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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民权运动给美国社会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公然的种族歧视从法律上被明确禁止、在道义上为众人所不齿。美国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称此后的时代为“后民权时代”。然而，有目共睹的是，尽管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个“后民权时代”的天空不似预期得那样晴朗：黑白冲突时隐时现、黑人社区的管理令人棘手等问题不时见于报端。难怪，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的学者和政客对种族问题的探讨就不曾间断过。
1994年，黑人学者科内尔·韦斯特的《种族问题》（或可译作《种族当紧》，作者用了一个语义双关的词）给关于种族问题的陈旧辩论以新的启迪。韦斯特是当今著名的黑人学者、宗教学教授，1988年以来任普林斯顿大学美国黑人研究项目主任，已有多部著作出版。他笔下与种族相关的广泛话题让肤色线两侧的人们或欣然或愤然。有人夸他“不妥协退让，不因循旧例”，是有自己观点的雄辩家、预言家，是“我们时代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有人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说他“胡言乱语”。薄薄一本《种族问题》使作者赢得更加广泛的关注，原因之一可能是本书出版时适逢洛杉矶种族骚乱的周年，人们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较为敏感。原因之二是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八篇散文，涉及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黑人－犹太人关系、黑人的愤怒、黑人领袖的危机等。更重要的原因是，韦斯特是“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他深切关注着各种观点，特别是这些观点的人文含义。他对各类相关思想和事件的解读，使关于美国文化的大辩论更为激烈和尖锐。
《种族问题》一书思路清晰、内容雄辩、可读性强，是研究后民权时代种族哲学的优秀之作，可圈可点之处很多。韦斯特自称为“进步主义者”，他评析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种族观的得失，探讨黑人今日面临的危机的根源并提出自己的“疗法”。他的分析和主张构成了后民权时代新的种族哲学。
一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种族观评析
传统上，美国人的种族见解大致可概括为两派，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前者认为机会的贫乏是美国黑人当今困境的根源，主张用经济手段来补偿，倡导启动新型的“新政”和“伟大社会”方案，由政府投入更多的钱，任命更称职的官员，积极推动黑人的市民化。这派人主张从政治、经济上着手解决问题，被称为自由派结构主义者。代表他们的政党是曾积极倡导和实施“伟大社会”的民主党。另一派是被称为保守派的行为主义者，他们强调黑人的困境源于其向上流动过程中自身行为上的障碍，认为解决黑人问题必须先改正城市里黑人社区尤其是贫困社区中的不道德行为。为此，他们推动黑人开展自救、自助，发展商业，不要对工作挑肥拣瘦。代表他们的政党是共和党，该党支持强劲的“自由市场”战略，他们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总体上依赖于美国黑人清教道德的复兴，依赖于黑人行动和生活的彻底改变。
两派的辩论已非一日，而且也不以黑、白种族为界线，黑人里既有自由主义者又有保守主义者。8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理论日趋占了上风。共和党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政策自不待言，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也试图减少社会救济，推行福利改革。虽然没有哪届政府会把积累多年的民权运动的成果连根拔起，但随着保守主义理论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对“肯定性行动”和社会福利等提出异议。美国大众开始怀疑：在后民权时代，种族是否还是影响个人上升的要素，政府是否还应该继续推行当年的民权立法。黑人保守主义者实际上认为：个人应对自己负责，种族已经不是当今社会的紧要问题了。
如何看待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种族观和种族政策呢？韦斯特认为，首先，两者都狭隘。美国的问题是把黑人种族看成“问题人群”，而不是当作“有了问题的美国同胞”。自由主义者认为黑人应当被“包容”或“融合”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来。为减轻心灵的负疚感，他们支持针对“问题”的公共开支，但不愿对黑人按原则进行批评，否定这些并非圣贤的人们有犯错的可能。保守主义认为只有黑人“表现好”了，才“配”被“我们的文化”所接受，它把“问题”一股脑儿归咎到黑人身上，由此使得黑人社会的苦难不为人们注意，或显得不值得人们去关注。两种观念的涵义是：只有某些美国人才能界定美国人是什么样——其他的人们只能“适应”之。两者都没看到：黑人的存在和困境既不是另加给美国生活的，也不是对美国生活的背叛，而是生活的组成因素。把黑人视为“他者”，就是把发展健全的种族关系的“文化”和“道德”重担推到黑人身上。事实上，对美国种族的严肃讨论不应从黑人种族的“问题”开始，而应从美国社会的弊端开始，探讨根植在历史中的种族不平等，重审根植在文化中黑人种族的刻板形象。
其次，两者都有失偏颇之处。讨论种族问题应该注意社会结构和人群行为文化的不可分性，结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东西，文化也可以是结构的一种，因为它根植于家庭、学校、教堂、信息工业（电视、广播，音乐）等结构中。同时，经济、政治不仅受价值观的影响，也可推动发展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文化理想。
