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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其实往往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
没有罪感的人不会成为善人
人物周刊:您目前最关注哪些社会问题?
莫言:我现在最关注和生育有关的问题,真的,生育方面存在一些不公道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姑姑跟您谈过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痛苦和怀疑吗?
莫言:她几乎没和我谈过,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和她很像。她本人子孙满堂,3个女儿1个儿子,还有孙子,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有隐痛。
有的人家生了女孩,为了再生一胎就把孩子藏起来,或者假报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但不能你说死了就死了,计生委规定第一必须有接生护士签名,第二得有死去的婴儿尸体为证。我姑姑就从别的地方弄个婴儿尸体,给有关单位搪塞一下。她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人物周刊:《蛙》中的蝌蚪,有私欲,也有懦弱的一面。这个形象,有多少自我陈述的成分?
莫言:很难量化,但肯定有很多个人生活经验。比如蝌蚪是农村出身,当过兵,从事文学创作,我也在军队里服过役,也是自己在外工作,妻子在农村。
然后是计划生育政策,我也在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领取了计划生育证。如果我当时不去想所谓的前途,我应该可以生第二胎,我太太当时是农村户口。正因为我考虑到个人发展,要在部队当更高级的军官,所以没再要第二胎。现在年过半百,反思那段经历,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不应该那么做。
小说里面更尖锐,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蝌蚪想通过生孩子来赎罪、逃避现实。他认为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对他前妻丧命的一种赎还。但赎罪行为本身构成了新的罪过。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妻子用技术手段让别人代孕,他再把婴儿从代孕者手中夺走,最后使她疯狂。
尽管他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我想,到了晚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辩解是无力的,不但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敢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代表性,但我这次算是直面自己的灵魂。我从前讲过我几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本书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个阶段,当然仅仅是围绕“生育”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
一个有罪感的人一定是宽容的人、善良的人;一个没有罪感的人一定是跋扈的人、不善的人。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人物周刊:您早年有个短篇就叫《罪过》。
莫言:讲一对兄弟,弟弟很受父母喜爱,哥哥不受父母待见。兄弟俩去河堤上玩,弟弟去够荷花,哥哥一闪念间,应该伸手拉弟弟,但他没拉,弟弟淹死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说,他没有来得及反应,犹豫了一下。
人物周刊:外界可以对个人行为做出很多解释,但没法对内心一刹那的真正念头给出剖析?
莫言:对!我有过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一刹那,他明明可以挽救他,在他即便不挽救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的情况下。
哈代的一篇小说,有个医生,妻子落水了,一般人认为她已经死掉了,但他是医生,知道她还可以救活。虽然他们夫妻关系极其恶劣,他还是把妻子救活了。
铁凝的《大浴女》里,主人公的妹妹掉到一个井盖下,她明明可以救妹妹,但她没救。人一念之间的恶,就造成了终身的罪疚。
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人物周刊:说说您早年的创作环境,那段时光还是挺让您怀念的吧?
莫言:是的。80年代那种环境,真是有个写字的地方就可以。我在军艺的时候,4人一个宿舍,每人一张书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之类的作品,都是在宿舍完成的。旁边的人,有的睡觉,有的说话,有的抽烟,有的会客,你就只好戴个耳机。恰好那个时候产品质量比较高,数量也多,两年时间写了八九十万字。
人物周刊:从早期的《红高粱》、《酒国》到后来的《生死疲劳》、目前刚出炉的《蛙》,您不断改变写作手法,不变的是什么?
莫言:以善为本的理念。早期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别人对我施加的恶是他们内心深处恶的释放,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有条件我也是个恶人。于是对坏人也有一种宽容,我要明白为什么恶人这样坏,是什么使他们这么坏。从前写别人,现在写自己,自我审视。
人物周刊:您说,“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能否谈谈您是如何把握作品中的性描写的?
