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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朵玫瑰花
病房里一共住着七位女病人，14床到20床，是癌症把彼此陌生的她们聚到同一个屋顶下。参差不齐的年龄，却有着同样深切的人生感受：生命是何其珍贵，生命又何其脆弱。眼看着属于自己的生命会像一颗流星，湮灭在茫茫的夜空中，从那以后，属于你的那颗星将不会在天空闪亮。这种痛苦，无人能解。
16床走了。一个新来的病人又变成了新的16床，可是，不到一个月，新的16床又走了。那天下午，17床看着空空的16床发愣，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白色的枕头，洁净得有些虚无，这普普通通的一张床，此时竟被无边的死寂笼罩着。生命就这样不堪一击吗？
漂亮温柔的梅医生又来给17床抽腹水了，望着从腹腔内抽出的一两千毫升浑浊的腹水，17床扯了扯嘴角说：“这次进来，我是肯定回不去了。过不了一段日子，推到太平间的就是我了。”她很想把话说得轻松一点，幽默一点，可是，忽然间，一股莫大的恐惧和寂寞从心海深处翻涌而上，一种将被这世界彻底抛弃的悲戚之感像海潮般撞击着她的胸膛，又冲开她的喉头，她不禁“哇”的一声号啕起来。
自16床走后，悲戚的情绪、凝重的气氛就开始在空气里发酵，膨胀，并蔓延到病房的每一个角落，她这一哭，一下就把这发酵的悲悯自怜的空气给引爆了，正在让护士打点滴的15床哭起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说：“这水挂了又有何用，最后的结局还不是和16床一样。”18床呜咽起来了，她哭自己比所有的人都悲伤，别人得了癌症，还有丈夫伺候着，可是自己的丈夫已经有两个月没来看她了。她和丈夫一直感情不和，现在病在床上，他连饭也不愿意送，更不必说悉心照料了。一个病房的人全都哭起来了。她们像在为16床而哭，又像在为自己而哭，她们哭出内心郁积太厚的情愫，哭声中，有对命运不公的愤恨，有对这活泼泼人生的眷念，有对步步逼近的死神的恐惧，有对一切即将在眼前消失的茫然无措。
家属们在这一片号啕声中也是悲从中来，他们想着朝夕相伴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有一天也会像16床那样从自己的身边突然消失，想着人生的无常，想着她们患病以来这些日子的艰难，他们也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屋子的人谁都有充足的理由去哭，每个人的哭声都会引发强烈的共鸣。
以前，也有病人因为绝望而痛哭流涕，也有病人家属为失去亲人而号啕失声，也有其他病人为病友离去而黯然落泪，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哭成一片，哭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哭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医生护士们全都过来了，他们把过去对无数肿瘤患者说过的话又拿来说给他们听，可是他们的声音哪里压得住这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悲伤之情。
梅医生和身边的护士耳语了一番转身出去了，几个护士也陆续走出了病房。十几分钟后，一个声音在病房里响起：“不要哭了！”病人和家属都循着声音把头转向门口。病房门口，七位穿着白大衣的女医生、护士正整整齐齐一个挨着一个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那阵势好像是站在舞台一角的演员，正在等待乐声响起而登台表演。她们的手里个个都托着一个花瓶，那花瓶就是她们天天挂点滴用过的盐水瓶，只是上面的纸标签没有了，瓶子通体显得澄净而透明；每一个盐水瓶里插着一朵红玫瑰，一朵朵像盛开的笑脸。
梅医生笑着对大家说：“看，我们给你们送花来了。”这一刹那，鲜艳的玫瑰花和天使们的笑容像一注阳光照进了每个人的心房，她们面前关闭的生命之门像是打开了一道亮闪闪的缝，转念之间，悲哀在她们的心里一下子淡化开去，她们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像任性的孩子，让这些日夜陪伴着她们给她们许多关爱的医生护士如此紧张、着急和无奈，看到医生护士像哄孩子一样来想方设法讨她们的欢心，大家的心头一阵发热，眼泪又充盈在眼眶中，一种感奋而激动的情感在浑身弥漫，于是，她们又一次号啕失声，但是这次，她们哭着哭着又哧哧地笑了起来。当她们抽身回视之时，也忍不住羞赧起来。七朵玫瑰花，在普通人的眼里，是多么平凡，多么不值一提，可在这个肿瘤病房里，在这特定的氛围中，在七位癌症患者的心里，它到底散发着怎样的芳香呢？总之，当她们每个人手里接过一朵玫瑰花的时候，生命的天空一下子就晴朗起来了，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就明媚起来了，今天仍然像生命中的每一天一样，充满活力，充满情趣。
（据《祝您健康》成运芬/文）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
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一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当时他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但他说：“像这样演奏，肯定活不长久。”
