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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由于在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曾与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终生成就奖获得者张瑞芳女士有过十多年的交往。我清楚地记得，1998年她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淮安，参加纪念周恩来的百年诞辰活动时，曾对我说：“老秦呀，我是受到你们淮安人的影响才有今天的。可以说，是你们淮安的两个半人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后来通过对她的采访，我才弄明白她说这句话的前因后果。
杨述介绍她入党
张瑞芳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九十月间，她揣着“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的组织介绍信（这个移动剧团的负责人是杨易辰和荣高棠）从河南驻马店来到陪都重庆。当时张瑞芳是个刚20岁的小姑娘，到了重庆是两眼一抹黑。因为她在北平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以希望到重庆后找到“民先”组织，回到组织队伍中来。但到重慶后她才知道，重庆市没有建立过“民先”这一组织。这使张瑞芳怅然若失。不过，当时重庆的进步抗敌组织比较多，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她就把自己揣着的“民先”组织介绍信交给了杨德基，并想和他领导的“青救会”进行联系。杨德基就是淮安人杨述，他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青年委员会书记，只是张瑞芳并不知道他的这一真实身份。
张瑞芳到重庆后，仍坚持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鼓舞民族士气，她参加了一个和重庆进步文艺界一起活动的“怒吼剧社”以及另一个由我党领导的“业余团体联谊会”。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讲国共合作，但暗地里无时无刻不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无情镇压，白色恐怖不亚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在这样随时都有危险的日子里，杨述都能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和张瑞芳联系，对她进行培养和教育。
那时，杨述经常穿一件深蓝色的半旧绸夹袍，这是当时重庆普通职员的穿着。当与杨述秘密联系的时间快到时，张瑞芳就事先把门虚掩着，等待他那轻轻上楼的脚步声。
杨述每次到张瑞芳那里时，总是先向张瑞芳介绍外部形势，尤其是国共双方的抗日情况、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情况、延安的情况等等，这些都让张瑞芳眼界大开。在杨述说完后，张瑞芳就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然后杨述向她布置有关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和政治考察后，1938年12月的一天下午，杨述为张瑞芳单独举行了入党仪式。他让张瑞芳紧握右拳，高举过头，随着他轻声有力地复诵着入党誓词：“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打那以后，杨述和张瑞芳再进行秘密联系时，便是以杨述为张瑞芳上党课为主。他向她讲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和党的纪律。杨述还特别交代张瑞芳，如果被敌人逮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说出任何党的秘密，更不能出卖自己的任何一位同志。万一被捕，被敌人拷打致伤是肯定会发生的。但监牢中都有一只大尿桶，可以把自己负伤的部位放进尿液中浸泡，这样伤口就不至于溃烂。这是杨述对张瑞芳的气节教育。几十年后，张瑞芳都记得清清楚楚。
1939年年初，张瑞芳的党组织关系被编入怒吼剧社党小组。这一领导关系的改变，使张瑞芳以后与杨述的接触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也只有在开会时才偶尔见上一两面。
尽管如此，直到张瑞芳晚年，她都认为，是淮安人杨述把她领进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处处关心她的周恩来
由于演技精湛，张瑞芳很快在重庆演艺界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当时，她与秦怡、白杨和舒绣文被人们称为我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为了保护好张瑞芳，党组织决定由南方局的吴克坚秘密通知张瑞芳，脱离原组织关系，淡出政治，另外安排领导人与其联系过组织生活，在社会上造成张瑞芳已离开共产党组织的假象。
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关系临时接头人徐冰引领张瑞芳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告知她，一会儿和她谈话的人是她新的组织关系接头人，也是她党内的领导人。
