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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遥笔下如纤夫般的悲剧意识是从个体叙事的结构线索出发，进而提炼出对人类生命意识的普遍性思考，这种悲剧意识不仅超越了文本的时代意义，还进一步深化为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生命艺术。笔者将从城乡户籍制度背景下的二元对立格局、个人主义背后的“罪”与“罚”的悲剧美学、沉入“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圈套这三个维度分析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中平民英雄人物在现实反抗中所体现的悲剧色彩的多重因素，展现人物在社会、自我、命运中的升降沉浮，同时探讨人物悲剧色彩背后所呈现出的哲学意识和精神高度。
关键词：路遥 平民英雄 悲剧色彩 《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崇尚英雄主义，并且乐意将英雄主义的内里气质焊接在诸多身穿小褂布单裤、头扎白羊肚手巾的黄土子女身上，但由于他以悲切的常年体验深知黄土儿女出生即被贴上“苦难”标签的命运，因此某种宿命论的悲剧意识始终跟随着路遥笔下人物命运起伏的步伐。童年、仕途、爱情等方面的创伤，使得路遥本能地或低吟或高亢地唱着悲壮的人生之歌，徐步在毛乌素沙漠中，寻找诉诸悲剧的意义。而路遥所追寻的真正的悲剧意义，就是人自发性地对美的事物的无休止的追寻，不仅体验、承受了在追寻过程的现实痛感和追寻后产生的虚无，同时又在荒原般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心灵世界。
一、社会壁垒——城乡户籍制度背景下的二元对立格局
“城乡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正处于乡村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变迁的社会语境当中。由于经济发展、国家体制、文化思想等因素的变化造成的城乡价值的差异和规定性，由此产生了城与乡的二元对立格局，对“乡下人”和“城里人”的界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身份认同。徐德明说：“它（城乡意识形态）在文化系统内定出人之地位高下，形成一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居高临下的城乡生活信念，即使是以同情态度叙述乡下人进城的生活，也不能免。”a这种脱离个人话语的社会牵制使得乡村在现代化背景下不得不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姿态，乡下人也无疑成为这一体制变化的牺牲群体。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趋势和进程，城市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农村的影响力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主动激化这一失衡现象的事件是我国现代户籍制度的产生与普及，这一制度本着保障人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而进行的人口信息登记，实则早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在1953年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部等部门相继出台的政策中，“关于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成为国家重复并实施的强制性措施。李建军说：“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还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差序和社会壁垒，从而极大地伤害了农村人口的人格尊严，也使他们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和择业的自由，失去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机会，失去了获得自我发展的机遇和权利。”b户籍制度已然抬高了联结城乡两地长期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习俗传承等的门槛，也成为城乡居民在生活和思想上形成云泥之别的催化剂。