杜普雷16岁登台演出就一举成名，接下来四处不停地演奏，用才华征服了全世界。她一直演奏到28岁，直到手指完全失去知觉，患多重硬化症瘫痪在床。她常常怀疑自己除了大提琴一无所有，事实也正是如此。42岁时她死去，在失去爱情甚至亲情的孤独中死去。只有她曾经演奏的大提琴的声音还回荡在这个世界上，那深沉、凝重、有点喑哑的声音，依然在诉说着她那短促而激烈的一生。
看过杜普雷拉大提琴的照片和传记电影里的演奏镜头，很男性的姿势，把大提琴夹在两腿间，两只胳膊和脑袋不停地随情绪而大幅度摆动，像在用弦切割那把大提琴，并不优雅，甚至有些粗笨。自然、率真，百分之百地投入，让人分不清哪是杜普雷哪是大提琴， 甚至分不清在杜普雷和大提琴之间，究竟是谁在演奏谁。
半个世纪前，凡·高也同样急促地演绎完了自己的一生。“只要真诚相爱，生命将是永存的”是凡·高终生希望通过画作表达的思想和意愿。可冷酷而污浊的现实终于使这个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错乱，自此他开始了发病时疯狂、病愈时作画的错乱生活。最后，在瓦兹河畔奥维尔，如今被人们称作“凡·高客栈”的地方，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杜普雷和凡·高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纪，却对爱有着同样的狂热和执著。他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他们并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事情只有一件；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方式只有一种；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也只有一样东西。这件事伴随他们成长、漫游世界、恋爱、漂泊、疲倦、失落、挣扎，最后又和他们一起枯萎。
对杜普雷来说，这件事是演奏大提琴。对凡·高来说，这件事是绘画。所以，技艺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一切可以用来探讨和实验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魂与共，是拼却性命。
“爱是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记得这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
（据《知音女孩》路也/文）
物理老师的爱情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啊／你与我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
清华是个盛产科技精英的地方，却也出了水木年华这样执著歌唱青春与爱情的校园歌者。那天，听到水木年华这首《再见了最爱的人》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的高中物理老师和他的爱情。
我的物理成绩相当烂。烂到高一时，每次考试完回家，我就放声大哭，哭是为了逃避惩罚，但我妈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物理和化学加起来有没有一百分？”我算算，好像有。于是我妈说：“哦，还好。”
成绩烂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物理老师的教学方法也烂。
我的物理老师叫刘海渡，清华大学毕业。我们当时都很不理解，清华毕业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小城当中学老师？难道是在学校里犯错误了？他从第一次站上讲台开始，就像犯了错一样眼睛不敢看我们。他掉过头在黑板上写大片大片的板书，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宁愿满身落满粉笔灰，像个搬运工人，也不肯拿着课本在我们中间转悠一下。他不敢提问，也不敢发火，有时将小小的身躯移动到讲台以外，还能看到两腿轻微地颤抖。
从他任我们班物理老师开始，我们班就从来没有脱掉过倒数第一的帽子。他是我们最欢迎的老师，因为在他的课上我们可以任意说话，任意打闹，对他的窘态视若无睹；我们肆意谈论着他的发型、穿着，询问他的大学生活，他的恋爱史——但他却是令班主任、教导室主任、年级主任最头疼的老师。直到有一天，化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上物理课能不能认真点儿，刘老师不容易。他每天为你们备课，熬夜到五点多才睡的。”
是吗？五点多？那又怎样呢？其实，我们考出那么差的成绩，并不完全怪我们不认真——他是真的不适合当老师。他没有老师的威严，他镇不住场；他表达能力不行，他什么都懂，却怎么也没办法让我们懂；不仅是成绩差的学生更差，连成绩好的学生也越来越差。
我是物理极差的差生代表。他也曾努力想“提拔”一下我的成绩。吃完晚饭等待晚自习的时候，我和他靠在教室外走廊的栏杆上聊天。我，差学生，他，差老师。他说：“你怎么就不能再努力一点儿呢？”我说：“我不喜欢物理。”我问他：“你喜欢教书吗？你明明什么都懂，他们说你是清华毕业的，你为什么来中学教书呢？”他摇摇头，什么都没说。那时夕阳西下，残存的一点儿阳光落到他肩上，他看往远方的眼神那么迷茫。