自由主义的进步之处在于它重视政治和经济这些基本的结构要素；缺点在于只关心黑人的经济、政治生活，不“容许”黑人有人性的弱点，仿佛一切劣势的根源都与个人的品行无关。由于这种局限性，自由主义在后民权时代出现了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情形。1973年以来，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和西欧的竞争，美国经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下降；全球化趋势加强，美国经济出现结构性转变；社区价值凋落，特别是在黑人贫困人口和工人中间更是如此。经济和文化的转变对美国黑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黑人出现了两极分化。自由主义领袖没有应付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变化。肯定性行动方案是进步主义者提出的重新分配战略。没有它，黑人会更难分享美国的财富，而且工作场所的种族主义也会依然故我。但它既不是解决贫困的主要办法，也不是通往平等的万全之策。它扮演的角色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它只是力图减少妇女和有色人种在工作方面受到的歧视，它不能大幅度降低黑人的贫困，还可能助长工作场所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现象的发生。贫困的黑人感到被背叛了，他们每况愈下的生活实在让人失望。而黑人政治阶级——国家、州和地方各级被任命的官员——也对现状不满，因为白人同僚有时暗示他们的地位得益于肯定性行动方案，而非自己的实力。已在其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为了证明自己，对肯定性行动方案大加抨击。
黑人新保守主义在公众话语上的最大贡献是指明了全国上下，特别是贫困的黑人社区里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贫苦的黑人更易于走向犯罪、吸毒和酗酒，这是黑人社区和文化混乱的症状和现实。有时，有效的就业计划也不能全然解决问题。与美国自身一样，社区需要文化的复兴和道德的再生。但黑人保守主义者只管批判黑人的不道德的行为，却不关注黑人穷人出生和生活的环境与条件，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持一种抨击受害者的态度。他们认为黑人社会已经发展出不同的阶级，黑人的经济成就至少一定程度上从正面证明黑白拥有平等的机会。种族已经越来越不是可靠的衡量工具，从收入、教育程度到政治的联系莫不如此。他们主张贫困黑人通过自救、自立恢复其道德秩序。他们甚至把道德沦丧归结于福利制度：把钱直接送到黑人受救济人手里减少了他们的自立和贫困家庭的稳定，增加了其“依赖心理”。但事实情况是：如果没有福利制度，黑人的自立和家庭的团结不见得就会加强；只攻击福利制度而不启动就业项目，实际是在减少黑人本来就很少的选择机会。由于失业或丧失生活动力，黑人社区和文化会更加混乱不堪。
由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上的缺点，黑人大众对自由主义失望了，对保守主义则持不信任的态度。大批黑人不问政治、不参加选举，这表明他们对黑人自由主义不那么着迷了，他们不相信美国的政治程序了。尽管饱受凌辱和贬斥而向往变革，但美国黑人大众还是系统地摒弃了黑人新保守主义者的理论。他们知道：虽然种族主义不是他们困境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原因之一。黑人自由主义的政策显有不当，但黑人保守主义令人无法接受。谁能证明没有肯定性方案，白人就会不分种族择优录取？黑人保守主义者无法说服黑人大众，因此不愿在黑人社区中进行大辩论，但喜欢在公共媒体上大放厥词，他们自有后台。韦斯特希望后民权时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辩论可引发出更有原则的、更有激情的政治话语。
二 黑人社区危机分析
韦斯特对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存在的“问题”作了诊断。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他认为黑人的问题是整个美国问题的缩影，是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政治、经济的不利地位、社区文化的衰落、领袖的缺乏使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中弥散着虚无主义和愤怒情绪。黑人社区因而危机四伏。
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的危机表现为虚无主义的盛行。虚无主义对美国黑人来说并不算稀罕。美国社会与文化中充斥着白人优越的信念和形象，它们在微妙地或直接地打击着黑人的智慧、能力、美丽及性格。黑人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时常感受到生存的痛楚和情感的伤疤。这都易使黑人自暴自弃、自怨自艾，并引发出一种集体的忧郁症。没有希望便没有未来，没有意义便无所谓斗争，所以黑人反对贬斥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被奴役的状态下反对虚无主义。在对抗虚无主义的过程中，黑人祖先创造并运用了黑人文化这一法宝。黑人文化界定了黑人生活和斗争的方式，建构了黑人宗教、维持家庭和社区相互支持的网络机构。它促成了黑人社区里黑人大众之间无私的服务和牺牲，对彼此的爱心与关怀，以及相应的约束和规范。如果创造文化的部分原因在于防止自杀，那么黑人祖先成功了：17世纪早期以前黑人自杀率低。但是在黑人理应扬眉吐气的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的虚无主义反而弥散开来，黑人青年的自杀率上升为全国第一。
这是对融合的反讽吗，抑或是种族灭绝的阴谋日积月累的结果，或许是那轰轰烈烈的60年代让人对种族问题过于乐观了，一定程度的“滑坡”也在所难免。但韦斯特相信，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当今美国黑人中的虚无主义胜过以往：其一，“黑人生活中市场力量的饱和及市场道德的盛行”，其二，恰恰是“当今黑人领袖的危机”。
