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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网络技术鼓励公民“成为媒体”，公民记者、媒体激进分子通过他们的媒体报道建构了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社会运动现实，他们从主流媒体手中夺回了部分建构现实的权力。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德]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
整个世界都在看：萨巴达运动
在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大约有3000名萨巴达国民解放军发动起义，并控制了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的几个主要城镇。在起义当天他们发表了《第一次拉坎登宣言》，宣言将萨巴达国民解放军定位为“墨西哥所有受迫害者的代言人”，主张确保原住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墨西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府时，萨巴达国民解放军才会停止战斗。当墨西哥政府军进攻萨巴达国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时，他们撤退到雨林地区，并通过先进的互联网传输技术来向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从而掀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序幕。
萨巴达运动的副司令马科斯指出萨巴达运动“并非想要杀人或被杀，而是想要别人听见我们的声音”。在运动中，他们利用网络媒介结成了广泛的世界联盟，依靠国际网络他们发动了一场国际公共舆论运动，最后迫使政府坐到了谈判桌前。在1994年1月12日，即在起义后的11天，墨西哥政府迫于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宣布停火，并派遣一个和平代表团与萨巴达运动的领导人开始谈判。萨巴达运动在第一场战役中就获得了胜利，不过他们不是利用手中的枪，而是利用言辞来取得胜利，有学者称这是一场关于“言辞的战斗”，从而也为全球社会运动开辟了新途径。
国际媒体不断地报道有关马科斯的故事和演说，一些激进分子直接将萨巴达国民解放军的公告上传至互联网。这样地处地球一角的恰帕斯就与世界其他各地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世界各地关心该事件的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萨巴达运动的真实情况，并对他们的行动予以援助。在整个萨巴达运动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一个传播渠道和表达平台所起的作用非常大。互联网技术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国内和国际的参与者可以广泛地表达他们对萨巴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这反过来对墨西哥政府产生了极大压力，最终迫使墨西哥政府在“整个世界都在看”的背景下妥善地解决此事。
互联网技术不仅仅传递萨巴达运动的相关消息，而且还帮助他们建构“斗争的网络结构”，通过网络将世界各地同情他们的组织联结起来，将原本处于“地球边缘一隅”的萨巴达运动置于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萨巴达运动的支持者将互联网技术看做是一个政治组织和表达工具，通过它来组织超越地缘的政治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整个世界都在看：西雅图之战
正是由于萨巴达运动激发出来的对新社会运动的想象，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广泛地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进行全球动员，通过网络他们将反全球化的声音传遍全世界。独立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于1999年的11月30日，当时正值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独立媒体中心利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网络技术，将网络中的抗议和现实生活中的抗议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些激进分子在街道上组织游行示威；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在游行示威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或拍摄下来，然后再通过自由发布软件将这些内容传到网上，最终让这些游行示威场景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
独立媒体中心激进记者的现场报道，有力地反驳了主流商业媒体在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报道过程中的偏见和既定框架。正如陈卫星教授所说，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陈卫星：《数字神话的传播想象》，《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5期）独立媒体中心通过利用开源软件技术，使运动中的每一个激进分子都可以将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并上传到网上。生产新闻的这些激进分子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新闻，不是他们的新闻。”从传统的报道模式来看，这是一种激进的报道模式，在整个报道过程中上街游行的激进分子变成了记者，他们报道的新闻就是他们的亲身活动，这种草根式的新闻报道就发生在集体行动过程中。
