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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我也搞点小收藏，都是些百姓家常见的东西——炒菜铲、旧饭盒、旧本、家信、半导体、足球等等。体积不大，占地不多，故事不少，意义不小，每件东西都是一篇老北京人的生活日记。
一张旧发票
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一张1954年3月19日由玉兴成煤铺开出的北京市座商统一发货票。写着“二条（宣武区棉花下二条）10（号）和元煤 100（斤）10.400元”。
这样一张不起眼的旧发票被母亲整整保存了31年。票据上除印有“本发票系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监制不准仿印”外，上方还印有一行醒目的字：“买货须取得发票，卖货须开给发票，这是爱国主义具体表现”，这是为什么呢？父亲帮我解开了这个谜——
上世纪40年代，我出生在宣武区棉花下二条胡同10号。说起我的出生地还有些来头呢。据史料记载，后人为纪念秦良玉（击退女真人对京师进犯的“白杆军”女首领），称其驻扎的地方为“四川营”。兵士在驻扎期间曾利用训练之余，就地种植棉花。棉花诸巷因此而得名。
上世纪50年代初，我正上小学，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我当时所在的正义小学，每班都要寄慰问袋。那一封封稚嫩的笔迹写下的信，装满我们对前线上那些爬冰卧雪，抗击美帝侵略的志愿军叔叔的深切问候。但是当时也有一些黑心肝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扣发志愿军医药器材，把过期的药棉、失效的盘尼西林卖给志愿军，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以至1951年底开展了一场“三反五反”运动，对违法的工商户分别作出处理。联想起当年我们学校女生跳皮筋的童谣里都带有政治色彩——“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反行贿、反偷税……”所以当时在发票上注有“爱国主义”等字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母亲没什么文化，但非常细心，像发票、工资条这类并不值钱的物品她非常注意收藏。她认为这些东西平时倒没用，万一赶上煤铺摇煤球时，黄土加多了，质量不好说理时，总得留个凭证。
父亲的旧饭盒
父亲去世后，留给我们的遗物并不多。我至今仍珍存着他老人家用过的一个以前老铁路工人常用的饭盒，和一把他当年绘图时用过的圆规。
父亲曾为我们厂画过一张平面图，得到我同事们的交口称赞。他生前就是个经验丰富的铁路勘测技术人员。
记得有年夏天，我在刘家窑看到测绘局的几个同志因修地铁5号线，马路拓宽在搞平面测量，看得入了迷。让我回忆起9岁那年，父亲在丰台区西道口勘测，由于突击完成任务，星期天便骑自行车带上我和测量工具到达勘测地点。当时我的身高不足1.4米，瘦小的身材抱着又高又大的标尺，当上了临时测工。父亲从测量仪镜头里观察到标尺东晃一下，西晃一下，始终稳定不下来，最后无奈地说了声：“回去吧。”任务虽未完成，父亲却在丰台一家饭馆里，奖励我吃了一碗至今难忘的香喷喷的猪肝炒面。
父亲当时经常出差，野外勘测非常辛苦。记得过去有个顺口溜：“远看像背炭的，近看像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瞧，是个搞勘探的。”我父亲也是这样，脸晒得很黑，衣服被树枝、草刺剐得破破烂烂，餐风露宿，手脚患冻疮后留下永久性斑痕。
父亲生前有三个心愿未能实现。一是没能与阔别40年的去台湾的亲弟弟重逢；二是始终未能见到解放前他掩护过的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老同事；三是没能加入党组织。有一天，老人家告诉我，他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他入党了，戴着大红花，大家把他推上台去，让他讲话，他扭扭捏捏挺不好意思，一乐，笑醒了。
台湾叔叔想北京
我保留有67封台湾叔叔的来信和一张“根连根”照片。我叔叔是半个世纪前从北京去台湾的。1988年首次回大陆探亲。我们一起朝拜祖坟，登八达岭长城，游十三陵、颐和园，逛东华门夜市……他老人家高兴之极，开心之极。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但最珍贵的一张要数我们在十三陵那株盘根古松“根连根”下的留影。叔叔回台湾后写信给我们说，每至夜半无法入眠时，便取出在大陆拍的照片，聊以慰藉。
叔叔同我讲过：“大陆人叫我们台胞，台湾人称我们为外省人，不仅听着别扭，还弄得我们没籍贯了。我就对台湾人讲，我的籍贯是北京，我还是个老北京。”叔叔的话一点儿不假。我家祖辈几代全在北京，叔叔从小生长在北京，提起过去老北京那些事儿，我比他可逊色多了。