在这种城乡极端分化的时代下，路遥以敏锐的感知力写出了《人生》，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探析乡村人进城的个人命运。他把高加林置身于这一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中，并试图通过个人的奋斗历程来战胜国家体制背后的文化霸权，但是社会与个人的脱轨始终无法脱离国家体制的束缚和集体无意识的身份认定。作家塑造了一个极具主动性的人物形象，在表现这一抗争性人物在进行个人生命价值追寻的同时，发现社会“身份”对人的生存制约，最终以高加林悲凉和无奈的声音“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为“光景一包烂”的农民孙少安和孙少平，便将载负着这“天赐”的重担。与高加林的主动性改变不同，孙少安秉承着传统农民长子职责的本分，虽与润叶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他也深知无论在家庭、身份、营生等方面都与驻城教书的润叶之间天冠地履。横跨在两个人之间无法僭越的鸿沟不只是农村户籍这张纸证明，还有积习在农民心中已定型的自卑自贱自轻的历史意识。润叶无论如何主动出击，都无法撼动孙少安心中那重如泰山的等级观念。这段感情由孙少安去山西娶回不收彩礼的贺秀莲草草收场，对于孙少安而言，失去了一个只能遥遥相望的心动对象，是一种酸楚的解脱，但这直接改变了田润叶的生活，甚至又间接导致了李向前的痛苦遭遇。这场并非痛彻肺腑而极具悲剧力量的爱情故事，在田润叶决定彻底释怀过往早已无意的感情时达到高潮。这最终的选择着实宽慰了读者的心，但实质上标志着路遥对此种现状的妥协和退让，也是整个农民阶层对社会和未来人生的俯首顺从。此外，如郝红梅与顾养民感情的分裂，侯玉英在表白信中强调自己的城市户口，农民工在打工潮中成为城市雇佣者的“劳奴”，孙少平在黄原城边落户口以及凭借田晓霞的城内关系进入矿工名单等等，这些都是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风潮和界定壁垒。因此，只要我国一天不解除这种人为标准的链条，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那么中国农村还会出现无数个孙少安、孙少平，他们依旧会站在某个城乡交界口，抱头缩项，唯唯诺诺地受着眼中“上等人”的蔑视，习以为常地固守代代相传的一隅。
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路遥作品中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审美体认和重建：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壁垒下，人们依然具有个体选择的权利和意志。如《人生》中无结局的空白主义美学的想象，《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重归乡土的精神继承，都无不体现出了路遙的抗争精神，他在人的内心重建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心灵丰碑。
二、个人主义——“罪”与“罚”的悲剧美学
众多学者都认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人生》中高加林的扩展版，这主要表现在，虽然他们都无法打破国家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宿命般的“身份认定”，并且无法逃出理想主义破灭的悲剧，但是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热爱读书看报，并从中铸炼出了极鲜明的人格力量和自我意志。奥尼尔曾说：“任何值得生活的生活都具有为实现某种理想而做的努力。理想越高，就越难以实现。”c取得悲剧效果的并非是理想或幻灭本身，而是在特殊时代和背景下与之进行力量搏斗的抵抗姿态。 还有学者认为《人生》的悲剧色彩较之《平凡的世界》更为浓厚，是因为在高加林的身上体现了人性道德与选择的两难，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而孙少平好像生来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他不得不也愿意承担一切苦难，无论是当小工还是矿工，无论后背快要溃烂，扛袋的脊梁快要触地，还是浸泡在血水煤灰的巷道上所做出的种种卑躬屈膝的妥协状，都为下一次的反抗积聚动力。孙少平自身奋斗的表象过程比高加林更曲折煎熬，像是被打造的一座宏伟的英雄雕像。这种理想化的行为方式总是缺乏现实主义行动派所需的说服力，难以与之进行同等进程的精神共鸣。而最终直接导致两者悲剧力程度深浅的是并非是但在形式上是结局的结局，就像谚语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先祸后福的大团圆结局已然根植于人们熟悉且满足的意识之中，而先福后祸的悲剧结局总是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戏剧性的距离感，缓慢而至，产生一种后遗的强烈感知。
