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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很重视教育。他希望统治者“广立学校，而以时考其成为进退。”（《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他认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教育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此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后天教育、立志教育、道德教育等，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一）
王船山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人是一天天生长，人性是一天天形成的。人初生下来，社会就对人有所给予，但社会并不只是初生片刻给予，而是天天给予人，人也天天接受社会和自然界的给予，人的眼睛因为天天看而日益锐利，耳朵因为天天听而日益灵敏，头脑因为天天思考而日益聪慧……。人接受了社会给予的精华，就会形成善性，反之，就会形成恶性。他说：“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理受以为德……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于是有生以后，日生之性益善而无有恶焉。”（《尚书引义·太甲二》）既然一个人生下来就要受到社会的影响，那么他们从小就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者就应以好的习惯、好的行为熏陶之，使之不为坏环境、坏习惯所溺。王船山指出早期教育的重要，认为一个人应“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俟解》）假如“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将来即使“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哪怕是“洗髓伐毛”，也“必不能胜”（同上）。王船山清楚地指出一个人的教育过程是漫长的，必须从幼小时起就重视教育。
王船山反对“生而知之”说，他指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同社会的接触中，经过不断的学习而获得的，他说人之所以与禽兽不同，是因为人的知觉是逐渐发展的。兽类刚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啄龁之能，趋避之智”，就知道“啁啾求母，呴噳相呼”，但“及其长而无以过。”假如有人“生而能言”，也不过智能和小鹿差不多。（《读四书大全说·论语》）王船山总结道：“故羔雏之能亲其母，不可谓之孝，唯其天光乍露，而于己无得也。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是羔雏资于野人，而野人贤于君子矣。”（同上）王船山通过人与禽兽初生之时与后天发展进行比较，认为禽兽没有接受后天教育，它们只有本能，而人却接受了后天教育，因此，人与禽兽后天的发展就有天壤之别了。王船山还打比方说，木材听其自然而不加工，必将是无用之材，人如果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顽质”，只能使“天然之美”丧失，本可为君子者也只能为“野人”“禽兽”了。（《俟解》）
王船山从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高度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很有说服力，充分揭示了教育的重大作用。
（二）
王船山十分重视青少年的立志教育和道德教育，认为这两项教育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大小，故将其提到很高地位。
王船山说一个人学习刻苦不刻苦，作为大不大，首先在乎立志。对于青少年学生，教师尤应重视志向教育。他说：“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张子正蒙注》卷六）还说：“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同上卷四）王船山所说的志，是从小立下学圣贤豪杰大丈夫的志。青少年时期正是接受外界新鲜事物，长知识，长身体，积极进取的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的思想处于不成熟阶段，可塑性大，他们正在用探索的眼光看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日益熟悉的世界，如果不采取易为他们接受的形式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高尚的情操，常与不良环境接触的青少年很可能走上可怕的歧途。
王船山还认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与志向的大小是紧密相关的。他说：“学者之识量皆因乎其志。志不大则不深，志不深则不大。盖所期者小，则可以浮游而有所得，必无沈潜之识。所求者浅，则可以苟且自居，必无高明之量。”（《四书训义》卷九）他又说：“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张子正蒙注》卷五）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就立下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必定学习努力，勇于攀登，成就也将指日可待。
王船山还指出，志向要专一，不要时常变换。他说：“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俟解》）如果志于彼又志于此，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同上）还说一个人应当“笃志，专于所志”。（《四书笺解》卷四》）王船山这些话对思想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青少年尤其重要。
关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船山肯定人的习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义》卷三）人的善性可因教育而进一步完善，恶习也只有通过教育去掉。他说：“教育是个大炉，冶与其洁，而不保其往者，无不可施。”（《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教育能“冶与其洁”，如果青少年“至少至长，不承德教，只索性流入污下去。”（《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则将“陷入于恶习”（《俟解》）将“遂日远于性而后不可变”。（《张子正蒙注》卷三）王船山认为道德教育是形成青少年“善恶”的关键。
王船山对道德问题阐述较多的是“仁”“义”。他说：“去私欲，屏私意，固执其知所及而不怠，此三者，足以言仁。”（《读四书大全说》）王船山说的“仁”主要是屏除私心杂念，克服个人的主观随意性，以及有坚强的毅力。他指出人若“有自私之念，则虽明知其悖于理，而且以遂己之私也。”（《四书训义》卷八）真正的仁者，应“存一理于心，而无一念之私”（同上）。王船山强调的仁与《礼记》中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宗法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与《二程遗书》中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概念也是相悖的。王船山对“义”也作过许多阐述，认为人们不应“全生”而“害义”，应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四书训义》卷三十五）。他的“仁义”理论比前人有所前进，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继承。
