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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曾达成协议，不得再参与政治事务。但随着阿拉法特遗物检测报告的公开，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再次站在同一阵营
在英国纪录片导演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和搭档理查德·西蒙斯的眼中，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魄力。
“她是个果敢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苏哈。
2008年，为了拍摄系列纪录片《王者的代价》中记录阿拉法特生平的第一部，乔安娜找到了苏哈。
“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找了不少中间人。开始苏哈不愿接受采访，但当我们表示会用公正的态度拍摄纪录片时，她答应了。她的理由是，需要有人客观地记录那段历史。”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者的代价》是由独立电影公司“水平尺”拍摄的系列纪录片，记录一些有争议的国家领导人的别样人生，计划拍摄12集。
对苏哈的采访连续进行了三天。苏哈聊了很多，从与阿拉法特的相遇、女儿的出生、聊到自己在加沙的生活。乔安娜很难说清，在这三天里，她对苏哈的情绪产生了多少次的起伏变化。
“她始终知道自己是第二位的。”说到这里，乔安娜的语气中带着些许同情，“她的婚姻不同于一般人，尽管是出生在富裕银行世家的天之骄女，很多时候，她是在委曲求全。她和其他第一夫人完全不同，不会像她们那样娴熟地应对媒体，她的真性情让她显得格外真实。”
18个月后，乔安娜的团队完成了《王者的代价》中阿拉法特部分的拍摄，苏哈还特意去了趟伦敦看他们。2012年初，纪录片问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年竟是阿拉法特之死风波再起的一年。
苏哈在接受《王者的代价》采访后，又参与到了半岛电视台关于阿拉法特纪录片的拍摄中。而这次拍摄，带给她大大超出预料的收获。
苏哈改变了阿拉法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初拒绝对阿拉法特进行尸检的苏哈，会在8年后把丈夫的遗物拿出来检测。“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他的逝世，还有葬礼。人处在巨大的震惊中，根本想不到要尸检。”在回忆当年为何没有要求尸检时，苏哈说了这样一番话。
离开阿拉法特的日子，苏哈并未再嫁。她曾公开表示，“阿拉法特是我一生中唯一深爱的男人，我将终生为他而活着。”
和阿拉法特一路走来的人，不会忘记1974年11月13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更不会忘记他的那句，“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那一年的阿拉法特45岁。那时候的他，依旧抱持着终身不娶的观念。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凡人，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是我知道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是不公平的。”
直到阿拉法特遇到苏哈。1988年，二人在突尼斯巴解总部相识，那时苏哈只有22岁。第二年，阿拉法特访问法国，负责礼宾和翻译的苏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苏哈为阿拉法特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巴黎，在他身边做机要通讯工作。
1991年秋天，两个人最终走进了婚姻。苏哈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个名门望族，婚后随夫改信伊斯兰教。1995年7月24日，阿拉法特和苏哈的女儿在巴黎诞生，取阿拉法特母亲之名扎赫瓦，意为希望和美丽。
有报道说，苏哈曾创立救助组织，致力于提高巴勒斯坦妇女社会地位。但她开着宝马车在难民区巡游的举动，引起很大争议。
晚年的阿拉法特过着长期被监禁的生活。2001年，以色列军队入侵拉姆安拉，并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以方指责阿拉法特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随后将阿拉法特软禁。
然而，遭巴勒斯坦人诟病的是，苏哈在这个时期并没有陪在丈夫身边，而是依旧在巴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直到阿拉法特病危，苏哈力排众议，把丈夫接到巴黎治病。从阿拉法特入院第一天起，苏哈就掌握了发布丈夫病情的权力，直到阿拉法特逝世，苏哈始终陪在丈夫身边。
“她绑架了领袖。这是很多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在加沙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马斯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曾为多家外媒在巴以地区采访提供翻译。
2007年，阿拉法特逝世的第三年，他的遗体被移送到了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纪念馆”中。巴勒斯坦人潮水般地涌来，苏哈的身影却没有出现。她传来了一句话：“总有一天，我的丈夫会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他的遗愿，耶路撒冷才是他的长眠之地。”
“很多巴勒斯坦人并不认为苏哈是‘第一夫人’。阿拉法特曾说自己会为国家战斗，不会过婚姻生活。但苏哈改变了他。很多人怀疑她嫁给阿拉法特的动机。也有人指责，在阿拉法特病重的时候，她想把阿拉法特据为己有，赢得更多利益。”穆罕默德·马斯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苏哈曾在2006年加入突尼斯籍，2007年与时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妻子联合创立“迦太基国际学校”，几个月后两人就分道扬镳。同年，苏哈的突尼斯国籍遭剥夺，官方文件并没有透露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她后来又移居马耳他，也常居法国。
没有被告的诉讼
2012年7月初的一天，忙碌的费合尔－苏尔律师事务所接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电话，对方简单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立刻决定接手这个案子。
打电话来的人，正是苏哈。她说，请律师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调查丈夫的真正死因。
