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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更是近年来相关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与社区教育优势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力图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现状与不足，并指出社区教育作为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的全新教育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社区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
一、核心概念界定
1.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一词的思想起源是“学校是社会的基础”，这一思想由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于20世纪初提出。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如金辉、黄云龙、厉以贤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区教育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尽管如此，学术界对“社区教育”这一概念的核心观念是基本一致的：以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为理论根据，将社区教育的内涵描述成是教育目标、社区进步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一种活动过程，其本质是教育同社区的结合、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2.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201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说法，是最早對此进行过研究的学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入学者视界并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学者从代际比较的视角界定“新生代农民工”，如侯力和解柠羽剖析了“第二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区别，简新华、黄琨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应介于18-27岁之间。国家统计局和全国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也作出了相应的概念界定，被学术界广泛采用。本文同样采用全国总工会的定义，即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从事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3.城市融入。对“城市融入”概念界定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城市融入是从演进结果的角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态进行阐释；动态的城市融入即将其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并融合于城市社区，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容纳并接受农民工群体，双方通过健康有序的交流互动，共同建设新的和谐社区共同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这一概念的界定，本研究认同咸星兰和金喜在的观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逐渐适应城市社会和市民生活，完成自身从身份、职业、生活方式等硬性指标到文化、价值观等软性指标的改变和调整，最终被城市接纳、被市民认同、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的动态过程。
二、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献综述。
1.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不只是迁移居住地和工作地的简单实现，更重要的是融入、扎根于城市。针对这个问题，王春光、周晓虹、张时玲等多名学者的文章共同指出：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社会，但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状态的主流观点是：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度较低，农民工受到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和社会歧视等多种社会排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1.2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分析。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障碍因素的分析中，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指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外在因素有工资收入、户籍制度、劳动权益受损等。吴振华、侯国凤等学者也从社会歧视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在农民工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一大原因是社会交往的局限性。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加深了社会交往的鸿沟，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对立冲突使得很多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意于市民过多交往，他们遇到困难往往选择求助亲友或老乡，囿于自己的初级社会网络。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也是其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多位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其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虽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有普遍提高，但仍不能满足诚实劳动力时长的就业需求。在职业能力资本方面，职业选择迷茫、职业生涯规划欠缺、技能培训需求难以实现；在心理资本方面，长期处于压抑、自卑等负面情绪困扰下，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等，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其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感受。
1.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探讨。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顺利实现市民化，学者们针对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分别给出了政策建议，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卢海阳等人指出政府应在改革制度与政策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担任主导角色，并提出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力度、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等举措。董章琳和张鹏提出若要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制度障碍，必要改革户籍制度和其相关配套制度。张时玲指出政府要组织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引导和教育，以城市生活常识、行为规范和法律常识等为主要内容，提升农民工的现代文明意识、提高其城市适应性。另外也有少数学者从教育、社会工作等角度提出对策。张洪霞指出必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教育和培训、开展社区活动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董章琳和张鹏也认为提高农民工基本劳动技能对其经济层面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另外，要加强社区管理、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沟通，通过社区融合推动社会层面的城市融入。杨清通过对福建常驻外来人口在城市融入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指出社区教育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可扮演主角。周军提出为了促进现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可通过技能教育、适应性教育、心理教育等社区教育活动，多管齐下以消除障碍。以上种种研究结论，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2.关于社区教育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优势研究。农民工大量集中于城市社区生活，作为农民工聚居的城市最基本单位，城市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王益宇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社区教育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可以提升其职业技能以增加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闲暇教育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薛天山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不但要提高文化素养和职业节能，还得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面自我调整和改变。龚兴英认为具有全员性、全面性、全程性的社区教育，可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弥补制度化教育和淘汰机制的弊端。社区教育的灵活性使之具有丰富的内容、多彩的形式和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办学理念等，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需的各种教育需求。张铁军认为社区教育的宗旨在于解决社区的社会问题、建设和发展和谐社区，全面提高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恰恰是其“再社会化”的过程，社区教育的路径优势不言自明。陈龙根指出，“社会化”的功能主体有三，即家庭、学校和社区。此三者在影响和重塑人的行为观念方面各具优势。但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经济、家庭等种种限制，已很难再此进入学校进行系统教育，也无法从家庭中获得有益于城市融入的习惯和技能，因此能够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的“社会化”功能主体只有社区教育。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障碍因素，必须综合治理、多方发力，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文化素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断调整和适应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最终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通过梳理国内已有的文献可知，政府、社会和学术界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从社区教育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方法对策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是宏观上的理论构建，微观分析和实证调查的研究不足。因此，在充分收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广州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学习需求实证调查，最终从社区教育的全新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薛天山. 社区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1，19：63-67.
[2]王益宇，汪敏生. 社区教育：解决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的有效途径[J]. 成人教育，2008，04：6-8.
[3]咸星兰，金喜在.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与路径[J]. 税务与经济，2016，01：38-41.
[4]卢海阳，郑逸芳，钱文荣.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6，01：26-36.
[5]董章琳，张鹏. 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032名农民工的调查[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02：19-25.
[6]张洪霞.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 调研世界，2014，01：26-30.
[7]张时玲.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约因素与路径分析[J]. 特区经济，2006，06：136-137.
