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珍藏着一张很大的芦苇席，苇篾微微发黄、大小均匀，席花紧密、排列有序。每每夏天，我就拿它铺在床上。燥热的夏夜，躺在上面，浑身清爽。这席是我父亲编织的，我们姊妹八个，一人一张。这张苇席，融入了我许多关于芦苇的记忆。
　　儿时的故乡有绵延两千多亩的芦苇荡，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春天在芦苇荡里采摘野菜;夏天在芦苇荡里捡“水牛”，敲“气肚蛤蟆”，捉“苇喳喳”;秋天剪芦花;冬天吃苇芽。
　　那个年月，芦苇是一个家庭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带给孩子们无尽快乐的同时，带给大人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辛劳。
　　春夏“薅苇子”。暮春，芦苇已经长到两米多高。芦苇地里有很多絞股蓝，狗儿弯藤……这些藤蔓植物，顺着苇秆往上爬，把附近的芦苇紧紧缠绕在一起。如果不提前拔掉，它们会把芦苇缠折，所以隔三岔五要去苇地里拔草，我们这里称之为“薅苇子”。关于薅苇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媳妇，被公婆派到地里薅苇子，新媳妇到地里，看着一棵棵拇指粗的芦苇，发起了愁，她用力地薅，手掌磨破，一棵也薅不下来，被难为得大哭起来……
　　秋天砍芦苇。秋天里的第一次霜降，预示着该砍芦苇了。四里八乡砍芦苇的时间是统一的，提前一天各大队部会下发通知。第二天，起五更，摸黑下苇地，热闹极了！路上大车小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家子都去，有的还提前通知了亲戚。砍苇的好手速度快，割的苇茬低，捆的芦苇把子不容易散。成捆的芦苇被运回家，然后靠到房檐下自然风干。人多力量大啊！两千多亩的芦苇荡，一上午便荡然无存。
　　冬天刨苇茬。刨的时候要躲开藏在泥土里的苇芽。每一个芦苇芽，都是一个希望。苇茬上有时也会有苇芽，这种苇芽长大了也不成材，还影响其他芦苇的生长，就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
　　故乡的大人没有空闲的时候，地里没有了农活，就开始在家里剥苇子、编苇席。我常常惊叹于父亲剥芦苇的速度，芦苇在父亲的手里翻转，苇叶唰唰落地。不论是拧还是揭，经他剥的芦苇总是干干净净的。每次我剥苇子，总是很费力地把紧贴在苇子上的苇叶揭起、拽下，手指都被刺破了，苇节部分还会留下一部分叶子。我以为父亲的手里有神器，曾数次翻开他的手掌，每次只能看到那厚厚的茧子。
　　父亲的手很巧，他能用红色高粱秆和金黄色的芦苇秆编织成花色的席，席上四角编出大红的喜字。农村的孩子结婚，喜床上，或旧或新，或买或借都要铺上一张这样的席。有钱的，会在喜床靠墙位置再钉一张大花席。我家老屋卧室里，有一张老式大床，靠床的墙上，钉着一张红白相间的圈床席，席上“天下太平”四个字清晰依旧。这张席是父亲亲手编织的，是他和母亲结婚时最奢侈的婚房装饰。
　　因为父亲手巧，左邻右舍常常拿着苇篾到我家来编席，一是热闹，二是可以学些手艺。
　　编席的人先是蹲着，脚麻了就跪着，膝盖疼了就坐在脚脖子上，实在太累了，就躺在自己尚未编好的席上伸伸腿。每次母亲做好了饭，总是喊了又喊，父亲的手指仍在苇篾间穿梭。我们常拿了馍坐在父亲身旁，父亲编几下，抬头咬一口。
　　编好的席子要带出去卖。父亲年轻时跟着爷爷挑着席去卖，为了在天明之前赶到卖席的地方，他们凌晨三四点就从家里出发了。细长的扁担，一头一捆席，扁担压弯了爷爷的腰。拄着拐杖的爷爷挑不动了，父亲就跟着乡亲，挑着家里的希望出门。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高档凉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用苇席的越来越少，砍下来的芦苇开始当柴烧。后来，芦苇荡被拖拉机统一耕掉，种上了庄稼。浩渺的芦苇荡，机器的轰鸣声是它唯一的葬乐。
　　芦苇荡消失的那一年，父亲为我们每人编了一张苇席，连同芦苇的记忆一并送给了他的孩子们。
　　（郝巧凤摘自《平顶山日报》2020年12月15日/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