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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雅各《孝经》译本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训诂。理雅各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孝经》翻译序言中，对《孝经》的历代注疏材料作了总结和梳理。在《孝经》正文翻译中，理雅各遵循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参注疏，博引仓雅，使译文颇雅正忠实。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理雅各；《孝经》翻译；典籍翻译；翻译训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2-0092-04
理雅各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典，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非常系统的研究。在翻译《孝经》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四书”和“五经”的翻译。1879年牛津大学比较宗教学家、东方学家麦克思·缪勒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收录了理雅各的《孝经》译本。理雅各在翻译《孝经》的过程中，一直秉承严谨的翻译风格，不只是单纯地翻译经文本身，而是在译文前撰写了内容丰富的序言，阐述他所收集和参考的经学注疏，这与他对正文的翻译和注解相互呼应，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训诂学素养，对翻译的准确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理雅各《孝经》翻译的研究还比较少，陈燕钦、曾春莲等学者主要是将理雅各译本与其他译者的译本作了一定的比较研究。本文从训诂学的角度对理雅各在《孝经》翻译中运用的训诂学方法、原则等进行描述，藉此对其《孝经》译本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与研究。
一、译者序言中的训诂
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政治等内容的传达。他在《中国经典·前言》（The Chinese Classics）中指出：“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了中国圣贤所建立的，作为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正是怀揣着这样的想法，理雅各在《孝经》正文的译文前，作了长篇序言，详细阐述了《孝经》书名的由来、成书年代、作者、版本、注疏等内容。从其序言可以看出，理雅各在翻译之前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论及的文献多达50种，其中提到书目类的文献有5种，包括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颜师古的《汉书注》等，《孝经》注疏类文献多达22种，包括《孝经钩命决》《古文孝经孔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唐玄宗作注、刑呙作疏的《孝经注疏》，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的《古文孝经说》，朱熹的《孝经刊误》，吴澄的《孝经定本》，毛奇龄的《孝经问》，以及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对《孝经》的注解。这些文献资料本身已经构成了_一个比较完整的《孝经》注疏系统。可见理雅各译本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单纯的翻译文本本身，而是已经深入到了整个《孝经》文化。
理雅各所做的这些工作，正是研读中国典籍时应该注重的训诂方面的主要内容。翻译典籍的第一步，是准确理解原文；而要准确理解原文，就离不开训诂。就翻译来说，训诂对于文献阅读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确定字的古义。古代典籍的成书年代久远，语言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多数词的含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古语词义与用法演变尤甚。训诂学的妙用，“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这种变化（哪怕是极细微的变化），从而对古代作品中某一词的含义做出正确无误的解释，不至于用词的今义去误解词的古义。”二是在于说明典章制度、名物、习俗等古代文化状况。训诂不只是帮助我们确定词义，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文化与先民的社会生活面貌。诚如陈绂先生所言：“对于古代宗法、典章制度、文化习俗的注释，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们虽不是为直接解决文字障碍而设，但对于研读和理解原文，同样是有极大帮助的。”理雅各通过大量搜集和研读中国典籍，对《孝经》中的中国古文字和其中反映的古代中国文化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而且他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在序言中详细地论述了他所搜集到的信息资料，十分难能可贵。通过序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雅各对《孝经》这部经典有关各个方面的把握，以及他所理解的经义的思想内容的精确程度。这虽然不是对经文的直接训诂，但却与他正文翻译及注解的内容是相统一的。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做好翻译的有力保障，也是译本读者正确理解译文的必经门户。
二、译文训诂形式多样
理雅各《孝经》翻译具有非常明显的训诂学特征。所谓“训诂”，简单来说，就是对古文字进行解释。唐代小学家孔颖达曾在《毛诗正义》中对训诂作过这样的解释：“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我国历史上的训诂实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解释词义的训诂专书，如《尔雅》《说文解字》等，一种是随文而释的注释书，即解释的内容依附于原文而存在，如《论语注疏》《孝经注疏》等。
理雅各的《孝经》译文从形式上看，具有鲜明的随文训诂的特点，其注解的内容紧随译文，主要采取了两种训诂方式，一是副文本训诂，二是正文内训诂。