莫言:应该说,很多严肃作家小说中的性描写比我过分多了。我一直比较克制,而且是用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没有赤裸裸地描写器官什么的。
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除了题目比较香艳,很难找到严肃作家作品里都有的性描写。这是文学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作家的考验。如果性描写对塑造人物的形象有用,那没问题;纯粹是生理性的描述和展示,没有别的含义,没有美感,我就反对。
人物周刊:在您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您对女性的赞美和同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目睹文坛新人渐渐成长、成熟起来,是否会感到某种压力?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
最近几年,我也浏览韩寒的博客。他敢于跟大多数人的流行观点唱反调,在无数网民狂热、暴怒的时候,能从另外一个方向思考,说明他确实已经成熟了。我们过去老觉得他是另类,实际上他是当今青年的代表,很多人把他当作榜样。我们将来的国家领导会出现在这群人里。开玩笑地说,再过10年20年,韩寒应该竞选上海市长。
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作家写作就像母鸡下蛋
人物周刊:在您的创作当中,除了亲人和朋友,《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您有何帮助?
莫言:《检察日报》让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过去我在军队里,军队当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个比较独特的群体,相对独立于社会。我在军队呆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后来到了《检察日报》,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使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在合法与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也知道了执法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区别。
这10年《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没写出什么法律方面的好作品。
我的采访次数很有限,跟一些检察系统的劳模,进行过一些对谈,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也到下面基层讲过课。检察系统里也有成群结队的文学爱好者,我帮他们写信、看稿子,比较烦实际上。
人物周刊:平时您有记笔记的习惯吗?
莫言:我偶尔会记录一些只言片语,就是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就记下来。我有几个乱七八糟的小笔记本,记录这些只言片语,有些梦境中出现的非常精彩的场景也会记下来。
人物周刊:您最近做的最惊心动魄的梦是什么内容?
莫言:我忘记了,醒来就忘,所以常常凌晨两三点爬起来记。前两天,我梦见了一个我儿时的玩伴,脚上生着蹼膜,在水面奔跑。县体委把他招去参加游泳比赛。后来想到这不符合规则,别人在水里游,你在水上奔跑。给他做手术,结果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儿童。我想这和《蛙》有关系,蛙就有蹼膜。
人物周刊:您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这是我根据个人心境总结出来的。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实际上往往是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的。可能他在写的过程当中很不自信,写到一半时很自信,写完了以后又不自信了,不断在自信和自卑当中挣扎。
我的写作也是这样。构思时总踌躇满志,觉得这太棒了,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品。但拿起笔来就会想,这行吗?咬着牙坚持下去。写完了有时感觉不错,有时感觉很差。推己及人,我想所谓的艺术家、创造者都是这样,包括贝多芬、莫扎特等大音乐家在创造中也往往陷入绝望的状态,感觉才华被耗尽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自信,我想这个人不可能从事艺术工作,做政治家或许可以。
人物周刊:写作究竟是乐事还是苦差事?
莫言:写得顺的时候很乐,写得不顺的时候也很烦,不断在快乐和沮丧之间跳跃。一会儿沮丧得要命,觉得才华耗尽了;一会儿又狂妄得要命:这一段谁能写出来?每天都在起起落落中挣扎。
人物周刊:最后您很享受这个过程?
莫言:当然,最终完成一部作品还是很享受的。但新的枷锁又马上套在脖子上了。
人物周刊:已经有新作的构想了吧?
莫言:好几部在交叉。作家写作有时候就像母鸡下蛋。老母鸡意外死了,农民舍不得扔掉,要吃掉它。剖开肚子后,发现它的蛋是排着队的,大的像乒乓球一样,接下来一个比一个小,最后像米粒一样。它肚子里面有一大团卵,成熟一个排出一个,后面一个一个跟着成熟。一个作家的肚子里肯定有几十个故事,他不一定知道哪个先成熟——有几个可能长得差不多大。
(实习记者王梦怡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没有罪感的人不会成为善人
人物周刊:您目前最关注哪些社会问题?
