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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资产专用性基本理论，实证检验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选择使用，并考察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随着关系型交易比例的增加，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使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的动机增强，但是这种动机在内控质量高的公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同时，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具有对企业会计选择行为的利弊制衡与风险管控作用。
关键词： 关系交易；内部控制；公允价值；投资性房地产
中图分类号：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3006808
一、引 言
学术界关于公允价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相关性、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三个层面。在价值相关性上，国内外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Khurana和Kim（2003）[1]的研究发现，在与股票价格的关联度上，金融工具的历史成本信息和公允价值信息并不存在显著差异，Danbolt和Rees（2007）[2]的研究表明，收益的公允价值计量比历史成本计量价值相关性更高。张凤元（2013）[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在引入公允价值后进一步提高，罗婷等（2008）[4]发现相对于非金融行业的公允净资产，非公允净资产更具有价值相关性。在经济后果上，国外多以市场反应的研究为主[5]，国内则主要研究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6]、债务融资[7]等的相关关系。在影响因素上，国外主要是从契约动机、管理机会主义假说和信息不对称三个方面研究公允价值的选择动因，而国内的研究则发现这三大假设在我国市场下并没有明显的数据支持[5]，反而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市场状况、会计准则及其监管政策、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企业财务状况等等，成为影响企业选择公允价值的因素[8]。可见，目前的公允价值研究缺少对关系型交易的关注，而后者又是我国转型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特征和交易方式，现有研究表明，为获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基于“关系”构建的交易行为成为转轨经济体中众多企业的现实抉择[9]。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关系型交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供应商、企业及客户构成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本质上形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双方借助私下的途径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10，11]；另一方面，在交易双方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关系一旦破裂，会对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产生影响，给企业带来高昂的转移成本或沉没成本[12]。所以，企业为了维持这种长久稳定的关系，向供应商/客户传递自身财务状况良好、会计信息质量高、业绩稳定的信息，必然会选择性地实施一系列会计行为，比如通过盈余管理粉饰财务业绩[12]、利用会计政策变更增强会计信息相关性等，那么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没有强制统一且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维系关系交易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是否会因为关系型交易而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呢？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从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看，其形成的“会计加速器”作用存在较明显的信息可靠性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公允价值使用成为各种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这在金融资产（包括投资性房地产）日益成为企业核心资产的经济态势下尤为如此（有研究认为这是一个资产证券化时代）。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种规则治理机制和风险免疫机制，日益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诸多影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选择的因素中，内部控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既是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考量和选择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的一种控制甄别机制，也是一种维持和平衡与特定交易伙伴（供应商/客户）长期交易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信号传导机制。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自实施以来，仍沒有在上市企业中得以广泛运用，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了公允价值的选择使用？作为公司治理和企业风险管理重要机制的内部控制究竟会不会对关系交易和公允价值两者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呢？如果会，其调节作用又是怎样发挥的？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关系交易对企业公允价值使用动机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往关于公允价值的文献更多关注其价值相关性及经济后果，本文从投资性房地产入手，引入关系型交易这一企业间重要的交易模式，实证检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动机，以期丰富并发展有关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文献。尤其是在关系信任的社会背景下，为利益相关者理解企业会计选择行为的发生机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准则制定者在财务报告的自由裁量还是强制统一的权衡中提供启示证据。同时，揭示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对公允价值风险管控的作用机理，为降低关系型交易的负面影响发挥其风险管理功能，以拓展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提供新的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
1.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的匹配性。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中，关系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被应用于商业交易中，关系型交易成为我国企业之间的常态交易模式。一方面，企业在不完善的外部环境中进行市场化交易不得不承担相对高昂的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而关系型交易在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上的优势使其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企业利用关系进行交易的行为也常被视为对不完善外部市场的反映，企业购销类日常关系交易成为缩减成本的一种方式[13] ；另一方面，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之间相互进行特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14]以获得更多市场竞争优势和关系租金，长此以往，一旦关系破裂，企业将承担很高的解约成本。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企业会尽力维持这种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供应商/客户作为企业重要的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同股东、债权人一样会密切关注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发展前景等，为了缓解合作者对风险的担心，迎合其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最有利于企业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对财务业绩进行调整或控制，以向供应商/客户传递符合其企业预期的会计信息质量。 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角度看，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的使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从而为供应商/客户做出合理决策提供保障，进而增强了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着眼于未来[15]，不论是从计量观的角度还是从信息观的角度，以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信息将有可能使企业的价值得到反映[16]。