越来越发达的市场文化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后现代的文化越来越是一种市场的文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毁坏了清教的伦理和道德。韦斯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人人深陷在市场中，因而政治家不再是恒温器，而是测温器，他们闻风而动，是机会主义的公共官员。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动造成了美国年轻人的无向和迷失。赢利性机构的目标是追逐利润，基本的策略是让公众多消费，所谓消费和快乐相关。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生活机会少的年轻人应是这种思潮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美国黑人在市场的冲击下比白人更为脆弱：地位越低下，他们越渴望尊重、渴望快乐，而市场一直在许诺他们这一切。由于美国黑人对那些充满诱惑的形象缺乏免疫力，于是市场推动的生活有效地把“非市场的价值观，互爱、关怀、为他人服务”等以前有助于黑人社区发展的要素给挤兑了。支援网络——让人体味到生命意义之所在的家庭、朋友、学校——没落了，经济的困顿——失业、饥饿、疾病和无家可归——却没有缓解，渴望美好生活的大多数穷苦黑人成了无根的人，萍漂的人。于是，虚无主义的威胁占了上风。
虚无主义的另一极端是极度的愤怒。韦斯特提醒，当今黑人青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要对付史无前例的死亡、毁灭和疾病的冲击。毒品、枪支、绝望和衰颓的冷酷现实催生了阴冷的愤怒。”得不到疏导的愤怒是虚无主义的孪生兄弟；虚无主义是自杀的源头，愤怒则可能引发犯罪。更有甚者，他们可能把怨愤和绝望发泄到自己的黑人同胞特别是黑人妇女身上，因为黑人妇女是社会和黑人社区中最易受伤害的群体。在黑人社区中，犯罪、自相残杀和妇女受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让黑人的形象受损，成了黑人种族素质低下、品质恶劣的证据。韦斯特称马尔科姆·艾克斯为“黑人狂怒的先驱”。他也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为不争气的美国体系感到愤怒。
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中的危机悬而不决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优秀领袖的指引。在韦斯特看来，像弗兰德里克·道格拉斯、小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艾克斯和范妮·海默等曾在历史上建功立业的黑人领袖已是英雄无觅，像杜波依斯和拉尔夫·埃里森等堪当民族领袖的黑人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也非常罕见。韦斯特满怀遗憾地对比了以前和当今政治领袖的差别：以前的领袖呼吁美国应对黑人大众予以重视，应认识到大众是些人物；现在的黑人政治家往往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表明他们是些人物，他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像马尔科姆等前领袖，虽然在政治场合咄咄逼人，但对普通黑人大众一直很谦和。博爱是内心安全和睿智成熟的结果，谦和源于对自己和自己使命的信仰，这使命可使他不想把过多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和自己的地位上来。更重要的是，谦和可让别人的造诣和潜能发挥出来。然而，后民权时代的政治领袖缺乏真正的愤怒、缺乏真正的博爱与谦和，他们大胆的措辞是在表演而非真情流露。再者，韦斯特对当今黑人知识分子边缘化倾向耿耿于怀。他觉得：杜波依斯的严整衣冠代表着塑造他的那个时代，也表现了他从事的知识分子职业的尊严，当今黑人知识分子无法通过批判的智慧和道义的行为来服务于民不说，还多形容邋遢。作为黑人知识分子的一员，韦斯特理解这个团体当今的工作困境：只有模仿了主流的范例才能成功，有名望；学术界亦等级森严，趋于离群索居、固步自封；没有资助，没法在人文学科上进行研究等。但他痛惜：今日的领袖缺乏成熟的观点，缺乏可组织民众的精神蓝图，缺乏可启迪人心的细致分析，缺乏能够提高黑人地位的典型实践。大胆的民族主义者填补了领袖的空缺，事情更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妨碍了黑人进步主义的发展，增加了黑人对政治的漠然和反感。
韦斯特分析了后民权时代领袖缺失的原因。其一是今日黑人中产阶级的主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鼓励高素质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发展。民权运动前，黑人中产阶级占美国黑人的5％，而在过去20年里，比重上升到25％。民权运动使得相当数量的美国黑人从繁荣的经济中获利，从正扩大的美国经济大餐中分得一杯羹。大量的劳苦大众首次可买到以前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和便利的服务；大众文化以其摆阔的消费和耽于享乐的形式成了美好生活的典范。新的黑人中产阶级在60年代成长起来，他们进入美国消费文化的同时，关注的多是自己地位的提高，痴迷的是另一种生活。于是，有钱的父母不再送子女到传统的黑人学校，有志的黑人青年奋力挤进白人的名牌大学。
另外，日益削弱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关系是黑人领袖素质下降的原因之一。高素质的领袖既不是某一伟大个人的创造，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产物，而是源于深厚传统的孕育和社区的滋养，是它们将那些有天分和才干的人塑造、磨砺成型。如果反抗的传统没有代代相传，那么就不会孕育出一个集体的、批判的意识，也许只有职业的勤奋还可一息尚存。如果没有至关重要的社区支撑起弥足珍贵的伦理和宗教的理念，就不会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有的只是个人的造诣受到颂扬。没有对政治斗争的信念，就不可能去肩挑道义，全力付出。所以，黑人领袖的缺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黑人远离了生机勃勃的反抗传统，远离了由伦理观念连接的至关重要的社区，远离了对政治斗争的信念。