此外，笔者认为这与路遥的叙事结构和哲学意识相关。在叙事结构上，高加林的初始形象是一名教师，并且其生活和外貌形态与出苦力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一职业和生活是孙少平的最终实现目标。高加林的起点预示了他不可能像孙少平一样以皮肉之苦来改变现状，因此他在反抗命运的同时陷入了人性道德的驳难之中，而孙少平从最底层的劳工出发，在追寻自由独立的人生命运的道路中逐渐寻找到了个人生命的价值。一个是类似报复社会问题与优良传统道德相悖的“反成长”叙事，一个是类似英雄“成长”的史诗性叙事，分别体现了路遥对“个人主义”的两种试验，并上升到了一种宗教哲学意义的高度。“上帝将自由意志赋予人，人便具有了自由决断的权利，人有能力完全只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决断生活、行动，而且这种权能是一种绝对权利，由于每个人以自己意志而不必以其他任何人的意志为依据去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便以自身为目的，这便是每个人的绝对尊严之所在。同时，由于人的一切行动都来自他的意志决断，他也必须绝对地接受和承担自己行动的后果”d。当高加林以个人行动试图证明自我价值的身份认同的同时，逾越了个人主义的本位，悖逆了人性，因此必然就要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惩罚。叔本华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个追求满足了又重新追求，如此永远不息。”e路遥对当时时代中个人身份的认同和追求方式提出了沉重的问题意识，并上升到了具有人类意义的哲学高度。
虽然孙少平的个人主义始终建构在理想主义和道德意识相符合的基础上，但他也并非是一个完美英雄者的形象，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深扎在黄土塬上永不腐烂的根脉，以及农民对劳动忠一不二的热情，尚未有一丁点儿变质。反观，高加林与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始终是有着一层隔膜的，同种思而不得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双方本质心灵所属的差别，而造成评判的不同归向。孙少平是一个始终被定义为劳动者的悲剧存在，而这种悲剧饱含了路遥内心对过去痛苦、难堪、失望的适度控诉，也是对未来美好人生道路的上下求索。路遥总是用一种中庸悲悯的道德倾向，观照世人（主要是平民）的苦难与不幸。但当他虔诚地赋予人们反抗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也赠赐了他们无法抗拒的悲剧品质。
理想造就悲剧，悲剧生成英雄。“ 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向山顶，但巨石在到达顶峰的瞬间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去——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向山下走去，正如孙少平向矿山走去，他们同样循环往复地做着追寻理想的动作，永不停歇。但每一次重新拾起，于观众，是作为理想主义的牺牲者，而于自身，是作为人生目标的坚守者，这也正是路遥在作品中所想突出平民英雄“仁、忍、韧”的优良传统品德。
三、命运圈套——沉入“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的整体基调是宏伟、悲壮、冲突、激进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其中的理性思维，片面地认为它就是一部单纯的奋斗史，这样便有失偏颇。路遥对人物的最终归属倾注了沉重且深刻的理性思考，他不再掌控或干预人物的自动流向，并且放下了在《人生》中对高加林进行的一系列道德修辞，具备了悲剧著作所需的基本素质——真诚地与人类心灵的“生存意识”或“文化共识”进行对话和叩问。
如李建军所论：“……与巨大的超自然力量的对抗。在这样的对抗中，人类的失败几乎是注定了的，但人类的伟大而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捍卫自由和尊严的激情，反抗一切压迫和横暴的勇气，追求光明和美好生活的坚定意志，也由此得到了确证和肯定。”f在这广阔宏大的叙事框架和视野中，这些平民英雄的形象立体、饱满，他们的所思所想，总体上逐渐与作者的主观意志相分离，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独立且具有十足个性的主体。他们优善与小恶共存，淳朴与热血并重，悲剧色彩体现在他们自身无意识中所采取的一种反省和冲动，以及源于历史深层的土地情结。无论他们最后选择的是牺牲、死亡，还是一辈子守着黄土和煤矿，最终都造成了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空虚感，这并非是由于要接受农民无法打进城市户口的事实，也无关乎城乡交叉对立的矛盾问题，而是一种始终带有“我是土地的儿子”的性情，是一种源于血脉的道德力量，催激着读者们的泪腺。就像吃惯了非洲黑馍的贱胃，受不起欧洲白馍的细腻与滋润。但他们选择去受苦，并非是人性的懦弱和惯性，而是虔诚地忍耐生活中的一切苦难，选择了大地母亲厚实的怀抱，从而达到了向善至美的高尚境界，无愧为伟大悲剧作品中伟大的英雄人物，这便是哲学家眼中的最崇高的“理式”世界。
