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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她认为没有分量或者不专业的报道，她会用“瞎说乱写”来评价记者和编辑。她认为记者们要想在两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清醒，除了正直和敏感外，还必须专业
5月12日下午3时，胡舒立突然对会议室内正在讨论“财经媒体的专业分化”的人们说：“地震了，在四川。”看到她低头摆弄手机，有人试图继续刚才的发言。“在汶川，震级七级以上！”她再一次抬起头来说话，目光闪亮，看着大家。
现场的人里，除了发表过《唐山大地震》的钱钢，没人领略过大地震的惨痛景象。与当时正轻微摇晃的北京东部地区不同，地处西部的香山卧佛山庄平静如常。但大家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空气里夹杂着震惊、担心和恐惧。
在专业主义的旗帜下，“财经百人会”一些成员的新闻实践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比如刘洲伟任主编的《21世纪经济报道》、王子恢任主编的搜狐财经频道。这为胡舒立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不过，也有异见者不能完全认同《财经》所秉持的新专业主义价值观，5月11日，李楠在“百人会”现场代表第五期学员发言，他的“新左”论调刚一冒头，就被主持人强行按下。事后胡舒立亲自向李楠致歉，表示观点不同，但可以平等讨论。
所有的奖学金学员都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从这个平台中收获的，除了知识、眼光、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温暖。有相当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得到过胡舒立的支持、关照，包括介绍出国留学、培训或介绍工作。
“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那是瞎猜，有些人总是自己吓自己。”她笑眯眯地回答。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刊发的。这些报道被许多媒体同行誉为“奇观”：很多自己想碰而不敢碰的重大敏感问题，都被《财经》一一拿下。
“这没什么秘密。一是发现事实，二是审时度势——某件事情发生了，在一定时期内大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判断这个问题会被证明、是不能够回避的，那么这件事情的新闻价值就比较高。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则就是太猛。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盲动上。”
这回答充满睿智，但短期内并不能解决其他媒体的问题。关键的难点在于怎么判断出某个问题是会被证明、是不能回避的，而某个问题又是短期内不能改变的。除了她一直坚持的专业分析工具外，她多年积累的人脉如吴敬琏、王岐山、周小川等，都能在重大时刻发挥咨询作用。
不过她认为这是技术性问题，只要媒体愿意努力，愿意学习，这些问题迟早都能得到解决。她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媒体能否形成价值共识。
“我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说漂亮话，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肯定在中国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这是她少有的坦露内心彷徨的时刻。这种彷徨并不指向个人命运，而是指向一个社会的未来。按照胡舒立的新闻前辈、《中华工商时报》创办者丁望的说法，她富有“人文精神”。尽管她从不愿提及她的家世，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文精神”从上一辈知识分子如胡仲持(胡舒立外公)、吴敬琏、丁望等人身上传承下来的脉络。
在这种传承的基础上，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并以她特有的偏执和敏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终于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我相信舒立愿意见到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早日打破。”一位参与了地震报道的“财经奖学金”学员说，“这回她不该感到孤独了。”事实上，中国新闻界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总体表现，与5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5月12日下午3时，胡舒立突然对会议室内正在讨论“财经媒体的专业分化”的人们说：“地震了，在四川。”看到她低头摆弄手机，有人试图继续刚才的发言。“在汶川，震级七级以上！”她再一次抬起头来说话，目光闪亮，看着大家。
现场的人里，除了发表过《唐山大地震》的钱钢，没人领略过大地震的惨痛景象。与当时正轻微摇晃的北京东部地区不同，地处西部的香山卧佛山庄平静如常。但大家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空气里夹杂着震惊、担心和恐惧。
在专业主义的旗帜下，“财经百人会”一些成员的新闻实践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比如刘洲伟任主编的《21世纪经济报道》、王子恢任主编的搜狐财经频道。这为胡舒立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不过，也有异见者不能完全认同《财经》所秉持的新专业主义价值观，5月11日，李楠在“百人会”现场代表第五期学员发言，他的“新左”论调刚一冒头，就被主持人强行按下。事后胡舒立亲自向李楠致歉，表示观点不同，但可以平等讨论。
所有的奖学金学员都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从这个平台中收获的，除了知识、眼光、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温暖。有相当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得到过胡舒立的支持、关照，包括介绍出国留学、培训或介绍工作。
“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那是瞎猜，有些人总是自己吓自己。”她笑眯眯地回答。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刊发的。这些报道被许多媒体同行誉为“奇观”：很多自己想碰而不敢碰的重大敏感问题，都被《财经》一一拿下。
“这没什么秘密。一是发现事实，二是审时度势——某件事情发生了，在一定时期内大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判断这个问题会被证明、是不能够回避的，那么这件事情的新闻价值就比较高。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则就是太猛。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盲动上。”
这回答充满睿智，但短期内并不能解决其他媒体的问题。关键的难点在于怎么判断出某个问题是会被证明、是不能回避的，而某个问题又是短期内不能改变的。除了她一直坚持的专业分析工具外，她多年积累的人脉如吴敬琏、王岐山、周小川等，都能在重大时刻发挥咨询作用。
不过她认为这是技术性问题，只要媒体愿意努力，愿意学习，这些问题迟早都能得到解决。她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媒体能否形成价值共识。
“我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说漂亮话，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肯定在中国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这是她少有的坦露内心彷徨的时刻。这种彷徨并不指向个人命运，而是指向一个社会的未来。按照胡舒立的新闻前辈、《中华工商时报》创办者丁望的说法，她富有“人文精神”。尽管她从不愿提及她的家世，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文精神”从上一辈知识分子如胡仲持(胡舒立外公)、吴敬琏、丁望等人身上传承下来的脉络。
在这种传承的基础上，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并以她特有的偏执和敏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终于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我相信舒立愿意见到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早日打破。”一位参与了地震报道的“财经奖学金”学员说，“这回她不该感到孤独了。”事实上，中国新闻界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总体表现，与5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