有次我告诉他北京电视台有个“什刹海”栏目，经常播出老北京习俗，一下子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写了好几封信向我描述，“小时候，胡同口有个老头摆个推车，车中放有火炉，炉内烤着香甜的白薯。有时老头还叫喊‘烤白薯哦好热乎……’招来买主。市场的道边有卖切糕、炸糕、灌肠、炒肝、豆浆、豆腐脑、驴打滚、艾窝窝的。推着车子的叫卖‘脆瓤儿的新落花生哟，半空儿多给……’‘管打的包了圆儿的西瓜……’还有沿街卖电灯泡的、锔碗的、磨刀的、卖砂锅的，挑着挑子卖瓷碗的，老妇人背着笼子用旧东西来换洋取灯的，打小鼓收破烂的、卖王致和臭豆腐的、卖爆米花的。一到晚上有卖炸丸子、炸豆腐、羊头肉、飞卤鸡、馄饨，吆喝‘卖水萝卜赛梨的’……”多像一幅生动的老北京民俗画！
如今他老人家已到耄耋之年，病魔缠身，但只要谈起老北京习俗和故乡的变化，如两广马路展宽并将建成全市最长的步行街，玉渊潭至颐和园可乘船游览，他便立刻精神焕发，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长途电话打半个小时依然舍不得放下电话。
我们还经常在跨越海峡的电话里聊麻豆腐和豆汁儿呢。他讲：“麻豆腐用牛油炒，用黄豆芽当配料，味道鲜美令人垂涎。还有豆汁儿，我走过大江南北，仅北京人喜欢此美食。冬天喝热豆汁配辣咸菜，热乎乎得非常过瘾。小时候，顺治门脸儿有一家豆汁店。我们一群小孩子进店拿起水舀子喝半舀子不要钱，但只能在店中喝，不能带走。来台湾时，一条街上也有一家北京人卖豆汁，但味道不正，很少人买，没多久就关门了。”他说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北京看看，吃吃北京的小吃，问还能不能喝到豆汁儿吃上焦圈？我告诉他，小吃店、小吃街、小吃城……能吃到的地方和品种多得很呐！
多年来，通过几十封信和几百个跨越海峡的长途电话，我们从北京电视台播放台湾电视剧，说到台湾电视台播放介绍大陆的节目——“大陆寻奇”“海棠风情”“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从老北京天桥说到今天台北的华西街；从天气预报说到随时增减衣服……言谈话语、字里行间充满亲情。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相信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和平统一，龙的传人举国欢庆的日子不会太久远。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
一张旧发票
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一张1954年3月19日由玉兴成煤铺开出的北京市座商统一发货票。写着“二条（宣武区棉花下二条）10（号）和元煤 100（斤）10.400元”。
这样一张不起眼的旧发票被母亲整整保存了31年。票据上除印有“本发票系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监制不准仿印”外，上方还印有一行醒目的字：“买货须取得发票，卖货须开给发票，这是爱国主义具体表现”，这是为什么呢？父亲帮我解开了这个谜——
上世纪40年代，我出生在宣武区棉花下二条胡同10号。说起我的出生地还有些来头呢。据史料记载，后人为纪念秦良玉（击退女真人对京师进犯的“白杆军”女首领），称其驻扎的地方为“四川营”。兵士在驻扎期间曾利用训练之余，就地种植棉花。棉花诸巷因此而得名。
上世纪50年代初，我正上小学，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我当时所在的正义小学，每班都要寄慰问袋。那一封封稚嫩的笔迹写下的信，装满我们对前线上那些爬冰卧雪，抗击美帝侵略的志愿军叔叔的深切问候。但是当时也有一些黑心肝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扣发志愿军医药器材，把过期的药棉、失效的盘尼西林卖给志愿军，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以至1951年底开展了一场“三反五反”运动，对违法的工商户分别作出处理。联想起当年我们学校女生跳皮筋的童谣里都带有政治色彩——“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反行贿、反偷税……”所以当时在发票上注有“爱国主义”等字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母亲没什么文化，但非常细心，像发票、工资条这类并不值钱的物品她非常注意收藏。她认为这些东西平时倒没用，万一赶上煤铺摇煤球时，黄土加多了，质量不好说理时，总得留个凭证。
父亲的旧饭盒
