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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一五”时期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对“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及政策取向发表了几点看法，本刊分两期刊发，供参考。
一、“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
（一）从周期变化看“十一五”经济增长趋势
始于1978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带动了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的为期50年左右的经济长波。这个长波已经运行了20多年，估计到2020年前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结束，之后进入增速明显放慢的新一轮长波。
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9.4％，这实际上是这期间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但因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基数”不断提高，在技术进步还没有带来明显的“效益递增”前提下，生产要素的增长能力出现“逐渐衰减”迹象，实际的经济增长会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即每隔1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渐减速特征。年均速度每隔10年降低0.7—0.8个百分点。按此趋势，未来10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速度预计在7.8％左右。头5年略高一些，为8％左右；后5年略低一些，为7.5％左右。
从经济运行稳定性看，1978—2004年的经济增长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7—10％之间，有13年，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这一部分波动较小，稳健性能较好，属于均衡增长；另一部分在7％以下和10％以上，也有13年，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6％，这一部分波动较大，稳健性能较差，属于非均衡增长。
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在增长方式转变、体制和发展模式转型等深层次问题未能根本解决以前，“平稳较快”的增长区间在7—10％之间，既不能超过10％，又不能低于7％。超过10％，会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经济和社会系统都难以承受，并且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起”后的“大落”，要付出巨大的大调整代价。低于7％，虽然经济和社会系统比较稳，宏观调控面临较低的风险，但是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会有大量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这无疑会降低经济效率，不能实现宏观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不应当作为追求最优增长的五年规划的目标。
（二）“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目标和区间
从指标看，“十一五”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5‰以内，GDP年均增长8％左右，第一、二、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4％、10％、11％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3％左右，外贸每年平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他各项指标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
“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将以波浪方式实现，实际经济增长将围绕均衡水平（8％）上下波动，选择7—9％这个区间比较合适，季度区间控制在6—10％以内比较可行。
（三）“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特征
“十一五”以“均衡”为特征的平稳较快增长，具有稳健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个基本特征。稳健性表现为动态上的平稳，虽然各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起伏波动，但不存在大起大落的强周期波动。协调性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发展比较协调、和谐，互相之间虽然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保持在相对平等范围内，都有机会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可持续性表现为一种在时间意义上的均匀趋势，既不出现过度繁荣，又不出现衰退或萧条，不存在某一时点对另一时点的“增长透支”，平稳较快增长的周期时间拉长。
（四）“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1．城镇化进程加快
发达国家的经济史表明，城镇化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S”型轨迹。城镇化率在30％以下和60％以上时，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在30—60％之间出现加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表现出阶段性变化，1995年以前为30％以下的缓慢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1％提高到1995年的29.04％，17年中平均每年提高0.66个百分点。1996年开始，城镇化进入加速期，2003年的城镇化率为40.53％，8年中平均每年提高1.43个百分点。这个城镇化加速期将会一直延续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前，“十一五”仍然处在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时期。
2．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在1995年前比较缓慢，恩格尔系数17年年平均下降7.4个百分点；1996年降到50以下后，进入快速变化期，最近8年共减少20个点，年平均减少1.63个百分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时差约为5年，农村落后于城镇。但进入21世纪后，农村恩格尔系数进入快速下降期，1999年前的21年平均每年下降0.72个百分点，2000年后的4年每年平均下降1.75个百分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加快带来服务消费水平提高，“十一五”时期恩格尔系数仍将继续下降，这无疑会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促使国民总消费需求持续不断扩大。由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社会总消费能力提高，将成为“十一五”时期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
3．劳动力供给的“内涵扩张度”提高
从1978 年到2003年，全社会总就业量从40152万人增加到74432万人，25年总共净增加34280万人，年均增加2016万人，每年增长3.41％。分阶段看，全社会就业人员增长出现“减速趋势”。1995年前的17年年均增长速度为4.1％，自1996年开始的8年中，年均增长速度降到1.17％。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从1995年以前年均9.5％以上降到1996年以后年均8.6％的重要原因。
从全社会看，劳动力供给总量虽没增加，但因就业的城乡结构改变而提高了就业效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出现劳动力供给“内涵扩充度提高”替代“外延扩充度下降”所产生的“增长效应”。
（五）在“平稳较快”中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十一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任务，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农业稳国、工业强国、服务富国”战略；在稳定农业增长的基础上，提升工业发展规模水平和质量水平，特别是要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业的发展，提高国家工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要在充实、加强传统服务业基础上，加快发展包括科技信息、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金融保险、社会中介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分工和专业化，实现工业精细化、品牌化发展，扭转“发展就是铺摊子”的倾向，改变低水平重复的工业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强化深加工，提高工业附加值形成能力和质量水平；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研发、设计、工艺和网络化发展，大力开发出科技含量高、能源资源消耗少、环境成本低的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建立以质量促发展的工业增长机制。三是要改进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建立一个自由选择、竞争和多元化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要从物质激励、福利改善、精神嘉奖等方面，鼓励各类人才的自主技术开发和自由的创业、创新活动。四是要发展循环－节约型经济，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要缓解能源、资源瓶颈矛盾，建立高效节约型的社会；要在全社会树立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建立自觉追求资源循环节约的机制，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促进废弃物循环使用，在生产和消费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要改进资源型产品的设计、制造工艺和流通方式，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在新上项目和工业园区建设中，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循环利用，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促进循环经济的推广和升级。五是要改善政府对国民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方式，增强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分析、预见和驾驭能力，提高预调、微调效果，在熨平经济周期中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大起大落，努力减少经济波动的代价。六是要深化微观主体机制、宏观调控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要转变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盲目建设行为，改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格局；要加快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努力减少区际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一、“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
