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虎胆徐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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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彦刚,1907年11月11日生于四川省开江县甘棠乡漆子店一个农民家庭。徐彦刚曾任红3军9师师长,红3军军长,红1军团参谋长和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等职。他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
  (一)
  1924年秋,17岁的徐彦刚考入重庆江北中学。时值共产党人杨闇公、肖楚女等在重庆发动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建立四川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徐彦刚在校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参加了爱国反帝活动。


  1925年上半年,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为反对四川军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联合举行罢课示威,反动当局出兵镇压,徐彦刚等7名为首的学生被捕入狱。一周以后,经赵秉兴老师担保,被捕学生获释,但徐彦刚仍被开除学籍。回到家里,父亲责怪他。他说:“中国太黑暗了,必须唤起民众参加斗争,才能彻底改造这个社会。一个只知为自己的人虽生犹死,一个为民众而死的人,虽死犹生!我要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寻求光明的事业,决不庸庸碌碌虚度年华,苟且偷生。”
  1925年8月,吴玉章在“五卅”运动后回到重庆,找到了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在大溪沟创办中法大学,以培养革命骨干。徐彦刚于1926年春考入中法大学,直接受到吴玉章、杨闇公等的熏陶和培养。他认真阅读了蔡和森的《社会发展简史》,以及《共产主义ABC》、《向导》、《共产党人》等革命书刊,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革命活动,还参加了杨闇公举办的党团员培训班,每周开两三次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有关指示,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他在中法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经中共组织批准,徐彦刚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随即与在重庆录取的200多名学生乘船东下武汉。
  徐彦刚被编入预科第六期。2月12日,在两湖书院的大操坪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苏兆征、谭平山、恽代英,叶剑英等出席。吴玉章在会上讲话说:“革命要懂得革命的理论和意义,否则决不能建设革命事业。革命决不容有封建思想及个人权力存在。”徐彦刚听后很受教育,使他懂得了这次入军校学习的目的和意义。
  在军校,徐彦刚认真听取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和邓演达、周恩来、聂荣臻的讲课,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严格进行军事训练,还经常与同学们一道参加武汉地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是宣传团的积极分子。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率部叛变偷袭武汉,妄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徐彦刚随军校被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平叛战斗,接受了锻炼和考验。“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中共党组织为保存军校这支党团员占70%的革命队伍,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徐彦刚随教导团离开武汉,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二)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共中央命令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教导团,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徐彦刚所在的教导团乘木船自武昌东下,因途中与警卫团失去联络,8月4日船抵九江,就被张发奎的军队缴了械,指令到九江第4军的陆军医院附近露营。当晚,徐彦刚、陈伯钧、王良等七八个同志暗中商谈,趁夜深人静时,逃出军营,离开九江,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
  经过几天的日夜兼程、他们打听到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便转道高安,与打着贺龙20军独立团旗号的平江、浏阳工农自卫军在高安县城相遇。徐彦刚、陈伯钧、王良等毅然加入了这支部队。不久,獨立团从高安出发,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宜丰转到铜鼓,被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1军第1师第3团。9月中旬,徐彦刚随3团在铜鼓参加了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来到浏阳文家市。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徐彦刚和其他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革命充满着信心。随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9月29日,起义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徐彦刚参加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出色地参加了部队的游击活动和发动群众打土豪的斗争,深得毛泽东的器重。
