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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纯正的农村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年，我出生在黄河冲积平原一个名叫栾坡的小村子。村里一百多户人家十之八九都姓栾，虽没有了祠堂和族长，但辈分未乱。我是萝卜不大，却长到了“辈”儿上——从穿开裆裤起，就被一群大人“奶奶”“姑奶奶”地追着叫，优越感十足。
那会儿，人们已经不再饿肚子，过年时还能有新衣服穿，也僅限于能吃饱——家里虽然养着猪啊牛啊鸡啊，但都是要攒着换钱的。就连鸡蛋都是过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平时来了客人给炒盘鸡蛋，我们这些上不得桌的娃娃也只有吸溜着鼻子闻一闻的份儿。
电视当然还不普及，全村也就那么三两台。除了农忙时节，天一擦黑，家家户户都早早吃了晚饭，擦了嘴巴就去占地方。一台小电视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露天电影一样壮观。村子离县城有30几里地，进城全靠自行车，县城不通铁路，相对也很闭塞。在村里，要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电视，就只有两扇“窗”：一扇是家家户户堂屋门头的小广播，另一扇就是书。
村里书很少，但能识文断字很光荣。
打小我就得了个不好听的外号——小马蜂。大部分原因都归咎于看书。书太稀罕，几乎全村人家都被我因为找书祸祸过：仗着嘴皮子利索辈分高，走家串巷，到谁家就“抄家”，毫不见外，就差翻箱倒柜了。要碰上舍不得借的，胡搅蛮缠死缠烂打兼理直气壮：“你还没看啊？那也得先给我，我看得快啊！”连哄带抢，卷书走人，留下主人哭笑不得。
“抄”遍全村，也就那么几本书和老掉牙的连环画，书以《杨家将》《岳飞传》《西游记》《三侠五义》之类居多——我身上的男人性格大概就是从这些缺页少角、纸边泛黄的书中来的。其实我那会儿也就五六岁，还没上学，所谓的读书，其实是连蒙带猜，有点无师自通的意思。竟然就读了个七七八八，为了下回“抄”书更气势，就主动给不识多少字的婶子大娘们讲书里的故事。于是原本顽劣的小马蜂在这些口下从不饶人的妇人眼中，反倒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你个熊孩子咋不学着点人家小马蜂，看看，那么小个妮儿就能认整本书……”
当“抄”书难以满足时，我上了学。每天欢欢喜喜去村那头的学堂，在老师领进的崭新世界里如饥似渴地撒欢儿;放学欢欢喜喜回村这头放羊、割草。晚上，在明晃晃的大月亮下疯跑、踢毽子、捉迷藏。冬天天冷，在外面玩常常冻得鼻涕哧溜的，于是大棉袄的袖子一个个被蹭得锃亮——呵呵，别觉得恶心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日子反倒一点不单调，每一天都活得闪闪发光！
后来开始写作文，认字早、看书早的好处开始显露出来：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被在全校当范文，老师挨个班级去读。那个邻居、被我“抄家”最狠、该叫我“姑姑”的语文老师，见了我两眼放光，好像挖到宝：“中中中，写哩真不赖，只要恁有心啊，这身边儿哪哪儿都是文章啊……”那浓重的乡音和夸张的欣赏对我影响至今。
是的，我们的身边，天大地大，村庄和田野到处都是摊开的书卷。
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被母亲拴在地头（拴的是腰，不要乱想到小狗哦），嘬着手指头巴巴地望。地里头，父亲母亲在劳作，时不时直起腰来看一眼我，捎带着擦把汗。
等大了一点儿，自由度就高多了，就能在地里跟着撒欢儿：
谷雨前后是棉花育苗，在地里“咣当咣当”地打营养钵（类似打煤球，棉籽种在钵里，再覆膜育苗），风还很凉，泥土很香;
五月的麦假，去推长杆（一种收麦子的农具，长棍的一头装着铲刀），烈日下，看着整齐划一倒在脚下的麦子，一骄傲就原谅了麦芒带来的浑身刺痒;
八月暑假摘棉花。相对小小的我，棉花显然海拔太高（那会儿还没有矮化植株技术）。踮着脚一伸手，呀！我的最怕：软绵绵的肉虫子！海一般的棉花地里顿时响彻我的惨叫和大人远远的嘲笑声;