父亲去世后，留给我们的遗物并不多。我至今仍珍存着他老人家用过的一个以前老铁路工人常用的饭盒，和一把他当年绘图时用过的圆规。
父亲曾为我们厂画过一张平面图，得到我同事们的交口称赞。他生前就是个经验丰富的铁路勘测技术人员。
记得有年夏天，我在刘家窑看到测绘局的几个同志因修地铁5号线，马路拓宽在搞平面测量，看得入了迷。让我回忆起9岁那年，父亲在丰台区西道口勘测，由于突击完成任务，星期天便骑自行车带上我和测量工具到达勘测地点。当时我的身高不足1.4米，瘦小的身材抱着又高又大的标尺，当上了临时测工。父亲从测量仪镜头里观察到标尺东晃一下，西晃一下，始终稳定不下来，最后无奈地说了声：“回去吧。”任务虽未完成，父亲却在丰台一家饭馆里，奖励我吃了一碗至今难忘的香喷喷的猪肝炒面。
父亲当时经常出差，野外勘测非常辛苦。记得过去有个顺口溜：“远看像背炭的，近看像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瞧，是个搞勘探的。”我父亲也是这样，脸晒得很黑，衣服被树枝、草刺剐得破破烂烂，餐风露宿，手脚患冻疮后留下永久性斑痕。
父亲生前有三个心愿未能实现。一是没能与阔别40年的去台湾的亲弟弟重逢；二是始终未能见到解放前他掩护过的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老同事；三是没能加入党组织。有一天，老人家告诉我，他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他入党了，戴着大红花，大家把他推上台去，让他讲话，他扭扭捏捏挺不好意思，一乐，笑醒了。
台湾叔叔想北京
我保留有67封台湾叔叔的来信和一张“根连根”照片。我叔叔是半个世纪前从北京去台湾的。1988年首次回大陆探亲。我们一起朝拜祖坟，登八达岭长城，游十三陵、颐和园，逛东华门夜市……他老人家高兴之极，开心之极。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但最珍贵的一张要数我们在十三陵那株盘根古松“根连根”下的留影。叔叔回台湾后写信给我们说，每至夜半无法入眠时，便取出在大陆拍的照片，聊以慰藉。
叔叔同我讲过：“大陆人叫我们台胞，台湾人称我们为外省人，不仅听着别扭，还弄得我们没籍贯了。我就对台湾人讲，我的籍贯是北京，我还是个老北京。”叔叔的话一点儿不假。我家祖辈几代全在北京，叔叔从小生长在北京，提起过去老北京那些事儿，我比他可逊色多了。
有次我告诉他北京电视台有个“什刹海”栏目，经常播出老北京习俗，一下子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写了好几封信向我描述，“小时候，胡同口有个老头摆个推车，车中放有火炉，炉内烤着香甜的白薯。有时老头还叫喊‘烤白薯哦好热乎……’招来买主。市场的道边有卖切糕、炸糕、灌肠、炒肝、豆浆、豆腐脑、驴打滚、艾窝窝的。推着车子的叫卖‘脆瓤儿的新落花生哟，半空儿多给……’‘管打的包了圆儿的西瓜……’还有沿街卖电灯泡的、锔碗的、磨刀的、卖砂锅的，挑着挑子卖瓷碗的，老妇人背着笼子用旧东西来换洋取灯的，打小鼓收破烂的、卖王致和臭豆腐的、卖爆米花的。一到晚上有卖炸丸子、炸豆腐、羊头肉、飞卤鸡、馄饨，吆喝‘卖水萝卜赛梨的’……”多像一幅生动的老北京民俗画！
如今他老人家已到耄耋之年，病魔缠身，但只要谈起老北京习俗和故乡的变化，如两广马路展宽并将建成全市最长的步行街，玉渊潭至颐和园可乘船游览，他便立刻精神焕发，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长途电话打半个小时依然舍不得放下电话。
我们还经常在跨越海峡的电话里聊麻豆腐和豆汁儿呢。他讲：“麻豆腐用牛油炒，用黄豆芽当配料，味道鲜美令人垂涎。还有豆汁儿，我走过大江南北，仅北京人喜欢此美食。冬天喝热豆汁配辣咸菜，热乎乎得非常过瘾。小时候，顺治门脸儿有一家豆汁店。我们一群小孩子进店拿起水舀子喝半舀子不要钱，但只能在店中喝，不能带走。来台湾时，一条街上也有一家北京人卖豆汁，但味道不正，很少人买，没多久就关门了。”他说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北京看看，吃吃北京的小吃，问还能不能喝到豆汁儿吃上焦圈？我告诉他，小吃店、小吃街、小吃城……能吃到的地方和品种多得很呐！
多年来，通过几十封信和几百个跨越海峡的长途电话，我们从北京电视台播放台湾电视剧，说到台湾电视台播放介绍大陆的节目——“大陆寻奇”“海棠风情”“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从老北京天桥说到今天台北的华西街；从天气预报说到随时增减衣服……言谈话语、字里行间充满亲情。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相信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和平统一，龙的传人举国欢庆的日子不会太久远。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