1.副文本训诂。所谓副文本训诂，主要是指在译文正文之后添加注释。理雅各在认为需要特别加注解释的地方都不遗余力地作了详细的注解。理雅各译文中共有48处脚注，文后还有一段尾注。正文下面每一页都有注释，注释内容的总篇幅与正文译文篇幅大致相当。其所加注释主要有以下几类：
（1）字义注解。通过对古字的注解，补充和完善了译文内容。例如，第五章士之孝“盖士之孝也”，理雅各在正文中将其译为“This is the filial piety of inferior officers”，为了解释“士”在《孝经》中的意义，他在注释中指出裨治文（Eliiah Coleman Bridgman）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将其译为“scholar”是站在现代的立场而言，而不是站在孔子所处时代的立场（To use the term‘scholar’here is to translat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odern China.and not from that of the time of Confucius），为此他特别引用了《说文》中孔子对“士”的解释“推一合十为士”（Confucius is quoted in the Shuo Wen as making it to be from the characters for one<->andten<+>）。 （2）义理注解。通过借助历代经学对《孝经》中的义理作出解释，《孝经》思想内容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使译文更加准确与深透。例如，第七章讲“孝”为天之经、地之义，为人不可不孝，“天”“地”‘火’为三才。理雅各将“三才”译为“Three Powers”，并在注释中追溯其最早出自《易经》，强调了三者在自然界中地位之伟大（It is first found in two of the Appendixes to the Yi Jing，denoting Heaven，Earth，and Man，as the three great agents or agencies in nature，or the circle ofbeing）。
（3）典故注解。这些注解使典故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信仰和思想渊源得以显示。例如，第九章圣人之治“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理雅各翻译时只把“周公”译为“The Duke of Zhou”，把“后稷”译为“Hou Ji”，显然是不够的。为使读者明白其中的人物关系，理雅各在注释中阐明了后稷为周朝始祖，文王为周朝奠基人，其子即武王（Hou Ji was the ancestor to whom the kings of Zhou traced their lineage。and king Wen was the acknowledged founder of their dynasty in connexion with his son，king Wu）。
（4）祭祀礼法注解。即对中国古代传统祭祀礼法做出适当解释，以助于译入语读者深入了解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例如，卿大夫行孝，须服、言、行皆合法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其中宗庙即卿大夫祭祀祖先的庙宇。理雅各将“宗庙”译为“the ancestral temples”，并在注释中间接引用了《礼记》对宗庙礼法的规定：“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Every great officer hd three temples or shrines），强调了宗庙与权力的相互依存关系（While these remained，the family remained，and its honors were perpetuated）。
（5）典章制度注解。古之刑法制度久已不用，对其进行适当注解，十分必要。例如，五刑章中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理雅各将其译为“There are three thousand offences against which the five punishments are directed，and there is not one of them greater than being unfilial”，读者不禁会问五刑究竟有哪些，如何为三千，为何都不及不孝之罪。这里理雅各建议读者查阅他对《书经》的翻译，其中对刑罚制度有详尽的描述。读者查阅便知理雅各在《书经》中的注解也是非常充实的。
由此可见，理雅各对经文义理的阐释一直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他只是翻译经文内容，而不加任何注释，或者只加简单的注释，那么这样的译文所能传达的信息就会缩减很多，读者对《孝经》中的思想和文化就很难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关于这一点，理雅各自己曾经作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我整个的《中国经典》翻译和注解工作作一个完整的评价。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有九十九个会对这些冗长的评论性的注释毫不在意；但是，也许会有第一百个读者，他认为这些所谓冗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即便只是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实践证明，理雅各的这些注解是非常有用的，正是这些冗长的注释奠定了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上的地位。这可以从理雅各的中国助手王韬的评价中很明显地看出：“在所有的西方学者中，理雅各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学识和学术成就却无人可比。他的译文详尽、易懂、准确，西方学者认为是极具权威性的。”
2.正文内训诂。从正文内训诂来看，理雅各坚持“忠实”的翻译原则。他在《中国经典》前言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即把“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其次才是译文的优美雅致（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rather than grace of composition）。理雅各在一些他认为不需要特别加注，而在译文中就可以直接表现原文思想的地方，采取了在译文内作注的方法，并尽可能地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一致，以尽可能地还原《孝经》中体现的文化原貌。