等到叶黄秋深，花生和红薯就成熟了。最妙的就是这时节了，因为能解嘴馋。比如刨红薯，先刨几块出来，挖个坑，点上柴，扔进红薯，过会儿把坑一封，该干啥干啥去吧。等这块地的红薯刨完，那边也焖熟了，时间刚刚好，扒将出来，手上颠倒着，嘴里吸溜着，脸上蹭着黑——那个烫啊，那个香啊，那个甜啊！
农忙时节，每天天刚蒙蒙亮，我的乡亲们就一猛子扎进田里，直忙到太阳老高才回来吃头顿饭——有些人家干脆一天两顿。地里的营生是生计，也是脸面。到了饭点儿，街里就热闹起来。抱个大海碗当街一蹲，一边“呼呼噜噜”地吃面喝汤，一边高声大嗓地唠嗑。谁家庄稼强，谁家碗里香，谁家长谁家短，都在整个村子的眼皮子底下，哪个也跑不了。我们这些小不点吃饭也扎堆，像一群从不挑食的小猪，比谁吃得快吃得多。等吃完了端碗回家，母亲一看，不是自家的碗，就会笑嗔：“这又跟谁换着吃了？明儿记得把碗换回来！”
村西头有个野林子，杂有果树，树上的鸟窝基本和我都是老相识（有损淑女形象暂且不提也罢）。关于林子的回忆都沾着香气：三月捋榆钱、五月摘槐花、六月躺在桑葚树杈上满嘴紫红、八月打小枣、十月抢石榴……
村东头是个大水塘，有鱼有虾，岸边满是芦苇，藏起一夏蛙声。太阳一偏西，小媳妇大婶子就端着洗衣盆在南岸一溜排开。女娃在妈妈身边嬉水——北岸是半大小子的地盘儿，男女有别，泾渭分明。此起彼伏的棒槌声响起来，全村的家长里短也在晚霞里晒满了塘：
啪！啪！“二憨两口子真愁人，把个地种成啥了……”
啪！啪！“老蔫家的，不是婶儿说你，给你婆婆送的那饭能吃么？婶儿告诉你，老栾家的名声要坏了，那以后可寻不下好媳妇……”
啪！啪！“秀明家老大真争气，考进县一中嘞！”
被爽朗的槌音追着，女人的高声大嗓传出去老远。水面上一跳一跳的霞光，把一张张笑脸染得格外生动。
你看，从小我就和大自然友好建交，深谙土地、食物和村庄的秘密：种豆得豆，种善得善，有耕耘才有收获。那些和我一样直脾气、一根筋的乡亲们，对此一定也心知肚明，虽然没喝过多少墨水，但他们骨子里传承着乡土文明的血脉。 就这样，我们在田边、在林间、在塘边、在泥泞的街上聚着群，无拘无束地随风长，在大自然里阅读万物生灵;在你追我赶、打打闹闹中阅读群体规则;在父母年复一年的劳作言行中阅读榜样和自律。没有灌输，我们的阅读对象广阔无边;没有说教，我们的师长无处不在。
在散養时代，我们是村庄的孩子。
村子的风气裹挟着每一户的门风，日子不紧不慢地流淌，大人孩子都活得恣意、舒展。
长大后，没人再叫我小马蜂，也再没人叫我妮儿。
我成了城里人。
女儿出生在保定，长在石家庄。两个城市，我们都无亲无故，她也就缺朋少伴。
女儿的物资世界很富有：衣服、玩具和零食从来不缺，书本到处都是，动物园、植物园、科技馆、图书馆……
女儿的世界又很贫瘠：失去田野和街道，像小鸟失去了天空;失去伙伴和游戏，像小羊失去了羊群。我们上班，她被圈养在家和各种教室;我们下班，她奋战在作业堆里。小时候，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盯着你，一直盯着你（困在斗室又能盯谁呢）;那张小嘴，每天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怎么办、十万个好无聊;那个小心灵，每天填满爸妈说、老师说、电视说……
等她渐渐不再发问，我知道，她在渐渐松开小手，踏进丛林深处。电视、投影、电脑、手机，网络时代的丛林浩瀚无边、无垠无界，这些不谙世事的幼鹿，谁来教她丛林生存的智慧？谁能帮她构筑强大的心灵？
我的故乡，那个可爱的小村庄如今也陌生得很：水塘填了，林子砍了，甚至有田地摞了荒。二层小楼越起越多，院子里却空得厉害。没人再排辈分讲规矩，村小学也没了，上学要到外村去，种地早已经赶不上打工挣钱吃香。
曾滋养过这一方家园的乡土文化早已连背影都不剩。
如果没有故乡可以回，失去根脉的人，又该如何在社会丛林中获得幸福的归属？
季羡林大师说：“人生于世，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因此我理解，我们要带着孩子，学会阅读这三层关系。阅读是唯一的救赎。
什么是阅读？阅读就是读书吗？
我没有去过诚品书店，但它那句著名的标语“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阅读”令人怦然心动。
这也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学会阅读不只是读书;作为圈养时代的父母，把书买给孩子也远远不够。
按这种思考来解读大师的幸福论，就是需要学会阅读三个层面：一是大自然中的物和生灵，学会读懂天人关系;二是人和事，学会读懂社会关系;三是自我认知，学会读懂身心世界。这种广义上的阅读其实是生命阅读，只要人活着，都要面对不能回避也无可避。幸福，不在物质世界，不在外人外因，完全取决于自己对世界的阅读力。