苦难是农民饭盆里的一羹食、一粒米，就着汤水，囫囵地咽进强悍的肠道里，等待消化，最终屙出来的都是饲养庄稼上好的肥料。佛说，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基督教神话的受难说；古希腊神话中人生而就是为了祭奠和赎罪的牺牲品；等等。笔者认为路遥与福克纳笔下的艾克有些类似，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是从苦难的承载者奋力挣扎为戏场的“局外人”，他们否认人类携带的自怜自贱的原罪，试图冲破一切枷锁，但是如科恩所分析的：“艾克认识到所有残存下来的一切都转回到供自我否定的牺牲者所生活的社会，最后只剩下荒凉和孤寂。”g路遥也曾说过：“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h他们都深知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悲剧世界的圈套。而路遥并没有停留在残损意义之上，他的抗拒且又尊重苦难的心理结构使他不断地超越自我，即使在痛苦中写作，也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美好和樂观的源流，这样才能在与生命的最高境界进行较量后再重返到悲剧世界中去。
《平凡的世界》书写了平凡的人所做的不平凡的事，并且最终回归到平凡的生活中去。这本书所体现出的悲剧意义和价值不同于西方传统悲剧作品中存在的那种神秘心灵上的救赎和净化——人们对英雄人物牺牲于其精神力量的结局持有欢呼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优秀精神血脉的传承。在中国，在路遥的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毫无狂欢的鼓动，而是一种沉寂，是能确切地听见身体里血喷脉割般的窒息和痛苦，是灵魂长廊上无休止的触动和弥合。我们像是附着在英雄人物身上的蛔虫，因为我们都共同拥有肩扛苦难的经验和征程，也拥有奋激脱身式的祈祷和渴望。
正逢路遥去世二十八周年，笔者写此篇以为了未曾忘却的纪念。路遥在笔者脑海中的形象永远都是毛乌素沙漠中的一棵胡杨，不为春傲慢，不为夏喧哗，不为秋萧索，不为冬沉寂。守住自己内心的声音，永世埋葬在黄土之躯的血脉下。
a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第48页。
b 李建军：《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重读〈人生〉》《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第60页。
c 郭继德：《奥尼尔文集》（第6卷），刘海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d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289页。
e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0页。
f 李建军：《论路遥小说叙事中的悲剧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究》2020年第5期，第125页。
g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h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小组”批评群体本土批评经验研究 （批准文号16BZW029）
作 者： 王春瑜，宝鸡文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路遥 平民英雄 悲剧色彩 《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崇尚英雄主义，并且乐意将英雄主义的内里气质焊接在诸多身穿小褂布单裤、头扎白羊肚手巾的黄土子女身上，但由于他以悲切的常年体验深知黄土儿女出生即被贴上“苦难”标签的命运，因此某种宿命论的悲剧意识始终跟随着路遥笔下人物命运起伏的步伐。童年、仕途、爱情等方面的创伤，使得路遥本能地或低吟或高亢地唱着悲壮的人生之歌，徐步在毛乌素沙漠中，寻找诉诸悲剧的意义。而路遥所追寻的真正的悲剧意义，就是人自发性地对美的事物的无休止的追寻，不仅体验、承受了在追寻过程的现实痛感和追寻后产生的虚无，同时又在荒原般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心灵世界。
一、社会壁垒——城乡户籍制度背景下的二元对立格局
“城乡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正处于乡村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变迁的社会语境当中。由于经济发展、国家体制、文化思想等因素的变化造成的城乡价值的差异和规定性，由此产生了城与乡的二元对立格局，对“乡下人”和“城里人”的界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身份认同。徐德明说：“它（城乡意识形态）在文化系统内定出人之地位高下，形成一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居高临下的城乡生活信念，即使是以同情态度叙述乡下人进城的生活，也不能免。”a这种脱离个人话语的社会牵制使得乡村在现代化背景下不得不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姿态，乡下人也无疑成为这一体制变化的牺牲群体。