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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0日，ARJ21走上红毯的那一天。
一大早，前一天我写的微信稿还在网上被广泛转载，同行们已纷纷出发赶往北京，我却困坐于单位的会议室，心中满满的遗憾，捧着手机看微信直播：浦东机场，一架红白相间的ARJ21整装待发。中国民航局李家祥局长和中国商飞公司金壮龙董事长并肩走上舷梯，微笑着转过身来，一起竖起大拇指。10点10分，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一路向北，昂首飞去。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6年前那个同样明媚的冬日，那是2008年11月29日，蓝白相间的ARJ21首架机在大场机场蓄势待发，现场几千人一起屏住了呼吸。伴随着发动机轰鸣声，飞机起步、加速、抬头，一气呵成，只用了跑道长度的三分之一，它就轻盈地跃上了蓝天。
人们的心松了些，但仍旧悬着，直到飞机重新出现在视野中。试飞员特别通人情，盘旋，通场，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次高度只有100米，感觉压着人们头顶一掠而过。飞机落地时，音乐骤然响起，“我要飞得更高！”的雄壮旋律撩拨着人们的心。一下子，很多人泪如泉涌。采访试飞员赵鹏时，他的眼角是湿的，我的眼角也是湿的。
作为上海广播的一名工业记者，我见证过汽车下线、巨轮下水，现场目睹过火箭升空、卫星上天。唯有这一次，我不能自己。唯有这一次，哪怕过去了6年，每个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因为，ARJ21走过的道路太曲折，太艰难。ARJ21，谁的战略？
2005年，我开始接手工业采访。
然而，在我2006年第一次踏入上飞厂之前，一直都不知道ARJ21这个型号的存在。那时，它立项已有6年，正式开工过去了近3年，但是在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是看不到ARJ21的，在经委、科委、发改委日常的信息发布中，也很少提及。那时的ARJ21，不是国家战略，也不是上海战略，只是中航一集团的企业行为。好在，变化已经开始。
2006年9月13日，大场基地举行开工典礼暨誓师大会，流程中规中矩，上海市政府来了位副市长，一航出席的是位副总经理，都是副职。按规格，稿子也不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当时上飞厂的破败，厂房设施都是旧旧的，总装厂房四面透风，空地上草长得很高。其次是人员青黄不接，头发花白的老师傅有一些，剩下的就是小年轻，承上启下的中年骨干很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当年进厂的女工艺员，工作没几天，师傅就带着师兄跳槽了。小组里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很无助。当时，她的收入一个月只有900元，和几个同事合租在大场，每月1500元的房租平摊下来，小一半工资就没了。那时候，再找工作也不难，汽车、机电等行业都大把要人，跳过去，收入起码翻两番，但那姑娘咬着牙，熬下来，因为有型号，就有机会，有希望。
2007年3月，ARJ21总装，打下第一颗铆钉。仪式堪称盛大，巨幅的国旗，整齐的方阵，雄壮的誓言，透着一股精气神。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和上海市长韩正的出现，说明ARJ21的地位不一般了。
当年12月21日，ARJ21首架机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见证下，破幕而出，总装下线。当它缓缓滑过人们前面的时候，很多参与过运十和麦道项目的同志，老泪纵横。
2008年5月11日，中国商飞公司正式成立，张德江副总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为公司揭幕，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等出席。
我在现场，见证了ARJ21一步步走到新的起点，终于成为了国家战略。
那一记剧烈的“传接球”
新公司，新构架，面对的是全社会的新期待。
那段日子，中国商飞公司是全上海在媒体上出镜率最高的企业，各种媒体对C919和ARJ21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给人的感觉是ARJ21交付指日可待。
那时，商飞竖起了一面大旗，帅要寻将，将要招兵。几乎每次走进商飞，我都能认识一些新朋友，他们为了民机梦，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聚集黄浦江畔。其中有不少和军机、火箭、导弹型号联系在一起的响当当的名字，但来了商飞，一切都重新开始。有个航天八院的朋友进商飞之前跟我说，飞船都上天了，飞机还会更难？很快，他就明白了，真的更难。