正文内的训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译者根据经学训诂，直接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语进行翻译。例如，“曾子避席”中的“席”是指用草或苇子编成的成片的东西，古人或坐或卧时用来铺垫的工具。《说文》日：“席，藉也。礼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增韵》中有“藁秸日荐，莞蒲日席”。理雅各将其译为“Zeng rose from his mat”，将“席”对译为英文中的“mat”，意为地毯、垫子，这与中国古代的“席”并不完全一致，但尚能反映当时的生活原貌。
另一种是译者通过查阅经学注疏发现某个原文中的词语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对应词，于是就在翻译时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例如，诸侯行孝，“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唐玄宗注云：“列国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其中“社则土神也”“稷五谷之长”，“社稷”为土神和谷神的合称。而英语中并无与“社稷”完全对应的表达，于是理雅各就采取了解释性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the altars of their land and grain”，意为土地和谷物的祭坛，将社稷代表的意义具体地表达了出来，颇为传神。
但译者在一些地方的训诂做得也并不够准确。比如，圣治章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中“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即明堂是天子朝会诸侯、发布政令及祭祀先王的地方，是为显明天子尊威而设。但理雅各按字面将其直译为“theBrilliant Hall”，并且没有加以解释，显然是浅陋的。 三、译文训诂内容博采众家
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重意义解释的准确和全面。他自己事先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是在具体参考时，却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在充分了解前人注疏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正如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所说的那样：“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理雅各《孝经》训诂的特点：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这句话出自“开宗明义章第一”，是孔子意欲向曾子解释“孝”之大义，而先以问话的形式，启发曾子，引起他的思考以便进一步将“孝”的大义阐释出来，垂范后世。唐玄宗将这句话注为：“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圣德之主能顺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则上下臣人和睦无怨。”刑芮又对唐玄宗的注作了疏解：“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离于孝。殷仲文曰：‘穷理之至，以一管众为要。’”对于“至德要道”的翻译，理雅各直接在文中作了解释，译为“a perfect virtue and all-embracing rule of conduct”，意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和无所不包的行为准则”，基本符合原文意思。
对于整个句子的意义，理雅各专门作了注解，特别强调了先王以孝治天下的意义内涵。他在注解中列出了之前的译者裨治文和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的译文，并指出了他们翻译的不足之处，认为“韩国英的译文更贴近原文意思，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以顺天下’的意思，这一点唐玄宗早已做了充分的注解。”（P.Cibot comes the nearer to the meaning of the text.but he has neglected the characters corresponding to'through which they were in accord with all under heaven，’that are expounded clearly enough byHstian 3ung）除此之外，他还特意用《中庸》里的句子进一步说明这句话的意思，认为“这位圣人曾在《中庸》中简要表达了这个观点，他曾说先王‘以人治人’。”（The sentiment of the sage is，as he has tersely expressed it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ch.13），that the ancient kings’governed men，according to their，nature。with what is proper to them.）很显然，理雅各在翻译时，注重博采旁涉，对字词的把握，对句子意思的理解，都是基于其对大量经学注疏所做的考证，所以一般都比较客观公允。
当然，理雅各虽然做了大量的训诂工作，但毕竟中西方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有些地方不免存在一些理解偏差，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而实际上，正是因为理雅各对训诂做得非常认真，对其参考的注疏以及自己的理解大都作了详细的解释，这才为分析研究其翻译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通过其训诂找到译文与原文意义有偏差的原因，这对于未来的《孝经》翻译以及《孝经》翻译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理雅各的《孝经》翻译体现了训诂的方法和原则。其在序言中对《孝经》相关文献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在正文翻译中，采取副文本训诂和正文内训诂两种方式对《孝经》内容做了详细的阐释，较好地传达了中国儒学传统。由此来看，对于典籍翻译而言，做好训诂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量搜集相关文献资料，认真研读和理解原文，才能真正理解经学义理，洞察圣贤智慧，才能在翻译时做到准确、全面、深入，使读者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真正起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间理解和沟通的作用。