用大卫•哈特利的话来说，独立媒体中心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沟通民主的新方式。那些在体制架构内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记者，早已与精英组织和机构建立了某种系统固定的联系，而这些激进媒体分子通过互联网的使用逐渐让社会中的普通公民获得了报道自身实践活动的能力，并且将这种实践当做一种民主实践活动扩展开来，在集体行动抗议过程中“人人都是记者，到处都是记者”。哈特利将这种传播信息的模式称之为“公共书写的民主化”，原来的媒介受众现在变成了制作传输信息的媒介激进分子，原来在警戒线之后站着的看客现在变成了社会运动积极的记录者，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重新来书写他们亲身经历的反全球化运动，从而将社会运动形象再现的权力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事实上，独立媒体中心就是想从那些大型的商业媒体手中夺回控制信息与报道信息的权力。独立媒体中心有一个基于激进民主原则的口号，就是“不要仇恨媒体，要成为媒体”（don’t hate the media,be the media ）。从技术上来讲，独立媒体中心的激进民主模式主要体现在公开资源、公开发布以及维基技术的使用上。公开发布可以让使用者报道他们原创的内容，或者公开评价其他参与者上传的内容。这种互动基于一种透明的编辑过程，并且鼓励读者积极参与到其中来。所以公开自由发布是独立媒体中心计划最基本的要素（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P303），这一技术让那些独立记者将他们在全球各地搜集到的新闻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公开发布，其口号“成为媒体”体现了独立媒体中心的设计特征和核心理念。
独立媒体中心作为一个媒体组织直接挑战了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模式。首先，独立媒体中心是自治的，它不会受到政府和政治组织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也可以不遵循；其次，独立媒体中心的结构是水平的，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等级化设置，任何人在此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张贴自己所写的新闻故事；最后，独立媒体中心所依赖的记者绝大多数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街头抗议的示威者同时也是事件的记录者，并且参与了整个新闻报道的编辑发布过程。独立媒体中心创造了自己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由运动的参与者来定义他们在媒体中的再现，而过去他们在运动中的形象主要由主流媒体来框架。
独立媒体中心变成了激进参与民主的典范，西雅图之役也变成了一个反全球化的象征性符号，每一个地方的激进分子都想创造“下一个西雅图”。 独立媒体中心这种鼓励社区公民、运动激进分子“成为媒体”的媒介民主化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雅图抗议运动之后，独立媒体中心的运作模式开始在全球蔓延，现在全球六大洲大约有180多个独立媒体中心的网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反全球化运动总会有独立媒体中心身影的闪现。
网络时代的传播权力
从以上对这两个新社会运动的分析来看，在网络社会中，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组织和符号控制者之手，权力散布于全球网络之中，并在网络系统中流动、嬗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在其新著《传播权力》一书中指出，权力不仅仅意味着传播，当然传播也不仅仅意味着权力，但是权力依赖于对传播的控制，而反权力要取决于对这些控制的突破，扎根于商业媒体和政治的大众传播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和塑造，因此，传播权力总是处于社会变动和社会结构的核心。
实际上，网络中的权力就是通过全球传播网络建构合法性认同意义的一股力量。正如上文提到的萨巴达运动，通过互联网他们将自己的诉求传遍全世界，并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就是这股全球性的认同力量让他们躲过了政府的镇压。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因为网络 “去中心化”的特征，导致中央权威的缺席，这意味着在地方和全球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使得运动既能够在本地被考虑，它把认同和利益扎根在本地；也能够在全球进行，它的力量之源在全球。（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P159）
以独立媒体中心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崛起，也导致了主流商业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去自然化”，即人们对原来主流媒体的那种新闻报道方式产生疑惑。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原来这些主流新闻媒体的“霸权”实践活动看上去好像都是“自然的”，并且给人的感觉是再也没有践行新闻活动的其他方式了。独立媒体中心的出现，却向我们展示了重新想象其他新闻实践活动的可能，并且告知我们在主流媒体的实践活动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新闻报道模式。通过这种更具有包容性、更加民主化的新闻实践模式，独立媒体中心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权力并不仅仅掌握在那些职业记者和主流媒体手中，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有传播的权力。相对于过去那种单极化传播权力的分布，这种公民传播权力的复归，对整个传播生态中原来不平衡的传播权力起到了一种有效的抑制作用。
新的网络技术鼓励公民“成为媒体”，公民记者、媒体激进分子通过他们的媒体报道建构了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社会运动现实，他们从主流媒体手中夺回了部分建构现实的权力。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已指出，符号的权力就是建构现实的权力。这些媒介激进分子挑战了主流媒体对符号生产权力的垄断。当下网络逐渐成为传播权力争夺的一个核心场域，网络技术赋予了这些公民记者自由报道的权力，他们运用这些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传播系统和平台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正如意大利社会学家麦鲁西所说，新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挑战的是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规则，同时这些新的文化创造者也会变革出新的社会关系与行为模式，并且让这些新观念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新社会运动除了创造出另类的价值观、话语及社会认同之外，还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实践规则，并且进一步为网络时代的全球政治发展提供新的想象空间。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汉文化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德]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
