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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日本相隔万里，多年来关系不咸不淡，萨科齐时期两国关系甚至一度冰封，但奥朗德入主爱丽舍宫后，强调给予日本“应有的关注”，2013年奥朗德访日期间两国决定构筑“互信的特殊伙伴关系”，制定“2013年?2018年法日合作路线图”，还建立外长加防长（“2 2”）磋商机制，令日本成为唯一与法国建立相关机制的亚洲国家。今年1月，双方还宣布启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谈判。那么，日本在法国心中果真“特殊”吗？
法日“日久生情”
历史上，日本长期孤悬东北亚海上，不在亚洲文明圈中心，法日直接交往起步晚、规模小。近代以来，法、日在殖民大扩张中开始利益碰撞，互有恩怨。19世纪中后期，法国先勾结美、荷、俄、英等列强敲开日本国门，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联手俄、德干涉还辽，与日本结下梁子。双方虽在一战中暂撇恩怨，各取所需，但二战期间，日趁法本土战败，一度夺取法属印度支那。
二战后，法、日因饱经战火，无力再与美、苏争霸世界，双双转以经济重建和周边事务为重点，总体无暇远交。法视日不过是“亚洲国家之一”，并未“高看几眼”，日观法亦然。双边关系因此被动发展，走走停停，不论官方抑或民间，都未建立长效交往机制，经贸摩擦倒时有发生，1991年法国总理克勒松还指责日本“经济侵略”，主张欧共体对日结成工业联盟，令法日关系一度紧绷。
苏东剧变后，法、日逐渐摆脱两极秩序束缚，加之元气大大恢复，开始更多寻求拓展外交，并日益进入彼此视野。1992年兩国借克勒松访日，发起“日本是可能的”与“通往日本的大门”两项活动，拉开迅速发展关系、全面拓展合作的序幕，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对外援助等领域建立起系列合作机制框架。1995年上台的希拉克总统更是有名的“知日派”，先后十次访日，甚至被曝在东京有情人和私生子。在其力推下，2005年两国签署《法日新伙伴关系宣言》，决定加强外交和安保对话，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进一步丰富双边关系内涵。
希拉克的继任者萨科齐虽对日本多有怠慢，乃至“侮辱”相扑运动，但2012年奥朗德主政后“拨乱反正”，称日本为“无与伦比的伙伴”，力促法日关系重回正轨、蒸蒸日上。
奥朗德的对日心思
奥朗德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唯二的左派总统，其当选社会党已在野17年之久，奥朗德本人又自视颇高，看重“青史留名”，心心念念的就是内外开花、干出政绩。但随其国内改革始终挣扎于理想与现实间，政府内讧激烈、丑闻频出，民心尽丧，奥朗德只得越来越将目光投向外部，“与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其中日本确有其相对“特殊”之处。
经济上，日本有助于法国纾困。近年法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急需外力襄助。而欧盟尤其欧元区经济状况与法半斤八两，美加速吸纳资本回流，新总统特朗普更大肆鼓吹“美国优先”，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则普遍放缓，法须另辟蹊径。而日本经济尽管表现也不抢眼，但其体量乃全球第三，现有双边经贸规模既有一定基础、又有较大潜力，欧盟与日本还正商谈签署自贸协定，于法颇具“性价比”。日在亚洲经济影响力较大，法也愿通过第三方合作更多打开亚洲市场。同时，奥朗德对日首相安倍晋三的“三支箭”经济刺激理念兴致盎然，认为法既可借鉴仿效、推动经济加速增长，又可将其作为“样板”向德国施压，促柏林放松紧缩政策，缓解改革压力。奥朗德多次表示，安倍经济学“对厌倦紧缩的欧洲是好消息”。
战略上，日有助于法再平衡大国关系。大国平衡一直是法国外交核心主张。从欧盟层面看，法德轴心显著失衡，美、俄等大国也日益重德轻法，而德日关系相对冷淡，巴黎希趁机拉拢东京，拉抬自身地位。从整个国际层面看，欧在中、美、欧、俄四大主要力量中问题最多、综合国力对比颓势日显，特朗普当选后美显露“疏欧近俄”迹象，更令欧日陷于被动，亟欲寻找帮衬。而日与欧同为美国盟友，欧日走近不会进一步触碰特朗普的敏感神经，也许还能“曲线救国”，为欧盟与特朗普“牵线搭桥”；日与中、俄不同程度存在争执，可助欧战略牵制；日积极投入资金、技术参与全球治理，反对“中美共治”，也与欧“气味相投”。奥朗德提出，法日应在“一切秉持共同立场”的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并支持日本“入常”。