  10月,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时,徐彦刚受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委派,与游雪程、陈伯钧一起,去宁冈县茅坪袁文才部队做工作。交待任务时毛泽东说:“你们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的种子,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嘛,共产党员要学柳树的性格,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徐彦刚、游雪程等来到茅坪步云山,徐彦刚任2连副连长。他们对袁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使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928年2月,在宁冈县大陇朱家祠,袁文才、王佐部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徐彦刚任第4连连长,房灿任党代表。不久,徐彦刚升任团参谋长。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原第2团改编为32团,徐彦刚仍任团参谋长。
  同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32团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参加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战斗。在接到军部直捣白口村敌军指挥部的命令后,徐彦刚率领红军战士英勇奋战,一鼓作气冲进敌人指挥部。敌人在一片混乱中,慌忙逃向永新龙源口一带,又被我追击的红军和赤卫队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全线崩溃。
  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联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这时,红5军和红4军32团奉命留守井冈山。徐彦刚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为粉碎敌人的“会剿”出谋献策,多次到各个隘口察看地形,挑选精明强悍的干部战士组成侦察小组,分头潜入茶陵、酃县、永新等城镇,搜集情报,使彭德怀、王佐等能及时掌握敌情,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当敌军3个旅从宁冈进至黄洋界、八面山脚下开始进攻时,徐彦刚率32团1连和红5军5纵队司令李灿率领的一大队共200余人,与敌进行了五昼夜激战,打退了敌军的几十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退路又被偷袭进来的敌人截断,左右两侧是悬崖陡壁,万丈深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彦刚和李灿命令战士解下绑带,结成长绳,从悬崖陡壁上滑下去,才突出重围,与在外围抗击敌人的何长工率领的32团主力会合。部队会合后,在何长工、李灿、徐彦刚的领导下,化整为零,坚持在深山老林中开展游击活动。   同年4月,徐彦刚受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指派,担任莲花县农民赤卫队大队长。到任后,他率领赤卫队深入发动群众,打豪绅、筹军饷、扩大农民武装,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三)
  1930年4月,由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和赣西地方游击队合编的红6军途经莲花,将徐彦刚率领的莲花县赤卫队编为该军第3纵队,徐彦刚任纵队长。6月,红6军改编为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下设三个纵队,第三纵队长徐彦刚。
  6月,红4军、红3军、红12军奉命在福建长汀合编为红l军团。8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军团攻打浏阳文家市之敌戴斗垣旅。红3军1、3纵队奉命在军长黄公略和徐彦刚、柯武东的指挥下,从文家市后山向敌阵地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高升岭、棺村岭敌主要阵地。一纵队长柯武东率部向敌冲锋陷阵时,不幸阵亡。战斗进行激烈时,黄公略和徐彦刚率领1、3纵队,从上向下再次发起猛烈冲锋,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歼灭敌戴斗垣旅3个团又4个营,俘敌1000余人,击毙敌旅长戴斗垣。这是红3军和红4军,红12军会师后,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
  不久,红3军第1、2、3纵队,改为红3军第8师、9師,徐彦刚任第9师师长,朱良才任政委。
  同年11月,红3军集结在黄陂、小布一带,开展“肃反”(即打“AB团”)斗争。开始,徐彦刚对“肃反”的态度还是积极的。随着斗争的深入,部队中清出的“AB团”分子越来越多,使他心中逐渐产生怀疑。特别是有人告发27团团长李聚奎和副团长陈华堂也是“AB团”分子时,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了查清事实,他立即通知李、陈到师部接受审查。徐彦刚和这时碰巧来到9师的曾日三接连对李聚奎、陈华堂审问了两天,他们的回答始终是一句话:“我们不晓得什么叫‘AB团’,从来也没有参加过‘AB团’。”
  第三天晚上,徐彦刚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对李聚奎说,“你要是不老实交待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付你。”
  李聚奎答道:“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待的,你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莫说用手枪,就是用机关枪也吓我不倒。”
  次日早饭后,他赶到军部,对军长黄公略说:“有人告发李聚奎、陈华堂是‘AB团’分子,我看他们不像‘AB团’分子。”
  黄公略笑着问:“那你打算把他们怎么办?”
  徐彦刚回答:“放他们回去。”
  黄公略说“放走‘AB团’分子,可是个杀头之罪啊!你敢担这个风险吗?”
  徐彦刚回答说:“我相信他们不是‘AB团’分子,不能叫他们受冤屈啊!”