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趋势和进程，城市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农村的影响力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主动激化这一失衡现象的事件是我国现代户籍制度的产生与普及，这一制度本着保障人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而进行的人口信息登记，实则早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在1953年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部等部门相继出台的政策中，“关于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成为国家重复并实施的强制性措施。李建军说：“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还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差序和社会壁垒，从而极大地伤害了农村人口的人格尊严，也使他们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和择业的自由，失去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机会，失去了获得自我发展的机遇和权利。”b户籍制度已然抬高了联结城乡两地长期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习俗传承等的门槛，也成为城乡居民在生活和思想上形成云泥之别的催化剂。
在这种城乡极端分化的时代下，路遥以敏锐的感知力写出了《人生》，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探析乡村人进城的个人命运。他把高加林置身于这一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中，并试图通过个人的奋斗历程来战胜国家体制背后的文化霸权，但是社会与个人的脱轨始终无法脱离国家体制的束缚和集体无意识的身份认定。作家塑造了一个极具主动性的人物形象，在表现这一抗争性人物在进行个人生命价值追寻的同时，发现社会“身份”对人的生存制约，最终以高加林悲凉和无奈的声音“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为“光景一包烂”的农民孙少安和孙少平，便将载负着这“天赐”的重担。与高加林的主动性改变不同，孙少安秉承着传统农民长子职责的本分，虽与润叶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他也深知无论在家庭、身份、营生等方面都与驻城教书的润叶之间天冠地履。横跨在两个人之间无法僭越的鸿沟不只是农村户籍这张纸证明，还有积习在农民心中已定型的自卑自贱自轻的历史意识。润叶无论如何主动出击，都无法撼动孙少安心中那重如泰山的等级观念。这段感情由孙少安去山西娶回不收彩礼的贺秀莲草草收场，对于孙少安而言，失去了一个只能遥遥相望的心动对象，是一种酸楚的解脱，但这直接改变了田润叶的生活，甚至又间接导致了李向前的痛苦遭遇。这场并非痛彻肺腑而极具悲剧力量的爱情故事，在田润叶决定彻底释怀过往早已无意的感情时达到高潮。这最终的选择着实宽慰了读者的心，但实质上标志着路遥对此种现状的妥协和退让，也是整个农民阶层对社会和未来人生的俯首顺从。此外，如郝红梅与顾养民感情的分裂，侯玉英在表白信中强调自己的城市户口，农民工在打工潮中成为城市雇佣者的“劳奴”，孙少平在黄原城边落户口以及凭借田晓霞的城内关系进入矿工名单等等，这些都是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风潮和界定壁垒。因此，只要我国一天不解除这种人为标准的链条，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那么中国农村还会出现无数个孙少安、孙少平，他们依旧会站在某个城乡交界口，抱头缩项，唯唯诺诺地受着眼中“上等人”的蔑视，习以为常地固守代代相传的一隅。
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路遥作品中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审美体认和重建：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壁垒下，人们依然具有个体选择的权利和意志。如《人生》中无结局的空白主义美学的想象，《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重归乡土的精神继承，都无不体现出了路遙的抗争精神，他在人的内心重建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心灵丰碑。
二、个人主义——“罪”与“罚”的悲剧美学