安全上，日本或令法国一举两得。一方面，法本土及周边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屡遭重大恐袭，安全部门却人、财、物力齐缺，军队大规模对非洲的干预旷日持久而成效不彰，政府更无力实质推动中东、非洲和平进程并彻底根除外部乱源。欧美盟友对法支持则反复无常、捉襟见肘。日虽也难成“诺亚方舟”，但出于政治考虑，愿予法一定资金、后勤及培训等支持，也算一根“续命稻草”。另一方面，日本右翼政府为遏制中国崛起，引入域外大国，使朝核问题以及东海、南海等地区安全争端更趋复杂。法国素以“具全球影响力的少数大国”自居，但二战后其影响力基本收缩至霍尔木兹海峡以西，近年随自身实力快速下滑，对非周边事务更鞭长莫及。而日本此举无异予法“重返亚太”的绝佳借口。法更顺势以“无利益纠葛”为由，寻求“居中调停”，开展“无本万利”的“政治投机”。因此，法防长勒德里昂数次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阐述“南海航行自由对欧重要性”，甚至放言要“推动欧盟军舰在南海定期巡航”。
人文上，日亦堪当“民主样板”。日本乃非欧美国家中主动“入欧”的先行者，与法“共享民主制度与价值观”，并在西化后跻身列强，为世界尤其亚洲转型国家树立“榜样”。同时，西方“民主模式”不一而足，法自诩“西方民主滥觞”，但近代以来风头始终逊于英美，不甘“正统”旁落。而“日式民主”强调国家权威、集体主义，相较英美而言更接近法，进一步加深法对日好感。此外，法部分人对“岛民”怀抱“淳朴、忠诚”的天然认同，如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贪欲更少，更值得信任”，或也是奥朗德与前任萨科齐对日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之一。
法日关系“特殊”度有限
不可否认，法日“特殊伙伴关系”有其“高调奢华有内涵”的一面，但金玉之外“细思恐极”，双边关系只怕华而难实。
一是政治分量不足。纵观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对外关系，真正够得上“特殊”的不过与德国、非洲、俄罗斯和中国，其中法、德乃欧盟“双引擎”，法非前世今缘、感情复杂，法俄联手制德已历百余年，中法“特殊政治关系”亦已“知天命”，日本难望项背。对日来说，与美关系更是长期优先、安全基石，而美也未必愿看到法日、欧日过于亲密，影响其西方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不愿对日过多松绑。
二是经贸合作障碍多。法日产业结构及技术层级相似度较高，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故其经贸关系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贸易摩擦很难根除。法日对农业、公共采购、汽车等领域彼此开放分歧颇深，正是欧日自贸谈判主要矛盾所在，法甚至曾威胁“要求欧盟中止谈判”。双方即便在最看重的军工合作方面也步履蹒跚，对技术流失等问题顾虑重重，一旦遇到澳大利亚潜艇项目等大单仍激烈争夺、互不相让。且日军工业诸多先进技术受美管控，难与法全面分享。
三是安全合作各有保留。法国外交优先现实利益，不会令自己深陷错综复杂的亚洲纠纷，对日真实实力亦有清醒认识，绝不会以“开罪中国”为代价替日“主持公道”。奥朗德明确称，中日关系“很危险”，法不能“选边站”，并曾当面对安倍强调“中国是法国绕不开的伙伴”。日本同样深知中东、非洲乱局复杂难解，无意过多卷入。
四是法国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警惕。自普法战争起，法多次遭德、日军国主义拖入战争，尝尽国破家亡，对极端民族主义阴魂厌恶至极。戴高乐将军曾批评日本“阴险狡诈，疯狂嗜血”，奥朗德则要求日在历史问题上对邻国“让步”“和解”。法国《回声报》更直言，中韩对日从未承认其历史罪行的指责极为正当，安倍若继续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终将“葬送民族振兴的美梦”。