王船山还指出教育培养的对象应是德才兼备的人。他说：“德者得其理，才者善其用，必理之得，而后用以善；亦必善其用，而后理无不得。”（《读四书大全说》）
王船山把志向教育与道德教育看得比知识教育更重要，把育人与教书结合起来了。
（三）
王船山指出，对青少年应采取“主动”教育，引导他们将学习和思考相结合，对不同才质的学生应因材施教。他从唯物主义与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出发，提出要摆脱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使教育呈现新的面貌。 王船山强调“主动”教育，反对理学家的“虚静”。他说：“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诗广传》卷一）“主动”就是教者创造条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好学、乐学，由被动转为主动。王船山痛心地指出当时许多求学者“不自勉”的可悲。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己矣。”（《四书训义》卷二十五）不主动的学生在学习上是不可能有大收益的。他说：“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礼记章句·曲礼》）怎样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呢？关键是教育启发学生好学、勤思。他说：“教人者，固以无有不教为与善之公，而抑以有所不教以待人之悟。固有所启焉，以开示其所未知。”（《四书训义》卷十一）教者应诲人不倦、又应“有所不教”，就是采用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给学生留有思索的余地。学思结合，互相补充，可以相得益彰。船山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不徇于古人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船山在这里指出青少年求知的重要途径是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才能得到真知，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而“不徇于古人之陈迹”。
关于因材施教。船山认为每个学生的智力、性情、志趣都有差别，教者应“因材而授“（《礼记章句》卷十八）。他说：“夫智仁各成其德，则其情殊也，其体异也，其效亦分也……故教者顺其性之所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而可矣。”（《四书训义》卷十）他认为教者“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四书训义》卷十五）“因人而进之”（《四书训义》卷十），“曲尽人材”，“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张子正蒙注·中正篇》）。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学生中的“中人”，也能使之超出“中人”之上。
关于教者对自己的严格耍求，船山认为教者应成为学生的楷模。他说：“教行化美，不居可纪之功。造士成材，初无邀荣之志。身先作范，以远于饰文行于爵禄之恶习，相与悠然于富贵不淫，贫贱不屈之中。”（《宋论》）教者的一言一行都能给学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应做到“身先作范”，“躬行”和“自明”。他说：“主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源。”（《四书训义》卷三十三）还说：“欲明人者先自明。”（《四书训义》卷三十八）确实，教者的选择，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心道德。教者不仅要言传，还要身教。“圣人有独至，不言而化成”。以不言之化，感化学生，使之“自生其心”，真正自得。王船山的这些理论至今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选自《船山学报》）
（一）
王船山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人是一天天生长，人性是一天天形成的。人初生下来，社会就对人有所给予，但社会并不只是初生片刻给予，而是天天给予人，人也天天接受社会和自然界的给予，人的眼睛因为天天看而日益锐利，耳朵因为天天听而日益灵敏，头脑因为天天思考而日益聪慧……。人接受了社会给予的精华，就会形成善性，反之，就会形成恶性。他说：“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理受以为德……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于是有生以后，日生之性益善而无有恶焉。”（《尚书引义·太甲二》）既然一个人生下来就要受到社会的影响，那么他们从小就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者就应以好的习惯、好的行为熏陶之，使之不为坏环境、坏习惯所溺。王船山指出早期教育的重要，认为一个人应“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俟解》）假如“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将来即使“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哪怕是“洗髓伐毛”，也“必不能胜”（同上）。王船山清楚地指出一个人的教育过程是漫长的，必须从幼小时起就重视教育。
王船山反对“生而知之”说，他指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同社会的接触中，经过不断的学习而获得的，他说人之所以与禽兽不同，是因为人的知觉是逐渐发展的。兽类刚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啄龁之能，趋避之智”，就知道“啁啾求母，呴噳相呼”，但“及其长而无以过。”假如有人“生而能言”，也不过智能和小鹿差不多。（《读四书大全说·论语》）王船山总结道：“故羔雏之能亲其母，不可谓之孝，唯其天光乍露，而于己无得也。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是羔雏资于野人，而野人贤于君子矣。”（同上）王船山通过人与禽兽初生之时与后天发展进行比较，认为禽兽没有接受后天教育，它们只有本能，而人却接受了后天教育，因此，人与禽兽后天的发展就有天壤之别了。王船山还打比方说，木材听其自然而不加工，必将是无用之材，人如果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顽质”，只能使“天然之美”丧失，本可为君子者也只能为“野人”“禽兽”了。（《俟解》）
王船山从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高度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很有说服力，充分揭示了教育的重大作用。
（二）
王船山十分重视青少年的立志教育和道德教育，认为这两项教育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大小，故将其提到很高地位。
