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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革新与传统的交锋
一百年前，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席卷了中国，从政治上、思想上解放了大部分国人。随之而来的先进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现代城市排水系统、以西医为基础的现代医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民族企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蹒跚地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1840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不得不从帝国华梦里醒来了。伴随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国彻底地“被开放”。一些港口城市、边境城市中，涌入了大量高鼻深目的“洋人”。他们掳去中国大量珍宝、甚至是国土，但也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现代科技的火种。在客观上的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从“洋”字头说起
在租界区，小到灯泡、肥皂、抽水马桶，大到自行车、有轨电车、火车，洋人的洋玩意儿让国人开了眼界。“当时普通的中国人，接触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是通过看外国人的生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文理学部戴吾三教授表示。
“对他们来说，没有电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出门也需要快捷的交通工具。”租界区和外界的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戴教授说，当时能够享受这些科技文明的中国人仅限于清政府的部分官员，以及其衍生出的一个特殊阶层买办资本家。
在那时的普通中国人眼中，从租界区居民的窗子里透出明亮的灯光，像天方夜谭般神奇，也许不啻于今天的我们在三环路上看到某辆汽车突然变形了、站立起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来倾销他们的产品的，还没想到投资中国，所以他们仅仅将产品带来，而非技术。”戴教授说，当时要是家里的灯泡坏了，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工厂，没有修理工，想买一个新灯泡就要到外国订货。而那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是轮船。
1861~1894年间，清政府内部发起了“洋务运动”，展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行动。但是，很多历史课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黄定天教授说，“不应单纯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而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改革成果及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影响。”
在洋务派主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相继成立，将近代民用工业引入了中国。“工业化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建厂、引进设备、培训工人，直到投入生产，机械化生产模式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转变是极其痛苦的过程。”戴教授表示，我国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数场战争洗礼，导致了刚取得进步就停滞的窘境。这也是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技术极度落后，受制于前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是光鲜的“洋外衣”
1884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旬刊画报《点石斋画报》。这本画报以图画的形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技新知，可谓科普先锋。不过这还是个看“西洋镜”的时代，大部分国人都没有接触过画报内介绍的实物。
这本杂志使用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这是一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印刷技术。我国的活字印刷使用木活字，极易耗损又只能手工制作，无法满足大量印刷的需要。而西方使用的铅活字则可以铸模制作，使用寿命也长，如此，活字印刷术退出生活舞台了。
虽然后来，中国的文化中心渐向北京倾斜，但在《点石斋画报》开始风行的时代，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还是中国大部分时髦事物的发源地。“这个阶段，中国的新生事物几乎都是从租界区开始的。”戴教授说，中国人看到他们怎么做，也就跟着学。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短暂时间里，生活在租界区周围的中国人开始逐步西化，城市里可见中国人自己盖的小洋楼，喝咖啡、吃饼干成了公子名媛的必修课，派佣人送信变成了让佣人捧着电话，但凡还能买得起新衣服的人都穿洋布做的衣裳，光看这些甚至觉得当时的中国风光无限。
然而在其看似光鲜的外表下，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被彻底破坏，人们失去了谋生的手段，传统手工业在西方大工业产品面前不堪一击。在当时，如芧盾先生的小说《林家铺子》中描写的江浙农村的现象屡见不鲜。“林小姐因为穿洋布做的旗袍而被嘲笑，于是回家吵闹，但她的心里却是喜欢洋布的。”
当时虽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货运动，却没有阻挡佳机器纺织在中国推广的脚步。此时，中国“被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不仅体现在中国人开始建工厂、搞实业上，在文化方面也有所反映。由于出现了汽灯，中国人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黄历，开始过上了夜生活。话剧盛极一时与照明工具的进步密不可分。