众多学者都认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人生》中高加林的扩展版，这主要表现在，虽然他们都无法打破国家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宿命般的“身份认定”，并且无法逃出理想主义破灭的悲剧，但是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热爱读书看报，并从中铸炼出了极鲜明的人格力量和自我意志。奥尼尔曾说：“任何值得生活的生活都具有为实现某种理想而做的努力。理想越高，就越难以实现。”c取得悲剧效果的并非是理想或幻灭本身，而是在特殊时代和背景下与之进行力量搏斗的抵抗姿态。 还有学者认为《人生》的悲剧色彩较之《平凡的世界》更为浓厚，是因为在高加林的身上体现了人性道德与选择的两难，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而孙少平好像生来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他不得不也愿意承担一切苦难，无论是当小工还是矿工，无论后背快要溃烂，扛袋的脊梁快要触地，还是浸泡在血水煤灰的巷道上所做出的种种卑躬屈膝的妥协状，都为下一次的反抗积聚动力。孙少平自身奋斗的表象过程比高加林更曲折煎熬，像是被打造的一座宏伟的英雄雕像。这种理想化的行为方式总是缺乏现实主义行动派所需的说服力，难以与之进行同等进程的精神共鸣。而最终直接导致两者悲剧力程度深浅的是并非是但在形式上是结局的结局，就像谚语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先祸后福的大团圆结局已然根植于人们熟悉且满足的意识之中，而先福后祸的悲剧结局总是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戏剧性的距离感，缓慢而至，产生一种后遗的强烈感知。
此外，笔者认为这与路遥的叙事结构和哲学意识相关。在叙事结构上，高加林的初始形象是一名教师，并且其生活和外貌形态与出苦力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一职业和生活是孙少平的最终实现目标。高加林的起点预示了他不可能像孙少平一样以皮肉之苦来改变现状，因此他在反抗命运的同时陷入了人性道德的驳难之中，而孙少平从最底层的劳工出发，在追寻自由独立的人生命运的道路中逐渐寻找到了个人生命的价值。一个是类似报复社会问题与优良传统道德相悖的“反成长”叙事，一个是类似英雄“成长”的史诗性叙事，分别体现了路遥对“个人主义”的两种试验，并上升到了一种宗教哲学意义的高度。“上帝将自由意志赋予人，人便具有了自由决断的权利，人有能力完全只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决断生活、行动，而且这种权能是一种绝对权利，由于每个人以自己意志而不必以其他任何人的意志为依据去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便以自身为目的，这便是每个人的绝对尊严之所在。同时，由于人的一切行动都来自他的意志决断，他也必须绝对地接受和承担自己行动的后果”d。当高加林以个人行动试图证明自我价值的身份认同的同时，逾越了个人主义的本位，悖逆了人性，因此必然就要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惩罚。叔本华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个追求满足了又重新追求，如此永远不息。”e路遥对当时时代中个人身份的认同和追求方式提出了沉重的问题意识，并上升到了具有人类意义的哲学高度。
虽然孙少平的个人主义始终建构在理想主义和道德意识相符合的基础上，但他也并非是一个完美英雄者的形象，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深扎在黄土塬上永不腐烂的根脉，以及农民对劳动忠一不二的热情，尚未有一丁点儿变质。反观，高加林与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始终是有着一层隔膜的，同种思而不得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双方本质心灵所属的差别，而造成评判的不同归向。孙少平是一个始终被定义为劳动者的悲剧存在，而这种悲剧饱含了路遥内心对过去痛苦、难堪、失望的适度控诉，也是对未来美好人生道路的上下求索。路遥总是用一种中庸悲悯的道德倾向，观照世人（主要是平民）的苦难与不幸。但当他虔诚地赋予人们反抗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也赠赐了他们无法抗拒的悲剧品质。
理想造就悲剧，悲剧生成英雄。“ 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向山顶，但巨石在到达顶峰的瞬间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去——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向山下走去，正如孙少平向矿山走去，他们同样循环往复地做着追寻理想的动作，永不停歇。但每一次重新拾起，于观众，是作为理想主义的牺牲者，而于自身，是作为人生目标的坚守者，这也正是路遥在作品中所想突出平民英雄“仁、忍、韧”的优良传统品德。
三、命运圈套——沉入“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的整体基调是宏伟、悲壮、冲突、激进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其中的理性思维，片面地认为它就是一部单纯的奋斗史，这样便有失偏颇。路遥对人物的最终归属倾注了沉重且深刻的理性思考，他不再掌控或干预人物的自动流向，并且放下了在《人生》中对高加林进行的一系列道德修辞，具备了悲剧著作所需的基本素质——真诚地与人类心灵的“生存意识”或“文化共识”进行对话和叩问。