费合尔－苏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成立27年的律所，在巴黎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擅长商业和犯罪类官司。而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国，同时，他们在中东、非洲和美国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关系网络。这样的背景，足以讓苏哈放心地把案子交给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
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7月31日，一份没有被告的起诉书递交到位于巴黎西郊的南泰尔法院。作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的助理律师，杰西卡·费奈尔这—个月的时间几乎都在忙于准备相关材料。
“因为苏哈女士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提请法院批准成立调查组，调查阿拉法特的真正死因。但因为没有具体的指控对象，所以这次诉讼是没有被告的。”杰西卡·费奈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准备诉讼阶段，苏哈一直与律师事务所保持联系，并希望案子能尽快进入下一阶段。对于诉讼的结果，杰西卡·费奈尔表示自己不敢断言，“等待诉讼结果的周期或许会很长，也许几个月，甚至可能更久。法官将决定是否成立调查组，或者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请求。”
最近，阿拉法特墓地附近增加了巡逻的安保人员。巴民族权力机构担心有人强行挖掘坟墓进行尸检，不得不加强防范。可在苏哈看来，巴民族权力机构做得远远不够。
苏哈曾表示，之所以选择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接洽遗物检测事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权力机构成立的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
事实上，这些年来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不断。苏哈曾指责阿拉法特的随从贪污，而她自己则被批评为生活奢侈、爱炫耀。阿拉法特病危之际，苏哈曾公开批评巴权力机构要“活埋”自己的丈夫。
在阿拉法特逝世后，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达成协议，后者向苏哈一次性提供2000万美元，并每月付给母女俩3.5万欧元的生活费。作为交换条件，苏哈不得再参与政治事务，不得公开发表政治言论。
随着检测报告的公开，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再次站在同一阵营。“我知道要将死因调查清楚非常困难，但巴勒斯坦人民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应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揭露真相，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将因此而获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苏哈不忘赞扬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几句，表示对他支持调查阿拉法特真正死因的满意。她知道，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的力量，都不足以推动真相尽快水落石出，唯有合作。
在英国纪录片导演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和搭档理查德·西蒙斯的眼中，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魄力。
“她是个果敢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苏哈。
2008年，为了拍摄系列纪录片《王者的代价》中记录阿拉法特生平的第一部，乔安娜找到了苏哈。
“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找了不少中间人。开始苏哈不愿接受采访，但当我们表示会用公正的态度拍摄纪录片时，她答应了。她的理由是，需要有人客观地记录那段历史。”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者的代价》是由独立电影公司“水平尺”拍摄的系列纪录片，记录一些有争议的国家领导人的别样人生，计划拍摄12集。
对苏哈的采访连续进行了三天。苏哈聊了很多，从与阿拉法特的相遇、女儿的出生、聊到自己在加沙的生活。乔安娜很难说清，在这三天里，她对苏哈的情绪产生了多少次的起伏变化。
“她始终知道自己是第二位的。”说到这里，乔安娜的语气中带着些许同情，“她的婚姻不同于一般人，尽管是出生在富裕银行世家的天之骄女，很多时候，她是在委曲求全。她和其他第一夫人完全不同，不会像她们那样娴熟地应对媒体，她的真性情让她显得格外真实。”
18个月后，乔安娜的团队完成了《王者的代价》中阿拉法特部分的拍摄，苏哈还特意去了趟伦敦看他们。2012年初，纪录片问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年竟是阿拉法特之死风波再起的一年。
苏哈在接受《王者的代价》采访后，又参与到了半岛电视台关于阿拉法特纪录片的拍摄中。而这次拍摄，带给她大大超出预料的收获。
苏哈改变了阿拉法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初拒绝对阿拉法特进行尸检的苏哈，会在8年后把丈夫的遗物拿出来检测。“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他的逝世，还有葬礼。人处在巨大的震惊中，根本想不到要尸检。”在回忆当年为何没有要求尸检时，苏哈说了这样一番话。
离开阿拉法特的日子，苏哈并未再嫁。她曾公开表示，“阿拉法特是我一生中唯一深爱的男人，我将终生为他而活着。”
和阿拉法特一路走来的人，不会忘记1974年11月13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更不会忘记他的那句，“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那一年的阿拉法特45岁。那时候的他，依旧抱持着终身不娶的观念。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凡人，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是我知道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是不公平的。”
直到阿拉法特遇到苏哈。1988年，二人在突尼斯巴解总部相识，那时苏哈只有22岁。第二年，阿拉法特访问法国，负责礼宾和翻译的苏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苏哈为阿拉法特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巴黎，在他身边做机要通讯工作。