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选用或改用公允价值模式，扩大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可使其承担的财务风险以及经营、偿债能力等得到更确切的反映，给供应商/客户提供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增强关系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从而为稳定恒久的关系网络提供保障。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合作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一方具有对方不知道的信息，掌握更多隐藏信息的一方通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供应商/客户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使其放弃当前的关系，转而选择比更劣质的企业进行合作。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企业在出现经营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按时交纳货款抑或将货款用于公司建设而拖欠货款，合约履行能力显著下降，严重损害供应商/客户的利益。Fields 等（2001）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而供应商/客户作为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17]。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脱手价格，因其真实公允性增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能够使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济成果有更深的了解，降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供应商/客户更有把握与企业维持稳定的关系交易，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从管理机会主义的角度看，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包含更多的主观因素，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及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界定的对公允价值三个层级的计量中可以看出，与第三层级相比，一、二层级的计量相对可靠，但都不可避免的涉及人为判断，存在被管理层操纵的空间。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盈余管理主要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以非正常应计项目及生产成本、酌量性费用等真实活动达成。已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操控盈余成为普遍现象[6]，以期在利润波动较大的年份平滑盈余，所以，关系型交易的增加会增强企业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以保障交易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一定程度上，关系型交易会导致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18，19]，研究发现企业关系型交易与其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出于传递私有信息的动机，当企业处于需要更多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行业或是契约执行环境较弱的国家时，平滑收益的程度更高。张奇峰等（2011）对北辰实业的案例研究表明，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公允价值模式成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管理层也确实存在这样的行为[8]。
2.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的冲突性。公允价值计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身也存在很多威胁，企业在运用上会更加谨慎，会根据经济走势与企业的状况审时度势，甚至减弱公允价值的使用动机。首先，公允价值的应用会使企业的风险增加。一方面，虽然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公允价值模式需要满足的条件较为严格，但依旧含有大量的估计和主观判断，很可能在确认、计量和披露时出现失误，从而导致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原貌，给包括供应商/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造成困扰，进而不利于企业关系网络的维持与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动荡时，由于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客观存在，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价格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扭曲企业的真实境况。Wallison（2008）的研究指出，在经济下行期资产价格会因为公允价值会计而出现非理性下跌，在经济上行期会导致资产泡沫现象发生[20]。谢成博等（2013）研究发现，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推行后，公司及市場层面的波动性显著增加[21]。南召风（2015）研究表明，资产负债表的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会因公允价值计量而增加，不过这一波动可能不是顺周期的[22]。总之，公允价值计量很可能会使企业的财务业绩呈现不稳定的现象，特别是在我国多变的房地产市场中，政府为了实现宏观调控而不断出台的房地产政策，使得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允价值加剧利润波动，增加投资者对风险的担心，减弱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进而使股票价格下降，这是管理层不愿见到的。其次，公允价值的运用很可能造成企业成本大于收益的状况。由于公允价值是建立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间的市场交易基础上的，因此企业对于公允价值的计量需要掌握更多的外部市场信息，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并且公允价值计量所涉及的主观判断对会计师的工作经验和从业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从而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增加[23]。另外，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上的不确定性及客观可验性的缺乏，使得公允价值审计更加困难，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增加，相应地，企业的审计费用也会增加[24]。因此，基于成本效益的原则，企业在关系交易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公允价值增加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可能做出不使用公允价值的选择。最后，公允价值的应用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公允价值计量会加剧管理层和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在市场波动的状况下表现为过度自信或过度悲观，而已有研究表明这种非理性心理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25]，进而使得投资效率降低。对企业来说，投资活动是其价值创造的驱动力，投资效率的降低将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这与建立和维持关系交易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市场发展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现状，企业会优先选择关系型交易模式。企业为了维系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在企业会计准则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并没有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可能会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但是采用公允价值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的不确定影响，导致企业审慎选择和稳健采用，因此，提出假设1。
H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的提高，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H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的提高，公司并不会显著增强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动机。
（二）内部控制对关系交易影响企业公允价值使用动机的调节作用