张瑞芳正在猜想这个新领导人是谁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人竟是她十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南方局的最高领导，又负责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工作那么忙，现在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张瑞芳心中激动不已。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给张瑞芳留下两点最深刻的印象：一、当张瑞芳向周恩来汇报，自己从北平辗转到重庆，无论是演戏还是参与其他活动，“大家都对我挺好”。周恩来一听笑了，说：“你说大家对你都挺好，那你对大家一定也不错。”二、周恩来除要求张瑞芳在演技上精益求精外，还特别嘱告她“要做共产党的好演员”。这是张瑞芳原来从未想到的。经周恩来这么一点拨，以后演什么戏？戏怎么演？歌颂谁？鞭笞谁……成了她作为一名演员一辈子的准则。此后，张瑞芳的党组织关系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由于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党员身份公开，张瑞芳才回到自己单位过组织生活。在由周恩来单独领导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张瑞芳亲切地称周恩来为“周大哥”或直接喊“大哥”，而邓颖超和周恩来也都亲切地叫张瑞芳为“小芳”，连写信也是如此。
张瑞芳记得，1942年她和金山结婚就是“大哥”批准的。“大哥”和“大姐”还赠送了一块由延安生产的、上面绣有盛开的桃花图案的桌布作贺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瑞芳更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凡是张瑞芳演的话剧、电影，周恩来都抽空去看，还发表许多比艺术家们更具体、更专业的意见。20世纪60年代，张瑞芳参与拍摄了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李双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而周恩来看过后，却大加赞赏，给予张瑞芳鼓励与支持。在后来由观众投票评选的活动中，张瑞芳获得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张瑞芳的母亲廉维去世后，被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张瑞芳特意请周恩来题写墓碑，周恩来也满足了他们兄妹的要求，为张瑞芳的妈妈题写了“廉维同志之墓”。
“周总理的教诲和关心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张瑞芳晚年发自肺腑地说。 晚年与邓颖超书信往来
早在重庆时，张瑞芳就与邓颖超常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十分喜欢看张瑞芳演的电影和话剧，因此，她有时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张瑞芳等文艺界人士，也单独和张瑞芳他们有过接触。
“文化大革命”中，张瑞芳受到造反派们的无端迫害，吃了许多苦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瑞芳一下忙了起来，她不仅当上中共十一大代表，而且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文艺、妇女、外事等方面的工作，当然，她是一名演员，还要演戏、拍電影。当时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排演、拍摄的大型话剧《万水千山》、电影《大河奔流》等，她都参与了演出。一直以来，她从未停止对“大哥”“大姐”的缅怀与想念。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张瑞芳急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邓颖超写封信。
敬爱的颖超同志，日夜想念的小超大姐：
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在写信给您，向您祝贺新年，祝您身体健康，新春愉快！
……
在那悲痛的日子里，我再三请求让我到北京和我衷心敬爱的周总理再见一面，但是没有做到，最后市里回答说：已请示了北京（？），你不能去！连叶挺的儿子都不让去，何况你。
……
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大哥虽然离开我们即将一周年了，但他生前对我讲的话，他的音容笑貌却越来越清晰，我将永世铭记在心，我将按照他生前教导我们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改造，绝不能辜负周总理和您多年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
您太忙了，请千万保重。我可以经常在电视里看见您，心里很安慰。您比前一阵子胖了一点。
全家向您致
革命的敬礼！
不服老的小芳
1977年元旦
张瑞芳想着“大姐”，邓颖超又何尝不在关心和挂念着小芳。
1980年，《周恩来选集》出版。张瑞芳在1981年元旦赶去新华书店购买，可惜她晚到一步，《周恩来选集》已被读者“抢”光了。为此，张瑞芳以“周选”出版为题，带着未买到书的遗憾和人民热爱周恩来的喜悦这两种心情，写了一篇题为《送给全国人民的珍贵礼物》的文章，寄托对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哀思与怀念，并于1981年1月8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在北京的邓颖超看到之后，特意将1981年1月8日《解放军报》纪念周恩来逝世五周年专版报纸寄给张瑞芳，告知她年前已让秘书赵炜给她寄去《周恩来选集》。邓颖超的这封信是写在《解放军报》的报楣上的：
小芳，你看到这个称呼，该猜到是谁在这张报纸上给你写几个字了吧。你一月一日未买到“周选”，现在该收到我寄给你的了（年前寄到上影）。寄你这张报纸，为的使你更多的（地）了解他。顺便寄上我对你的想念！如到北京来，望告我。
即祝你家严励同志好！
小超
1981.1.11
“小超”这一称谓原来只有在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才使用。周恩来的亲属，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同志、战友、朋友成百上千，而邓颖超却只想到张瑞芳，“周选”一出版就让赵炜给她寄，还亲笔给张瑞芳写信。可见“大姐”“小芳”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无间！
这些往事是当年80岁的张瑞芳到淮安参加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对笔者讲的。最后，她深情地说：“老秦呀，杨述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周总理是位最关心我的人，大姐始终是我的贴心人。这两个半淮安人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说完，她还解释说，总理、杨述都是淮安人，大姐是你们淮安的媳妇，算半个。说完，她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开心！
