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启蒙运动”特指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群思想者，他们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精神与要义、知识分子的气质与行动自18世纪传承、从欧洲蔓延，令启蒙运动成了泛指，知识分子则是致力于启蒙的人群的标签。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的启蒙运动，与以往的启蒙运动一样，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当然受到了国外的思想和势力的影响；同时，它也打上了互联网时代的烙印。
　　知识分子就是致力于启蒙的人
　　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概念，几乎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对于其具体所指，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从字面意思理解，知识分子是指有知识的人，但一般不被看作知识分子的工人、农民也有知识—例如关于生产的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粗浅理解是学历较高的人—隐含的意思是知识较多的人。在学历不再稀缺甚至泛滥的时代，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准确的，它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外延范围过大，知识分子泯然众人，失去了特殊性。
　　因此，准确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们需要超越其字面意思。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做一个简短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是对intellectual（本义是理智的）的翻译。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齐格蒙·鲍曼考证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诞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它的前身是18世纪的les philosophe（法语，指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群体），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群体具有相同的精神气质。这个群体后来用知识分子而不是哲学家群体命名自己，原因只是哲学变成了专门学科，不再具有崇高的地位。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气质源于启蒙时代。鲍曼并没有直接点明知识分子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但在他对知识分子特征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启蒙运动的气息，例如，他们坚持“人的理性是最高的权威”，这与启蒙运动的口号“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意义相近。
　　我们再回到知识分子的字面意思。在很多人看来，人们都有理智与知识，因此，有没有理智、有没有知识不能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所以知识分子的字面意思是不清晰的。但是，在启蒙运动的先行者看来，多数人（其中不乏受过教育者）是缺乏理智的（可能更准确的说法是不运用理智）；在将intellectual翻译为知识分子的人看来，多数人是没有知识的，因此，他们自称为知识分子，与没有理智、没有知识的人相对应。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就足以说明其内涵。有理智、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要对没有理智、没有知识的一般人进行启蒙。
　　经过这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可以确定，知识分子就是致力于启蒙的人。启蒙是教育他人，但它不同于教师的教育：教师是应自己学生的要求向他们传播知识；而知识分子是向不特定的人群传播理智与知识，他们这样做，不是应被传播者的要求，而是为了用“先进”的理念改造“落后”的思想。
　　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果真是先进的吗？
　　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启蒙的要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指不经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理智的状态。康德提出，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到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似乎本身就是一种由“愚昧”到“理性”、由“落后”到“先进”的进步。
　　康德列举了三种不成熟状态：靠一本书帮助理解，用一位牧师代替良心，由一位医生规定食谱。康德认为这些都是不动脑筋的表现。这似乎足以说明启蒙的意义。但是，仿照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说，启蒙无非是增加了一种不动脑筋的情况：依靠启蒙者或者说知识分子运用理智。这后一种情况与前三种情况相比，并无实质的区别。
　　人都是理性的，只要可以选择，他们都会动脑筋。有人依靠书籍、牧师、医生，可能正是他们运用理智自行选择的结果。说到底，启蒙运动的真正要义不是教人运用理性，而是教人运用何种理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推动启蒙运动的目的是重塑意识形态—他们声称其他意识形态是不理性的。
　　启蒙运动在消解信仰的同时，确立了对个人理性的迷信。其实个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在运用理智的旗帜下，知识分子确立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社会；个人利益至上，轻视公共利益。这种意识形态将个人从集体的束缚和保护中解脱出来，从而为自由竞争创造了思想基础，暗合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潮流。
　　在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将何种理性的问题包装为是否理性的问题，这是自大与欺骗。
　　中国知识分子与启蒙运动的源流
　　在对启蒙运动（不是特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简要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当前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传统中国当然不存在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群。中国古代的“士”似乎与知识分子相似，虽然士也接受过教育，但他们与知识分子不是同样的人，正如公务员不都是知识分子。
　　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既受到国内的经济基础、思想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全球思想潮流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受到了限制，他们自己成了教育的对象，哪有能力启蒙他人？
　　在这个时期，启蒙运动不彰，知识分子因之式微。但知识分子仍然有机会保存其力量与气质，这使他们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发起声势不小的启蒙运动，宣扬个人主义和市场的意识形态。某些知识分子在市场化阶段将启蒙运动进行得更加深入，自由主义是他们的主要武器。自由主义骨子里是个人主义，但披上自由的外衣，它的流行更为顺畅。现在，自由主义的观念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俨然成为主流。
　　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变成了媒体与网络（报纸、杂志、电视、博客、微博，等等）。
　　当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学校，知识分子以教师为主，学生是启蒙的主要受众。而当媒体与网络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一般的读者、观众、网民都有可能成为启蒙的受众，其中很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学者、记者、编辑、演员、主持人、车手等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这极大地扩大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如果说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针对不能运用理智的人群，那么，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是针对被“洗脑”的人群，它或许可以“将被洗过的脑子再洗一次”作为口号。
　　爱与诚的危机
　　知识分子和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复兴，原因是它们之前受到的限制大大减弱了：对外开放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中国传统思想，个人主义受到的思想束缚大大减弱；经济改革使资本和市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有其独有的特色，鲁迅批评中国人缺乏爱和诚的问题，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的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但这种“大爱”却似乎在新一轮的启蒙大潮中式微。
　　中国知识分子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在洋枪洋炮的威慑下，他们中一些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西方有极大的崇拜，而对中国缺乏热爱。这些人不能认识到，西方比中国强大，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发现了新大陆，最先掀起了几次工业革命，并且通过全球殖民化解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瓶颈的冲突。于是，许多人相信，中国的虚弱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落后、中国的制度落后。他们进而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合理，而中国的一切都有问题。
　　当这部分知识分子将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进行比较，他们总结出了西方思想与制度的要素：性恶论、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他们以为这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于是，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样的思想与制度是先进的。因此，他们的启蒙运动—或隐或显地对个人主义的宣扬—首先不是基于对中国现实情况的考察，而是基于对西方的崇拜。
　　网络成为启蒙运动的主阵地，让更多的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受众。扩容进来的知识分子往往理论水平有限，而更多受众也意味着平均理解水平下降，于是，讲道理不再是启蒙的有效方式，摆事实的作用更大。为了让摆出来的事实令人印象深刻，添油加醋有时不可缺少，各种造谣更时有发生。
　　在互联网时代，众多的网络所称的“美分党”、“带路党”与“五毛党”、“自干五”激烈辩论，这是互联网时代启蒙运动的新特点，也影响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行为。
　　传统知识分子惯于使用高深的话语，使自己的言论看起来合情合理。而互联网时代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不再刻意塑造合情合理的样子，有一些人甚至变为造谣者。微博上谣言满天飞，一些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
　　那些造谣的知识分子并不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造谣成本低、速度快，而辟谣成本高，而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谣言被澄清的过程中，它已经发挥了效力：削弱了人们对社会的信任，增加了他们对体制的反感。
　　“谣言倒逼真相”在个别情况下也许成立，但是，当知识分子直接使用这一利器时，他们的虚弱也就暴露无遗了。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驳各种谣言，知识分子群体的诚信形象也因此遭遇了不小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