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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余年的转型与改革中,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应当说,市场经济体制导向的第一次改革与转型,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趋于终结。在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呈现阶段性特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这些突出矛盾全面暴露出来。从实现2020年战略目标出发,“十二五”需要尽快实现“三大终结”,由此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质性突破,真正走上一条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终结出口导向模式
我国成功地抓住第三次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后危机时代,外部环境的变化使这一导向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急需转变。
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的萎缩是中长期的。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正是发达国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最恐慌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得到控制,但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远未结束。无论从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演进的态势,还是从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要求看,大进大出的模式都应当终结。
第一,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是一個中长期的趋势。以美国为例,美国个人资产的去杠杆化已开始全面影响到美国的个人消费模式。据统计,2008年8月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从0.8%的低位开始抬升,到2009年5月已达6.9%,为过去15年来的新高。专家的预期是,美国居民储蓄的回升将在3～5年内改变美国的消费格局,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需求萎缩很可能成为中长期趋势。第二,发达国家清理有毒资产过程漫长。除了原有的数以万亿计的有毒资产有待彻底清理外,由于就业形势的变化,一些原来的优质贷款也出现问题。有专家认为,随着失业率的节节攀升,占美国约65%到85%的人口的中产阶级处境堪忧,导致了该阶层背负的原本风险较低的优级贷出现大量违约。美国近两年共裁员720万人,创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高纪录。第三,外部市场需求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虽然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长超出很多人预期,但这只是低水平上的恢复。从长远来看,我国仍将面临外部需求恶化问题。“国际环境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开始恢复,但还可能出现反复。外部需求持续减弱这个趋势还是难以转变的。”(温家宝,2009年)
出口导向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第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出口导向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我国外需面临大的不确定性。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大约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从形式上看,发达国家多采取补贴方式,发展中国家多采取提高关税和贸易禁令等传统方式。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升级,范围不断扩大,从轮胎到无缝钢管等。第二,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欧美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已成趋势,由此会替代我国部分出口产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第三,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还将伴随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出口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在高碳排放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在减排成为国际责任后,高碳生产模式很难持续。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传统的出口导向的模式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将越来越少。
13亿人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作为一个13亿人的大国,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之上,必然会带来重大的系统性风险。第一,使经济增长极易受国际形势影响,潜在的经济风险过大。第二,容易使我国陷入贸易摩擦。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去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我国。第三,有可能因国际经济波动引发社会风险。目前我国外经贸领域的就业人数接近1亿,超过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1/3。数量庞大的就业人口完全受国际市场影响,相应的社会风险也是巨大的。
终结投资主导模式
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自新世纪以来,投资主导模式开始面临生产过剩的挑战,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产业结构扭曲。前几年出口形式比较好,这些矛盾都被掩盖了。而在后危机时代,终结投资主导模式,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投资主导模式已经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一,我国持续30年的投资主导模式,已经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2005年末,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专题部署抑制产能过剩;2006年,国务院将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行业;2009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指出,产能过剩行业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9个。其中钢铁、铝、水泥、乙烯、炼油、风电这六大行业的问题尤其明显。第二,造成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以服务业发展为例。我国在中长期中都将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需要大力发展就业弹性系数比较高的服务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服务业占比长期在同一水平徘徊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7年,我国服务业比例(41.9%)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000年为74.6%,高收入国家2000年平均为70.1%),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2000年平均水平47.5%,印度2007年为52.8%)。2009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仅上升到42.6%。其根源就在于,第二产业投资更容易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政府更倾向于投资第二产业,对服务业的实际支持力度,往往不如对重化工业的支持力度大。第三,极易加剧“国进民退”的态势。由于政府公共资源很大程度上配置在市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国进民退”成为周期性现象,难以根除。民航领域、钢铁领域、煤炭领域等都在过去几年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高成本时代使投资主导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正步入高成本时代,传统低成本扩张模式的市场基础已不复存在。第一,资源要素价格快速攀升是一个长期趋势。以土地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土地交易价格分别上涨9.1%、5.8%、12.3%、9.4%,均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8%、1.5%、4.8%、5.9%)。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第3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同比上涨了4.7%。第二,“刘易斯拐点”正在临近,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弱化。当前我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五倍。到本世纪中叶,即2045年左右,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老龄人口比重从11%到30%,西方许多国家用了一百年时间,而我国只经过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表明我国充足供给的劳动力格局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终结投资主导关键在于终结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进入到重化工业时期,略为偏高的投资率有一定合理性。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 2004年以来每年的投资率都超过42%,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之间。其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的特征突出。一方面,政府投资与国有投资是投资过剩的主要根源之一。国有企业投资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预算软约束”。而地方政府追求GDP,又是导致吸引投资、鼓励投资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控制造成低成本扩张,尤其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行政控制。例如,银行信贷资金大部分为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所运用;土地可以很便宜地从农民那里征收过来进行开发和政绩工程建设;企业债券市场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这些制度安排,在事实上鼓励了扩大投资和扩大生产,对投资主导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终结增长主义
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多种原因,也出现了鲜明的增长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把经济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唯一目标,所有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把量化的GDP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单一指标,不惜一切代价提高GDP的增长速度,扩大经济总量。