整个世界都在看：萨巴达运动
在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大约有3000名萨巴达国民解放军发动起义，并控制了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的几个主要城镇。在起义当天他们发表了《第一次拉坎登宣言》，宣言将萨巴达国民解放军定位为“墨西哥所有受迫害者的代言人”，主张确保原住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墨西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府时，萨巴达国民解放军才会停止战斗。当墨西哥政府军进攻萨巴达国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时，他们撤退到雨林地区，并通过先进的互联网传输技术来向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从而掀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序幕。
萨巴达运动的副司令马科斯指出萨巴达运动“并非想要杀人或被杀，而是想要别人听见我们的声音”。在运动中，他们利用网络媒介结成了广泛的世界联盟，依靠国际网络他们发动了一场国际公共舆论运动，最后迫使政府坐到了谈判桌前。在1994年1月12日，即在起义后的11天，墨西哥政府迫于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宣布停火，并派遣一个和平代表团与萨巴达运动的领导人开始谈判。萨巴达运动在第一场战役中就获得了胜利，不过他们不是利用手中的枪，而是利用言辞来取得胜利，有学者称这是一场关于“言辞的战斗”，从而也为全球社会运动开辟了新途径。
国际媒体不断地报道有关马科斯的故事和演说，一些激进分子直接将萨巴达国民解放军的公告上传至互联网。这样地处地球一角的恰帕斯就与世界其他各地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世界各地关心该事件的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萨巴达运动的真实情况，并对他们的行动予以援助。在整个萨巴达运动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一个传播渠道和表达平台所起的作用非常大。互联网技术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国内和国际的参与者可以广泛地表达他们对萨巴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这反过来对墨西哥政府产生了极大压力，最终迫使墨西哥政府在“整个世界都在看”的背景下妥善地解决此事。
互联网技术不仅仅传递萨巴达运动的相关消息，而且还帮助他们建构“斗争的网络结构”，通过网络将世界各地同情他们的组织联结起来，将原本处于“地球边缘一隅”的萨巴达运动置于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萨巴达运动的支持者将互联网技术看做是一个政治组织和表达工具，通过它来组织超越地缘的政治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整个世界都在看：西雅图之战
正是由于萨巴达运动激发出来的对新社会运动的想象，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广泛地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进行全球动员，通过网络他们将反全球化的声音传遍全世界。独立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于1999年的11月30日，当时正值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独立媒体中心利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网络技术，将网络中的抗议和现实生活中的抗议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些激进分子在街道上组织游行示威；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在游行示威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或拍摄下来，然后再通过自由发布软件将这些内容传到网上，最终让这些游行示威场景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
独立媒体中心激进记者的现场报道，有力地反驳了主流商业媒体在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报道过程中的偏见和既定框架。正如陈卫星教授所说，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陈卫星：《数字神话的传播想象》，《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5期）独立媒体中心通过利用开源软件技术，使运动中的每一个激进分子都可以将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并上传到网上。生产新闻的这些激进分子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新闻，不是他们的新闻。”从传统的报道模式来看，这是一种激进的报道模式，在整个报道过程中上街游行的激进分子变成了记者，他们报道的新闻就是他们的亲身活动，这种草根式的新闻报道就发生在集体行动过程中。
用大卫•哈特利的话来说，独立媒体中心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沟通民主的新方式。那些在体制架构内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记者，早已与精英组织和机构建立了某种系统固定的联系，而这些激进媒体分子通过互联网的使用逐渐让社会中的普通公民获得了报道自身实践活动的能力，并且将这种实践当做一种民主实践活动扩展开来，在集体行动抗议过程中“人人都是记者，到处都是记者”。哈特利将这种传播信息的模式称之为“公共书写的民主化”，原来的媒介受众现在变成了制作传输信息的媒介激进分子，原来在警戒线之后站着的看客现在变成了社会运动积极的记录者，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重新来书写他们亲身经历的反全球化运动，从而将社会运动形象再现的权力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事实上，独立媒体中心就是想从那些大型的商业媒体手中夺回控制信息与报道信息的权力。独立媒体中心有一个基于激进民主原则的口号，就是“不要仇恨媒体，要成为媒体”（don’t hate the media,be the media ）。从技术上来讲，独立媒体中心的激进民主模式主要体现在公开资源、公开发布以及维基技术的使用上。公开发布可以让使用者报道他们原创的内容，或者公开评价其他参与者上传的内容。这种互动基于一种透明的编辑过程，并且鼓励读者积极参与到其中来。所以公开自由发布是独立媒体中心计划最基本的要素（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P303），这一技术让那些独立记者将他们在全球各地搜集到的新闻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公开发布，其口号“成为媒体”体现了独立媒体中心的设计特征和核心理念。