三 种族问题的药方
分析问题的过程，就是韦斯特提出黑人社区危机疗法的过程。既然黑人问题是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韦斯特所开出的药方的基本前提是：全体美国人基于共同的历史，必须共同奋斗。他警告说，应“坦白承认我们所共有的基本的人性和美国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能紧密团结的教训把我们连接得更紧密了。种族的悖论是：当我们分裂得越严重，我们共同的命运就越显著，就越危险。”在政策上，他坚持大规模介入的必要，并要采取新的形式：政府的资助项目与重整旧道德相辅相成。
表面看来，这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综合。一方面，韦斯特主张政府应该更大规模介入黑人生活，保证人们能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产品——住房、食品、健康保证、教育、幼儿护理和工作。肯定性方案和福利制度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另一方面，他主张重建社区。对抗黑人社区普遍的虚无主义和愤怒情绪的主要制度堡垒是可连接国家和民众的中间机构——基督教的教堂、穆斯林清真寺和一些培育品格的学校等。虽然它们不能全然对抗大众媒体对黑人，特别是对黑人青年在性和暴力方面的强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促进黑人沿自爱的道路发展。他认为黑人当中贫穷太多而自爱太少；认识和分析都不能对抗虚无主义，惟有爱与关怀才能驯服它；虚无主义是灵魂的疫病，不可能完全置于控制之下，总有旧病复发的可能；心病需要心来医，灵魂的转变需要通过确认自我价值——以确认对别人的关爱为后盾——才能完成；自爱和爱人很重要，爱会在被践踏的人们身上激起自主的意识。
韦斯特自称为“进步主义者”，他的观点、策略与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反映的是左派的理念：大规模的政府介入的主张有社会主义的渊源，而强调爱人与自爱则吸收了基督教的教义；社区的建设不是单纯为了恢复传统，而是要培养新的群众意识、领袖意识，以便开展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韦斯特思想的开放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他相信最重要的不在于对正义所包含的内容有统一的认识，也不在于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压迫作怎样的分析，而在于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相信斗争的意义。其二，时代不同了，黑人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不能再摆出代表黑人美国的姿态。严肃的黑人领袖必须是超越种族的，他应该为所有受社会贬黜的人提出一个根本的变革社会的蓝图。韦斯特对黑人－犹太人关系的恶化很是忧心，认为此时应该超越鄙俗的对骂和自以为是的指指点点。领袖应不为风头动，而应与劳苦大众一起脚踏实地，成为谦卑的自由斗士。其三，他对后民权时代黑人妇女的状况很关切。美国文化中同时存在着黑人男性与女性的刻板形象，但对黑人男女而言，出路不同。男人在白人美国的男权格局下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不同的策略来取得权力。在一个崇尚性的文化里，黑人猛男的性的传奇让人神往，白人男女青年模仿黑人男性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坏”就是好。黑人青年男性的风格就是自我的认定，是对敌意文化的反抗。对黑人妇女来说，情况全然不同：道德观念让白人妇女在上，而黑人妇女在底层；她们成了女同性恋倒不是那么骇人听闻，但由于其经济地位的低下，她们受的苦比男同性恋更甚。
韦斯特这些后民权时代的种族哲学面世后，一方面有人欣赏，另一方面有人抨击他的激进。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的激进观点有多大的代表性？黑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各行其事、机会不等，能说得上话的黑人相对稀少，这在传统上保证了一二个公众人物成为整个种族的代言人。如果想象某个人可能“代表”所有白人，这就能想象得出黑人“代表”说的荒谬了。所以，韦斯特不见得代表黑人大众的观点。第二，他对中产阶级的批评是否公正？韦斯特感慨：那么多的优秀黑人青年都选择进入声名赫赫的大学、大专院校深造以使自己出类拔萃，他们放弃了进入传统黑人学院从而光耀社区的机会。有学者认为这种批评让人难以接受。毕竟，像韦斯特这样的身份、地位如果回转到社区，不是比大多数人的回转更伟大、更耀目？第三，他的观点对黑人青年危害性如何？如果你对白人大学生说他们与贫民区的白人小子完全一样，他们定会一笑置之。但黑人中产阶级的身份尚是十分新鲜、脆弱，韦斯特的警告只会伤害那些年轻黑人，他们会把他们的大学教育浪费在身份政治和每况愈下的激进主义上。
事实上，韦斯特的《种族问题》是学者之作。他在写作中力图避免情绪化的抨击，而是保持其学术性和公正性，以使自己的论证更为有力。比如，在指出美国种族大辩论的弱点所在时，韦斯特很小心地保持其学术的距离，他只是在前言里才透露了一点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在论及黑人知识分子领袖的那章里，他区分了“与种族保持距离的精英分子”、“拥戴种族的叛逆者”和“超越了种族的预言家”几类人。他本可以把自己列入其中，但实际上却一带而过。韦斯特的写作目的在于描摹美好的美国体制的不尽完美之处，促其完美。韦斯特自己便是这烦恼人的双面币的受益人和受害者。一方面，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教授，另一方面，作为黑人，他又常常受到侮蔑性的提醒：是肤色而非才智是重要的东西。韦斯特的回忆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难怪他要思量“种族问题对美国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在当今美国种族因素又有多大要紧”。这样，文字的游戏就不仅是学术的聪颖，而是对韦斯特而言的“权力和道德的迫切问题”，对其他人而言则是“每日生死攸关的问题”。
