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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这座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历史古城，在中国饱经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走到了历史前台，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使延安这座小城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在这新的社会风尚中，中国共产党也掌握了“制胜密码”。
作家王巨才在散文《回望延安》中深情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贫瘠的黄土高坡，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
延安，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
什么是延安作风？
毛泽东曾有过生动的解释。1939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马列学院特意安排教育处长、教育干事、宣传干事和校务处长四人前往杨家岭迎接。
在延河一座桥上，四人迎面遇上了毛泽东，得知四人的来意后，毛泽东摇摇手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话之间，毛泽东又用眼睛盯着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说：“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毛泽东的风趣幽默，把大家都逗乐了。
毛泽东接着说：“那才不像话嘛，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
“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为了造就延安作风，我们党花费了大量精力，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上，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强调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府，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文化上，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等。相对于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更为不易的是人思想上的转变。
为了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毛泽东首先从党风建设入手，尤为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他要求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的人，要“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在谈到密切联系群众时，说：“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曾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也曾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当年的干部审查运动中，毛泽东及时发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开展自我批评。他在大会上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在延安窑洞，周恩来主动检讨自己迷信王明“国际路线”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用3个月时间专门读书，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苏北山区，陈毅步行30多公里山路，向开明地主施文舫道歉，检讨自己面对批评时态度比较生硬的问题，并留下了“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的佳句……
千里迢迢来到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在黑栏中，同志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胜利将最终属于共产党”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墙上，悬挂着当年人们争相传颂的《延安的“十个没有”》。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37年1月13日进入延安城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却能在短短的三年内建成“十个没有”。
曾有一组人们耳熟能详的镜头：毛泽东身穿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在土炕草席上，彭德怀穿着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架着用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等地慰劳抗战军民。在重庆，蒋介石用价值800美元的山珍海味招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蔬菜请他吃饭，共花费2毛钱。对比重庆和延安的精神面貌，陈嘉庚不禁感叹：“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无论是跨越国界前来探秘的外国记者、穿越火线涌向根据地的青年学生，还是前来寻找救亡图存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和斯诺、陈嘉庚一样，一到延安就作出判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胜利将最终属于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使延安这座小城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在这新的社会风尚中，中国共产党也掌握了“制胜密码”。
作家王巨才在散文《回望延安》中深情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贫瘠的黄土高坡，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延安作风”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
延安，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
什么是延安作风？
毛泽东曾有过生动的解释。1939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马列学院特意安排教育处长、教育干事、宣传干事和校务处长四人前往杨家岭迎接。
在延河一座桥上，四人迎面遇上了毛泽东，得知四人的来意后，毛泽东摇摇手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话之间，毛泽东又用眼睛盯着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说：“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毛泽东的风趣幽默，把大家都逗乐了。
毛泽东接着说：“那才不像话嘛，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
“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为了造就延安作风，我们党花费了大量精力，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上，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强调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府，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文化上，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等。相对于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更为不易的是人思想上的转变。
为了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毛泽东首先从党风建设入手，尤为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他要求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的人，要“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在谈到密切联系群众时，说：“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曾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也曾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当年的干部审查运动中，毛泽东及时发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开展自我批评。他在大会上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在延安窑洞，周恩来主动检讨自己迷信王明“国际路线”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用3个月时间专门读书，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苏北山区，陈毅步行30多公里山路，向开明地主施文舫道歉，检讨自己面对批评时态度比较生硬的问题，并留下了“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的佳句……
千里迢迢来到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在黑栏中，同志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胜利将最终属于共产党”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墙上，悬挂着当年人们争相传颂的《延安的“十个没有”》。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37年1月13日进入延安城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却能在短短的三年内建成“十个没有”。
曾有一组人们耳熟能详的镜头：毛泽东身穿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在土炕草席上，彭德怀穿着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架着用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等地慰劳抗战军民。在重庆，蒋介石用价值800美元的山珍海味招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蔬菜请他吃饭，共花费2毛钱。对比重庆和延安的精神面貌，陈嘉庚不禁感叹：“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无论是跨越国界前来探秘的外国记者、穿越火线涌向根据地的青年学生，还是前来寻找救亡图存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和斯诺、陈嘉庚一样，一到延安就作出判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胜利将最终属于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