后来，我听同学们说，他在清华成绩极好，本来是可以保送研究生的。他有个女朋友，成绩也很好，同样考上了研究生。他和他女友家都在湖北的一个小山村里，青梅竹马。本是双喜临门的事情，但偏偏女友考上的是自费研究生，家里根本供不起。于是他让女友读了研。他放弃了保研资格，来家乡的中学当一名老师，然后把每月的工资寄给女友。
据说，他放弃保研的时候，学校老师曾反复劝说过他，他的父母更是激烈反对过。他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大学生，并即将成为村里第一个研究生，那是刘家祖祖辈辈的希望。但最终他还是将保研申请表换成了一纸学位证。成全了他最爱的人。
听说他来学校应聘的时候，年级主任欣喜若狂。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老师。没想到才不到短短一个学期，他成了年级主任最大的心病。他的学校好，让年级主任想辞退又舍不得。
高二会考完后，我选择了文科，不再有物理课。而刘老师依然回去带高一。有次在学校的公告栏前听到两位低年级学生的对话：“我们班的物理又是倒数第一。”“刘老师从来不和我们交流，就一个人在黑板上写，成绩怎能上去？”我知道他们在讨论谁，突然为他感到异常难过。他内心或许有无数的苦闷想向人倾诉，但大家关心的是他的教学成绩，谁会在乎他的爱情呢？
高中毕业后，我有次路过母校，在一家很小的热干面馆里看到了他。他依旧憔悴不堪，穿着几年前第一次登台时穿的破衣服。我想起毕业时他说，等女友研究生毕业了，他就考研，再回清华读书。我走进面馆，喊他：“刘老师，你还会回清华读书吗？”他苦笑了一下：“不知道，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我没有问原因，他也没有继续讲下去。他工作，她却在读书。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都有可能扼杀感情。当他离开清华的时候就该想到，感情就像赌局，不是付出多少，就能收回多少。当他放弃自己的前途去成全爱情的时候，就该预备好承受这个结局。
我总在想，刘海波老师当年放弃保研离开清华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背影。那里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最爱的人。为了他最值得珍惜和眷恋的爱，他就这样离开了清华，回到了故乡的小县城，宁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命运捉弄了他，到最后爱情没有了，他终日埋头在厚厚的教案中挣扎，没有人会记得他当初的牺牲。如果他当年能留在清华安心地做研究，也许现在会是另一番意气风发的样子。
（据小故事网）
病房里一共住着七位女病人，14床到20床，是癌症把彼此陌生的她们聚到同一个屋顶下。参差不齐的年龄，却有着同样深切的人生感受：生命是何其珍贵，生命又何其脆弱。眼看着属于自己的生命会像一颗流星，湮灭在茫茫的夜空中，从那以后，属于你的那颗星将不会在天空闪亮。这种痛苦，无人能解。
16床走了。一个新来的病人又变成了新的16床，可是，不到一个月，新的16床又走了。那天下午，17床看着空空的16床发愣，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白色的枕头，洁净得有些虚无，这普普通通的一张床，此时竟被无边的死寂笼罩着。生命就这样不堪一击吗？
漂亮温柔的梅医生又来给17床抽腹水了，望着从腹腔内抽出的一两千毫升浑浊的腹水，17床扯了扯嘴角说：“这次进来，我是肯定回不去了。过不了一段日子，推到太平间的就是我了。”她很想把话说得轻松一点，幽默一点，可是，忽然间，一股莫大的恐惧和寂寞从心海深处翻涌而上，一种将被这世界彻底抛弃的悲戚之感像海潮般撞击着她的胸膛，又冲开她的喉头，她不禁“哇”的一声号啕起来。
自16床走后，悲戚的情绪、凝重的气氛就开始在空气里发酵，膨胀，并蔓延到病房的每一个角落，她这一哭，一下就把这发酵的悲悯自怜的空气给引爆了，正在让护士打点滴的15床哭起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说：“这水挂了又有何用，最后的结局还不是和16床一样。”18床呜咽起来了，她哭自己比所有的人都悲伤，别人得了癌症，还有丈夫伺候着，可是自己的丈夫已经有两个月没来看她了。她和丈夫一直感情不和，现在病在床上，他连饭也不愿意送，更不必说悉心照料了。一个病房的人全都哭起来了。她们像在为16床而哭，又像在为自己而哭，她们哭出内心郁积太厚的情愫，哭声中，有对命运不公的愤恨，有对这活泼泼人生的眷念，有对步步逼近的死神的恐惧，有对一切即将在眼前消失的茫然无措。
家属们在这一片号啕声中也是悲从中来，他们想着朝夕相伴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有一天也会像16床那样从自己的身边突然消失，想着人生的无常，想着她们患病以来这些日子的艰难，他们也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屋子的人谁都有充足的理由去哭，每个人的哭声都会引发强烈的共鸣。
