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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是一枝独秀，年均GDP增长率在9.5%以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确是高速度，但同时也是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这种“三高”的发展方式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已经是刻不容缓。转向已经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怎么转？转向何方？这成为摆在整个中国面前的难题。
一、早期经济增长模式
近些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方式采用的是卡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即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由上图可见，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于高投资率，最近几年投资作为GDP（C+I+G+NX）的组成部分，其份额超过40%，这已经引起人们的担心，许多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过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之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动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其增长率又再次下降。所以，如果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二、粗放型增长模式
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的论述①中，提出两种增长方式：一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extensive growth，或译粗放增长）；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叫做内延增长（intensive growth，或译集约增长）。
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中国发生的一切似乎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经典神话，但现在的雾霾天气，环境日益恶化；也正如有的学者会说 “不要向我提国民总产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②
三、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
在投资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率下降，反而是高速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以低估汇率为主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经济增长得以维持。
为了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中国银行不得不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大量购买外币。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货币超发，形成两种可能的局面：一是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膨胀（assets inflation），形成“资产泡沫”；二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货膨胀（inflation）；一旦遇到某种危机，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出现长期衰退。
四、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的生产函数为 Y = A*K*L。其中，Y代表产出增长，K 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度量的“技术进步”，即效率提高。所以，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到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变。
五、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源
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困扰在于结构性矛盾，中国宏观经济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第一是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严重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过大。第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上严重失衡，国民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而消费需求长期低迷。第三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扭曲；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的不足。这些都影响着中国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增长的目标，除了要刺激总量，扩大总需求之外，还应该扩大内需，拉动增长，重要的就是要调结构。
六、中国经济未来三大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可能实现以下三大转型：第一，从以制造初级低值出口产品的发展模式，转向出口高端科技产品和文化产品。这样即保护生态环境，又实现产业的升级。第二，从以政府主导注重追求GDP 的发展模式，向以扩大民间投资需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将主要的财政收入用于非竞争的公共产品上，从而使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和良性的发展。第三，从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可再生资源的旅游、创新文化产业等发展方向转型。彻底抛弃“先发展再治污”的错误观念，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此带来的GDP增长，将是一种低碳方式的增长，也是可持续的增长。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难， 第192页
②萨缪尔森（1976）.《经济学》（第10版），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
[2]《经济学家圆桌会谈》编写组，袁连荣（译）.《经济学家圆桌会谈：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未来 》
一、早期经济增长模式
近些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方式采用的是卡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即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由上图可见，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于高投资率，最近几年投资作为GDP（C+I+G+NX）的组成部分，其份额超过40%，这已经引起人们的担心，许多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过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之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动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其增长率又再次下降。所以，如果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二、粗放型增长模式
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的论述①中，提出两种增长方式：一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extensive growth，或译粗放增长）；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叫做内延增长（intensive growth，或译集约增长）。
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中国发生的一切似乎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经典神话，但现在的雾霾天气，环境日益恶化；也正如有的学者会说 “不要向我提国民总产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②
三、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
在投资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率下降，反而是高速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以低估汇率为主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经济增长得以维持。
为了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中国银行不得不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大量购买外币。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货币超发，形成两种可能的局面：一是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膨胀（assets inflation），形成“资产泡沫”；二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货膨胀（inflation）；一旦遇到某种危机，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出现长期衰退。
四、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的生产函数为 Y = A*K*L。其中，Y代表产出增长，K 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度量的“技术进步”，即效率提高。所以，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到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变。
五、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源
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困扰在于结构性矛盾，中国宏观经济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第一是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严重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过大。第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上严重失衡，国民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而消费需求长期低迷。第三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扭曲；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的不足。这些都影响着中国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增长的目标，除了要刺激总量，扩大总需求之外，还应该扩大内需，拉动增长，重要的就是要调结构。
六、中国经济未来三大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可能实现以下三大转型：第一，从以制造初级低值出口产品的发展模式，转向出口高端科技产品和文化产品。这样即保护生态环境，又实现产业的升级。第二，从以政府主导注重追求GDP 的发展模式，向以扩大民间投资需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将主要的财政收入用于非竞争的公共产品上，从而使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和良性的发展。第三，从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可再生资源的旅游、创新文化产业等发展方向转型。彻底抛弃“先发展再治污”的错误观念，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此带来的GDP增长，将是一种低碳方式的增长，也是可持续的增长。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难， 第192页
②萨缪尔森（1976）.《经济学》（第10版），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
[2]《经济学家圆桌会谈》编写组，袁连荣（译）.《经济学家圆桌会谈：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