鉴于中国的市场环境信任水平低下、法制环境不健全，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选择建立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一定信任和互惠基础之上的关系型交易无疑有利于双方契约的长期执行，并使得逐步形成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成为连接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一种置信承诺[26]。良好的关系型交易不仅不会破坏传统的规则治理，反而能够与其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交易双方通过契约的缔结与履行使产生的收益得到合理的分配，进而形成了激励专用性投资的合理分配机制。但是这种关系的建立会造成交易双方对彼此高度依赖，从而形成“双方锁定”[27]，极大的限制了交易的范围，合作关系一旦破裂，将产生较高的转换成本，进而造成企业价值的贬损。这种情况下，规则治理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规则治理机制，可以减弱双方的锁定效应，大大降低关系治理成本[28]。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看，内部控制是一种权责分明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制衡[29]，有利于拓宽企业与供应商/客户间的交易范围，弱化关系对双方的约束，进而减弱企业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机制。作为企业的一种内部治理制度，内部控制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明确企业内各契约方的职责和收益，维系企业本体与外部参与者间关系的均衡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与少数主要供应商/客户的狭小范围交易。随着企业可选交易对象的增多，企业的议价能力也随之增强，“锁定效应”给企业带来的高昂解约成本以及对企业价值下降的威胁得到了缓解。企业可能不必再为了迎合供应商/客户对企业财务业绩等一系列的预期而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看，治理水平高、经营绩效好的企业会通过信号的传递将其与治理水平低、经营绩效差的企业区分开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高品质的信号，供应商/客户对这类企业给予更大的信任，使得双方更容易进行经济业务的往来。因此，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为维系关系交易而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相对减小。进一步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30]，降低信息不对称[31]。当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健全、内部控制质量不断提高时，供应商/客户对于高质量财务信息的需求已经能够得到满足，因此，企业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从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动机就会减弱。
从风险管控的角度看，公允价值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因为公允价值的使用也存在风险，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而内部控制的核心功能就是对企业各方面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应对，所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能会抑制企业对于公允价值的选用。吴可夫（2010）认为，公允价值计量风险包含有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32]。特别是在公允价值计量的第三层级上，大量的估计和主观判断可能会造成确认、计量过程中的失误，使财务会计信息不能确切反映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另外，会计准则中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特有的可选择性致使企业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进而导致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王曙亮和陈少华（2011）认为，公允价值应用风险的关键是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的管理层故意风险和由于市场环境动荡引起的顺周期效应等管理层非故意风险[23]。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部分，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评价、监督和防范企业风险，维护企业的生存发展，内部控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过程[33]。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研究表明，利用会计选择及真实活动进行的盈余管理都会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受到抑制[34]。所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防范股东和管理层对剩余控制权的滥用，抑制内部人因关系型交易诱发的盈余操控行为，降低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保护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的利益。因此，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功能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企业对公允价值的选择。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减弱因关系型交易而选择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使用公允价值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房地产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数是供应商关系交易（Supply）354个，客户关系交易（Customer）534个。对于部分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使用会计政策披露缺失的公司以及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数据均手工搜集自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前期运用EXCEL进行数据处理，统计软件为STATA13。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
建立如下Logit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2.变量定义。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FV为二因素变量，即房地产上市企业是否采用公允价值对持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若采用，则定义为1，否则为0。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被滞后一期以避免内生性。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供应商关系交易Supply和客户关系交易Customer，本文借鉴张敏和马黎珺（2012）[35]的研究，以向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以及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作为关系交易程度的度量，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关系交易程度越高。Supply×IC与Customer×IC分别是供应商/客戶关系型交易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根据假设2，预期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一些相关变量，具体变量解释如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1）公允价值（FV）的均值为0.136，表明选取的样本中使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企业仅占13.6%，中位数为0，说明自2007年我国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以来，公允价值计量仍没有达到广泛且全面的应用。（2）供应商/客户关系交易的均值分别为0.393和0.185，其中供应商集中度的最小值为0.058，最大值为0.847，客户集中度的最小值为0.010，最大值为0.730，表明上市房地产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或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差距很大。（3）内部控制均值为6.69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813，同样说明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差距较大。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5，最高为0.531，进一步进行collin共线性检验，VIF值全部小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性分析发现，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公允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表明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越高，企业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越强。而内部控制质量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降低企业的关系交易集中度，研究假设得到初步检验。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过程和数据不再具体列示，资料备索。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的第（1）列和第（3）列分别考察了供应商/客户关系交易对公允价值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集中度（Supply）与公允价值（FV）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客户集中度（Customer）与公允价值（FV）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了当关系型交易比例增加时，企业会显著增强公允价值的使用动机，即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或改用公允价值计量，假设1a得以验证。
