警卫员期间，亲眼看到这三位所谓“改组派”主任先后被杀。
　　夏曦为扩大肃反成果，在红三军７０００里远途大转移中进行了“火线肃反运动”，谭友林也被当成“改组派”抓起来，理由是他曾当过三位“改组派”主任的警卫员。他被捆起来与段德昌师长的警卫员花娃拴在一根绳子上，由特务连战士牵着行军。他俩各背两支枪、几十斤米袋，每天只分得两个生白薯充饥，两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极度虚弱。当渡过长江，攀登野三关时，已时值隆冬，天下起了大雪，他俩还穿着单军衣，光着的脚裂着大口子，雪地上留下了一个个血印子。
　　红三军政务科长江器也，是夏曦手下的特殊人物，权力很大。他看到两个警卫员走不动路了，就决定杀掉。因为夜行军打枪会暴露目标，特务班惟一的大刀又被先遣队带到前面去了。江器也恶狠狠地叫道：“用石头砸死他们！”特务班的人先把花娃按倒，嘴里塞上布，用石头对准花娃的太阳穴猛砸。正准备砸死谭友林时，一个特务班战士叫了一声：“砸死没人背粮食了，等翻过野三关再杀吧。”江器也同意暂不处死谭友林。特务班的人将花娃背的粮食、枪支全压在谭友林身上。
　　
　　翻过野三关，进入比较安全的湘鄂边区的鹤峰县。贺龙军长眼看着许多优秀的干部惨死于肃反扩大化，他与政委关向应决定干预制止。贺龙听特务班战士说谭友林是“改组派”时，就发火了：“娘卖Ｘ的，他算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改组派’嘛！一个洪湖边谭家巷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儿嘛！”贺龙吩咐江器也：“快把谭娃儿给我放了，我替他打保票！”捆绑着的绳子松开了，谭友林含着热泪扑向贺龙军长……
　　
　　负伤踏上长征路
　　
　　１９３５年４月，谭友林任红六师十七团政委。红二、六军团在歼灭敌军两个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击毙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后，又与敌陶广纵队发生激战。红六师包围了塔卧一个多月，双方僵持不下。十七团团长李吉宁、政委谭友林率领部队冲在最前沿阵地。正当谭友林挥动手臂指挥部队冲锋时，敌人的子弹打中其右臂，顷刻血流如注。他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又投入指挥，直至取得塔卧战斗的胜利。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立即调集１３０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贺龙、任弼时召开省委、军分委联席会议，认为在根据地内部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很小，决定突围远征。为加强主力，新组建了红五师，贺炳炎任师长，任弼时推荐谭友林任五师政委。从此，谭友林拖着伤残的手臂，与贺师长一道，踏上了艰险的长征路。
　　１９３６年２月，红二、六军团渡过乌江之后在鸭池河进行一场恶战。鸭池河是乌江上游河段，激流滚滚。２月２日凌晨，红二、六军团从各师抽调的１２０多名侦察员迅速抵达鸭池河渡口，先将河上的小船固定在铁索上，再铺上木板搭成浮桥，红六师作为先遣队率先过河。午后，红五师和红六师十七团直插渡口，大军云集于狭隘的陡岸，红军官兵只能逐个从浮桥上渡过，渡河速度缓慢。而此时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从后面全速追来。谭友林感到这样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观察河面不很宽，只是水深浪急，于是命令各团拿出在湘中打土豪弄来的洋布匹，一条条接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固定在两岸，战士们跳进寒冷的河水中，抓住绳索分秒必争地游向对岸。浪里沉浮，激流勇渡，浮桥上和绳索边的战士齐头并进，就这样，红五师和红六师十七团以神奇的速度渡过了鸭池河，脱离了险境。
　　１９３６年４月，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５５９６米的玉龙雪山，艰难地在康藏高原上走了３７００多里，历时两个月，于７月２日进驻川西甘孜。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五师改编为三十二军九十六师，王尚荣任师长，谭友林继任政委。
　　
　　７月１１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纵队由甘孜出发往北，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污水，使人怵目惊心！进入草地第二天，谭友林得了伤寒。当时得这种病，即使不是行军打仗，生存率也很低。他感觉浑身酸痛，头痛得厉害，连日高烧，什么东西都咽不下，人日见消瘦；右手臂的伤口开始恶化，每天宿营后都能挤出半茶杯脓血来。
　　当时正值夏天，几乎每天下雨，根本见不到太阳。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只能用体温烘干衣服。每过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总有战士长眠在这块营地上。谭友林因为重病在身，就好几次几乎被暴风雨埋葬在草地。
　　进入草地腹地，谭友林病情加重。他昏昏沉沉，时冷时热，两腿无力。警卫员把他捆在马背上行军，由于瘦得皮包骨头，坐在马鞍上疼痛难忍，谭友林昏了过去。王尚荣将谭友林的病情报告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老中医杨云阶建议将谭友林抬到总指挥部治疗，由他每天诊断几次，并亲自采集草药，用民间秘方治疗谭友林的伤寒病。
　　贺龙看到奄奄一息的谭友林，嘱咐杨云阶一定要救活这位年轻将领。任弼时把自己的坐骑花脚骡子让给谭友林骑。在杨云阶的精心治疗下，谭友林吃了５０多副中药，病情逐渐缓解，但１９３５年被敌人打中右臂的子弹还未能取出。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副主席专程请国际友好人士马海德医生为谭友林检查伤势，马海德说：“为保住右手，务必马上手术。”但当时不具备条件。以后在周恩来、贺龙的亲自安排下，谭友林乔装成青年学生，于１９３７年５月来到西安广仁医院，开了５刀，取出了留在他臂上长达２年多的子弹，至今他手臂上还留有２０多厘米长的伤疤。
　　
　　艰险之中显智谋
　　