在这里，阅读其实变成了生活态度，变成了三观认知。幸福，应该在积极向上的态度中，在开放、接纳的状态里，在思考、开悟的习惯中，而这些并不完全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因此，你会看到，我们大字不识的祖辈，也同样能拥有超强的阅读力，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家园，影响家庭和家族的门风。
而我们日常说的读书只是狭义的阅读。读书自然是很重要的阅读，因为读书是人生最低成本的学习，最快捷的成长途径，生命最佳的延展方式。
不容置疑，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这个“村庄”太过丰富辽阔，身边没有我们儿时那种无形约束的乡土文明，太多的自由给了心灵太多的幽深复杂。一路走去，我们需要辨别和取舍的智慧，需要选择的勇气，需要精神的慰藉，需要解惑的明师，才不至于迷失。要得到这些“武功秘籍”，读书最便捷。因为书中凝结着人类智慧，浓缩着百样人生，展示着人间美景，融合了万般滋味。祖辈用一生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我们通过读书就能抄近道快速得到。
书籍是我们阅读世界的向导。读书，关键不在于看了多少，而是懂了多少。因为只有读懂读深的书，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种下可以开花的种子。
我始终认为，从前我们拥有的乡村田野或城市街巷，它们所承载的丰厚的风土人情，是大自然馈赠的鸿篇巨著，弥补了那时书籍的短缺。那时的父母只是这巨著中的章节之一，虽也和孩子相互影响，但各成体系。今天，我们面临的或许是个相反的情形。失去了田野和街巷，父母和老师几乎成了全部，于是，我们和孩子一起被困在逼仄的斗室，互相侵占，无所遁形。这种情形下，你可敢懈怠？可敢自称大人？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村里，我们都是孩子，需要一生修炼和成长。
这样，天黑之后，我们才能顺利找到回家的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年，我出生在黄河冲积平原一个名叫栾坡的小村子。村里一百多户人家十之八九都姓栾，虽没有了祠堂和族长，但辈分未乱。我是萝卜不大，却长到了“辈”儿上——从穿开裆裤起，就被一群大人“奶奶”“姑奶奶”地追着叫，优越感十足。
那会儿，人们已经不再饿肚子，过年时还能有新衣服穿，也僅限于能吃饱——家里虽然养着猪啊牛啊鸡啊，但都是要攒着换钱的。就连鸡蛋都是过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平时来了客人给炒盘鸡蛋，我们这些上不得桌的娃娃也只有吸溜着鼻子闻一闻的份儿。
电视当然还不普及，全村也就那么三两台。除了农忙时节，天一擦黑，家家户户都早早吃了晚饭，擦了嘴巴就去占地方。一台小电视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露天电影一样壮观。村子离县城有30几里地，进城全靠自行车，县城不通铁路，相对也很闭塞。在村里，要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电视，就只有两扇“窗”：一扇是家家户户堂屋门头的小广播，另一扇就是书。
村里书很少，但能识文断字很光荣。
打小我就得了个不好听的外号——小马蜂。大部分原因都归咎于看书。书太稀罕，几乎全村人家都被我因为找书祸祸过：仗着嘴皮子利索辈分高，走家串巷，到谁家就“抄家”，毫不见外，就差翻箱倒柜了。要碰上舍不得借的，胡搅蛮缠死缠烂打兼理直气壮：“你还没看啊？那也得先给我，我看得快啊！”连哄带抢，卷书走人，留下主人哭笑不得。
“抄”遍全村，也就那么几本书和老掉牙的连环画，书以《杨家将》《岳飞传》《西游记》《三侠五义》之类居多——我身上的男人性格大概就是从这些缺页少角、纸边泛黄的书中来的。其实我那会儿也就五六岁，还没上学，所谓的读书，其实是连蒙带猜，有点无师自通的意思。竟然就读了个七七八八，为了下回“抄”书更气势，就主动给不识多少字的婶子大娘们讲书里的故事。于是原本顽劣的小马蜂在这些口下从不饶人的妇人眼中，反倒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你个熊孩子咋不学着点人家小马蜂，看看，那么小个妮儿就能认整本书……”