  黄公略严肃地说:“对!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叫革命同志做冤屈鬼!”
  徐彦刚得到黄公略的支持,跃马扬鞭奔回驻地。还没进师部的门,他就大声地喊:“李聚奎、陈华堂出来。”
  李、陈刚走到门口,徐彦刚一把拉住他俩的手说:“你们受委屈了。这回我可是真放你们回去。”说着,他拿出毛巾掸掉他俩身上的灰尘,将他们拉进自己住房,叫炊事员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三人一同进餐。饭后,徐彦刚把自己骑的马交给李聚奎骑,一直送他们到村外。从此,徐彦刚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事迹,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开了。
  日后,李聚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十分敬佩地说:“徐彦刚师长是位好领导,是全军实事求是的楷模,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红军将领。”
  (四)
  1930年冬,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红军遵照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御敌。12月29日,敌18师师长张辉瓒率两个旅及师部向龙冈前进。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利用夜间向西开进,在运动中歼灭该师主力。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3军担任正面攻击龙冈之敌的任务。红3军决定,9师师长徐彦刚和政委朱良才率领部队在右侧打迂回,7师在左侧打迂回,8师攻打正面之敌。
  30日拂晓,“雾满龙岗千障暗”。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首长登上小别山亲临指挥。当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君埠方向进犯,进到小别山附近时,遭到红3军的迎头痛击。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至当日晚,全歼敌9000人,活捉张辉瓒。
  敌18师主力被歼后,公秉藩的28师迅速逃回东固,18师留守东固的一个旅逃回富田,谭道源的50师慌忙向东韶逃跑。红军得此情报,于1931年1月2日晚,分兵三路追歼敌50师。1月3日,红3军由西南向东韶以东迂回,配合兄弟部队对敌发起猛烈攻击,歼敌过半。其他各路敌军因害怕被红军歼灭,纷纷东逃或北撤。至此,红军五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一个半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军事“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徐彦刚召开师、团级干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他肯定了红军指战员作战英勇,也指出部队游击习气较重,不大懂得军事战术原则,不大会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遂提议举办教导队,训练班、排、连干部。这一建议经军部批准后,徐彦刚亲自抓教导队的工作,委派师侦察科科长耿飙任教导队队长,并制定训练计划,每期三个月,以一个月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一个月搞军事训练,一个月野外演习。
  训练演习中他身先士卒,跟干部战士一道摸爬滚打,对大家鼓舞很大,通过师教导队的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尔后几次反“围剿”战斗中,证明红9师是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931年3月,蒋介石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5月15日,敌28师和47师出富田经中洞、九寸岭向东固进犯。红军奉命围歼该敌,徐彦刚率领红9师在军长黄公略的指挥下,担任中路攻击任务。5月16日,红9师配合兄弟部队,如“飞将军自重霄入”,包围了敌公秉藩师部。经过一昼夜激战,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指挥机关。这次战斗,全歼敌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敌师长公秉藩被俘后化装潜逃。接着,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徐彦刚指挥红9师参加了红3军组织的历次战斗,屡立战功。同年9月,黄公略不幸壮烈牺牲,周子昆接任红3军军长。周调走后,由徐彦刚接任红3军军长。   1932年8月初,红1方面军在兴国进行整编。红3军重归1军团建制,徐彦刚仍任军长,朱瑞任政委。8月15日,徐彦刚和朱瑞奉命率领红3军参加攻打乐安县城战斗,16日清晨,红军发起总攻。红3军攻打县城东门,敌人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激战数小时未克。17日拂晓,红军再次发起强攻,守敌在飞机的支援下企图突围。徐彦刚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并组织攻城突击队逼进敌人。当突击队向敌勇猛冲击时,徐彦刚身先士卒,比警卫员跑得还快。他的英勇行动鼓舞了全军指战员奋勇拚杀,经过自刃格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攻入乐安城。此役在红4军的配合下,守敌全军覆灭,俘虏敌旅、团长以下官兵3000多人。
  乐安攻克后,徐彦刚和朱瑞率领红3军又马不停蹄,向宜黄挺进、攻打宜黄时,红3军担任强攻北门的任务。3月20日拂晓,宜黄战斗打响,白天未奏效。当夜,徐彦刚指挥红3军指战员从西北门攻进城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从东北门溃逃。红3军奉命乘胜追击,在龙骨渡又重创逃敌,俘敌1700余人。这次战斗中。由于徐彦刚指挥有方,红3军仅牺牲6人,伤14人。