总体上讲，《种族问题》可读性强，入木三分。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不得不承认他建构了一种后民权时代的哲学，至少他揭示了黑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在目的与方向上的危机。
吴新云：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博士生
1994年，黑人学者科内尔·韦斯特的《种族问题》（或可译作《种族当紧》，作者用了一个语义双关的词）给关于种族问题的陈旧辩论以新的启迪。韦斯特是当今著名的黑人学者、宗教学教授，1988年以来任普林斯顿大学美国黑人研究项目主任，已有多部著作出版。他笔下与种族相关的广泛话题让肤色线两侧的人们或欣然或愤然。有人夸他“不妥协退让，不因循旧例”，是有自己观点的雄辩家、预言家，是“我们时代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有人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说他“胡言乱语”。薄薄一本《种族问题》使作者赢得更加广泛的关注，原因之一可能是本书出版时适逢洛杉矶种族骚乱的周年，人们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较为敏感。原因之二是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八篇散文，涉及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黑人－犹太人关系、黑人的愤怒、黑人领袖的危机等。更重要的原因是，韦斯特是“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他深切关注着各种观点，特别是这些观点的人文含义。他对各类相关思想和事件的解读，使关于美国文化的大辩论更为激烈和尖锐。
《种族问题》一书思路清晰、内容雄辩、可读性强，是研究后民权时代种族哲学的优秀之作，可圈可点之处很多。韦斯特自称为“进步主义者”，他评析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种族观的得失，探讨黑人今日面临的危机的根源并提出自己的“疗法”。他的分析和主张构成了后民权时代新的种族哲学。
一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种族观评析
传统上，美国人的种族见解大致可概括为两派，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前者认为机会的贫乏是美国黑人当今困境的根源，主张用经济手段来补偿，倡导启动新型的“新政”和“伟大社会”方案，由政府投入更多的钱，任命更称职的官员，积极推动黑人的市民化。这派人主张从政治、经济上着手解决问题，被称为自由派结构主义者。代表他们的政党是曾积极倡导和实施“伟大社会”的民主党。另一派是被称为保守派的行为主义者，他们强调黑人的困境源于其向上流动过程中自身行为上的障碍，认为解决黑人问题必须先改正城市里黑人社区尤其是贫困社区中的不道德行为。为此，他们推动黑人开展自救、自助，发展商业，不要对工作挑肥拣瘦。代表他们的政党是共和党，该党支持强劲的“自由市场”战略，他们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总体上依赖于美国黑人清教道德的复兴，依赖于黑人行动和生活的彻底改变。
两派的辩论已非一日，而且也不以黑、白种族为界线，黑人里既有自由主义者又有保守主义者。8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理论日趋占了上风。共和党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政策自不待言，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也试图减少社会救济，推行福利改革。虽然没有哪届政府会把积累多年的民权运动的成果连根拔起，但随着保守主义理论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对“肯定性行动”和社会福利等提出异议。美国大众开始怀疑：在后民权时代，种族是否还是影响个人上升的要素，政府是否还应该继续推行当年的民权立法。黑人保守主义者实际上认为：个人应对自己负责，种族已经不是当今社会的紧要问题了。
如何看待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种族观和种族政策呢？韦斯特认为，首先，两者都狭隘。美国的问题是把黑人种族看成“问题人群”，而不是当作“有了问题的美国同胞”。自由主义者认为黑人应当被“包容”或“融合”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来。为减轻心灵的负疚感，他们支持针对“问题”的公共开支，但不愿对黑人按原则进行批评，否定这些并非圣贤的人们有犯错的可能。保守主义认为只有黑人“表现好”了，才“配”被“我们的文化”所接受，它把“问题”一股脑儿归咎到黑人身上，由此使得黑人社会的苦难不为人们注意，或显得不值得人们去关注。两种观念的涵义是：只有某些美国人才能界定美国人是什么样——其他的人们只能“适应”之。两者都没看到：黑人的存在和困境既不是另加给美国生活的，也不是对美国生活的背叛，而是生活的组成因素。把黑人视为“他者”，就是把发展健全的种族关系的“文化”和“道德”重担推到黑人身上。事实上，对美国种族的严肃讨论不应从黑人种族的“问题”开始，而应从美国社会的弊端开始，探讨根植在历史中的种族不平等，重审根植在文化中黑人种族的刻板形象。
其次，两者都有失偏颇之处。讨论种族问题应该注意社会结构和人群行为文化的不可分性，结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东西，文化也可以是结构的一种，因为它根植于家庭、学校、教堂、信息工业（电视、广播，音乐）等结构中。同时，经济、政治不仅受价值观的影响，也可推动发展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文化理想。