莫言:我现在最关注和生育有关的问题,真的,生育方面存在一些不公道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姑姑跟您谈过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痛苦和怀疑吗?
莫言:她几乎没和我谈过,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和她很像。她本人子孙满堂,3个女儿1个儿子,还有孙子,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有隐痛。
有的人家生了女孩,为了再生一胎就把孩子藏起来,或者假报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但不能你说死了就死了,计生委规定第一必须有接生护士签名,第二得有死去的婴儿尸体为证。我姑姑就从别的地方弄个婴儿尸体,给有关单位搪塞一下。她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人物周刊:《蛙》中的蝌蚪,有私欲,也有懦弱的一面。这个形象,有多少自我陈述的成分?
莫言:很难量化,但肯定有很多个人生活经验。比如蝌蚪是农村出身,当过兵,从事文学创作,我也在军队里服过役,也是自己在外工作,妻子在农村。
然后是计划生育政策,我也在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领取了计划生育证。如果我当时不去想所谓的前途,我应该可以生第二胎,我太太当时是农村户口。正因为我考虑到个人发展,要在部队当更高级的军官,所以没再要第二胎。现在年过半百,反思那段经历,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不应该那么做。
小说里面更尖锐,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蝌蚪想通过生孩子来赎罪、逃避现实。他认为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对他前妻丧命的一种赎还。但赎罪行为本身构成了新的罪过。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妻子用技术手段让别人代孕,他再把婴儿从代孕者手中夺走,最后使她疯狂。
尽管他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我想,到了晚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辩解是无力的,不但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敢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代表性,但我这次算是直面自己的灵魂。我从前讲过我几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本书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个阶段,当然仅仅是围绕“生育”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
一个有罪感的人一定是宽容的人、善良的人;一个没有罪感的人一定是跋扈的人、不善的人。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人物周刊:您早年有个短篇就叫《罪过》。
莫言:讲一对兄弟,弟弟很受父母喜爱,哥哥不受父母待见。兄弟俩去河堤上玩,弟弟去够荷花,哥哥一闪念间,应该伸手拉弟弟,但他没拉,弟弟淹死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说,他没有来得及反应,犹豫了一下。
人物周刊:外界可以对个人行为做出很多解释,但没法对内心一刹那的真正念头给出剖析?
莫言:对!我有过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一刹那,他明明可以挽救他,在他即便不挽救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的情况下。
哈代的一篇小说,有个医生,妻子落水了,一般人认为她已经死掉了,但他是医生,知道她还可以救活。虽然他们夫妻关系极其恶劣,他还是把妻子救活了。
铁凝的《大浴女》里,主人公的妹妹掉到一个井盖下,她明明可以救妹妹,但她没救。人一念之间的恶,就造成了终身的罪疚。
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人物周刊:说说您早年的创作环境,那段时光还是挺让您怀念的吧?
莫言:是的。80年代那种环境,真是有个写字的地方就可以。我在军艺的时候,4人一个宿舍,每人一张书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之类的作品,都是在宿舍完成的。旁边的人,有的睡觉,有的说话,有的抽烟,有的会客,你就只好戴个耳机。恰好那个时候产品质量比较高,数量也多,两年时间写了八九十万字。
人物周刊:从早期的《红高粱》、《酒国》到后来的《生死疲劳》、目前刚出炉的《蛙》,您不断改变写作手法,不变的是什么?
莫言:以善为本的理念。早期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别人对我施加的恶是他们内心深处恶的释放,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有条件我也是个恶人。于是对坏人也有一种宽容,我要明白为什么恶人这样坏,是什么使他们这么坏。从前写别人,现在写自己,自我审视。
人物周刊:您说,“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能否谈谈您是如何把握作品中的性描写的?
