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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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教育有过"巫教""教治"两种形态,其中"教治"对后世教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以上古时期的仪式之教为基础,延伸而至西周,成为西周教育活动的主体.其特点是:作为辅政手段,在官方发起的各种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中施教,以直接规训身体行为为主要目标,通过建构统一的社会秩序而达到教育目的.与其互为镜像的是重视"修德"和"美风俗"之效果的"教化"概念.周代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以技术为中心,其二以行为方式为中心,其三以道德为中心.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对应,"教化"概念成长于"教治"时代而流行在春秋以后.考察"教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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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新乡4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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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教育有过"巫教""教治"两种形态,其中"教治"对后世教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以上古时期的仪式之教为基础,延伸而至西周,成为西周教育活动的主体.其特点是:作为辅政手段,在官方发起的各种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中施教,以直接规训身体行为为主要目标,通过建构统一的社会秩序而达到教育目的.与其互为镜像的是重视"修德"和"美风俗"之效果的"教化"概念.周代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以技术为中心,其二以行为方式为中心,其三以道德为中心.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对应,"教化"概念成长于"教治"时代而流行在春秋以后.考察"教治"和"教化"的内涵及其存在方式,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了解中国教育传统的特性及其来历,也有助于了解"礼""乐""诗"等事物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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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问题及其相应的现代性问题,依旧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然而,我们进入了后现代状态,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持续的纠缠,对现代性的进一步探索离不开后现代性视域的观照.现代性本身蕴含着一种“反-”(anti-)的特征,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叛只是现代性这一特征的延续.现代性在对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施予塑造的同时也进行了褫夺,后现代性通过拒斥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普遍性、统一性来重塑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同时,却不得不编织并依靠一张更精密的宏大叙事之网.因此,后现代性与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繁盛期,以学术史视野切入这一时期学术范式的流变考论,透析其发展规律、反思其内在逻辑,是一项创新性的研究.文章按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学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兼顾历时线索,对这一时期学术范式流变的考察分别从价值系统、方法系统、知识系统三个层面在范式结构中的动态作用加以展开:其一是从学术价值层面看“指导思想”的预置与轮替如何影响了学术范式系统的整体革新;其二是从学术方法层面看“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转化和越位如何导致了文学研究方法的错置,为新世纪的“强制
关注惩罚及其正当性的学者们对"惩罚是什么"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不外乎是以"痛苦"或"伤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定义.然而,痛苦并不适合拿来解释惩罚,这是因为其作为一种内在的感觉体验,不仅会引发严重的理论困惑,而且无法与所公认的惩罚要素相结合.而伤害作为一种客观的实在和行动,不仅能够解决痛苦所引发的问题,而且也与"惩罚"的日常用法一致.
从"孔门四科"到"学术三分",至宋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共有的学术体系:道德、政事、文学三位一体,涵括了儒学思想、社会治理、文学表达.到了清代,在趋于专制的大背景下,作为本体的道德之学和作为政事的实践之学整体衰退:道统的权力归于皇帝,考据之学放弃了义理的解释权;政事在礼学复兴、讲求实用实行和精神日趋萎弱的背景下,渐由实学递降为治术.桐城派以文学而主持义理,以文学而兼考据,建构起义理、考据、辞章的学术体系,以其批判性、开放性、发展性使这一学术体系既支撑了桐城文学和桐城学术,也使得它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成为重要资源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范式转向的趋势.这种转向在传统研究领域外开辟了新的路径.从思维层面而言,滥觞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是一种基于科学“归纳”思维范式下的研究形态.在这种思维范式影响下,文学创作和批评集中体现为“典型论”的话语模式,并共同形成了一条“向后看”的文学路径.而受到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向前看”创作思维影响的科幻研究,逐渐改变研究本身的传统模式,出现了具有“演绎”思维范式的研究样态,在与传统批评的不断对话中,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明代商人多因生计艰难或科举不利而服贾养家,他们大都能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出发,较理性考量、对待儒、贾关系,发扬了经商致富以兴家立业的正当价值.尽管部分商人心里仍显示出儒、贾择业的一些内在紧张,然在勉为“廉贾”“良贾”的激励下,不仅合理获取财富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物质基础的取向被他们逐渐认可接受,而且他们还常常发挥自身优势做出切实社会贡献,并因此受到世人称赞与尊重.此外,源于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的深度认同,又有不少商人试图在实践层面打开儒、贾之间的通路,并为家族长远发展计虑,务使一门之内儒、贾相资互济,兼得并举.以
《尚书·洪范》福殛畴既是手段畴又是目的畴."福"是福庆、福报之义,"六极"之"极"当读为"殛","殛"是诛罚、惩罚义."攸"是"修"字初文,"攸好德"即"修好德","好德"即美德之义."五福"即五种福报,"六殛"即六种惩罚."五福"以修好德为中心.在洪范九畴系统中,五福六殛既是个人趋吉避凶的目的,又是君王统治臣民和治理天下的手段,且君王专擅作福作威的权力.五福与六殛有对应性,但如何对应,汉宋儒者的说法不一致.从内容和义理上来看,寿、考终命应与凶短折相对,富应与贫相对,康宁应与疾、忧相对,修好德应与恶、弱相
"商周鼎革"之后周人关于"政权合法性"与"王朝正统论"的言说,集中体现在天(天命)、地(地理)、人(血统)三端,是为"三才"之道.在"天命"论上,周人将商人的"天命不变"论改造为"天命转移"论,并申说"天命"已由商人转移至周人,故"周革商命"为"顺天革命".为了保有"天命",周人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敬德"说,并由此发展出"保民论""民本论".与夏人、商人一样,周人的祖先也是古帝王的后裔,因在"血统"上并不具有独到的优势,周人后来扬弃了"血统论",转而宣扬"敬德""保民".而西周初年,周人之所以要营建洛邑,是
一般认为,20世纪两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列奥·施特劳斯一个维护现代多元价值,一个推崇古典自然正当.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忽视受20世纪共同时代背景的影响二人观点具有的某些相似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内在冲突、人类易错性和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三个方面.当然,二人还是选择了现代自然权利和古典自然正当两条不同道路:前者的依据是价值多元主义,自然权利体现在消极自由的概念中,最终在习俗和意见中走向真理的相对主义.后者的依据是苏格拉底怀疑主义,预设了习俗和意见之上的自然正当,并指向一种不断超越习俗和意见、矢志不渝追求真理
"跨学科"作为一种被期望能带来突破的研究方式,有其普遍的应用前景,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界近年来时常讨论的对象.从美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追溯跨学科研究的渊源,可以发现跨学科研究方式的发展过程、留下的轨迹和产生的影响;从文化研究影响和西方文论的理论支撑中,可以看到跨学科方式的必要和必然.从中,既可勾勒出跨学科方式的历程,发现其特征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到存在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文学研究中过分偏向政治立场的倾向,以及脱离文学性谈文学的现象.跨学科方式的学理根源于"共同问题意识",但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怎么"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