（责任编辑：胡北）
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后来通过对她的采访，我才弄明白她说这句话的前因后果。
杨述介绍她入党
张瑞芳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九十月间，她揣着“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的组织介绍信（这个移动剧团的负责人是杨易辰和荣高棠）从河南驻马店来到陪都重庆。当时张瑞芳是个刚20岁的小姑娘，到了重庆是两眼一抹黑。因为她在北平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以希望到重庆后找到“民先”组织，回到组织队伍中来。但到重慶后她才知道，重庆市没有建立过“民先”这一组织。这使张瑞芳怅然若失。不过，当时重庆的进步抗敌组织比较多，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她就把自己揣着的“民先”组织介绍信交给了杨德基，并想和他领导的“青救会”进行联系。杨德基就是淮安人杨述，他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青年委员会书记，只是张瑞芳并不知道他的这一真实身份。
张瑞芳到重庆后，仍坚持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鼓舞民族士气，她参加了一个和重庆进步文艺界一起活动的“怒吼剧社”以及另一个由我党领导的“业余团体联谊会”。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讲国共合作，但暗地里无时无刻不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无情镇压，白色恐怖不亚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在这样随时都有危险的日子里，杨述都能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和张瑞芳联系，对她进行培养和教育。
那时，杨述经常穿一件深蓝色的半旧绸夹袍，这是当时重庆普通职员的穿着。当与杨述秘密联系的时间快到时，张瑞芳就事先把门虚掩着，等待他那轻轻上楼的脚步声。
杨述每次到张瑞芳那里时，总是先向张瑞芳介绍外部形势，尤其是国共双方的抗日情况、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情况、延安的情况等等，这些都让张瑞芳眼界大开。在杨述说完后，张瑞芳就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然后杨述向她布置有关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和政治考察后，1938年12月的一天下午，杨述为张瑞芳单独举行了入党仪式。他让张瑞芳紧握右拳，高举过头，随着他轻声有力地复诵着入党誓词：“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打那以后，杨述和张瑞芳再进行秘密联系时，便是以杨述为张瑞芳上党课为主。他向她讲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和党的纪律。杨述还特别交代张瑞芳，如果被敌人逮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说出任何党的秘密，更不能出卖自己的任何一位同志。万一被捕，被敌人拷打致伤是肯定会发生的。但监牢中都有一只大尿桶，可以把自己负伤的部位放进尿液中浸泡，这样伤口就不至于溃烂。这是杨述对张瑞芳的气节教育。几十年后，张瑞芳都记得清清楚楚。
1939年年初，张瑞芳的党组织关系被编入怒吼剧社党小组。这一领导关系的改变，使张瑞芳以后与杨述的接触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也只有在开会时才偶尔见上一两面。
尽管如此，直到张瑞芳晚年，她都认为，是淮安人杨述把她领进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处处关心她的周恩来
由于演技精湛，张瑞芳很快在重庆演艺界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当时，她与秦怡、白杨和舒绣文被人们称为我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为了保护好张瑞芳，党组织决定由南方局的吴克坚秘密通知张瑞芳，脱离原组织关系，淡出政治，另外安排领导人与其联系过组织生活，在社会上造成张瑞芳已离开共产党组织的假象。
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关系临时接头人徐冰引领张瑞芳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告知她，一会儿和她谈话的人是她新的组织关系接头人，也是她党内的领导人。
张瑞芳正在猜想这个新领导人是谁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人竟是她十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南方局的最高领导，又负责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工作那么忙，现在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张瑞芳心中激动不已。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给张瑞芳留下两点最深刻的印象：一、当张瑞芳向周恩来汇报，自己从北平辗转到重庆，无论是演戏还是参与其他活动，“大家都对我挺好”。周恩来一听笑了，说：“你说大家对你都挺好，那你对大家一定也不错。”二、周恩来除要求张瑞芳在演技上精益求精外，还特别嘱告她“要做共产党的好演员”。这是张瑞芳原来从未想到的。经周恩来这么一点拨，以后演什么戏？戏怎么演？歌颂谁？鞭笞谁……成了她作为一名演员一辈子的准则。此后，张瑞芳的党组织关系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由于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党员身份公开，张瑞芳才回到自己单位过组织生活。在由周恩来单独领导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张瑞芳亲切地称周恩来为“周大哥”或直接喊“大哥”，而邓颖超和周恩来也都亲切地叫张瑞芳为“小芳”，连写信也是如此。