作者简介：潘晓红（1990—）女，汉族，江西鹰潭人，研究生。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
关键词：社区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
一、核心概念界定
1.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一词的思想起源是“学校是社会的基础”，这一思想由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于20世纪初提出。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如金辉、黄云龙、厉以贤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区教育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尽管如此，学术界对“社区教育”这一概念的核心观念是基本一致的：以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为理论根据，将社区教育的内涵描述成是教育目标、社区进步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一种活动过程，其本质是教育同社区的结合、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2.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201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说法，是最早對此进行过研究的学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入学者视界并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学者从代际比较的视角界定“新生代农民工”，如侯力和解柠羽剖析了“第二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区别，简新华、黄琨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应介于18-27岁之间。国家统计局和全国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也作出了相应的概念界定，被学术界广泛采用。本文同样采用全国总工会的定义，即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从事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3.城市融入。对“城市融入”概念界定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城市融入是从演进结果的角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态进行阐释；动态的城市融入即将其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并融合于城市社区，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容纳并接受农民工群体，双方通过健康有序的交流互动，共同建设新的和谐社区共同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这一概念的界定，本研究认同咸星兰和金喜在的观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逐渐适应城市社会和市民生活，完成自身从身份、职业、生活方式等硬性指标到文化、价值观等软性指标的改变和调整，最终被城市接纳、被市民认同、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的动态过程。
二、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献综述。
1.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不只是迁移居住地和工作地的简单实现，更重要的是融入、扎根于城市。针对这个问题，王春光、周晓虹、张时玲等多名学者的文章共同指出：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社会，但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状态的主流观点是：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度较低，农民工受到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和社会歧视等多种社会排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1.2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分析。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障碍因素的分析中，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指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外在因素有工资收入、户籍制度、劳动权益受损等。吴振华、侯国凤等学者也从社会歧视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在农民工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一大原因是社会交往的局限性。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加深了社会交往的鸿沟，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对立冲突使得很多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意于市民过多交往，他们遇到困难往往选择求助亲友或老乡，囿于自己的初级社会网络。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也是其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多位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其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虽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有普遍提高，但仍不能满足诚实劳动力时长的就业需求。在职业能力资本方面，职业选择迷茫、职业生涯规划欠缺、技能培训需求难以实现；在心理资本方面，长期处于压抑、自卑等负面情绪困扰下，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等，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其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感受。
1.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探讨。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顺利实现市民化，学者们针对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分别给出了政策建议，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卢海阳等人指出政府应在改革制度与政策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担任主导角色，并提出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力度、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等举措。董章琳和张鹏提出若要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制度障碍，必要改革户籍制度和其相关配套制度。张时玲指出政府要组织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引导和教育，以城市生活常识、行为规范和法律常识等为主要内容，提升农民工的现代文明意识、提高其城市适应性。另外也有少数学者从教育、社会工作等角度提出对策。张洪霞指出必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教育和培训、开展社区活动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董章琳和张鹏也认为提高农民工基本劳动技能对其经济层面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另外，要加强社区管理、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沟通，通过社区融合推动社会层面的城市融入。杨清通过对福建常驻外来人口在城市融入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指出社区教育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可扮演主角。周军提出为了促进现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可通过技能教育、适应性教育、心理教育等社区教育活动，多管齐下以消除障碍。以上种种研究结论，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2.关于社区教育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优势研究。农民工大量集中于城市社区生活，作为农民工聚居的城市最基本单位，城市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王益宇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社区教育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可以提升其职业技能以增加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闲暇教育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薛天山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不但要提高文化素养和职业节能，还得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面自我调整和改变。龚兴英认为具有全员性、全面性、全程性的社区教育，可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弥补制度化教育和淘汰机制的弊端。社区教育的灵活性使之具有丰富的内容、多彩的形式和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办学理念等，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需的各种教育需求。张铁军认为社区教育的宗旨在于解决社区的社会问题、建设和发展和谐社区，全面提高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恰恰是其“再社会化”的过程，社区教育的路径优势不言自明。陈龙根指出，“社会化”的功能主体有三，即家庭、学校和社区。此三者在影响和重塑人的行为观念方面各具优势。但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经济、家庭等种种限制，已很难再此进入学校进行系统教育，也无法从家庭中获得有益于城市融入的习惯和技能，因此能够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的“社会化”功能主体只有社区教育。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障碍因素，必须综合治理、多方发力，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文化素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断调整和适应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最终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通过梳理国内已有的文献可知，政府、社会和学术界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从社区教育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方法对策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是宏观上的理论构建，微观分析和实证调查的研究不足。因此，在充分收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广州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学习需求实证调查，最终从社区教育的全新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薛天山. 社区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1，19：63-67.
[2]王益宇，汪敏生. 社区教育：解决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的有效途径[J]. 成人教育，2008，04：6-8.
[3]咸星兰，金喜在.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与路径[J]. 税务与经济，2016，01：38-41.
[4]卢海阳，郑逸芳，钱文荣.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6，01：26-36.
[5]董章琳，张鹏. 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032名农民工的调查[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02：19-25.
[6]张洪霞.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 调研世界，2014，01：26-30.
[7]张时玲.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约因素与路径分析[J]. 特区经济，2006，06：136-137.
作者简介：潘晓红（1990—）女，汉族，江西鹰潭人，研究生。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