如李建军所论：“……与巨大的超自然力量的对抗。在这样的对抗中，人类的失败几乎是注定了的，但人类的伟大而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捍卫自由和尊严的激情，反抗一切压迫和横暴的勇气，追求光明和美好生活的坚定意志，也由此得到了确证和肯定。”f在这广阔宏大的叙事框架和视野中，这些平民英雄的形象立体、饱满，他们的所思所想，总体上逐渐与作者的主观意志相分离，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独立且具有十足个性的主体。他们优善与小恶共存，淳朴与热血并重，悲剧色彩体现在他们自身无意识中所采取的一种反省和冲动，以及源于历史深层的土地情结。无论他们最后选择的是牺牲、死亡，还是一辈子守着黄土和煤矿，最终都造成了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空虚感，这并非是由于要接受农民无法打进城市户口的事实，也无关乎城乡交叉对立的矛盾问题，而是一种始终带有“我是土地的儿子”的性情，是一种源于血脉的道德力量，催激着读者们的泪腺。就像吃惯了非洲黑馍的贱胃，受不起欧洲白馍的细腻与滋润。但他们选择去受苦，并非是人性的懦弱和惯性，而是虔诚地忍耐生活中的一切苦难，选择了大地母亲厚实的怀抱，从而达到了向善至美的高尚境界，无愧为伟大悲剧作品中伟大的英雄人物，这便是哲学家眼中的最崇高的“理式”世界。
苦难是农民饭盆里的一羹食、一粒米，就着汤水，囫囵地咽进强悍的肠道里，等待消化，最终屙出来的都是饲养庄稼上好的肥料。佛说，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基督教神话的受难说；古希腊神话中人生而就是为了祭奠和赎罪的牺牲品；等等。笔者认为路遥与福克纳笔下的艾克有些类似，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是从苦难的承载者奋力挣扎为戏场的“局外人”，他们否认人类携带的自怜自贱的原罪，试图冲破一切枷锁，但是如科恩所分析的：“艾克认识到所有残存下来的一切都转回到供自我否定的牺牲者所生活的社会，最后只剩下荒凉和孤寂。”g路遥也曾说过：“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h他们都深知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悲剧世界的圈套。而路遥并没有停留在残损意义之上，他的抗拒且又尊重苦难的心理结构使他不断地超越自我，即使在痛苦中写作，也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美好和樂观的源流，这样才能在与生命的最高境界进行较量后再重返到悲剧世界中去。
《平凡的世界》书写了平凡的人所做的不平凡的事，并且最终回归到平凡的生活中去。这本书所体现出的悲剧意义和价值不同于西方传统悲剧作品中存在的那种神秘心灵上的救赎和净化——人们对英雄人物牺牲于其精神力量的结局持有欢呼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优秀精神血脉的传承。在中国，在路遥的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毫无狂欢的鼓动，而是一种沉寂，是能确切地听见身体里血喷脉割般的窒息和痛苦，是灵魂长廊上无休止的触动和弥合。我们像是附着在英雄人物身上的蛔虫，因为我们都共同拥有肩扛苦难的经验和征程，也拥有奋激脱身式的祈祷和渴望。
正逢路遥去世二十八周年，笔者写此篇以为了未曾忘却的纪念。路遥在笔者脑海中的形象永远都是毛乌素沙漠中的一棵胡杨，不为春傲慢，不为夏喧哗，不为秋萧索，不为冬沉寂。守住自己内心的声音，永世埋葬在黄土之躯的血脉下。
a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第48页。
b 李建军：《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重读〈人生〉》《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第60页。
c 郭继德：《奥尼尔文集》（第6卷），刘海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d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289页。
e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0页。
f 李建军：《论路遥小说叙事中的悲剧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究》2020年第5期，第125页。
g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h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陕西“笔耕文学研究小组”批评群体本土批评经验研究 （批准文号16BZW029）
作 者： 王春瑜，宝鸡文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