自由主义的进步之处在于它重视政治和经济这些基本的结构要素；缺点在于只关心黑人的经济、政治生活，不“容许”黑人有人性的弱点，仿佛一切劣势的根源都与个人的品行无关。由于这种局限性，自由主义在后民权时代出现了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情形。1973年以来，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和西欧的竞争，美国经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下降；全球化趋势加强，美国经济出现结构性转变；社区价值凋落，特别是在黑人贫困人口和工人中间更是如此。经济和文化的转变对美国黑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黑人出现了两极分化。自由主义领袖没有应付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变化。肯定性行动方案是进步主义者提出的重新分配战略。没有它，黑人会更难分享美国的财富，而且工作场所的种族主义也会依然故我。但它既不是解决贫困的主要办法，也不是通往平等的万全之策。它扮演的角色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它只是力图减少妇女和有色人种在工作方面受到的歧视，它不能大幅度降低黑人的贫困，还可能助长工作场所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现象的发生。贫困的黑人感到被背叛了，他们每况愈下的生活实在让人失望。而黑人政治阶级——国家、州和地方各级被任命的官员——也对现状不满，因为白人同僚有时暗示他们的地位得益于肯定性行动方案，而非自己的实力。已在其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为了证明自己，对肯定性行动方案大加抨击。
黑人新保守主义在公众话语上的最大贡献是指明了全国上下，特别是贫困的黑人社区里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贫苦的黑人更易于走向犯罪、吸毒和酗酒，这是黑人社区和文化混乱的症状和现实。有时，有效的就业计划也不能全然解决问题。与美国自身一样，社区需要文化的复兴和道德的再生。但黑人保守主义者只管批判黑人的不道德的行为，却不关注黑人穷人出生和生活的环境与条件，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持一种抨击受害者的态度。他们认为黑人社会已经发展出不同的阶级，黑人的经济成就至少一定程度上从正面证明黑白拥有平等的机会。种族已经越来越不是可靠的衡量工具，从收入、教育程度到政治的联系莫不如此。他们主张贫困黑人通过自救、自立恢复其道德秩序。他们甚至把道德沦丧归结于福利制度：把钱直接送到黑人受救济人手里减少了他们的自立和贫困家庭的稳定，增加了其“依赖心理”。但事实情况是：如果没有福利制度，黑人的自立和家庭的团结不见得就会加强；只攻击福利制度而不启动就业项目，实际是在减少黑人本来就很少的选择机会。由于失业或丧失生活动力，黑人社区和文化会更加混乱不堪。
由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上的缺点，黑人大众对自由主义失望了，对保守主义则持不信任的态度。大批黑人不问政治、不参加选举，这表明他们对黑人自由主义不那么着迷了，他们不相信美国的政治程序了。尽管饱受凌辱和贬斥而向往变革，但美国黑人大众还是系统地摒弃了黑人新保守主义者的理论。他们知道：虽然种族主义不是他们困境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原因之一。黑人自由主义的政策显有不当，但黑人保守主义令人无法接受。谁能证明没有肯定性方案，白人就会不分种族择优录取？黑人保守主义者无法说服黑人大众，因此不愿在黑人社区中进行大辩论，但喜欢在公共媒体上大放厥词，他们自有后台。韦斯特希望后民权时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辩论可引发出更有原则的、更有激情的政治话语。
二 黑人社区危机分析
韦斯特对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存在的“问题”作了诊断。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他认为黑人的问题是整个美国问题的缩影，是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政治、经济的不利地位、社区文化的衰落、领袖的缺乏使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中弥散着虚无主义和愤怒情绪。黑人社区因而危机四伏。
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的危机表现为虚无主义的盛行。虚无主义对美国黑人来说并不算稀罕。美国社会与文化中充斥着白人优越的信念和形象，它们在微妙地或直接地打击着黑人的智慧、能力、美丽及性格。黑人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时常感受到生存的痛楚和情感的伤疤。这都易使黑人自暴自弃、自怨自艾，并引发出一种集体的忧郁症。没有希望便没有未来，没有意义便无所谓斗争，所以黑人反对贬斥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被奴役的状态下反对虚无主义。在对抗虚无主义的过程中，黑人祖先创造并运用了黑人文化这一法宝。黑人文化界定了黑人生活和斗争的方式，建构了黑人宗教、维持家庭和社区相互支持的网络机构。它促成了黑人社区里黑人大众之间无私的服务和牺牲，对彼此的爱心与关怀，以及相应的约束和规范。如果创造文化的部分原因在于防止自杀，那么黑人祖先成功了：17世纪早期以前黑人自杀率低。但是在黑人理应扬眉吐气的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的虚无主义反而弥散开来，黑人青年的自杀率上升为全国第一。
这是对融合的反讽吗，抑或是种族灭绝的阴谋日积月累的结果，或许是那轰轰烈烈的60年代让人对种族问题过于乐观了，一定程度的“滑坡”也在所难免。但韦斯特相信，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当今美国黑人中的虚无主义胜过以往：其一，“黑人生活中市场力量的饱和及市场道德的盛行”，其二，恰恰是“当今黑人领袖的危机”。