（一）从周期变化看“十一五”经济增长趋势
始于1978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带动了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的为期50年左右的经济长波。这个长波已经运行了20多年，估计到2020年前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结束，之后进入增速明显放慢的新一轮长波。
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9.4％，这实际上是这期间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但因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基数”不断提高，在技术进步还没有带来明显的“效益递增”前提下，生产要素的增长能力出现“逐渐衰减”迹象，实际的经济增长会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即每隔1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渐减速特征。年均速度每隔10年降低0.7—0.8个百分点。按此趋势，未来10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速度预计在7.8％左右。头5年略高一些，为8％左右；后5年略低一些，为7.5％左右。
从经济运行稳定性看，1978—2004年的经济增长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7—10％之间，有13年，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这一部分波动较小，稳健性能较好，属于均衡增长；另一部分在7％以下和10％以上，也有13年，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6％，这一部分波动较大，稳健性能较差，属于非均衡增长。
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在增长方式转变、体制和发展模式转型等深层次问题未能根本解决以前，“平稳较快”的增长区间在7—10％之间，既不能超过10％，又不能低于7％。超过10％，会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经济和社会系统都难以承受，并且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起”后的“大落”，要付出巨大的大调整代价。低于7％，虽然经济和社会系统比较稳，宏观调控面临较低的风险，但是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会有大量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这无疑会降低经济效率，不能实现宏观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不应当作为追求最优增长的五年规划的目标。
（二）“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目标和区间
从指标看，“十一五”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5‰以内，GDP年均增长8％左右，第一、二、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4％、10％、11％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3％左右，外贸每年平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他各项指标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
“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将以波浪方式实现，实际经济增长将围绕均衡水平（8％）上下波动，选择7—9％这个区间比较合适，季度区间控制在6—10％以内比较可行。
（三）“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特征
“十一五”以“均衡”为特征的平稳较快增长，具有稳健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个基本特征。稳健性表现为动态上的平稳，虽然各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起伏波动，但不存在大起大落的强周期波动。协调性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发展比较协调、和谐，互相之间虽然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保持在相对平等范围内，都有机会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可持续性表现为一种在时间意义上的均匀趋势，既不出现过度繁荣，又不出现衰退或萧条，不存在某一时点对另一时点的“增长透支”，平稳较快增长的周期时间拉长。
（四）“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1．城镇化进程加快
发达国家的经济史表明，城镇化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S”型轨迹。城镇化率在30％以下和60％以上时，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在30—60％之间出现加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表现出阶段性变化，1995年以前为30％以下的缓慢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1％提高到1995年的29.04％，17年中平均每年提高0.66个百分点。1996年开始，城镇化进入加速期，2003年的城镇化率为40.53％，8年中平均每年提高1.43个百分点。这个城镇化加速期将会一直延续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前，“十一五”仍然处在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时期。
2．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在1995年前比较缓慢，恩格尔系数17年年平均下降7.4个百分点；1996年降到50以下后，进入快速变化期，最近8年共减少20个点，年平均减少1.63个百分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时差约为5年，农村落后于城镇。但进入21世纪后，农村恩格尔系数进入快速下降期，1999年前的21年平均每年下降0.72个百分点，2000年后的4年每年平均下降1.75个百分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加快带来服务消费水平提高，“十一五”时期恩格尔系数仍将继续下降，这无疑会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促使国民总消费需求持续不断扩大。由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社会总消费能力提高，将成为“十一五”时期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
3．劳动力供给的“内涵扩张度”提高
从1978 年到2003年，全社会总就业量从40152万人增加到74432万人，25年总共净增加34280万人，年均增加2016万人，每年增长3.41％。分阶段看，全社会就业人员增长出现“减速趋势”。1995年前的17年年均增长速度为4.1％，自1996年开始的8年中，年均增长速度降到1.17％。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从1995年以前年均9.5％以上降到1996年以后年均8.6％的重要原因。
从全社会看，劳动力供给总量虽没增加，但因就业的城乡结构改变而提高了就业效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出现劳动力供给“内涵扩充度提高”替代“外延扩充度下降”所产生的“增长效应”。
（五）在“平稳较快”中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十一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任务，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农业稳国、工业强国、服务富国”战略；在稳定农业增长的基础上，提升工业发展规模水平和质量水平，特别是要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业的发展，提高国家工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要在充实、加强传统服务业基础上，加快发展包括科技信息、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金融保险、社会中介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分工和专业化，实现工业精细化、品牌化发展，扭转“发展就是铺摊子”的倾向，改变低水平重复的工业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强化深加工，提高工业附加值形成能力和质量水平；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研发、设计、工艺和网络化发展，大力开发出科技含量高、能源资源消耗少、环境成本低的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建立以质量促发展的工业增长机制。三是要改进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建立一个自由选择、竞争和多元化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要从物质激励、福利改善、精神嘉奖等方面，鼓励各类人才的自主技术开发和自由的创业、创新活动。四是要发展循环－节约型经济，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要缓解能源、资源瓶颈矛盾，建立高效节约型的社会；要在全社会树立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建立自觉追求资源循环节约的机制，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促进废弃物循环使用，在生产和消费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要改进资源型产品的设计、制造工艺和流通方式，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在新上项目和工业园区建设中，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循环利用，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促进循环经济的推广和升级。五是要改善政府对国民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方式，增强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分析、预见和驾驭能力，提高预调、微调效果，在熨平经济周期中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大起大落，努力减少经济波动的代价。六是要深化微观主体机制、宏观调控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要转变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盲目建设行为，改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格局；要加快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努力减少区际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