[关键词]理雅各；《孝经》翻译；典籍翻译；翻译训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2-0092-04
理雅各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典，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非常系统的研究。在翻译《孝经》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四书”和“五经”的翻译。1879年牛津大学比较宗教学家、东方学家麦克思·缪勒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收录了理雅各的《孝经》译本。理雅各在翻译《孝经》的过程中，一直秉承严谨的翻译风格，不只是单纯地翻译经文本身，而是在译文前撰写了内容丰富的序言，阐述他所收集和参考的经学注疏，这与他对正文的翻译和注解相互呼应，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训诂学素养，对翻译的准确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理雅各《孝经》翻译的研究还比较少，陈燕钦、曾春莲等学者主要是将理雅各译本与其他译者的译本作了一定的比较研究。本文从训诂学的角度对理雅各在《孝经》翻译中运用的训诂学方法、原则等进行描述，藉此对其《孝经》译本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与研究。
一、译者序言中的训诂
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政治等内容的传达。他在《中国经典·前言》（The Chinese Classics）中指出：“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了中国圣贤所建立的，作为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正是怀揣着这样的想法，理雅各在《孝经》正文的译文前，作了长篇序言，详细阐述了《孝经》书名的由来、成书年代、作者、版本、注疏等内容。从其序言可以看出，理雅各在翻译之前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论及的文献多达50种，其中提到书目类的文献有5种，包括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颜师古的《汉书注》等，《孝经》注疏类文献多达22种，包括《孝经钩命决》《古文孝经孔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唐玄宗作注、刑呙作疏的《孝经注疏》，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的《古文孝经说》，朱熹的《孝经刊误》，吴澄的《孝经定本》，毛奇龄的《孝经问》，以及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对《孝经》的注解。这些文献资料本身已经构成了_一个比较完整的《孝经》注疏系统。可见理雅各译本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单纯的翻译文本本身，而是已经深入到了整个《孝经》文化。
理雅各所做的这些工作，正是研读中国典籍时应该注重的训诂方面的主要内容。翻译典籍的第一步，是准确理解原文；而要准确理解原文，就离不开训诂。就翻译来说，训诂对于文献阅读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确定字的古义。古代典籍的成书年代久远，语言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多数词的含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古语词义与用法演变尤甚。训诂学的妙用，“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这种变化（哪怕是极细微的变化），从而对古代作品中某一词的含义做出正确无误的解释，不至于用词的今义去误解词的古义。”二是在于说明典章制度、名物、习俗等古代文化状况。训诂不只是帮助我们确定词义，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文化与先民的社会生活面貌。诚如陈绂先生所言：“对于古代宗法、典章制度、文化习俗的注释，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们虽不是为直接解决文字障碍而设，但对于研读和理解原文，同样是有极大帮助的。”理雅各通过大量搜集和研读中国典籍，对《孝经》中的中国古文字和其中反映的古代中国文化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而且他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在序言中详细地论述了他所搜集到的信息资料，十分难能可贵。通过序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雅各对《孝经》这部经典有关各个方面的把握，以及他所理解的经义的思想内容的精确程度。这虽然不是对经文的直接训诂，但却与他正文翻译及注解的内容是相统一的。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做好翻译的有力保障，也是译本读者正确理解译文的必经门户。
二、译文训诂形式多样
理雅各《孝经》翻译具有非常明显的训诂学特征。所谓“训诂”，简单来说，就是对古文字进行解释。唐代小学家孔颖达曾在《毛诗正义》中对训诂作过这样的解释：“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我国历史上的训诂实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解释词义的训诂专书，如《尔雅》《说文解字》等，一种是随文而释的注释书，即解释的内容依附于原文而存在，如《论语注疏》《孝经注疏》等。
理雅各的《孝经》译文从形式上看，具有鲜明的随文训诂的特点，其注解的内容紧随译文，主要采取了两种训诂方式，一是副文本训诂，二是正文内训诂。
1.副文本训诂。所谓副文本训诂，主要是指在译文正文之后添加注释。理雅各在认为需要特别加注解释的地方都不遗余力地作了详细的注解。理雅各译文中共有48处脚注，文后还有一段尾注。正文下面每一页都有注释，注释内容的总篇幅与正文译文篇幅大致相当。其所加注释主要有以下几类：