增长主义很难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社会物质产品还不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以“物”为中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在这种发展理念下,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即把GDP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主要标准,把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从国际经验看,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增长主义。在我国,增长主义的形成是与当时发展处于生存型阶段这一客观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庞大的贫困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大经济总量是一条现实的路径。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中,各项制度创新都着眼于经济增长,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社会、居民参与财富创新。应当说,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但是,增长主义难以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第一,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以政府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第二,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形成了为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中央地方分税的财税体制,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和稳定的财力。第三,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贫富差距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第四,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增长主义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往往倾向于为GDP让路,这不可能不积累社会矛盾。
新阶段增长主义需要尽快终结。应当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增长主义存在的问题,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开始突破狭隘的经济增长主义。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的基本性问题。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意味着我国必须找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十二五”改革选择
三大终结,既是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需要通过改革达到的目标。为此,“十二五”改革需要尽快做出战略目标等方面的重大选择。
改革再次面临历史性抉择。32年前开启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今天,面对发展方式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改革不得不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客观上增多。从2003年的SARS危机以来,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第一次转型与改革的“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这些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仅仅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会使改革患上“综合疲劳症”,改革攻坚久攻不破成为当前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改革常常被扭曲变形。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处理不好利益关系问题,改革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第三,改革缺乏共识。由于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不匹配,传统的改革已经很难形成共识,要推进帕累托最优式的改革,需要改变传统的改革模式。
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新阶段的改革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完善体制,而是要把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应当看到,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意,集中体现为对发展方式的不满意。为此,“十二五”要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推动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提供活力、动力和合力,为实现科学发展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以改革形成发展方式转型的活力、动力、合力。第一,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更加注重运用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企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更加注重通过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提高经济质量;更加重视民营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更加重视通过新型城市化释放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第二,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十二五”时期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社会动力。第三,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当前,随着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改革到了全面攻坚的紧要关头。要注重形成中央与地方合力,部门间的合力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
本文节选自:迟福林、方栓喜、匡贤明,《第二次转型》,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3月,数据经作者更新确认。
终结出口导向模式
我国成功地抓住第三次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后危机时代,外部环境的变化使这一导向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急需转变。
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的萎缩是中长期的。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正是发达国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最恐慌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得到控制,但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远未结束。无论从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演进的态势,还是从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要求看,大进大出的模式都应当终结。
第一,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是一個中长期的趋势。以美国为例,美国个人资产的去杠杆化已开始全面影响到美国的个人消费模式。据统计,2008年8月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从0.8%的低位开始抬升,到2009年5月已达6.9%,为过去15年来的新高。专家的预期是,美国居民储蓄的回升将在3～5年内改变美国的消费格局,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需求萎缩很可能成为中长期趋势。第二,发达国家清理有毒资产过程漫长。除了原有的数以万亿计的有毒资产有待彻底清理外,由于就业形势的变化,一些原来的优质贷款也出现问题。有专家认为,随着失业率的节节攀升,占美国约65%到85%的人口的中产阶级处境堪忧,导致了该阶层背负的原本风险较低的优级贷出现大量违约。美国近两年共裁员720万人,创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高纪录。第三,外部市场需求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虽然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长超出很多人预期,但这只是低水平上的恢复。从长远来看,我国仍将面临外部需求恶化问题。“国际环境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开始恢复,但还可能出现反复。外部需求持续减弱这个趋势还是难以转变的。”(温家宝,2009年)
出口导向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第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出口导向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我国外需面临大的不确定性。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大约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从形式上看,发达国家多采取补贴方式,发展中国家多采取提高关税和贸易禁令等传统方式。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升级,范围不断扩大,从轮胎到无缝钢管等。第二,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欧美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已成趋势,由此会替代我国部分出口产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第三,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还将伴随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出口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在高碳排放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在减排成为国际责任后,高碳生产模式很难持续。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传统的出口导向的模式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将越来越少。
13亿人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作为一个13亿人的大国,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之上,必然会带来重大的系统性风险。第一,使经济增长极易受国际形势影响,潜在的经济风险过大。第二,容易使我国陷入贸易摩擦。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去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我国。第三,有可能因国际经济波动引发社会风险。目前我国外经贸领域的就业人数接近1亿,超过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1/3。数量庞大的就业人口完全受国际市场影响,相应的社会风险也是巨大的。
终结投资主导模式