除介绍西方本土的科技，《点石斋画报》追逐国内的新鲜事，当时建造的“保民”号铁壳战船，洋务派掀起修建铁路、开通火车的情形也都予以刊载。
民族品牌开始崛起
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民族企业第一次崛起的时期。清朝末年出国留学不需要护照、签证或保证金，当时大批有识青年选择了留洋学习的道路。同时，一个颇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民族资本家也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上海杨浦区怀德路，在新楼老宅的交相簇拥下，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的牌匾显得毫不起眼。很难把这张门面和它曾经的辉煌联系在一起。但回溯到80多年前，其受宠的程度一点都不逊于现在“匡威”或“VANS”。
1919年，广东籍日本华侨容氏兄弟与潘氏兄弟集资约2万银元，在上海创办中华橡皮厂，拉开上海和中国民族橡胶工业的序幕，遗憾的是该厂仅存活3年。
到1927年，杂货店伙计出身的江苏江阴人刘永康与人合资，开设了义昌橡皮物品制造厂，专门生产胶鞋。该厂就是回力鞋厂的前身，上世纪20年代末，该厂就已开始使用“回力”商标，1934年正式注册。
“回力”商标，是英语单词WARRIOR(勇士)的谐音。商标一经使用，就被当时的年轻人奉为时尚。1934年，广东兴宁人袁树森设计了“回力”商标，壮男弯弓射日的商标图案备受青睐。这商标图案有两层含义：中国的后羿射日神话与西方的“勇士精神”。由于饱受列强凌辱，那时的中国青年非常推崇西方的“勇士精神”。
在当时，类似“回力”的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很多人都是从历史课本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界初期中国的工业发展一无是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戴教授讲了一个关于“味精”的故事。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化学教授池田菊苗无意中发明了一种调味品，起名“味の素”，并申请了专利。很快这种调味品就在日本开始销售，并于20世纪20年代初销往中国。
当时，一位名叫吴蕴初的实业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让味精成了中国造。味精这一名词也是自此而来，意为“精品、精华”。1923年，他与实业家张逸云合作，在上海建立天厨味精厂，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味精企业，由于价廉物美，在当时很受欢迎。
1926年，他还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了专利。这是中国人在国外取得的最早专利。1926年，天厨味精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又荣获大奖。
“在味精这一产品上，中国当时完败了日本。绝对值得我们骄傲。”戴教授说，那时中国的企业家的观念是很先进的，从申请专利、设计商标这些方面就能看得出来。“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战乱不断，没有给民族资本发展壮大的机会。往往是工人的技术也熟练了，品牌也打响了，就发生战争了，工厂就面临停产。”
一百年前，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席卷了中国，从政治上、思想上解放了大部分国人。随之而来的先进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现代城市排水系统、以西医为基础的现代医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民族企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蹒跚地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1840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不得不从帝国华梦里醒来了。伴随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国彻底地“被开放”。一些港口城市、边境城市中，涌入了大量高鼻深目的“洋人”。他们掳去中国大量珍宝、甚至是国土，但也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现代科技的火种。在客观上的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从“洋”字头说起
在租界区，小到灯泡、肥皂、抽水马桶，大到自行车、有轨电车、火车，洋人的洋玩意儿让国人开了眼界。“当时普通的中国人，接触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是通过看外国人的生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文理学部戴吾三教授表示。
“对他们来说，没有电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出门也需要快捷的交通工具。”租界区和外界的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戴教授说，当时能够享受这些科技文明的中国人仅限于清政府的部分官员，以及其衍生出的一个特殊阶层买办资本家。
在那时的普通中国人眼中，从租界区居民的窗子里透出明亮的灯光，像天方夜谭般神奇，也许不啻于今天的我们在三环路上看到某辆汽车突然变形了、站立起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来倾销他们的产品的，还没想到投资中国，所以他们仅仅将产品带来，而非技术。”戴教授说，当时要是家里的灯泡坏了，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工厂，没有修理工，想买一个新灯泡就要到外国订货。而那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是轮船。
1861~1894年间，清政府内部发起了“洋务运动”，展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行动。但是，很多历史课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黄定天教授说，“不应单纯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而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改革成果及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影响。”