（1）字义注解。通过对古字的注解，补充和完善了译文内容。例如，第五章士之孝“盖士之孝也”，理雅各在正文中将其译为“This is the filial piety of inferior officers”，为了解释“士”在《孝经》中的意义，他在注释中指出裨治文（Eliiah Coleman Bridgman）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将其译为“scholar”是站在现代的立场而言，而不是站在孔子所处时代的立场（To use the term‘scholar’here is to translat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odern China.and not from that of the time of Confucius），为此他特别引用了《说文》中孔子对“士”的解释“推一合十为士”（Confucius is quoted in the Shuo Wen as making it to be from the characters for one<->andten<+>）。 （2）义理注解。通过借助历代经学对《孝经》中的义理作出解释，《孝经》思想内容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使译文更加准确与深透。例如，第七章讲“孝”为天之经、地之义，为人不可不孝，“天”“地”‘火’为三才。理雅各将“三才”译为“Three Powers”，并在注释中追溯其最早出自《易经》，强调了三者在自然界中地位之伟大（It is first found in two of the Appendixes to the Yi Jing，denoting Heaven，Earth，and Man，as the three great agents or agencies in nature，or the circle ofbeing）。
（3）典故注解。这些注解使典故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信仰和思想渊源得以显示。例如，第九章圣人之治“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理雅各翻译时只把“周公”译为“The Duke of Zhou”，把“后稷”译为“Hou Ji”，显然是不够的。为使读者明白其中的人物关系，理雅各在注释中阐明了后稷为周朝始祖，文王为周朝奠基人，其子即武王（Hou Ji was the ancestor to whom the kings of Zhou traced their lineage。and king Wen was the acknowledged founder of their dynasty in connexion with his son，king Wu）。
（4）祭祀礼法注解。即对中国古代传统祭祀礼法做出适当解释，以助于译入语读者深入了解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例如，卿大夫行孝，须服、言、行皆合法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其中宗庙即卿大夫祭祀祖先的庙宇。理雅各将“宗庙”译为“the ancestral temples”，并在注释中间接引用了《礼记》对宗庙礼法的规定：“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Every great officer hd three temples or shrines），强调了宗庙与权力的相互依存关系（While these remained，the family remained，and its honors were perpetuated）。
（5）典章制度注解。古之刑法制度久已不用，对其进行适当注解，十分必要。例如，五刑章中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理雅各将其译为“There are three thousand offences against which the five punishments are directed，and there is not one of them greater than being unfilial”，读者不禁会问五刑究竟有哪些，如何为三千，为何都不及不孝之罪。这里理雅各建议读者查阅他对《书经》的翻译，其中对刑罚制度有详尽的描述。读者查阅便知理雅各在《书经》中的注解也是非常充实的。
由此可见，理雅各对经文义理的阐释一直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他只是翻译经文内容，而不加任何注释，或者只加简单的注释，那么这样的译文所能传达的信息就会缩减很多，读者对《孝经》中的思想和文化就很难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关于这一点，理雅各自己曾经作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我整个的《中国经典》翻译和注解工作作一个完整的评价。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有九十九个会对这些冗长的评论性的注释毫不在意；但是，也许会有第一百个读者，他认为这些所谓冗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即便只是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实践证明，理雅各的这些注解是非常有用的，正是这些冗长的注释奠定了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上的地位。这可以从理雅各的中国助手王韬的评价中很明显地看出：“在所有的西方学者中，理雅各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学识和学术成就却无人可比。他的译文详尽、易懂、准确，西方学者认为是极具权威性的。”
2.正文内训诂。从正文内训诂来看，理雅各坚持“忠实”的翻译原则。他在《中国经典》前言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即把“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其次才是译文的优美雅致（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rather than grace of composition）。理雅各在一些他认为不需要特别加注，而在译文中就可以直接表现原文思想的地方，采取了在译文内作注的方法，并尽可能地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一致，以尽可能地还原《孝经》中体现的文化原貌。
正文内的训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译者根据经学训诂，直接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语进行翻译。例如，“曾子避席”中的“席”是指用草或苇子编成的成片的东西，古人或坐或卧时用来铺垫的工具。《说文》日：“席，藉也。礼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增韵》中有“藁秸日荐，莞蒲日席”。理雅各将其译为“Zeng rose from his mat”，将“席”对译为英文中的“mat”，意为地毯、垫子，这与中国古代的“席”并不完全一致，但尚能反映当时的生活原貌。