越来越发达的市场文化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后现代的文化越来越是一种市场的文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毁坏了清教的伦理和道德。韦斯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人人深陷在市场中，因而政治家不再是恒温器，而是测温器，他们闻风而动，是机会主义的公共官员。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动造成了美国年轻人的无向和迷失。赢利性机构的目标是追逐利润，基本的策略是让公众多消费，所谓消费和快乐相关。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生活机会少的年轻人应是这种思潮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美国黑人在市场的冲击下比白人更为脆弱：地位越低下，他们越渴望尊重、渴望快乐，而市场一直在许诺他们这一切。由于美国黑人对那些充满诱惑的形象缺乏免疫力，于是市场推动的生活有效地把“非市场的价值观，互爱、关怀、为他人服务”等以前有助于黑人社区发展的要素给挤兑了。支援网络——让人体味到生命意义之所在的家庭、朋友、学校——没落了，经济的困顿——失业、饥饿、疾病和无家可归——却没有缓解，渴望美好生活的大多数穷苦黑人成了无根的人，萍漂的人。于是，虚无主义的威胁占了上风。
虚无主义的另一极端是极度的愤怒。韦斯特提醒，当今黑人青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要对付史无前例的死亡、毁灭和疾病的冲击。毒品、枪支、绝望和衰颓的冷酷现实催生了阴冷的愤怒。”得不到疏导的愤怒是虚无主义的孪生兄弟；虚无主义是自杀的源头，愤怒则可能引发犯罪。更有甚者，他们可能把怨愤和绝望发泄到自己的黑人同胞特别是黑人妇女身上，因为黑人妇女是社会和黑人社区中最易受伤害的群体。在黑人社区中，犯罪、自相残杀和妇女受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让黑人的形象受损，成了黑人种族素质低下、品质恶劣的证据。韦斯特称马尔科姆·艾克斯为“黑人狂怒的先驱”。他也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为不争气的美国体系感到愤怒。
后民权时代黑人社区中的危机悬而不决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优秀领袖的指引。在韦斯特看来，像弗兰德里克·道格拉斯、小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艾克斯和范妮·海默等曾在历史上建功立业的黑人领袖已是英雄无觅，像杜波依斯和拉尔夫·埃里森等堪当民族领袖的黑人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也非常罕见。韦斯特满怀遗憾地对比了以前和当今政治领袖的差别：以前的领袖呼吁美国应对黑人大众予以重视，应认识到大众是些人物；现在的黑人政治家往往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表明他们是些人物，他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像马尔科姆等前领袖，虽然在政治场合咄咄逼人，但对普通黑人大众一直很谦和。博爱是内心安全和睿智成熟的结果，谦和源于对自己和自己使命的信仰，这使命可使他不想把过多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和自己的地位上来。更重要的是，谦和可让别人的造诣和潜能发挥出来。然而，后民权时代的政治领袖缺乏真正的愤怒、缺乏真正的博爱与谦和，他们大胆的措辞是在表演而非真情流露。再者，韦斯特对当今黑人知识分子边缘化倾向耿耿于怀。他觉得：杜波依斯的严整衣冠代表着塑造他的那个时代，也表现了他从事的知识分子职业的尊严，当今黑人知识分子无法通过批判的智慧和道义的行为来服务于民不说，还多形容邋遢。作为黑人知识分子的一员，韦斯特理解这个团体当今的工作困境：只有模仿了主流的范例才能成功，有名望；学术界亦等级森严，趋于离群索居、固步自封；没有资助，没法在人文学科上进行研究等。但他痛惜：今日的领袖缺乏成熟的观点，缺乏可组织民众的精神蓝图，缺乏可启迪人心的细致分析，缺乏能够提高黑人地位的典型实践。大胆的民族主义者填补了领袖的空缺，事情更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妨碍了黑人进步主义的发展，增加了黑人对政治的漠然和反感。
韦斯特分析了后民权时代领袖缺失的原因。其一是今日黑人中产阶级的主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鼓励高素质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发展。民权运动前，黑人中产阶级占美国黑人的5％，而在过去20年里，比重上升到25％。民权运动使得相当数量的美国黑人从繁荣的经济中获利，从正扩大的美国经济大餐中分得一杯羹。大量的劳苦大众首次可买到以前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和便利的服务；大众文化以其摆阔的消费和耽于享乐的形式成了美好生活的典范。新的黑人中产阶级在60年代成长起来，他们进入美国消费文化的同时，关注的多是自己地位的提高，痴迷的是另一种生活。于是，有钱的父母不再送子女到传统的黑人学校，有志的黑人青年奋力挤进白人的名牌大学。
另外，日益削弱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关系是黑人领袖素质下降的原因之一。高素质的领袖既不是某一伟大个人的创造，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产物，而是源于深厚传统的孕育和社区的滋养，是它们将那些有天分和才干的人塑造、磨砺成型。如果反抗的传统没有代代相传，那么就不会孕育出一个集体的、批判的意识，也许只有职业的勤奋还可一息尚存。如果没有至关重要的社区支撑起弥足珍贵的伦理和宗教的理念，就不会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有的只是个人的造诣受到颂扬。没有对政治斗争的信念，就不可能去肩挑道义，全力付出。所以，黑人领袖的缺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黑人远离了生机勃勃的反抗传统，远离了由伦理观念连接的至关重要的社区，远离了对政治斗争的信念。
三 种族问题的药方
分析问题的过程，就是韦斯特提出黑人社区危机疗法的过程。既然黑人问题是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韦斯特所开出的药方的基本前提是：全体美国人基于共同的历史，必须共同奋斗。他警告说，应“坦白承认我们所共有的基本的人性和美国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能紧密团结的教训把我们连接得更紧密了。种族的悖论是：当我们分裂得越严重，我们共同的命运就越显著，就越危险。”在政策上，他坚持大规模介入的必要，并要采取新的形式：政府的资助项目与重整旧道德相辅相成。