表2的第（2）列和第（4）列报告了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列为供应商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交乘作用下的回归结果，第（4）列为客户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交乘作用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内部控制（IC）与供应商集中度（Supply）的交互项与公允价值（FV）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IC）与客户集中度（Customer）的交互项与公允价值（FV）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由关系交易增多而增强的公允价值的使用动机会受到抑制，假设2得以验证。
（三）内生性检验
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公允价值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即在关系交易比例不断增加时，为了维持这种信任关系，企业倾向于选择灵活且更具价值相关性的公允价值，但当采用了公允价值之后，不论是考虑到公允价值带来的风险还是收益，企业都会想要进一步增加关系交易，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滞后的解释变量可以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本文将滞后一期的供应商/客户关系交易作为工具变量，同时建立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Supplyi，t/Customeri，t=β0+
β1 Supplyi，t-1/Customeri，t-1+β2ICi，t+
β3Control+ε（2）
从表3的第一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Supplyi，t-1和Customeri，t-1均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表3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内生性问题并未对本文的分析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1.借鉴王少飞等（2010）[36]的做法，将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联合起来进行检验，即使用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和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两者之中的较小值来度量关系交易程度，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
2.ST公司在财务状况等方面情况比较特殊，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剔除当年被ST的公司后，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
3.将内部控制指数按均值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和低两组，内部控制质量高组为1，低组为0，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计算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后发现，在IC=1组supply和customer的平均边际效应均小于IC=0组，与前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以我国2009-2016年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选择角度出发，研究了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使用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内部控制是否可以作
为调节变量对关系交易和公允价值的关系产生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关系交易与企业公允价值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关系型交易比例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随着双方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企业的解约成本也大大增加，所以企业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会产生一系列的会计行为，采用或改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动机增强。（2）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减弱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权利制衡、扩大交易范围，同时实现风险的管控，通过对关系交易和公允价值的影响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1）对于关系型交易本文使用的是前五大供应商/客户的交易比例，但受到可获取的相关数据的限制，对前五大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无法进一步细分，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期望未来上市公司详细披露有关财务数据，给现有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2）本文使用的内部控制指数来自于迪博数据库，该指数在代表内部控制水平上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但由于其計算方式本身涉及到了众多因素，不可避免的与其他财务指标之间存在重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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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漆玲琼）
关键词： 关系交易；内部控制；公允价值；投资性房地产
中图分类号：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3006808
一、引 言
学术界关于公允价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相关性、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三个层面。在价值相关性上，国内外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Khurana和Kim（2003）[1]的研究发现，在与股票价格的关联度上，金融工具的历史成本信息和公允价值信息并不存在显著差异，Danbolt和Rees（2007）[2]的研究表明，收益的公允价值计量比历史成本计量价值相关性更高。张凤元（2013）[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在引入公允价值后进一步提高，罗婷等（2008）[4]发现相对于非金融行业的公允净资产，非公允净资产更具有价值相关性。在经济后果上，国外多以市场反应的研究为主[5]，国内则主要研究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6]、债务融资[7]等的相关关系。在影响因素上，国外主要是从契约动机、管理机会主义假说和信息不对称三个方面研究公允价值的选择动因，而国内的研究则发现这三大假设在我国市场下并没有明显的数据支持[5]，反而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市场状况、会计准则及其监管政策、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企业财务状况等等，成为影响企业选择公允价值的因素[8]。可见，目前的公允价值研究缺少对关系型交易的关注，而后者又是我国转型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特征和交易方式，现有研究表明，为获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基于“关系”构建的交易行为成为转轨经济体中众多企业的现实抉择[9]。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关系型交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供应商、企业及客户构成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本质上形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双方借助私下的途径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10，11]；另一方面，在交易双方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关系一旦破裂，会对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产生影响，给企业带来高昂的转移成本或沉没成本[12]。所以，企业为了维持这种长久稳定的关系，向供应商/客户传递自身财务状况良好、会计信息质量高、业绩稳定的信息，必然会选择性地实施一系列会计行为，比如通过盈余管理粉饰财务业绩[12]、利用会计政策变更增强会计信息相关性等，那么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没有强制统一且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维系关系交易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是否会因为关系型交易而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呢？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从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看，其形成的“会计加速器”作用存在较明显的信息可靠性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公允价值使用成为各种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这在金融资产（包括投资性房地产）日益成为企业核心资产的经济态势下尤为如此（有研究认为这是一个资产证券化时代）。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种规则治理机制和风险免疫机制，日益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诸多影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选择的因素中，内部控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既是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考量和选择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的一种控制甄别机制，也是一种维持和平衡与特定交易伙伴（供应商/客户）长期交易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信号传导机制。