在洋务派主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相继成立，将近代民用工业引入了中国。“工业化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建厂、引进设备、培训工人，直到投入生产，机械化生产模式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转变是极其痛苦的过程。”戴教授表示，我国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数场战争洗礼，导致了刚取得进步就停滞的窘境。这也是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技术极度落后，受制于前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是光鲜的“洋外衣”
1884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旬刊画报《点石斋画报》。这本画报以图画的形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技新知，可谓科普先锋。不过这还是个看“西洋镜”的时代，大部分国人都没有接触过画报内介绍的实物。
这本杂志使用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这是一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印刷技术。我国的活字印刷使用木活字，极易耗损又只能手工制作，无法满足大量印刷的需要。而西方使用的铅活字则可以铸模制作，使用寿命也长，如此，活字印刷术退出生活舞台了。
虽然后来，中国的文化中心渐向北京倾斜，但在《点石斋画报》开始风行的时代，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还是中国大部分时髦事物的发源地。“这个阶段，中国的新生事物几乎都是从租界区开始的。”戴教授说，中国人看到他们怎么做，也就跟着学。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短暂时间里，生活在租界区周围的中国人开始逐步西化，城市里可见中国人自己盖的小洋楼，喝咖啡、吃饼干成了公子名媛的必修课，派佣人送信变成了让佣人捧着电话，但凡还能买得起新衣服的人都穿洋布做的衣裳，光看这些甚至觉得当时的中国风光无限。
然而在其看似光鲜的外表下，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被彻底破坏，人们失去了谋生的手段，传统手工业在西方大工业产品面前不堪一击。在当时，如芧盾先生的小说《林家铺子》中描写的江浙农村的现象屡见不鲜。“林小姐因为穿洋布做的旗袍而被嘲笑，于是回家吵闹，但她的心里却是喜欢洋布的。”
当时虽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货运动，却没有阻挡佳机器纺织在中国推广的脚步。此时，中国“被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不仅体现在中国人开始建工厂、搞实业上，在文化方面也有所反映。由于出现了汽灯，中国人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黄历，开始过上了夜生活。话剧盛极一时与照明工具的进步密不可分。
除介绍西方本土的科技，《点石斋画报》追逐国内的新鲜事，当时建造的“保民”号铁壳战船，洋务派掀起修建铁路、开通火车的情形也都予以刊载。
民族品牌开始崛起
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民族企业第一次崛起的时期。清朝末年出国留学不需要护照、签证或保证金，当时大批有识青年选择了留洋学习的道路。同时，一个颇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民族资本家也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上海杨浦区怀德路，在新楼老宅的交相簇拥下，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的牌匾显得毫不起眼。很难把这张门面和它曾经的辉煌联系在一起。但回溯到80多年前，其受宠的程度一点都不逊于现在“匡威”或“VANS”。
1919年，广东籍日本华侨容氏兄弟与潘氏兄弟集资约2万银元，在上海创办中华橡皮厂，拉开上海和中国民族橡胶工业的序幕，遗憾的是该厂仅存活3年。
到1927年，杂货店伙计出身的江苏江阴人刘永康与人合资，开设了义昌橡皮物品制造厂，专门生产胶鞋。该厂就是回力鞋厂的前身，上世纪20年代末，该厂就已开始使用“回力”商标，1934年正式注册。
“回力”商标，是英语单词WARRIOR(勇士)的谐音。商标一经使用，就被当时的年轻人奉为时尚。1934年，广东兴宁人袁树森设计了“回力”商标，壮男弯弓射日的商标图案备受青睐。这商标图案有两层含义：中国的后羿射日神话与西方的“勇士精神”。由于饱受列强凌辱，那时的中国青年非常推崇西方的“勇士精神”。
在当时，类似“回力”的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很多人都是从历史课本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界初期中国的工业发展一无是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戴教授讲了一个关于“味精”的故事。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化学教授池田菊苗无意中发明了一种调味品，起名“味の素”，并申请了专利。很快这种调味品就在日本开始销售，并于20世纪20年代初销往中国。
当时，一位名叫吴蕴初的实业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让味精成了中国造。味精这一名词也是自此而来，意为“精品、精华”。1923年，他与实业家张逸云合作，在上海建立天厨味精厂，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味精企业，由于价廉物美，在当时很受欢迎。
1926年，他还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了专利。这是中国人在国外取得的最早专利。1926年，天厨味精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又荣获大奖。
“在味精这一产品上，中国当时完败了日本。绝对值得我们骄傲。”戴教授说，那时中国的企业家的观念是很先进的，从申请专利、设计商标这些方面就能看得出来。“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战乱不断，没有给民族资本发展壮大的机会。往往是工人的技术也熟练了，品牌也打响了，就发生战争了，工厂就面临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