表面看来，这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综合。一方面，韦斯特主张政府应该更大规模介入黑人生活，保证人们能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产品——住房、食品、健康保证、教育、幼儿护理和工作。肯定性方案和福利制度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另一方面，他主张重建社区。对抗黑人社区普遍的虚无主义和愤怒情绪的主要制度堡垒是可连接国家和民众的中间机构——基督教的教堂、穆斯林清真寺和一些培育品格的学校等。虽然它们不能全然对抗大众媒体对黑人，特别是对黑人青年在性和暴力方面的强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促进黑人沿自爱的道路发展。他认为黑人当中贫穷太多而自爱太少；认识和分析都不能对抗虚无主义，惟有爱与关怀才能驯服它；虚无主义是灵魂的疫病，不可能完全置于控制之下，总有旧病复发的可能；心病需要心来医，灵魂的转变需要通过确认自我价值——以确认对别人的关爱为后盾——才能完成；自爱和爱人很重要，爱会在被践踏的人们身上激起自主的意识。
韦斯特自称为“进步主义者”，他的观点、策略与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反映的是左派的理念：大规模的政府介入的主张有社会主义的渊源，而强调爱人与自爱则吸收了基督教的教义；社区的建设不是单纯为了恢复传统，而是要培养新的群众意识、领袖意识，以便开展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韦斯特思想的开放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他相信最重要的不在于对正义所包含的内容有统一的认识，也不在于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压迫作怎样的分析，而在于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相信斗争的意义。其二，时代不同了，黑人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不能再摆出代表黑人美国的姿态。严肃的黑人领袖必须是超越种族的，他应该为所有受社会贬黜的人提出一个根本的变革社会的蓝图。韦斯特对黑人－犹太人关系的恶化很是忧心，认为此时应该超越鄙俗的对骂和自以为是的指指点点。领袖应不为风头动，而应与劳苦大众一起脚踏实地，成为谦卑的自由斗士。其三，他对后民权时代黑人妇女的状况很关切。美国文化中同时存在着黑人男性与女性的刻板形象，但对黑人男女而言，出路不同。男人在白人美国的男权格局下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不同的策略来取得权力。在一个崇尚性的文化里，黑人猛男的性的传奇让人神往，白人男女青年模仿黑人男性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坏”就是好。黑人青年男性的风格就是自我的认定，是对敌意文化的反抗。对黑人妇女来说，情况全然不同：道德观念让白人妇女在上，而黑人妇女在底层；她们成了女同性恋倒不是那么骇人听闻，但由于其经济地位的低下，她们受的苦比男同性恋更甚。
韦斯特这些后民权时代的种族哲学面世后，一方面有人欣赏，另一方面有人抨击他的激进。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的激进观点有多大的代表性？黑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各行其事、机会不等，能说得上话的黑人相对稀少，这在传统上保证了一二个公众人物成为整个种族的代言人。如果想象某个人可能“代表”所有白人，这就能想象得出黑人“代表”说的荒谬了。所以，韦斯特不见得代表黑人大众的观点。第二，他对中产阶级的批评是否公正？韦斯特感慨：那么多的优秀黑人青年都选择进入声名赫赫的大学、大专院校深造以使自己出类拔萃，他们放弃了进入传统黑人学院从而光耀社区的机会。有学者认为这种批评让人难以接受。毕竟，像韦斯特这样的身份、地位如果回转到社区，不是比大多数人的回转更伟大、更耀目？第三，他的观点对黑人青年危害性如何？如果你对白人大学生说他们与贫民区的白人小子完全一样，他们定会一笑置之。但黑人中产阶级的身份尚是十分新鲜、脆弱，韦斯特的警告只会伤害那些年轻黑人，他们会把他们的大学教育浪费在身份政治和每况愈下的激进主义上。
事实上，韦斯特的《种族问题》是学者之作。他在写作中力图避免情绪化的抨击，而是保持其学术性和公正性，以使自己的论证更为有力。比如，在指出美国种族大辩论的弱点所在时，韦斯特很小心地保持其学术的距离，他只是在前言里才透露了一点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在论及黑人知识分子领袖的那章里，他区分了“与种族保持距离的精英分子”、“拥戴种族的叛逆者”和“超越了种族的预言家”几类人。他本可以把自己列入其中，但实际上却一带而过。韦斯特的写作目的在于描摹美好的美国体制的不尽完美之处，促其完美。韦斯特自己便是这烦恼人的双面币的受益人和受害者。一方面，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教授，另一方面，作为黑人，他又常常受到侮蔑性的提醒：是肤色而非才智是重要的东西。韦斯特的回忆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难怪他要思量“种族问题对美国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在当今美国种族因素又有多大要紧”。这样，文字的游戏就不仅是学术的聪颖，而是对韦斯特而言的“权力和道德的迫切问题”，对其他人而言则是“每日生死攸关的问题”。
总体上讲，《种族问题》可读性强，入木三分。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不得不承认他建构了一种后民权时代的哲学，至少他揭示了黑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在目的与方向上的危机。
吴新云：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