以前，也有病人因为绝望而痛哭流涕，也有病人家属为失去亲人而号啕失声，也有其他病人为病友离去而黯然落泪，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哭成一片，哭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哭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医生护士们全都过来了，他们把过去对无数肿瘤患者说过的话又拿来说给他们听，可是他们的声音哪里压得住这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悲伤之情。
梅医生和身边的护士耳语了一番转身出去了，几个护士也陆续走出了病房。十几分钟后，一个声音在病房里响起：“不要哭了！”病人和家属都循着声音把头转向门口。病房门口，七位穿着白大衣的女医生、护士正整整齐齐一个挨着一个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那阵势好像是站在舞台一角的演员，正在等待乐声响起而登台表演。她们的手里个个都托着一个花瓶，那花瓶就是她们天天挂点滴用过的盐水瓶，只是上面的纸标签没有了，瓶子通体显得澄净而透明；每一个盐水瓶里插着一朵红玫瑰，一朵朵像盛开的笑脸。
梅医生笑着对大家说：“看，我们给你们送花来了。”这一刹那，鲜艳的玫瑰花和天使们的笑容像一注阳光照进了每个人的心房，她们面前关闭的生命之门像是打开了一道亮闪闪的缝，转念之间，悲哀在她们的心里一下子淡化开去，她们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像任性的孩子，让这些日夜陪伴着她们给她们许多关爱的医生护士如此紧张、着急和无奈，看到医生护士像哄孩子一样来想方设法讨她们的欢心，大家的心头一阵发热，眼泪又充盈在眼眶中，一种感奋而激动的情感在浑身弥漫，于是，她们又一次号啕失声，但是这次，她们哭着哭着又哧哧地笑了起来。当她们抽身回视之时，也忍不住羞赧起来。七朵玫瑰花，在普通人的眼里，是多么平凡，多么不值一提，可在这个肿瘤病房里，在这特定的氛围中，在七位癌症患者的心里，它到底散发着怎样的芳香呢？总之，当她们每个人手里接过一朵玫瑰花的时候，生命的天空一下子就晴朗起来了，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就明媚起来了，今天仍然像生命中的每一天一样，充满活力，充满情趣。
（据《祝您健康》成运芬/文）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
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一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当时他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但他说：“像这样演奏，肯定活不长久。”
杜普雷16岁登台演出就一举成名，接下来四处不停地演奏，用才华征服了全世界。她一直演奏到28岁，直到手指完全失去知觉，患多重硬化症瘫痪在床。她常常怀疑自己除了大提琴一无所有，事实也正是如此。42岁时她死去，在失去爱情甚至亲情的孤独中死去。只有她曾经演奏的大提琴的声音还回荡在这个世界上，那深沉、凝重、有点喑哑的声音，依然在诉说着她那短促而激烈的一生。
看过杜普雷拉大提琴的照片和传记电影里的演奏镜头，很男性的姿势，把大提琴夹在两腿间，两只胳膊和脑袋不停地随情绪而大幅度摆动，像在用弦切割那把大提琴，并不优雅，甚至有些粗笨。自然、率真，百分之百地投入，让人分不清哪是杜普雷哪是大提琴， 甚至分不清在杜普雷和大提琴之间，究竟是谁在演奏谁。
半个世纪前，凡·高也同样急促地演绎完了自己的一生。“只要真诚相爱，生命将是永存的”是凡·高终生希望通过画作表达的思想和意愿。可冷酷而污浊的现实终于使这个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错乱，自此他开始了发病时疯狂、病愈时作画的错乱生活。最后，在瓦兹河畔奥维尔，如今被人们称作“凡·高客栈”的地方，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杜普雷和凡·高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纪，却对爱有着同样的狂热和执著。他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他们并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事情只有一件；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方式只有一种；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也只有一样东西。这件事伴随他们成长、漫游世界、恋爱、漂泊、疲倦、失落、挣扎，最后又和他们一起枯萎。
对杜普雷来说，这件事是演奏大提琴。对凡·高来说，这件事是绘画。所以，技艺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一切可以用来探讨和实验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魂与共，是拼却性命。
“爱是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记得这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
（据《知音女孩》路也/文）
物理老师的爱情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啊／你与我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
