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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学界和政界，闪耀着一对双子星座——新津的张唐英、张商英兄弟，因在各自的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而名垂青史。
慧眼识才，张唐英荐王安石
张家居新津新穿乡，到张唐英、张商英时已历三世，可谓地道新津籍。新穿即今之花源镇，宋时是新津大镇，此地当成都南路亦近省城，又有杨柳河通岷江，顺流而下可出川，交通十分便利。
张家文脉深长，五代时的成都诗人张立是其先祖。相传张唐英小时酷爱读书，读遍了家里邻里的书。父亲嘉其好学，遂卖田地换来千卷书。张唐英10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并领悟到某些为学道理。后来他拜师本乡硕儒，但老师“才有余道不足”，大约一年后，他拜别老师回家自学。27岁那年，张唐英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他先是做了南平县一个低级属官，此职令其郁郁寡欢，遂著文抒憤懑。其文才思浩荡，很见才情。文章慢慢传开后，朝廷开始关注他，调他去湖北谷城当县令。任上，他有过一次上书，其勇气和见识震动朝廷。宋神宗即位后，张唐英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
张唐英在政治上的最大贡献是举荐了王安石。王安石影响历史甚巨，可见张唐英目光如炬，知人眼界臻于一绝。但王安石变法拉开大幕时，张唐英刚好去世，政治上的作为只能抱感而终。
张唐英逝于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年仅43岁。聊可告慰的是，此时的他已然学问大家，短短一生留下大量著述，其中的《蜀祷杌》写五代前后蜀事，在史学领域至今犹有价值，由此，张唐英获称史学家。
张唐英虽英年早逝，但文脉绵延。其子张庭坚，浸润乃父风范，元祐六年（1091年）中进士，官至右正言。
奋发有为，张商英官至相位
张家有5个儿子，张唐英行三，张商英最幼，两人年龄相差16岁，但这个小弟后来名动朝野，官至相位。
张商英于治平二年（1065年）中进士，时年23岁。进士及第后，张商英先是当了通州县主簿。他在任上干了一件大事：说服渝州叛乱的土著首领来投降。此事惊动了正在物色人才的渝州民族事务官章悖。据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张（商英）著道士服，长揖就座。悖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招用”。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张商英来到京城做官，翌年升为监察御史。而立之年的张商英追随王安石，成了新党一派。在新党圈子，张商英暗遭排挤，颇受倾轧。宋神宗死后，旧党上台，清算新党，张商英被贬任地方小官。后来新党重新执政，他得以重返京城。他上任即猛烈攻击旧党，连皇帝也怕又出什么闪失，遂再将他贬官地方。
宋徽宗崇宁年间，张商英任了尚书右丞并左丞，陆续分管朝廷六部，行政之才得以充分展示。此时，当朝宰相是蔡京。蔡京本是新党，因小嫌隙将张商英打成旧党，贬到安徽亳州。自此，张商英似乎悟到某些人生无常的意味，为他后来致力佛学埋下了因子。
张商英长期贬官地方，当京官的时日很短，但在宋徽宗大观四年，其人仕宦生涯达于极点，任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此宰相之职。当时久旱不雨，张商英拜相翌日天竟大雨，京城万民欢呼，宋徽宗也大喜，挥笔写下“商霖”二字。
张商英在相位上展示了其治国才干，比如改革金融和粮运制度，废除了某些苛捐杂税。其政策力挽绍述新政之弊，很有些拯救北宋危亡的意味。不过，他名垂青史，乃是对佛学的贡献。大观年间，张商英偶见《大藏经》，细读《维摩诘所说经》后内心大震，从此坚定信佛，自号无尽居士，并挥笔写下《护法论》一卷弘扬佛理。张商英由于地位尊崇，《护法论》一出，即深刻影响了佛法的弘扬。
党争之中，与苏轼关系微妙
