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一个国家、地区，还是一个企业，主要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在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的交流中，他的这句话让《环球人物》记者印象颇为深刻。
　　迟福林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作为经济研究专家、经济改革研究专家，在这方面更应多发声、发好声、发有用的声。同时，尽可能使自己的发声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决策有影响，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今年3月，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迟福林带着7份提案，第十次赴两会履职。当他出现在记者面前时，黝黑而富有光泽的皮肤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虽年逾六旬，他依然精神抖擞，无论谈到当前经济形势还是他的个人经历，都有条不紊、娓娓道来。
　　经济全球化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2017年是经济全球化的转折之年，全球自由贸易正遭遇严峻考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采取“美国优先”战略导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继英国脱欧后，欧盟随时可能飞出新的“黑天鹅”；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依然突出。
　　在迟福林看来，经济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不确定性明显增大，有可能步入一个与以往“和平与发展”迥异的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和经济转型的多重挑战，迟福林率领他的中改院研究团队在今年2月底推出新书《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正式提出了“二次开放”的主张。
　　所谓“二次开放”，是相对于至今已进行30多年的“一次开放”而言的。“当下，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和重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有加快推进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一次开放’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转型，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
　　“二次開放”的前提，便是要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下坚持自由贸易，坚持经济全球化。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中产阶层缩小，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愈加突出，美国和德国的中产阶层都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有些欧美国家把“板子”打在全球化上，由此产生“逆全球化”思潮。对此，迟福林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非只有中国，相反，欧美发达国家从中国的开放中获益良多，并将继续受益。
　　“全球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结构变革，都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还有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都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迟福林认为。
　　他预测，依托巨大的内需市场，未来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在30%左右。13亿多人的消费大市场，尤其是服务型消费大市场，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突出优势。因此，“短期内自由贸易或将经历一次重大调整，但在中长期内，自由贸易的大趋势难以改变”。
　　“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刻不容缓
　　目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增速达到14.6%，占外贸比重达到18%。迟福林认为，未来5—10年，全球服务贸易仍有较大发展潜力，“二次开放”的发力点便是开放服务贸易。
　　迟福林介绍，中国作为第一贸易大国，市场开放的重心一直在工业领域，市场化程度已达80%以上。而服务业仍有50%左右的领域尚未打破垄断，尤其是教育、医疗、健康和文化市场，开放度都不高。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
　　“在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社会资本、外资进入并不容易。比如通信产业被三大巨头垄断；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中，大多数项目主要限制服务贸易。”迟福林说。以健康产业为例，过去人们注重医疗，但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未来国人在健康方面的需求会大大增加。但目前，国内健康服务体系亟待完善，服务人才严重缺失。“现在是有需求、缺供给，原因就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
　　为此，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迟福林专门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尽快出台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行动方案，打破各类垄断。比如，海南省可以探索旅游、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自由贸易。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迟福林还重点强调了要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他认为，这不仅对粤港澳区域一体化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促进和服务“一国两制”将产生重要影响。
　　迟福林去年曾到珠海横琴考察，发现位于这里的澳门大学珠海分校用围墙将校内师生与珠海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引起了他的深思。“这样的限制并非明智之举，粤港澳三地需要全面放开人文交流，尤其是在青年人之间放开交流。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迟福林呼吁中央层面尽快出台方案，加大顶层推动，在比较成熟的旅游、健康、教育等领域赋予广东更大的开放管理权限。“粤港澳三地的产业互补性很强，应该允许广东先行一步，对香港、澳门放开服务业，提升广东在服务业发展方面的能力，由此带动全国。”
　　转折人生中的改革初心
　　迟福林对于中国经济和行政体制的深入研究和高度敏感，与他充满转折的人生际遇分不开。
　　他16岁入伍，有20年的军龄。1978年，在部队表现优异的迟福林获得了进入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入校一年半，他就“疯狂”地选修了经济学、哲学等近20门课程，毕业时破格获得了北大的本科同等学力。
　　“学习期满后，部队要调我回去，教我的两位老师骑着自行车去做我单位领导的工作，说能不能让这个小伙子留下来多读一年。”这一幕让迟福林铭记至今，“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做一个具有专业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值得追求一生的事业。”北大这张珍贵的同等学力证书，也成为他从军人转型为学者的“立足之本”。
　　中共十三大结束后，正在中南海工作的迟福林主动要求调往海南，参与筹备建省事宜。“作为一个改革研究者，没有地方工作经历就无法直接了解经济社会。”他用了不到3个小时办完了军转手续，次日就背起行囊，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一下飞机，眼前的景象让迟福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晚上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室友打牌吵得我一晚上没睡着觉。”海南的落后状况让他更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这个地方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就有可能失败；不改革就没有失败，但也是不作为。”凭借对改革的“执念”，迟福林屡屡“以身试险”。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在海航成立之前，岛上只有少量航班，“进得去，出不来”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海南岛的发展。让当时的省政府出资成立航空公司并不现实，而要批准成立股份制航空公司又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作为当时海南省体改办和省委研究室负责人，迟福林表现出了军人的担当和铁腕：“我那时想的就是，认准的事情就去做，错了我来承担。同时严格约束自己，手下的司机买了股票，我也要求他必须退回去。”
　　迟福林向记者坦言，当年的很多决定都是被“逼”出来的。“海南建省之前，每年的财政收入才2.7亿元左右。没有钱，没有像样的企业，没有像样的市场，怎么办？只能靠改革寻出路。”
　　1991年，中改院在海南成立。26年来，在迟福林的带领与推动下，中改院坚持自负盈亏办社会智库，每年形成一部改革研究报告，着眼实际、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迟福林说，没有好的思想和建议，智库的生命力也就不复存在。“在海南岛这个学术氛围并不是最好的地方，怎么能不断地提出一些既客观独立又比较超前而务实的建议或思想，直到今天我仍感压力巨大。”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内外发展的新环境和新变数，要实现未来5—10年的中速增长，进一步改善增长质量，关键是深化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国家处在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迟福林深知，作为一名改革研究者，他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提出前瞻、务实的决策建议，让中国经济在这一波转型大潮里稳中求进。他认为自己和这个国家一样，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