张瑞芳记得，1942年她和金山结婚就是“大哥”批准的。“大哥”和“大姐”还赠送了一块由延安生产的、上面绣有盛开的桃花图案的桌布作贺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瑞芳更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凡是张瑞芳演的话剧、电影，周恩来都抽空去看，还发表许多比艺术家们更具体、更专业的意见。20世纪60年代，张瑞芳参与拍摄了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李双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而周恩来看过后，却大加赞赏，给予张瑞芳鼓励与支持。在后来由观众投票评选的活动中，张瑞芳获得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张瑞芳的母亲廉维去世后，被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张瑞芳特意请周恩来题写墓碑，周恩来也满足了他们兄妹的要求，为张瑞芳的妈妈题写了“廉维同志之墓”。
“周总理的教诲和关心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张瑞芳晚年发自肺腑地说。 晚年与邓颖超书信往来
早在重庆时，张瑞芳就与邓颖超常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十分喜欢看张瑞芳演的电影和话剧，因此，她有时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张瑞芳等文艺界人士，也单独和张瑞芳他们有过接触。
“文化大革命”中，张瑞芳受到造反派们的无端迫害，吃了许多苦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瑞芳一下忙了起来，她不仅当上中共十一大代表，而且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文艺、妇女、外事等方面的工作，当然，她是一名演员，还要演戏、拍電影。当时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排演、拍摄的大型话剧《万水千山》、电影《大河奔流》等，她都参与了演出。一直以来，她从未停止对“大哥”“大姐”的缅怀与想念。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张瑞芳急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邓颖超写封信。
敬爱的颖超同志，日夜想念的小超大姐：
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在写信给您，向您祝贺新年，祝您身体健康，新春愉快！
……
在那悲痛的日子里，我再三请求让我到北京和我衷心敬爱的周总理再见一面，但是没有做到，最后市里回答说：已请示了北京（？），你不能去！连叶挺的儿子都不让去，何况你。
……
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大哥虽然离开我们即将一周年了，但他生前对我讲的话，他的音容笑貌却越来越清晰，我将永世铭记在心，我将按照他生前教导我们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改造，绝不能辜负周总理和您多年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
您太忙了，请千万保重。我可以经常在电视里看见您，心里很安慰。您比前一阵子胖了一点。
全家向您致
革命的敬礼！
不服老的小芳
1977年元旦
张瑞芳想着“大姐”，邓颖超又何尝不在关心和挂念着小芳。
1980年，《周恩来选集》出版。张瑞芳在1981年元旦赶去新华书店购买，可惜她晚到一步，《周恩来选集》已被读者“抢”光了。为此，张瑞芳以“周选”出版为题，带着未买到书的遗憾和人民热爱周恩来的喜悦这两种心情，写了一篇题为《送给全国人民的珍贵礼物》的文章，寄托对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哀思与怀念，并于1981年1月8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在北京的邓颖超看到之后，特意将1981年1月8日《解放军报》纪念周恩来逝世五周年专版报纸寄给张瑞芳，告知她年前已让秘书赵炜给她寄去《周恩来选集》。邓颖超的这封信是写在《解放军报》的报楣上的：
小芳，你看到这个称呼，该猜到是谁在这张报纸上给你写几个字了吧。你一月一日未买到“周选”，现在该收到我寄给你的了（年前寄到上影）。寄你这张报纸，为的使你更多的（地）了解他。顺便寄上我对你的想念！如到北京来，望告我。
即祝你家严励同志好！
小超
1981.1.11
“小超”这一称谓原来只有在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才使用。周恩来的亲属，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同志、战友、朋友成百上千，而邓颖超却只想到张瑞芳，“周选”一出版就让赵炜给她寄，还亲笔给张瑞芳写信。可见“大姐”“小芳”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无间！
这些往事是当年80岁的张瑞芳到淮安参加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对笔者讲的。最后，她深情地说：“老秦呀，杨述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周总理是位最关心我的人，大姐始终是我的贴心人。这两个半淮安人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说完，她还解释说，总理、杨述都是淮安人，大姐是你们淮安的媳妇，算半个。说完，她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开心！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