清华是个盛产科技精英的地方，却也出了水木年华这样执著歌唱青春与爱情的校园歌者。那天，听到水木年华这首《再见了最爱的人》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的高中物理老师和他的爱情。
我的物理成绩相当烂。烂到高一时，每次考试完回家，我就放声大哭，哭是为了逃避惩罚，但我妈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物理和化学加起来有没有一百分？”我算算，好像有。于是我妈说：“哦，还好。”
成绩烂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物理老师的教学方法也烂。
我的物理老师叫刘海渡，清华大学毕业。我们当时都很不理解，清华毕业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小城当中学老师？难道是在学校里犯错误了？他从第一次站上讲台开始，就像犯了错一样眼睛不敢看我们。他掉过头在黑板上写大片大片的板书，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宁愿满身落满粉笔灰，像个搬运工人，也不肯拿着课本在我们中间转悠一下。他不敢提问，也不敢发火，有时将小小的身躯移动到讲台以外，还能看到两腿轻微地颤抖。
从他任我们班物理老师开始，我们班就从来没有脱掉过倒数第一的帽子。他是我们最欢迎的老师，因为在他的课上我们可以任意说话，任意打闹，对他的窘态视若无睹；我们肆意谈论着他的发型、穿着，询问他的大学生活，他的恋爱史——但他却是令班主任、教导室主任、年级主任最头疼的老师。直到有一天，化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上物理课能不能认真点儿，刘老师不容易。他每天为你们备课，熬夜到五点多才睡的。”
是吗？五点多？那又怎样呢？其实，我们考出那么差的成绩，并不完全怪我们不认真——他是真的不适合当老师。他没有老师的威严，他镇不住场；他表达能力不行，他什么都懂，却怎么也没办法让我们懂；不仅是成绩差的学生更差，连成绩好的学生也越来越差。
我是物理极差的差生代表。他也曾努力想“提拔”一下我的成绩。吃完晚饭等待晚自习的时候，我和他靠在教室外走廊的栏杆上聊天。我，差学生，他，差老师。他说：“你怎么就不能再努力一点儿呢？”我说：“我不喜欢物理。”我问他：“你喜欢教书吗？你明明什么都懂，他们说你是清华毕业的，你为什么来中学教书呢？”他摇摇头，什么都没说。那时夕阳西下，残存的一点儿阳光落到他肩上，他看往远方的眼神那么迷茫。
后来，我听同学们说，他在清华成绩极好，本来是可以保送研究生的。他有个女朋友，成绩也很好，同样考上了研究生。他和他女友家都在湖北的一个小山村里，青梅竹马。本是双喜临门的事情，但偏偏女友考上的是自费研究生，家里根本供不起。于是他让女友读了研。他放弃了保研资格，来家乡的中学当一名老师，然后把每月的工资寄给女友。
据说，他放弃保研的时候，学校老师曾反复劝说过他，他的父母更是激烈反对过。他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大学生，并即将成为村里第一个研究生，那是刘家祖祖辈辈的希望。但最终他还是将保研申请表换成了一纸学位证。成全了他最爱的人。
听说他来学校应聘的时候，年级主任欣喜若狂。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老师。没想到才不到短短一个学期，他成了年级主任最大的心病。他的学校好，让年级主任想辞退又舍不得。
高二会考完后，我选择了文科，不再有物理课。而刘老师依然回去带高一。有次在学校的公告栏前听到两位低年级学生的对话：“我们班的物理又是倒数第一。”“刘老师从来不和我们交流，就一个人在黑板上写，成绩怎能上去？”我知道他们在讨论谁，突然为他感到异常难过。他内心或许有无数的苦闷想向人倾诉，但大家关心的是他的教学成绩，谁会在乎他的爱情呢？
高中毕业后，我有次路过母校，在一家很小的热干面馆里看到了他。他依旧憔悴不堪，穿着几年前第一次登台时穿的破衣服。我想起毕业时他说，等女友研究生毕业了，他就考研，再回清华读书。我走进面馆，喊他：“刘老师，你还会回清华读书吗？”他苦笑了一下：“不知道，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我没有问原因，他也没有继续讲下去。他工作，她却在读书。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都有可能扼杀感情。当他离开清华的时候就该想到，感情就像赌局，不是付出多少，就能收回多少。当他放弃自己的前途去成全爱情的时候，就该预备好承受这个结局。
我总在想，刘海波老师当年放弃保研离开清华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背影。那里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最爱的人。为了他最值得珍惜和眷恋的爱，他就这样离开了清华，回到了故乡的小县城，宁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命运捉弄了他，到最后爱情没有了，他终日埋头在厚厚的教案中挣扎，没有人会记得他当初的牺牲。如果他当年能留在清华安心地做研究，也许现在会是另一番意气风发的样子。
（据小故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