另一种是译者通过查阅经学注疏发现某个原文中的词语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对应词，于是就在翻译时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例如，诸侯行孝，“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唐玄宗注云：“列国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其中“社则土神也”“稷五谷之长”，“社稷”为土神和谷神的合称。而英语中并无与“社稷”完全对应的表达，于是理雅各就采取了解释性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the altars of their land and grain”，意为土地和谷物的祭坛，将社稷代表的意义具体地表达了出来，颇为传神。
但译者在一些地方的训诂做得也并不够准确。比如，圣治章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中“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即明堂是天子朝会诸侯、发布政令及祭祀先王的地方，是为显明天子尊威而设。但理雅各按字面将其直译为“theBrilliant Hall”，并且没有加以解释，显然是浅陋的。 三、译文训诂内容博采众家
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重意义解释的准确和全面。他自己事先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是在具体参考时，却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在充分了解前人注疏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正如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所说的那样：“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理雅各《孝经》训诂的特点：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这句话出自“开宗明义章第一”，是孔子意欲向曾子解释“孝”之大义，而先以问话的形式，启发曾子，引起他的思考以便进一步将“孝”的大义阐释出来，垂范后世。唐玄宗将这句话注为：“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圣德之主能顺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则上下臣人和睦无怨。”刑芮又对唐玄宗的注作了疏解：“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离于孝。殷仲文曰：‘穷理之至，以一管众为要。’”对于“至德要道”的翻译，理雅各直接在文中作了解释，译为“a perfect virtue and all-embracing rule of conduct”，意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和无所不包的行为准则”，基本符合原文意思。
对于整个句子的意义，理雅各专门作了注解，特别强调了先王以孝治天下的意义内涵。他在注解中列出了之前的译者裨治文和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的译文，并指出了他们翻译的不足之处，认为“韩国英的译文更贴近原文意思，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以顺天下’的意思，这一点唐玄宗早已做了充分的注解。”（P.Cibot comes the nearer to the meaning of the text.but he has neglected the characters corresponding to'through which they were in accord with all under heaven，’that are expounded clearly enough byHstian 3ung）除此之外，他还特意用《中庸》里的句子进一步说明这句话的意思，认为“这位圣人曾在《中庸》中简要表达了这个观点，他曾说先王‘以人治人’。”（The sentiment of the sage is，as he has tersely expressed it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ch.13），that the ancient kings’governed men，according to their，nature。with what is proper to them.）很显然，理雅各在翻译时，注重博采旁涉，对字词的把握，对句子意思的理解，都是基于其对大量经学注疏所做的考证，所以一般都比较客观公允。
当然，理雅各虽然做了大量的训诂工作，但毕竟中西方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有些地方不免存在一些理解偏差，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而实际上，正是因为理雅各对训诂做得非常认真，对其参考的注疏以及自己的理解大都作了详细的解释，这才为分析研究其翻译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通过其训诂找到译文与原文意义有偏差的原因，这对于未来的《孝经》翻译以及《孝经》翻译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理雅各的《孝经》翻译体现了训诂的方法和原则。其在序言中对《孝经》相关文献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在正文翻译中，采取副文本训诂和正文内训诂两种方式对《孝经》内容做了详细的阐释，较好地传达了中国儒学传统。由此来看，对于典籍翻译而言，做好训诂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量搜集相关文献资料，认真研读和理解原文，才能真正理解经学义理，洞察圣贤智慧，才能在翻译时做到准确、全面、深入，使读者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真正起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间理解和沟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