1991年秋天，两个人最终走进了婚姻。苏哈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个名门望族，婚后随夫改信伊斯兰教。1995年7月24日，阿拉法特和苏哈的女儿在巴黎诞生，取阿拉法特母亲之名扎赫瓦，意为希望和美丽。
有报道说，苏哈曾创立救助组织，致力于提高巴勒斯坦妇女社会地位。但她开着宝马车在难民区巡游的举动，引起很大争议。
晚年的阿拉法特过着长期被监禁的生活。2001年，以色列军队入侵拉姆安拉，并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以方指责阿拉法特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随后将阿拉法特软禁。
然而，遭巴勒斯坦人诟病的是，苏哈在这个时期并没有陪在丈夫身边，而是依旧在巴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直到阿拉法特病危，苏哈力排众议，把丈夫接到巴黎治病。从阿拉法特入院第一天起，苏哈就掌握了发布丈夫病情的权力，直到阿拉法特逝世，苏哈始终陪在丈夫身边。
“她绑架了领袖。这是很多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在加沙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马斯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曾为多家外媒在巴以地区采访提供翻译。
2007年，阿拉法特逝世的第三年，他的遗体被移送到了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纪念馆”中。巴勒斯坦人潮水般地涌来，苏哈的身影却没有出现。她传来了一句话：“总有一天，我的丈夫会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他的遗愿，耶路撒冷才是他的长眠之地。”
“很多巴勒斯坦人并不认为苏哈是‘第一夫人’。阿拉法特曾说自己会为国家战斗，不会过婚姻生活。但苏哈改变了他。很多人怀疑她嫁给阿拉法特的动机。也有人指责，在阿拉法特病重的时候，她想把阿拉法特据为己有，赢得更多利益。”穆罕默德·马斯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苏哈曾在2006年加入突尼斯籍，2007年与时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妻子联合创立“迦太基国际学校”，几个月后两人就分道扬镳。同年，苏哈的突尼斯国籍遭剥夺，官方文件并没有透露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她后来又移居马耳他，也常居法国。
没有被告的诉讼
2012年7月初的一天，忙碌的费合尔－苏尔律师事务所接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电话，对方简单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立刻决定接手这个案子。
打电话来的人，正是苏哈。她说，请律师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调查丈夫的真正死因。
费合尔－苏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成立27年的律所，在巴黎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擅长商业和犯罪类官司。而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国，同时，他们在中东、非洲和美国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关系网络。这样的背景，足以讓苏哈放心地把案子交给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
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7月31日，一份没有被告的起诉书递交到位于巴黎西郊的南泰尔法院。作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的助理律师，杰西卡·费奈尔这—个月的时间几乎都在忙于准备相关材料。
“因为苏哈女士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提请法院批准成立调查组，调查阿拉法特的真正死因。但因为没有具体的指控对象，所以这次诉讼是没有被告的。”杰西卡·费奈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准备诉讼阶段，苏哈一直与律师事务所保持联系，并希望案子能尽快进入下一阶段。对于诉讼的结果，杰西卡·费奈尔表示自己不敢断言，“等待诉讼结果的周期或许会很长，也许几个月，甚至可能更久。法官将决定是否成立调查组，或者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请求。”
最近，阿拉法特墓地附近增加了巡逻的安保人员。巴民族权力机构担心有人强行挖掘坟墓进行尸检，不得不加强防范。可在苏哈看来，巴民族权力机构做得远远不够。
苏哈曾表示，之所以选择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接洽遗物检测事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权力机构成立的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
事实上，这些年来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不断。苏哈曾指责阿拉法特的随从贪污，而她自己则被批评为生活奢侈、爱炫耀。阿拉法特病危之际，苏哈曾公开批评巴权力机构要“活埋”自己的丈夫。
在阿拉法特逝世后，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达成协议，后者向苏哈一次性提供2000万美元，并每月付给母女俩3.5万欧元的生活费。作为交换条件，苏哈不得再参与政治事务，不得公开发表政治言论。
随着检测报告的公开，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再次站在同一阵营。“我知道要将死因调查清楚非常困难，但巴勒斯坦人民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应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揭露真相，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将因此而获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苏哈不忘赞扬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几句，表示对他支持调查阿拉法特真正死因的满意。她知道，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的力量，都不足以推动真相尽快水落石出，唯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