更麻烦的.应该还是外部关系的处理。从一航到商飞，ARJ21经历了一次剧烈的“传接球”。很多供应商，原本是一个“屋檐”下的内部关系，一下子变成了外部关系。不久后，中航工业成立，航空工业又开始了新一轮整合……
万事开头难。尽管干头万绪，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商飞，让人感觉整个队伍充满阳光和希望。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清华的博士，一进商飞就进入了“6·11”的工作状态。
心中有梦，就无怨无悔。
真的慢吗？
在一些长期跟踪采访的记者眼里，商飞每一天都在进步，ARJ21也在不断向前，但在很多不了解内情和专业知识的人看来，项目进度似乎有些缓慢。各种消息和猜测始终没有断过，先是超重，后是结构强度问题。很多流言更是空穴来风，比如“要优先保障C919，ARJ21被搁置”，比如“什么意向订单落空”等等。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见证了102～104架机的首飞，随后目送它们远去。阎良、海拉尔、长沙、乌鲁木齐……最冷、最热、高原、大侧风，在人们的视线之外，ARJ21默默闯关，一道，又一道……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2014年4月28日，阎良机场，完成自然结冰试验试飞和环球飞行的104架机骄傲地穿过水门，来到欢庆的人们面前。此时，我又一次采访了赵鹏。话匣子一打开，他就有点收不住了，聊起阿纳德尔的冰雪跑道、格陵兰的“深坑”机场、冰岛的狂暴侧风、阿斯塔纳的电闪雷鸣……这次环球飞行，是他驾机飞得最远的一次，ARJ21也成为他飞过的30多种机型中最刻骨铭心的一个。
铸就你，改变我
上文说到的两位，如今都在C919的研制一线。女工艺员已经成为驻中航工业洪都的工艺代表，依然年轻，但已不再青涩。看起来是温婉女子，和供应商讨论起公差问题，就变成了毫厘必较的女汉子。1982年出生的清华男博士，如今是一个专业处室的重要骨干，在技术问题上，可以自信地和比自己大几轮的教授、博导对话。
这就是ARJ21，尽管历经磨难，尽管姗姗来迟，但它辟出了一条路，炼出了一支队伍，实现了中国民机史上的一次次突破。
老一辈航空人，一生铸就一个型号，已属幸福。对于眼下的商飞人来说，ARJ21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更加辉煌的荣耀等待着他们。
而作为伟大时代的记录者，传奇征程的讲述者，我们同样感到幸福。
一大早，前一天我写的微信稿还在网上被广泛转载，同行们已纷纷出发赶往北京，我却困坐于单位的会议室，心中满满的遗憾，捧着手机看微信直播：浦东机场，一架红白相间的ARJ21整装待发。中国民航局李家祥局长和中国商飞公司金壮龙董事长并肩走上舷梯，微笑着转过身来，一起竖起大拇指。10点10分，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一路向北，昂首飞去。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6年前那个同样明媚的冬日，那是2008年11月29日，蓝白相间的ARJ21首架机在大场机场蓄势待发，现场几千人一起屏住了呼吸。伴随着发动机轰鸣声，飞机起步、加速、抬头，一气呵成，只用了跑道长度的三分之一，它就轻盈地跃上了蓝天。
人们的心松了些，但仍旧悬着，直到飞机重新出现在视野中。试飞员特别通人情，盘旋，通场，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次高度只有100米，感觉压着人们头顶一掠而过。飞机落地时，音乐骤然响起，“我要飞得更高！”的雄壮旋律撩拨着人们的心。一下子，很多人泪如泉涌。采访试飞员赵鹏时，他的眼角是湿的，我的眼角也是湿的。
作为上海广播的一名工业记者，我见证过汽车下线、巨轮下水，现场目睹过火箭升空、卫星上天。唯有这一次，我不能自己。唯有这一次，哪怕过去了6年，每个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因为，ARJ21走过的道路太曲折，太艰难。ARJ21，谁的战略？
2005年，我开始接手工业采访。
然而，在我2006年第一次踏入上飞厂之前，一直都不知道ARJ21这个型号的存在。那时，它立项已有6年，正式开工过去了近3年，但是在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是看不到ARJ21的，在经委、科委、发改委日常的信息发布中，也很少提及。那时的ARJ21，不是国家战略，也不是上海战略，只是中航一集团的企业行为。好在，变化已经开始。