（作者周谭豪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作者周少晨为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教育部讲师）
法日“日久生情”
历史上，日本长期孤悬东北亚海上，不在亚洲文明圈中心，法日直接交往起步晚、规模小。近代以来，法、日在殖民大扩张中开始利益碰撞，互有恩怨。19世纪中后期，法国先勾结美、荷、俄、英等列强敲开日本国门，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联手俄、德干涉还辽，与日本结下梁子。双方虽在一战中暂撇恩怨，各取所需，但二战期间，日趁法本土战败，一度夺取法属印度支那。
二战后，法、日因饱经战火，无力再与美、苏争霸世界，双双转以经济重建和周边事务为重点，总体无暇远交。法视日不过是“亚洲国家之一”，并未“高看几眼”，日观法亦然。双边关系因此被动发展，走走停停，不论官方抑或民间，都未建立长效交往机制，经贸摩擦倒时有发生，1991年法国总理克勒松还指责日本“经济侵略”，主张欧共体对日结成工业联盟，令法日关系一度紧绷。
苏东剧变后，法、日逐渐摆脱两极秩序束缚，加之元气大大恢复，开始更多寻求拓展外交，并日益进入彼此视野。1992年兩国借克勒松访日，发起“日本是可能的”与“通往日本的大门”两项活动，拉开迅速发展关系、全面拓展合作的序幕，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对外援助等领域建立起系列合作机制框架。1995年上台的希拉克总统更是有名的“知日派”，先后十次访日，甚至被曝在东京有情人和私生子。在其力推下，2005年两国签署《法日新伙伴关系宣言》，决定加强外交和安保对话，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进一步丰富双边关系内涵。
希拉克的继任者萨科齐虽对日本多有怠慢，乃至“侮辱”相扑运动，但2012年奥朗德主政后“拨乱反正”，称日本为“无与伦比的伙伴”，力促法日关系重回正轨、蒸蒸日上。
奥朗德的对日心思
奥朗德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唯二的左派总统，其当选社会党已在野17年之久，奥朗德本人又自视颇高，看重“青史留名”，心心念念的就是内外开花、干出政绩。但随其国内改革始终挣扎于理想与现实间，政府内讧激烈、丑闻频出，民心尽丧，奥朗德只得越来越将目光投向外部，“与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其中日本确有其相对“特殊”之处。
经济上，日本有助于法国纾困。近年法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急需外力襄助。而欧盟尤其欧元区经济状况与法半斤八两，美加速吸纳资本回流，新总统特朗普更大肆鼓吹“美国优先”，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则普遍放缓，法须另辟蹊径。而日本经济尽管表现也不抢眼，但其体量乃全球第三，现有双边经贸规模既有一定基础、又有较大潜力，欧盟与日本还正商谈签署自贸协定，于法颇具“性价比”。日在亚洲经济影响力较大，法也愿通过第三方合作更多打开亚洲市场。同时，奥朗德对日首相安倍晋三的“三支箭”经济刺激理念兴致盎然，认为法既可借鉴仿效、推动经济加速增长，又可将其作为“样板”向德国施压，促柏林放松紧缩政策，缓解改革压力。奥朗德多次表示，安倍经济学“对厌倦紧缩的欧洲是好消息”。
战略上，日有助于法再平衡大国关系。大国平衡一直是法国外交核心主张。从欧盟层面看，法德轴心显著失衡，美、俄等大国也日益重德轻法，而德日关系相对冷淡，巴黎希趁机拉拢东京，拉抬自身地位。从整个国际层面看，欧在中、美、欧、俄四大主要力量中问题最多、综合国力对比颓势日显，特朗普当选后美显露“疏欧近俄”迹象，更令欧日陷于被动，亟欲寻找帮衬。而日与欧同为美国盟友，欧日走近不会进一步触碰特朗普的敏感神经，也许还能“曲线救国”，为欧盟与特朗普“牵线搭桥”；日与中、俄不同程度存在争执，可助欧战略牵制；日积极投入资金、技术参与全球治理，反对“中美共治”，也与欧“气味相投”。奥朗德提出，法日应在“一切秉持共同立场”的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并支持日本“入常”。