关于张商英，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他和苏东坡的友情。苏东坡是眉山人。眉山去新津不足百里，苏东坡和弟弟苏辙青年时期曾来新津修觉山逗留。苏辙写过一首吟咏修觉山纪胜亭的诗，至今脍炙人口。修觉山上留下苏东坡读书写作的遗迹，老县志记为东坡读书亭和洗砚池。
作为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苏东坡在新津时与张商英有往来吗？肯定有。张商英和苏东坡都以科举进入北宋政坛，他们是同乡，乡谊自不必说。可是苏东坡属于旧党，这使得二人关系颇有些微妙。苏东坡作过酬答张商英的诗，不厌其烦谈的是养生：
莫道长松浪得名，能教覆额两眉清。便将径寸同千尺，知有奇功似茯苓。
凭君说与埋轮事，速寄长松作解嘲。无复青粘和漆叶，枉将钟乳敌仙茂。
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诗致张商英，也如上一样，绝口不提政事，约略可见二人之间那种欲说还休的心绪。
张商英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他虽赞同王安石的新法，却有过动摇。坦率地说，新法一开始就利弊同存，这使得北宋政坛由此变得复杂诡异，而身处政坛中心的张商英自然得深思自己的政治取向。他不会因为自己属于新党，就摒弃别个阵营的朋友。
成就辉煌，著述惜多数散佚
其实，除开显赫的官位，张商英还是一个重要学者。据学者罗凌《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考证，张著富于个人特色，在史部、子部、集部、诗歌都有重要著述，大约有上百卷，郑樵《通志》记载为《张无尽集》五十三卷，又有别集十三卷。惜乎多数散佚了。他还把哥哥张唐英的著作搜集整理为《黄松子集》。
张商英书法也极佳。他承袭北宋尚意书风，挥洒自如，明代陶宗仪有评价：“（商英）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喜草书而不求工”，传世墨迹有《女夫贴》《至都帖》《张文忠草书韩退之桃源诗帖》。
张商英晚年颇念旧，他感激当年章悖的知遇之恩。1116年，他定居荆南宜都，在给章悖儿子章致平的一封信中写道：“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时的张商英已从政界脱身，心绪平静，生活恬淡。再过五年，张商英安然辞世。
慧眼识才，张唐英荐王安石
张家居新津新穿乡，到张唐英、张商英时已历三世，可谓地道新津籍。新穿即今之花源镇，宋时是新津大镇，此地当成都南路亦近省城，又有杨柳河通岷江，顺流而下可出川，交通十分便利。
张家文脉深长，五代时的成都诗人张立是其先祖。相传张唐英小时酷爱读书，读遍了家里邻里的书。父亲嘉其好学，遂卖田地换来千卷书。张唐英10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并领悟到某些为学道理。后来他拜师本乡硕儒，但老师“才有余道不足”，大约一年后，他拜别老师回家自学。27岁那年，张唐英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他先是做了南平县一个低级属官，此职令其郁郁寡欢，遂著文抒憤懑。其文才思浩荡，很见才情。文章慢慢传开后，朝廷开始关注他，调他去湖北谷城当县令。任上，他有过一次上书，其勇气和见识震动朝廷。宋神宗即位后，张唐英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
张唐英在政治上的最大贡献是举荐了王安石。王安石影响历史甚巨，可见张唐英目光如炬，知人眼界臻于一绝。但王安石变法拉开大幕时，张唐英刚好去世，政治上的作为只能抱感而终。
张唐英逝于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年仅43岁。聊可告慰的是，此时的他已然学问大家，短短一生留下大量著述，其中的《蜀祷杌》写五代前后蜀事，在史学领域至今犹有价值，由此，张唐英获称史学家。
张唐英虽英年早逝，但文脉绵延。其子张庭坚，浸润乃父风范，元祐六年（1091年）中进士，官至右正言。
奋发有为，张商英官至相位
张家有5个儿子，张唐英行三，张商英最幼，两人年龄相差16岁，但这个小弟后来名动朝野，官至相位。