当“抄”书难以满足时，我上了学。每天欢欢喜喜去村那头的学堂，在老师领进的崭新世界里如饥似渴地撒欢儿;放学欢欢喜喜回村这头放羊、割草。晚上，在明晃晃的大月亮下疯跑、踢毽子、捉迷藏。冬天天冷，在外面玩常常冻得鼻涕哧溜的，于是大棉袄的袖子一个个被蹭得锃亮——呵呵，别觉得恶心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日子反倒一点不单调，每一天都活得闪闪发光！
后来开始写作文，认字早、看书早的好处开始显露出来：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被在全校当范文，老师挨个班级去读。那个邻居、被我“抄家”最狠、该叫我“姑姑”的语文老师，见了我两眼放光，好像挖到宝：“中中中，写哩真不赖，只要恁有心啊，这身边儿哪哪儿都是文章啊……”那浓重的乡音和夸张的欣赏对我影响至今。
是的，我们的身边，天大地大，村庄和田野到处都是摊开的书卷。
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被母亲拴在地头（拴的是腰，不要乱想到小狗哦），嘬着手指头巴巴地望。地里头，父亲母亲在劳作，时不时直起腰来看一眼我，捎带着擦把汗。
等大了一点儿，自由度就高多了，就能在地里跟着撒欢儿：
谷雨前后是棉花育苗，在地里“咣当咣当”地打营养钵（类似打煤球，棉籽种在钵里，再覆膜育苗），风还很凉，泥土很香;
五月的麦假，去推长杆（一种收麦子的农具，长棍的一头装着铲刀），烈日下，看着整齐划一倒在脚下的麦子，一骄傲就原谅了麦芒带来的浑身刺痒;
八月暑假摘棉花。相对小小的我，棉花显然海拔太高（那会儿还没有矮化植株技术）。踮着脚一伸手，呀！我的最怕：软绵绵的肉虫子！海一般的棉花地里顿时响彻我的惨叫和大人远远的嘲笑声;
等到叶黄秋深，花生和红薯就成熟了。最妙的就是这时节了，因为能解嘴馋。比如刨红薯，先刨几块出来，挖个坑，点上柴，扔进红薯，过会儿把坑一封，该干啥干啥去吧。等这块地的红薯刨完，那边也焖熟了，时间刚刚好，扒将出来，手上颠倒着，嘴里吸溜着，脸上蹭着黑——那个烫啊，那个香啊，那个甜啊！
农忙时节，每天天刚蒙蒙亮，我的乡亲们就一猛子扎进田里，直忙到太阳老高才回来吃头顿饭——有些人家干脆一天两顿。地里的营生是生计，也是脸面。到了饭点儿，街里就热闹起来。抱个大海碗当街一蹲，一边“呼呼噜噜”地吃面喝汤，一边高声大嗓地唠嗑。谁家庄稼强，谁家碗里香，谁家长谁家短，都在整个村子的眼皮子底下，哪个也跑不了。我们这些小不点吃饭也扎堆，像一群从不挑食的小猪，比谁吃得快吃得多。等吃完了端碗回家，母亲一看，不是自家的碗，就会笑嗔：“这又跟谁换着吃了？明儿记得把碗换回来！”
村西头有个野林子，杂有果树，树上的鸟窝基本和我都是老相识（有损淑女形象暂且不提也罢）。关于林子的回忆都沾着香气：三月捋榆钱、五月摘槐花、六月躺在桑葚树杈上满嘴紫红、八月打小枣、十月抢石榴……
村东头是个大水塘，有鱼有虾，岸边满是芦苇，藏起一夏蛙声。太阳一偏西，小媳妇大婶子就端着洗衣盆在南岸一溜排开。女娃在妈妈身边嬉水——北岸是半大小子的地盘儿，男女有别，泾渭分明。此起彼伏的棒槌声响起来，全村的家长里短也在晚霞里晒满了塘：
啪！啪！“二憨两口子真愁人，把个地种成啥了……”
啪！啪！“老蔫家的，不是婶儿说你，给你婆婆送的那饭能吃么？婶儿告诉你，老栾家的名声要坏了，那以后可寻不下好媳妇……”
啪！啪！“秀明家老大真争气，考进县一中嘞！”
被爽朗的槌音追着，女人的高声大嗓传出去老远。水面上一跳一跳的霞光，把一张张笑脸染得格外生动。
你看，从小我就和大自然友好建交，深谙土地、食物和村庄的秘密：种豆得豆，种善得善，有耕耘才有收获。那些和我一样直脾气、一根筋的乡亲们，对此一定也心知肚明，虽然没喝过多少墨水，但他们骨子里传承着乡土文明的血脉。 就这样，我们在田边、在林间、在塘边、在泥泞的街上聚着群，无拘无束地随风长，在大自然里阅读万物生灵;在你追我赶、打打闹闹中阅读群体规则;在父母年复一年的劳作言行中阅读榜样和自律。没有灌输，我们的阅读对象广阔无边;没有说教，我们的师长无处不在。
在散養时代，我们是村庄的孩子。
村子的风气裹挟着每一户的门风，日子不紧不慢地流淌，大人孩子都活得恣意、舒展。
长大后，没人再叫我小马蜂，也再没人叫我妮儿。
我成了城里人。
女儿出生在保定，长在石家庄。两个城市，我们都无亲无故，她也就缺朋少伴。