安全上，日本或令法国一举两得。一方面，法本土及周边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屡遭重大恐袭，安全部门却人、财、物力齐缺，军队大规模对非洲的干预旷日持久而成效不彰，政府更无力实质推动中东、非洲和平进程并彻底根除外部乱源。欧美盟友对法支持则反复无常、捉襟见肘。日虽也难成“诺亚方舟”，但出于政治考虑，愿予法一定资金、后勤及培训等支持，也算一根“续命稻草”。另一方面，日本右翼政府为遏制中国崛起，引入域外大国，使朝核问题以及东海、南海等地区安全争端更趋复杂。法国素以“具全球影响力的少数大国”自居，但二战后其影响力基本收缩至霍尔木兹海峡以西，近年随自身实力快速下滑，对非周边事务更鞭长莫及。而日本此举无异予法“重返亚太”的绝佳借口。法更顺势以“无利益纠葛”为由，寻求“居中调停”，开展“无本万利”的“政治投机”。因此，法防长勒德里昂数次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阐述“南海航行自由对欧重要性”，甚至放言要“推动欧盟军舰在南海定期巡航”。
人文上，日亦堪当“民主样板”。日本乃非欧美国家中主动“入欧”的先行者，与法“共享民主制度与价值观”，并在西化后跻身列强，为世界尤其亚洲转型国家树立“榜样”。同时，西方“民主模式”不一而足，法自诩“西方民主滥觞”，但近代以来风头始终逊于英美，不甘“正统”旁落。而“日式民主”强调国家权威、集体主义，相较英美而言更接近法，进一步加深法对日好感。此外，法部分人对“岛民”怀抱“淳朴、忠诚”的天然认同，如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贪欲更少，更值得信任”，或也是奥朗德与前任萨科齐对日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之一。
法日关系“特殊”度有限
不可否认，法日“特殊伙伴关系”有其“高调奢华有内涵”的一面，但金玉之外“细思恐极”，双边关系只怕华而难实。
一是政治分量不足。纵观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对外关系，真正够得上“特殊”的不过与德国、非洲、俄罗斯和中国，其中法、德乃欧盟“双引擎”，法非前世今缘、感情复杂，法俄联手制德已历百余年，中法“特殊政治关系”亦已“知天命”，日本难望项背。对日来说，与美关系更是长期优先、安全基石，而美也未必愿看到法日、欧日过于亲密，影响其西方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不愿对日过多松绑。
二是经贸合作障碍多。法日产业结构及技术层级相似度较高，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故其经贸关系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贸易摩擦很难根除。法日对农业、公共采购、汽车等领域彼此开放分歧颇深，正是欧日自贸谈判主要矛盾所在，法甚至曾威胁“要求欧盟中止谈判”。双方即便在最看重的军工合作方面也步履蹒跚，对技术流失等问题顾虑重重，一旦遇到澳大利亚潜艇项目等大单仍激烈争夺、互不相让。且日军工业诸多先进技术受美管控，难与法全面分享。
三是安全合作各有保留。法国外交优先现实利益，不会令自己深陷错综复杂的亚洲纠纷，对日真实实力亦有清醒认识，绝不会以“开罪中国”为代价替日“主持公道”。奥朗德明确称，中日关系“很危险”，法不能“选边站”，并曾当面对安倍强调“中国是法国绕不开的伙伴”。日本同样深知中东、非洲乱局复杂难解，无意过多卷入。
四是法国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警惕。自普法战争起，法多次遭德、日军国主义拖入战争，尝尽国破家亡，对极端民族主义阴魂厌恶至极。戴高乐将军曾批评日本“阴险狡诈，疯狂嗜血”，奥朗德则要求日在历史问题上对邻国“让步”“和解”。法国《回声报》更直言，中韩对日从未承认其历史罪行的指责极为正当，安倍若继续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终将“葬送民族振兴的美梦”。
（作者周谭豪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作者周少晨为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教育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