王船山说一个人学习刻苦不刻苦，作为大不大，首先在乎立志。对于青少年学生，教师尤应重视志向教育。他说：“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张子正蒙注》卷六）还说：“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同上卷四）王船山所说的志，是从小立下学圣贤豪杰大丈夫的志。青少年时期正是接受外界新鲜事物，长知识，长身体，积极进取的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的思想处于不成熟阶段，可塑性大，他们正在用探索的眼光看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日益熟悉的世界，如果不采取易为他们接受的形式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高尚的情操，常与不良环境接触的青少年很可能走上可怕的歧途。
王船山还认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与志向的大小是紧密相关的。他说：“学者之识量皆因乎其志。志不大则不深，志不深则不大。盖所期者小，则可以浮游而有所得，必无沈潜之识。所求者浅，则可以苟且自居，必无高明之量。”（《四书训义》卷九）他又说：“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张子正蒙注》卷五）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就立下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必定学习努力，勇于攀登，成就也将指日可待。
王船山还指出，志向要专一，不要时常变换。他说：“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俟解》）如果志于彼又志于此，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同上）还说一个人应当“笃志，专于所志”。（《四书笺解》卷四》）王船山这些话对思想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青少年尤其重要。
关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船山肯定人的习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义》卷三）人的善性可因教育而进一步完善，恶习也只有通过教育去掉。他说：“教育是个大炉，冶与其洁，而不保其往者，无不可施。”（《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教育能“冶与其洁”，如果青少年“至少至长，不承德教，只索性流入污下去。”（《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则将“陷入于恶习”（《俟解》）将“遂日远于性而后不可变”。（《张子正蒙注》卷三）王船山认为道德教育是形成青少年“善恶”的关键。
王船山对道德问题阐述较多的是“仁”“义”。他说：“去私欲，屏私意，固执其知所及而不怠，此三者，足以言仁。”（《读四书大全说》）王船山说的“仁”主要是屏除私心杂念，克服个人的主观随意性，以及有坚强的毅力。他指出人若“有自私之念，则虽明知其悖于理，而且以遂己之私也。”（《四书训义》卷八）真正的仁者，应“存一理于心，而无一念之私”（同上）。王船山强调的仁与《礼记》中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宗法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与《二程遗书》中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概念也是相悖的。王船山对“义”也作过许多阐述，认为人们不应“全生”而“害义”，应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四书训义》卷三十五）。他的“仁义”理论比前人有所前进，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继承。
王船山还指出教育培养的对象应是德才兼备的人。他说：“德者得其理，才者善其用，必理之得，而后用以善；亦必善其用，而后理无不得。”（《读四书大全说》）
王船山把志向教育与道德教育看得比知识教育更重要，把育人与教书结合起来了。
（三）
王船山指出，对青少年应采取“主动”教育，引导他们将学习和思考相结合，对不同才质的学生应因材施教。他从唯物主义与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出发，提出要摆脱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使教育呈现新的面貌。 王船山强调“主动”教育，反对理学家的“虚静”。他说：“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诗广传》卷一）“主动”就是教者创造条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好学、乐学，由被动转为主动。王船山痛心地指出当时许多求学者“不自勉”的可悲。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己矣。”（《四书训义》卷二十五）不主动的学生在学习上是不可能有大收益的。他说：“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礼记章句·曲礼》）怎样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呢？关键是教育启发学生好学、勤思。他说：“教人者，固以无有不教为与善之公，而抑以有所不教以待人之悟。固有所启焉，以开示其所未知。”（《四书训义》卷十一）教者应诲人不倦、又应“有所不教”，就是采用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给学生留有思索的余地。学思结合，互相补充，可以相得益彰。船山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不徇于古人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船山在这里指出青少年求知的重要途径是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才能得到真知，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而“不徇于古人之陈迹”。
关于因材施教。船山认为每个学生的智力、性情、志趣都有差别，教者应“因材而授“（《礼记章句》卷十八）。他说：“夫智仁各成其德，则其情殊也，其体异也，其效亦分也……故教者顺其性之所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而可矣。”（《四书训义》卷十）他认为教者“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四书训义》卷十五）“因人而进之”（《四书训义》卷十），“曲尽人材”，“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张子正蒙注·中正篇》）。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学生中的“中人”，也能使之超出“中人”之上。
关于教者对自己的严格耍求，船山认为教者应成为学生的楷模。他说：“教行化美，不居可纪之功。造士成材，初无邀荣之志。身先作范，以远于饰文行于爵禄之恶习，相与悠然于富贵不淫，贫贱不屈之中。”（《宋论》）教者的一言一行都能给学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应做到“身先作范”，“躬行”和“自明”。他说：“主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源。”（《四书训义》卷三十三）还说：“欲明人者先自明。”（《四书训义》卷三十八）确实，教者的选择，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心道德。教者不仅要言传，还要身教。“圣人有独至，不言而化成”。以不言之化，感化学生，使之“自生其心”，真正自得。王船山的这些理论至今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选自《船山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