2006年9月13日，大场基地举行开工典礼暨誓师大会，流程中规中矩，上海市政府来了位副市长，一航出席的是位副总经理，都是副职。按规格，稿子也不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当时上飞厂的破败，厂房设施都是旧旧的，总装厂房四面透风，空地上草长得很高。其次是人员青黄不接，头发花白的老师傅有一些，剩下的就是小年轻，承上启下的中年骨干很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当年进厂的女工艺员，工作没几天，师傅就带着师兄跳槽了。小组里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很无助。当时，她的收入一个月只有900元，和几个同事合租在大场，每月1500元的房租平摊下来，小一半工资就没了。那时候，再找工作也不难，汽车、机电等行业都大把要人，跳过去，收入起码翻两番，但那姑娘咬着牙，熬下来，因为有型号，就有机会，有希望。
2007年3月，ARJ21总装，打下第一颗铆钉。仪式堪称盛大，巨幅的国旗，整齐的方阵，雄壮的誓言，透着一股精气神。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和上海市长韩正的出现，说明ARJ21的地位不一般了。
当年12月21日，ARJ21首架机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见证下，破幕而出，总装下线。当它缓缓滑过人们前面的时候，很多参与过运十和麦道项目的同志，老泪纵横。
2008年5月11日，中国商飞公司正式成立，张德江副总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为公司揭幕，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等出席。
我在现场，见证了ARJ21一步步走到新的起点，终于成为了国家战略。
那一记剧烈的“传接球”
新公司，新构架，面对的是全社会的新期待。
那段日子，中国商飞公司是全上海在媒体上出镜率最高的企业，各种媒体对C919和ARJ21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给人的感觉是ARJ21交付指日可待。
那时，商飞竖起了一面大旗，帅要寻将，将要招兵。几乎每次走进商飞，我都能认识一些新朋友，他们为了民机梦，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聚集黄浦江畔。其中有不少和军机、火箭、导弹型号联系在一起的响当当的名字，但来了商飞，一切都重新开始。有个航天八院的朋友进商飞之前跟我说，飞船都上天了，飞机还会更难？很快，他就明白了，真的更难。
更麻烦的.应该还是外部关系的处理。从一航到商飞，ARJ21经历了一次剧烈的“传接球”。很多供应商，原本是一个“屋檐”下的内部关系，一下子变成了外部关系。不久后，中航工业成立，航空工业又开始了新一轮整合……
万事开头难。尽管干头万绪，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商飞，让人感觉整个队伍充满阳光和希望。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清华的博士，一进商飞就进入了“6·11”的工作状态。
心中有梦，就无怨无悔。
真的慢吗？
在一些长期跟踪采访的记者眼里，商飞每一天都在进步，ARJ21也在不断向前，但在很多不了解内情和专业知识的人看来，项目进度似乎有些缓慢。各种消息和猜测始终没有断过，先是超重，后是结构强度问题。很多流言更是空穴来风，比如“要优先保障C919，ARJ21被搁置”，比如“什么意向订单落空”等等。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见证了102～104架机的首飞，随后目送它们远去。阎良、海拉尔、长沙、乌鲁木齐……最冷、最热、高原、大侧风，在人们的视线之外，ARJ21默默闯关，一道，又一道……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2014年4月28日，阎良机场，完成自然结冰试验试飞和环球飞行的104架机骄傲地穿过水门，来到欢庆的人们面前。此时，我又一次采访了赵鹏。话匣子一打开，他就有点收不住了，聊起阿纳德尔的冰雪跑道、格陵兰的“深坑”机场、冰岛的狂暴侧风、阿斯塔纳的电闪雷鸣……这次环球飞行，是他驾机飞得最远的一次，ARJ21也成为他飞过的30多种机型中最刻骨铭心的一个。
铸就你，改变我
上文说到的两位，如今都在C919的研制一线。女工艺员已经成为驻中航工业洪都的工艺代表，依然年轻，但已不再青涩。看起来是温婉女子，和供应商讨论起公差问题，就变成了毫厘必较的女汉子。1982年出生的清华男博士，如今是一个专业处室的重要骨干，在技术问题上，可以自信地和比自己大几轮的教授、博导对话。
这就是ARJ21，尽管历经磨难，尽管姗姗来迟，但它辟出了一条路，炼出了一支队伍，实现了中国民机史上的一次次突破。
老一辈航空人，一生铸就一个型号，已属幸福。对于眼下的商飞人来说，ARJ21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更加辉煌的荣耀等待着他们。
而作为伟大时代的记录者，传奇征程的讲述者，我们同样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