独立媒体中心作为一个媒体组织直接挑战了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模式。首先，独立媒体中心是自治的，它不会受到政府和政治组织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也可以不遵循；其次，独立媒体中心的结构是水平的，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等级化设置，任何人在此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张贴自己所写的新闻故事；最后，独立媒体中心所依赖的记者绝大多数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街头抗议的示威者同时也是事件的记录者，并且参与了整个新闻报道的编辑发布过程。独立媒体中心创造了自己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由运动的参与者来定义他们在媒体中的再现，而过去他们在运动中的形象主要由主流媒体来框架。
独立媒体中心变成了激进参与民主的典范，西雅图之役也变成了一个反全球化的象征性符号，每一个地方的激进分子都想创造“下一个西雅图”。 独立媒体中心这种鼓励社区公民、运动激进分子“成为媒体”的媒介民主化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雅图抗议运动之后，独立媒体中心的运作模式开始在全球蔓延，现在全球六大洲大约有180多个独立媒体中心的网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反全球化运动总会有独立媒体中心身影的闪现。
网络时代的传播权力
从以上对这两个新社会运动的分析来看，在网络社会中，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组织和符号控制者之手，权力散布于全球网络之中，并在网络系统中流动、嬗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在其新著《传播权力》一书中指出，权力不仅仅意味着传播，当然传播也不仅仅意味着权力，但是权力依赖于对传播的控制，而反权力要取决于对这些控制的突破，扎根于商业媒体和政治的大众传播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和塑造，因此，传播权力总是处于社会变动和社会结构的核心。
实际上，网络中的权力就是通过全球传播网络建构合法性认同意义的一股力量。正如上文提到的萨巴达运动，通过互联网他们将自己的诉求传遍全世界，并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就是这股全球性的认同力量让他们躲过了政府的镇压。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因为网络 “去中心化”的特征，导致中央权威的缺席，这意味着在地方和全球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使得运动既能够在本地被考虑，它把认同和利益扎根在本地；也能够在全球进行，它的力量之源在全球。（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P159）
以独立媒体中心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崛起，也导致了主流商业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去自然化”，即人们对原来主流媒体的那种新闻报道方式产生疑惑。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原来这些主流新闻媒体的“霸权”实践活动看上去好像都是“自然的”，并且给人的感觉是再也没有践行新闻活动的其他方式了。独立媒体中心的出现，却向我们展示了重新想象其他新闻实践活动的可能，并且告知我们在主流媒体的实践活动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新闻报道模式。通过这种更具有包容性、更加民主化的新闻实践模式，独立媒体中心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权力并不仅仅掌握在那些职业记者和主流媒体手中，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有传播的权力。相对于过去那种单极化传播权力的分布，这种公民传播权力的复归，对整个传播生态中原来不平衡的传播权力起到了一种有效的抑制作用。
新的网络技术鼓励公民“成为媒体”，公民记者、媒体激进分子通过他们的媒体报道建构了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社会运动现实，他们从主流媒体手中夺回了部分建构现实的权力。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已指出，符号的权力就是建构现实的权力。这些媒介激进分子挑战了主流媒体对符号生产权力的垄断。当下网络逐渐成为传播权力争夺的一个核心场域，网络技术赋予了这些公民记者自由报道的权力，他们运用这些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传播系统和平台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正如意大利社会学家麦鲁西所说，新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挑战的是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规则，同时这些新的文化创造者也会变革出新的社会关系与行为模式，并且让这些新观念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新社会运动除了创造出另类的价值观、话语及社会认同之外，还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实践规则，并且进一步为网络时代的全球政治发展提供新的想象空间。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汉文化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