  尔后,徐彦刚奉命率领红3军向闽赣边界发展,在黎川、建宁、泰宁等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五)
  1933年1月,红l军团在黎川三都进行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第7、第9、第10、第11共四个师。中革军委命令徐彦刚调任红1军团参谋长。整编尚未完成,徐彦刚和1军团首长便指挥了金溪县浒湾战斗。战前,他冒充敌人军官搭上电话线与敌人通话,得知抚州、浒湾之敌有向我金溪、黄狮渡进攻的部署,随即向军团和方面军指挥部作了汇报。根据方面军的命令,1月8日徐彦刚率领红3军配合红3军团击溃了向琅琚、左坊进攻的敌周至柔部6个团的兵力,歼灭一部,残敌向抚州溃逃。
  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中革军委命令红5军团和红22军组成右翼队,红1、红3军团和红2军组成左翼队,埋伏在乐安到宜黄路上的登仙桥、黄陂圩、大龙坪一带的两侧山上,隐蔽待敌。徐彦刚奉命和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率領红7、红9两个师和一个炮兵连,于2月27日开至大龙坪以南和蛟湖附近隐蔽埋伏。当敌第52师进入我蛟湖伏击阵地时,红7师与敌前卫旅首先接火,一开始就俘虏了敌军一个连长。供称,敌52师师部和两个旅在大龙坪,徐彦刚、罗瑞卿当即向红9师师长李聚奎面授任务,命令9师直插大龙坪,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红9师以奔袭的动作向大龙坪包抄猛袭,攻击不到三小时,便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次有名的黄陂山地大兵团伏击战,红军活捉敌52师师长李明(因重伤被俘后毙命)以下官兵3000余人。在战斗最激烈时,军团政委聂荣臻也带着身边的特务连冲向阵地。正在前沿指挥部队的徐彦刚远远看见,大声向聂荣臻喊道:你不能来,你不能来!这种战斗情谊,使在场的干部、战士十分感动。
  此后,徐彦刚又指挥部队参加了登仙桥、草台冈战斗。草台冈南面有一个制高点叫黄柏岭,山坡陡峭,易守难攻,是夺取草台冈的大障碍。3月21日上午,红10师、红11师曾多次向黄柏岭发起猛攻,均因敌人凭险顽抗,未能得手。中午时分,军团首长命令徐彦刚率红9师从中央突破以策应左右部队之攻击。徐彦刚率部与敌激战两小时,将五面之敌完全冲垮。接着又指挥红7、红9两师会攻黄柏岭上的残敌,因系仰攻,红军伤亡较大,徐彦刚果断决定改变打法,以一部攻正面,再分兵从两侧击。当左右两翼的红军攻上去后,他奋不顾身地率领战士们从正面向敌人发起猛攻。终将敌11师和59师残敌大部歼灭。
  6月,红军在藤田整编,徐彦刚调任红1军团第2师师长。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
  (六)
  1933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加强湘鄂赣苏区的领导,组织以陈寿昌、徐彦刚为首的工作团,共40多名干部,穿过敌人封锁线,辗转一个多月,于1934年1月初到达中共湘鄂赣省委所在地江西省万赣县小源(今仙源)。陈寿昌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徐彦刚任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这时敌人正疯狂地对湘鄂赣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苏区局势严重恶化。
  1月底,小源被敌占领。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16师向修(水)铜(鼓)宜(丰)奉 (新)边转移。5月,红16师在修水划坪同敌激战,师长高咏生不幸牺牲。部队到达鄂东南后进行整编,徐彦刚兼任红16师师长,陈寿昌兼任师政治委员。六、七月间,部队继续转移。陈寿昌和徐彦刚率领红16师在修铜宜奉边区龙门山,遇到敌主力第50师的猛烈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指挥上的失误,红军部队损失很大,仅剩下约一营人。省委称这一事件为“六、七月事变”。
  “六、七月事变”后,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在平江县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徐彦刚本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既批评了省委在转移途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军事指挥上与敌人“拚消耗”、“打硬仗”的错误,承担了责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白,毫无自私之心的高贵品质。他鼓励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就一定能挽回危局,转败为胜。”他还用吴越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史实说服大家,增强大家的胜利信心。这次会议以后,省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各地开展扩红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11月在通山县冷水坪正式恢复红16师,部队扩大到1000多人,徐彦刚仍兼师长。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由湖南西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16师计划由崇阳、蒲圻到临湘、岳阳、平江一带活动,向西南发展。转战途中,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胡洞,遇敌33师两个团,激战中陈寿昌中弹负伤后牺牲,徐彦刚也负了重伤,遂返回平江黄金洞治疗。   1935年初,又有2000多名青壯年参加红16师,使红16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部队在徐彦刚的指挥下,首战崇阳大源桥,用马刀杀出了军威,全歼敌第50师300团两个半营,击溃四个营,大大鼓舞了士气。接着,红16师两战崇阳的高枧。战前,徐彦刚在动员会上说:“我们红16师重振旗鼓,高枧这一仗必须打胜!因为第一仗打胜,就是第二、第三仗取胜的基础。”会后,他派侦察连进行了周密的侦察,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使两战高枧都打得很漂亮,全歼敌105师一个营又一个连,俘敌400多人。