　　１９３８年９月，遵照党中央开辟敌后战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向豫东挺进。谭友林时任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
　　在豫东杞县有一支地方武装，有２００多人枪。大队长李寿山系旧军队出身，恶习很多，在抗日还是亲日的原则问题上左右摇摆。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游击支队实力，１９３８年底，彭雪枫司令员决定派谭友林带５名干部，去改造收编李寿山大队。区区６人去收编２００多人的武装，力量悬殊，风险很大，不仅要勇气，而且要智谋。
　　
　　谭友林等６人来到李寿山部，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深入下层熟悉、了解、关心士兵，掌握这支部队的基本情况和动态。谭友林在日常生活、行军、操练、宿营等方面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下层官兵，向他们晓以革命道理，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组织整顿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了部队思想变化的时机，及时调整了李寿山等人的职务。
　　当时，李寿山手下有人密谋暗杀谭友林，这些人是旧军队的兵痞子，与李寿山是拜把兄弟。但每次都有人给谭友林和随从干部通风报信，也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这样做。有一次，一个兵痞准备在谭友林经过的树林打黑枪，由于下层士兵的保护，谭友林才免遭毒手。
　　对李寿山，谭友林开展了政策攻心。他主动接近李寿山，用沦陷区百姓的悲惨遭遇来激发李寿山深埋在心底的民族感情。李寿山亲眼看到共产党的队伍才是真正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武装。如果不接受改编，就可能失去群众的支持和士兵的拥护。李寿山反复权衡，最后还是选择了光明之路。
　　谭友林等经过几十天艰苦斗争，发展了部分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铲除了个别阶级异己分子，终于在１９３９年１月将该部完整的带到安徽亳县，与游击支队二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滕海清任团长，谭友林任政委，李寿山任副团长。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谭友林任副军长的志愿军三十九军入朝参战。在云山一战中，激战两天三夜。谭友林有勇有谋，指挥果断，三十九军集中优势兵力毙、伤、俘敌２０００余人，其中美骑一师１８００多人，击落并缴获敌机７架，击毁并缴获坦克２８辆、汽车１７０余辆、各种火炮１１９门。三十九军首战告捷，打出了国威军威，大大鼓舞了中朝士气。彭老总高度评价说：“三十九军打得好！美骑一师这个‘王牌军’，从未吃过败仗，这回败在我三十九军手下嘛！美军没啥了不起！”从此，三十九军在朝鲜军民中留下深刻印象。紧接着谭友林和军长吴信泉，率部投入第二战役，痛击美二十五师，收复平壤；第三战役，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第四战役，横城大捷，合围砥平里。谭友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不计荣辱重事业
　　
　　１９５５年，时任东北军区公安司令员的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过后不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谭友林说：“跟这些战友比啥？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为革命早就牺牲了生命，我现在有了家，儿女满堂，当了将军，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后来，原红二方面军的王震、肖克、李达、甘泗淇、贺炳光、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８位老同志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为他授中将军衔。总政为解决此事找他谈话，他也婉言谢绝。
　　“文革”中，谭友林坚持正义，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遭到诬陷与迫害。他在北京被关押三年后，以疏散为名被遣送到河南工程兵农场继续关押，１９７１年转移到徐州又被关押两年多。
　　在此期间，所谓“贺龙专案组”的人员多次要他提供贺龙所谓军阀、叛徒等黑材料，谭友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给专案组予以有力回击，从而激怒了他们，“造反派”用各种手段批斗他。他的腰部被打成重伤，留下终身残疾，１９７２年病情加重。
　　谭友林的妻子鲁方拄着拐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谭友林。王震副主席几经周折，亲手将鲁方的申诉信交给周总理。总理看后十分气愤，立即要秘书打电话，解救谭友林，要允许亲属前去探望。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谭友林于１９７３年初回京治病。经过“文革”磨难，他又一次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军委曾安排谭友林回工程兵任司令员。这位深受迫害的将军此时替那些曾在运动中丧失理智整过自己、有过激行为的干部着想，深怕自己回去后他们不好工作，便向组织表示不好回去。此时杨勇司令员向军委建议，派谭友林到新疆军区协助自己工作。谭友林就随杨勇到了新疆，一头扎进修筑南疆铁路和天山独库公路的指挥工作。在建国３０周年前夕，“两路”全部竣工，忍辱负重的谭友林将军又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央军委为谭友林彻底平反。此后，他先后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兰州军区政委，被选为全国５届人大代表、中共１２届中央委员、１３届中顾委委员。１９８５年９月，谭友林将军愉快地退出了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