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自新世纪以来,投资主导模式开始面临生产过剩的挑战,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产业结构扭曲。前几年出口形式比较好,这些矛盾都被掩盖了。而在后危机时代,终结投资主导模式,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投资主导模式已经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一,我国持续30年的投资主导模式,已经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2005年末,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专题部署抑制产能过剩;2006年,国务院将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行业;2009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指出,产能过剩行业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9个。其中钢铁、铝、水泥、乙烯、炼油、风电这六大行业的问题尤其明显。第二,造成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以服务业发展为例。我国在中长期中都将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需要大力发展就业弹性系数比较高的服务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服务业占比长期在同一水平徘徊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7年,我国服务业比例(41.9%)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000年为74.6%,高收入国家2000年平均为70.1%),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2000年平均水平47.5%,印度2007年为52.8%)。2009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仅上升到42.6%。其根源就在于,第二产业投资更容易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政府更倾向于投资第二产业,对服务业的实际支持力度,往往不如对重化工业的支持力度大。第三,极易加剧“国进民退”的态势。由于政府公共资源很大程度上配置在市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国进民退”成为周期性现象,难以根除。民航领域、钢铁领域、煤炭领域等都在过去几年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高成本时代使投资主导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正步入高成本时代,传统低成本扩张模式的市场基础已不复存在。第一,资源要素价格快速攀升是一个长期趋势。以土地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土地交易价格分别上涨9.1%、5.8%、12.3%、9.4%,均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8%、1.5%、4.8%、5.9%)。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第3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同比上涨了4.7%。第二,“刘易斯拐点”正在临近,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弱化。当前我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五倍。到本世纪中叶,即2045年左右,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老龄人口比重从11%到30%,西方许多国家用了一百年时间,而我国只经过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表明我国充足供给的劳动力格局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终结投资主导关键在于终结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进入到重化工业时期,略为偏高的投资率有一定合理性。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 2004年以来每年的投资率都超过42%,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之间。其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的特征突出。一方面,政府投资与国有投资是投资过剩的主要根源之一。国有企业投资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预算软约束”。而地方政府追求GDP,又是导致吸引投资、鼓励投资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控制造成低成本扩张,尤其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行政控制。例如,银行信贷资金大部分为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所运用;土地可以很便宜地从农民那里征收过来进行开发和政绩工程建设;企业债券市场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这些制度安排,在事实上鼓励了扩大投资和扩大生产,对投资主导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终结增长主义
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多种原因,也出现了鲜明的增长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把经济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唯一目标,所有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把量化的GDP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单一指标,不惜一切代价提高GDP的增长速度,扩大经济总量。
增长主义很难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社会物质产品还不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以“物”为中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在这种发展理念下,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即把GDP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主要标准,把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从国际经验看,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增长主义。在我国,增长主义的形成是与当时发展处于生存型阶段这一客观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庞大的贫困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大经济总量是一条现实的路径。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中,各项制度创新都着眼于经济增长,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社会、居民参与财富创新。应当说,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但是,增长主义难以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第一,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以政府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第二,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形成了为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中央地方分税的财税体制,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和稳定的财力。第三,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贫富差距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第四,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增长主义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往往倾向于为GDP让路,这不可能不积累社会矛盾。
新阶段增长主义需要尽快终结。应当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增长主义存在的问题,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开始突破狭隘的经济增长主义。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的基本性问题。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意味着我国必须找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十二五”改革选择
三大终结,既是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需要通过改革达到的目标。为此,“十二五”改革需要尽快做出战略目标等方面的重大选择。
改革再次面临历史性抉择。32年前开启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今天,面对发展方式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改革不得不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客观上增多。从2003年的SARS危机以来,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第一次转型与改革的“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这些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仅仅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会使改革患上“综合疲劳症”,改革攻坚久攻不破成为当前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改革常常被扭曲变形。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处理不好利益关系问题,改革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第三,改革缺乏共识。由于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不匹配,传统的改革已经很难形成共识,要推进帕累托最优式的改革,需要改变传统的改革模式。
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新阶段的改革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完善体制,而是要把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应当看到,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意,集中体现为对发展方式的不满意。为此,“十二五”要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推动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提供活力、动力和合力,为实现科学发展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以改革形成发展方式转型的活力、动力、合力。第一,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更加注重运用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企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更加注重通过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提高经济质量;更加重视民营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更加重视通过新型城市化释放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第二,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十二五”时期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社会动力。第三,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当前,随着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改革到了全面攻坚的紧要关头。要注重形成中央与地方合力,部门间的合力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
本文节选自:迟福林、方栓喜、匡贤明,《第二次转型》,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3月,数据经作者更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