  4月间,当红16师进入黄龙山、幕阜山一带活动时,敌19师陈铁侠旅两个团跟踪而来,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16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红16师在徐彦刚的指挥下,连战皆捷,士气正旺,决定在平江虹桥迎击敌人。为了打好这一仗,徐彦刚制定了“拖疲敌人,伺机歼敌”的作战方案,并进行周密的布置和战斗动员,他说:“打垮敌人不是红军真本事,全部歼灭敌人才算真本事。”
  当敌人进入伏击阵地时,他一声令下,46团和48团从两侧横杀过去,敌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逃。此时,红军40余挺轻重机枪集中火力,向溃逃的敌人猛烈扫射;48团2营又杀了个回马枪。红军前后夹击,敌人死伤狼藉。虹桥战斗,共歼敌一个团,俘敌500余人,是三坪游击战争中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
  虹桥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徐彦刚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他说:“敌人宣传说我们的主力红军被他们消灭了,湘鄂赣边区的红军被他们消灭了,而这一仗的胜利把国民党反动派的鬼话揭穿了。我们是打不垮的,我们要越战越强。”
  会后,红16师向三都挺进。此时,不仅恢复了虹桥、木瓜一带的苏区政权,而且咏生县大部分苏区也收复了。6月,红16师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这是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比较兴旺的阶段。
  (七)
  6月下旬,蒋介石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汤恩伯、樊崧甫等主力部队,会同何键的西路军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安团,共60多个团的兵力,疯狂“围剿”湘鄂赣苏区。
  面临着10多万敌军压境的险恶形势,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长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徐彦刚在会上就突围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说,敌人虽然兵力多,碉堡多,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我军虽然兵力少,装备也差,但集中,士气高,加之群众基础好,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突围出去。但是,由于准备的时间拖久,贻误了战机,突围受挫。部队突围到阳新县时,在行动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撤出湘鄂赣苏区,徐彦刚不同意。他说,红16师是湘鄂赣苏区的命根子,不能离开养育他们的苏区人民,听任敌人对苏区人民进行肆意屠杀;红16师应当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革命果实,保卫苏区人民,去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他主张红16师从阳新到黄颡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到靖安、奉新一带发展和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当即决定徐彦刚率领红 16师46团为前锋,掩护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他率部乘船在瑞昌县码头镇上岸时,遭敌袭击,部队受到损失。后转战到永修、靖安一带山区坚持斗争。
  8月,国民党军第98师夏楚中部向红军发动进攻。徐彦刚率部在永修、靖安交界的云居山、牵牛岭、猴子岩与敌周旋,终因敌众我寡,被敌包围,部队伤亡严重。在战斗中,徐彦刚身负重伤。他把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并嘱托说:“这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把这支部队带回黄金洞,交给党,交给湘鄂赣人民,坚持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你们以后来找我。”
  部队转移后,他带着警卫员和卫生员,隐蔽在云居山养伤。当时,敌人天天搜山,环境非常险恶,生活十分艰苦,但丝毫没有动摇徐彦刚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他一边养伤,一边坚持斗争。1935年9月,徐彦刚不幸被歹徒杀害,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937年朱德沉痛地写道:“彦刚同志的牺牲不仅为本党一大损失,亦为中国革命之重大损失。……但精神不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荣一页矣。”