张商英于治平二年（1065年）中进士，时年23岁。进士及第后，张商英先是当了通州县主簿。他在任上干了一件大事：说服渝州叛乱的土著首领来投降。此事惊动了正在物色人才的渝州民族事务官章悖。据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张（商英）著道士服，长揖就座。悖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招用”。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张商英来到京城做官，翌年升为监察御史。而立之年的张商英追随王安石，成了新党一派。在新党圈子，张商英暗遭排挤，颇受倾轧。宋神宗死后，旧党上台，清算新党，张商英被贬任地方小官。后来新党重新执政，他得以重返京城。他上任即猛烈攻击旧党，连皇帝也怕又出什么闪失，遂再将他贬官地方。
宋徽宗崇宁年间，张商英任了尚书右丞并左丞，陆续分管朝廷六部，行政之才得以充分展示。此时，当朝宰相是蔡京。蔡京本是新党，因小嫌隙将张商英打成旧党，贬到安徽亳州。自此，张商英似乎悟到某些人生无常的意味，为他后来致力佛学埋下了因子。
张商英长期贬官地方，当京官的时日很短，但在宋徽宗大观四年，其人仕宦生涯达于极点，任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此宰相之职。当时久旱不雨，张商英拜相翌日天竟大雨，京城万民欢呼，宋徽宗也大喜，挥笔写下“商霖”二字。
张商英在相位上展示了其治国才干，比如改革金融和粮运制度，废除了某些苛捐杂税。其政策力挽绍述新政之弊，很有些拯救北宋危亡的意味。不过，他名垂青史，乃是对佛学的贡献。大观年间，张商英偶见《大藏经》，细读《维摩诘所说经》后内心大震，从此坚定信佛，自号无尽居士，并挥笔写下《护法论》一卷弘扬佛理。张商英由于地位尊崇，《护法论》一出，即深刻影响了佛法的弘扬。
党争之中，与苏轼关系微妙
关于张商英，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他和苏东坡的友情。苏东坡是眉山人。眉山去新津不足百里，苏东坡和弟弟苏辙青年时期曾来新津修觉山逗留。苏辙写过一首吟咏修觉山纪胜亭的诗，至今脍炙人口。修觉山上留下苏东坡读书写作的遗迹，老县志记为东坡读书亭和洗砚池。
作为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苏东坡在新津时与张商英有往来吗？肯定有。张商英和苏东坡都以科举进入北宋政坛，他们是同乡，乡谊自不必说。可是苏东坡属于旧党，这使得二人关系颇有些微妙。苏东坡作过酬答张商英的诗，不厌其烦谈的是养生：
莫道长松浪得名，能教覆额两眉清。便将径寸同千尺，知有奇功似茯苓。
凭君说与埋轮事，速寄长松作解嘲。无复青粘和漆叶，枉将钟乳敌仙茂。
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诗致张商英，也如上一样，绝口不提政事，约略可见二人之间那种欲说还休的心绪。
张商英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他虽赞同王安石的新法，却有过动摇。坦率地说，新法一开始就利弊同存，这使得北宋政坛由此变得复杂诡异，而身处政坛中心的张商英自然得深思自己的政治取向。他不会因为自己属于新党，就摒弃别个阵营的朋友。
成就辉煌，著述惜多数散佚
其实，除开显赫的官位，张商英还是一个重要学者。据学者罗凌《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考证，张著富于个人特色，在史部、子部、集部、诗歌都有重要著述，大约有上百卷，郑樵《通志》记载为《张无尽集》五十三卷，又有别集十三卷。惜乎多数散佚了。他还把哥哥张唐英的著作搜集整理为《黄松子集》。
张商英书法也极佳。他承袭北宋尚意书风，挥洒自如，明代陶宗仪有评价：“（商英）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喜草书而不求工”，传世墨迹有《女夫贴》《至都帖》《张文忠草书韩退之桃源诗帖》。
张商英晚年颇念旧，他感激当年章悖的知遇之恩。1116年，他定居荆南宜都，在给章悖儿子章致平的一封信中写道：“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时的张商英已从政界脱身，心绪平静，生活恬淡。再过五年，张商英安然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