女儿的物资世界很富有：衣服、玩具和零食从来不缺，书本到处都是，动物园、植物园、科技馆、图书馆……
女儿的世界又很贫瘠：失去田野和街道，像小鸟失去了天空;失去伙伴和游戏，像小羊失去了羊群。我们上班，她被圈养在家和各种教室;我们下班，她奋战在作业堆里。小时候，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盯着你，一直盯着你（困在斗室又能盯谁呢）;那张小嘴，每天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怎么办、十万个好无聊;那个小心灵，每天填满爸妈说、老师说、电视说……
等她渐渐不再发问，我知道，她在渐渐松开小手，踏进丛林深处。电视、投影、电脑、手机，网络时代的丛林浩瀚无边、无垠无界，这些不谙世事的幼鹿，谁来教她丛林生存的智慧？谁能帮她构筑强大的心灵？
我的故乡，那个可爱的小村庄如今也陌生得很：水塘填了，林子砍了，甚至有田地摞了荒。二层小楼越起越多，院子里却空得厉害。没人再排辈分讲规矩，村小学也没了，上学要到外村去，种地早已经赶不上打工挣钱吃香。
曾滋养过这一方家园的乡土文化早已连背影都不剩。
如果没有故乡可以回，失去根脉的人，又该如何在社会丛林中获得幸福的归属？
季羡林大师说：“人生于世，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因此我理解，我们要带着孩子，学会阅读这三层关系。阅读是唯一的救赎。
什么是阅读？阅读就是读书吗？
我没有去过诚品书店，但它那句著名的标语“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阅读”令人怦然心动。
这也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学会阅读不只是读书;作为圈养时代的父母，把书买给孩子也远远不够。
按这种思考来解读大师的幸福论，就是需要学会阅读三个层面：一是大自然中的物和生灵，学会读懂天人关系;二是人和事，学会读懂社会关系;三是自我认知，学会读懂身心世界。这种广义上的阅读其实是生命阅读，只要人活着，都要面对不能回避也无可避。幸福，不在物质世界，不在外人外因，完全取决于自己对世界的阅读力。
在这里，阅读其实变成了生活态度，变成了三观认知。幸福，应该在积极向上的态度中，在开放、接纳的状态里，在思考、开悟的习惯中，而这些并不完全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因此，你会看到，我们大字不识的祖辈，也同样能拥有超强的阅读力，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家园，影响家庭和家族的门风。
而我们日常说的读书只是狭义的阅读。读书自然是很重要的阅读，因为读书是人生最低成本的学习，最快捷的成长途径，生命最佳的延展方式。
不容置疑，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这个“村庄”太过丰富辽阔，身边没有我们儿时那种无形约束的乡土文明，太多的自由给了心灵太多的幽深复杂。一路走去，我们需要辨别和取舍的智慧，需要选择的勇气，需要精神的慰藉，需要解惑的明师，才不至于迷失。要得到这些“武功秘籍”，读书最便捷。因为书中凝结着人类智慧，浓缩着百样人生，展示着人间美景，融合了万般滋味。祖辈用一生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我们通过读书就能抄近道快速得到。
书籍是我们阅读世界的向导。读书，关键不在于看了多少，而是懂了多少。因为只有读懂读深的书，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种下可以开花的种子。
我始终认为，从前我们拥有的乡村田野或城市街巷，它们所承载的丰厚的风土人情，是大自然馈赠的鸿篇巨著，弥补了那时书籍的短缺。那时的父母只是这巨著中的章节之一，虽也和孩子相互影响，但各成体系。今天，我们面临的或许是个相反的情形。失去了田野和街巷，父母和老师几乎成了全部，于是，我们和孩子一起被困在逼仄的斗室，互相侵占，无所遁形。这种情形下，你可敢懈怠？可敢自称大人？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村里，我们都是孩子，需要一生修炼和成长。
这样，天黑之后，我们才能顺利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