周恩来1939年冬在苏联莫斯科会见秦化龙时说:“徐彦刚是个好同志,是我军一个精明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他牺牲太早了,你们应该写些文章纪念他!”1982年聂荣臻在一封信中对他作了高度评价:“徐彦刚是位好同志,一贯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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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董雄斌等人,上午刚刚参加党员主题教育活动,下午就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及红包,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参与赌博。董雄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被免去相关职务,违纪所得被收缴。(5月 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这些人的行为让党的教育成了“穿堂风”,党性教育流于形式。董雄斌等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台上台下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折射出“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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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宋太祖赵匡胤半夜起来,突然很想吃羊肝,可是犹豫了老半天,始终不肯下令。随从问他:“皇上,您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太祖回答:“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洞烛世事的太祖明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自己倘若不经意流露出喜好,手下就会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去迎合,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他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与其相距不远的南宋就有例证。南宋权臣贾似道以好斗蟋蟀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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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一张二十年前的请柬.上面写着:“诚邀您于6月25日9:55时在中纪委礼堂参加《通向廉政之路》出版座谈会,敬请光临.”落款是“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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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叙事角度解读书法作品的形式与内涵具有现实意义.书法作品的空间再现蕴含了三个层次,即作为地志、时空体及文本的空间;感觉要素、形制构成、笔墨技巧是支撑书法作品空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发表,犹如茫茫黑夜里的一道闪电,映亮了漫长的人类历史。这一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首个纲领性文献,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广大进步人士的行动指南,堪称历史进步的伟大旗帜。它一个世纪以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其最初最有效的影响,便是导致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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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冬生,1908年3月1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和长征。1927年12月入党,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历任红军七师师长、四师师长。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他是主力师红四师师长,屡建奇功。1945年他随苏军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曾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当年12月不幸牺牲。贺龙曾评价卢冬生说:“在那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冬生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他为了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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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朴素经验与象形符号、『象』思维与甲骨文、封建社会秩序与肃穆金文,直至百家争鸣与汉字形式的多元化,汉字造型的变化与时人思想观念变化紧密关联.汉字造型不但是当时主要
李老师:  您好!我是湖南人,妻子是山东人,三年前喜得贵子,双方老人轮流来京帮着照顾孩子。随着孩子长大说话,不可调和的矛盾接踵而至:爷爷奶奶在的时候,跟孩子交流用湖南话,结果孩子把“湖南”说成“福兰”;外公外婆来了,孩子又学了一口山东话,简直是个小“水浒好汉”。虽然我们两夫妻一个劲想拿普通话矫正孩子的口音,无奈工作忙,带孩子时间短,总敌不过方言的耳濡目染。您说,就我们家这种情况,该怎么教孩子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