莫言:应该说,很多严肃作家小说中的性描写比我过分多了。我一直比较克制,而且是用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没有赤裸裸地描写器官什么的。
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除了题目比较香艳,很难找到严肃作家作品里都有的性描写。这是文学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作家的考验。如果性描写对塑造人物的形象有用,那没问题;纯粹是生理性的描述和展示,没有别的含义,没有美感,我就反对。
人物周刊:在您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您对女性的赞美和同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目睹文坛新人渐渐成长、成熟起来,是否会感到某种压力?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
最近几年,我也浏览韩寒的博客。他敢于跟大多数人的流行观点唱反调,在无数网民狂热、暴怒的时候,能从另外一个方向思考,说明他确实已经成熟了。我们过去老觉得他是另类,实际上他是当今青年的代表,很多人把他当作榜样。我们将来的国家领导会出现在这群人里。开玩笑地说,再过10年20年,韩寒应该竞选上海市长。
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作家写作就像母鸡下蛋
人物周刊:在您的创作当中,除了亲人和朋友,《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您有何帮助?
莫言:《检察日报》让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过去我在军队里,军队当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个比较独特的群体,相对独立于社会。我在军队呆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后来到了《检察日报》,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使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在合法与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也知道了执法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区别。
这10年《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没写出什么法律方面的好作品。
我的采访次数很有限,跟一些检察系统的劳模,进行过一些对谈,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也到下面基层讲过课。检察系统里也有成群结队的文学爱好者,我帮他们写信、看稿子,比较烦实际上。
人物周刊:平时您有记笔记的习惯吗?
莫言:我偶尔会记录一些只言片语,就是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就记下来。我有几个乱七八糟的小笔记本,记录这些只言片语,有些梦境中出现的非常精彩的场景也会记下来。
人物周刊:您最近做的最惊心动魄的梦是什么内容?
莫言:我忘记了,醒来就忘,所以常常凌晨两三点爬起来记。前两天,我梦见了一个我儿时的玩伴,脚上生着蹼膜,在水面奔跑。县体委把他招去参加游泳比赛。后来想到这不符合规则,别人在水里游,你在水上奔跑。给他做手术,结果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儿童。我想这和《蛙》有关系,蛙就有蹼膜。
人物周刊:您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这是我根据个人心境总结出来的。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实际上往往是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的。可能他在写的过程当中很不自信,写到一半时很自信,写完了以后又不自信了,不断在自信和自卑当中挣扎。
我的写作也是这样。构思时总踌躇满志,觉得这太棒了,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品。但拿起笔来就会想,这行吗?咬着牙坚持下去。写完了有时感觉不错,有时感觉很差。推己及人,我想所谓的艺术家、创造者都是这样,包括贝多芬、莫扎特等大音乐家在创造中也往往陷入绝望的状态,感觉才华被耗尽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自信,我想这个人不可能从事艺术工作,做政治家或许可以。
人物周刊:写作究竟是乐事还是苦差事?
莫言:写得顺的时候很乐,写得不顺的时候也很烦,不断在快乐和沮丧之间跳跃。一会儿沮丧得要命,觉得才华耗尽了;一会儿又狂妄得要命:这一段谁能写出来?每天都在起起落落中挣扎。
人物周刊:最后您很享受这个过程?
莫言:当然,最终完成一部作品还是很享受的。但新的枷锁又马上套在脖子上了。
人物周刊:已经有新作的构想了吧?
莫言:好几部在交叉。作家写作有时候就像母鸡下蛋。老母鸡意外死了,农民舍不得扔掉,要吃掉它。剖开肚子后,发现它的蛋是排着队的,大的像乒乓球一样,接下来一个比一个小,最后像米粒一样。它肚子里面有一大团卵,成熟一个排出一个,后面一个一个跟着成熟。一个作家的肚子里肯定有几十个故事,他不一定知道哪个先成熟——有几个可能长得差不多大。
(实习记者王梦怡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