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桐是晚清名臣，而且不是一般的名臣，是学问大家，是道光三十年进士，在徐桐所任的官职中，有三个是以“学士”命名的：内阁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说明他的学识不在一般人之下；徐桐还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师宗宋儒，更说明他的学问是非常大的。因此，在晚清时代，徐桐被视为朝廷中知识最渊博的人，连慈禧太后都对他尊重有加。
　　按理说，这么大的学问，应该能对思想学术及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才对，事实却恰恰相反，大学士徐桐是晚清保守派的代表，反对洋务运动，反对维新变法，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当朝廷讨论修铁路之时，他领衔上书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惊耳骇目，鬼神呵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维新变法运动，试图以变法来推动中国的进步，结果，徐桐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激烈反对、仇视改革，连心态都出了问题，听到“维新”两个字就气得浑身发抖。徐桐还盲目排外，不接受任何外来事物，不用任何外国的东西，所穿的衣物，全是用土布和绸缎做成的，坚决不穿用洋布做的衣服；看到有人戴西洋眼镜，就破口大骂；看到儿子在自己面前吸雪茄烟，就大骂道：“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徐桐的家，住在东交民巷，与外国使馆区相邻，对洋人极端仇视的徐桐便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子：“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以此来表达对蛮夷的憎恨……
　　徐桐的学问的确很大，但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四书五经，对外部知识（特别是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概不了解，堂堂大学士，竟然不相信世界上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存在，质疑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而且，在他的观念中，“天朝上国”的自负心态异常严重，他见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就异常气愤：“大清国才是真正的既美、又利、又坚，美国算什么‘美利坚’？”而且，他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神灵附体”的说法也深信不疑。
　　在非常历史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荒谬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不过，这句话用到徐桐身上倒挺合适，徐桐的知识，的确使他走向了反动。戊戌维新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刑场，徐桐心里乐开了花，他叫来了戏班子，在家里大唱了三天戏以示庆祝。因为极端仇视洋人，徐桐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发动者之一，义和团进京后，他兴奋异常，当义和团开始火烧教堂时，他兴奋地又请戏班子唱了二十天大戏。
　　徐桐现象，折射出的其实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失败。古代的知识分子、學问大家，虽然号称“学富五车”，其实所学的东西，都跳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显然不可能产生什么“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创新精神”，是一种僵化了的、死气沉沉的学问，与先秦理性精神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背道而驰，当然无法引发新技术革命及民主制度的诞生。徐桐无疑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好学者，但他的学问对时代的进步非但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成了阻止社会前进的绊脚石。畸形的知识结构，不但于国无利，反而于国有害，拥有畸形知识结构的人，表面上看是“爱国者”，其实是“害国者”。这种学问，于国家、民族何用？
　　（编辑：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