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自实施以来，仍沒有在上市企业中得以广泛运用，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了公允价值的选择使用？作为公司治理和企业风险管理重要机制的内部控制究竟会不会对关系交易和公允价值两者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呢？如果会，其调节作用又是怎样发挥的？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关系交易对企业公允价值使用动机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往关于公允价值的文献更多关注其价值相关性及经济后果，本文从投资性房地产入手，引入关系型交易这一企业间重要的交易模式，实证检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动机，以期丰富并发展有关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文献。尤其是在关系信任的社会背景下，为利益相关者理解企业会计选择行为的发生机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准则制定者在财务报告的自由裁量还是强制统一的权衡中提供启示证据。同时，揭示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对公允价值风险管控的作用机理，为降低关系型交易的负面影响发挥其风险管理功能，以拓展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提供新的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
1.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的匹配性。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中，关系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被应用于商业交易中，关系型交易成为我国企业之间的常态交易模式。一方面，企业在不完善的外部环境中进行市场化交易不得不承担相对高昂的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而关系型交易在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上的优势使其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企业利用关系进行交易的行为也常被视为对不完善外部市场的反映，企业购销类日常关系交易成为缩减成本的一种方式[13] ；另一方面，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之间相互进行特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14]以获得更多市场竞争优势和关系租金，长此以往，一旦关系破裂，企业将承担很高的解约成本。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企业会尽力维持这种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供应商/客户作为企业重要的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同股东、债权人一样会密切关注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发展前景等，为了缓解合作者对风险的担心，迎合其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最有利于企业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对财务业绩进行调整或控制，以向供应商/客户传递符合其企业预期的会计信息质量。 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角度看，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的使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从而为供应商/客户做出合理决策提供保障，进而增强了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着眼于未来[15]，不论是从计量观的角度还是从信息观的角度，以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信息将有可能使企业的价值得到反映[16]。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选用或改用公允价值模式，扩大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可使其承担的财务风险以及经营、偿债能力等得到更确切的反映，给供应商/客户提供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增强关系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从而为稳定恒久的关系网络提供保障。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合作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一方具有对方不知道的信息，掌握更多隐藏信息的一方通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供应商/客户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使其放弃当前的关系，转而选择比更劣质的企业进行合作。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企业在出现经营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按时交纳货款抑或将货款用于公司建设而拖欠货款，合约履行能力显著下降，严重损害供应商/客户的利益。Fields 等（2001）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而供应商/客户作为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17]。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脱手价格，因其真实公允性增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能够使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济成果有更深的了解，降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供应商/客户更有把握与企业维持稳定的关系交易，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从管理机会主义的角度看，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包含更多的主观因素，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及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界定的对公允价值三个层级的计量中可以看出，与第三层级相比，一、二层级的计量相对可靠，但都不可避免的涉及人为判断，存在被管理层操纵的空间。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盈余管理主要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以非正常应计项目及生产成本、酌量性费用等真实活动达成。已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操控盈余成为普遍现象[6]，以期在利润波动较大的年份平滑盈余，所以，关系型交易的增加会增强企业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以保障交易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一定程度上，关系型交易会导致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18，19]，研究发现企业关系型交易与其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出于传递私有信息的动机，当企业处于需要更多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行业或是契约执行环境较弱的国家时，平滑收益的程度更高。张奇峰等（2011）对北辰实业的案例研究表明，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公允价值模式成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管理层也确实存在这样的行为[8]。
2.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的冲突性。公允价值计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身也存在很多威胁，企业在运用上会更加谨慎，会根据经济走势与企业的状况审时度势，甚至减弱公允价值的使用动机。首先，公允价值的应用会使企业的风险增加。一方面，虽然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公允价值模式需要满足的条件较为严格，但依旧含有大量的估计和主观判断，很可能在确认、计量和披露时出现失误，从而导致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原貌，给包括供应商/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造成困扰，进而不利于企业关系网络的维持与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动荡时，由于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客观存在，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价格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扭曲企业的真实境况。Wallison（2008）的研究指出，在经济下行期资产价格会因为公允价值会计而出现非理性下跌，在经济上行期会导致资产泡沫现象发生[20]。谢成博等（2013）研究发现，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推行后，公司及市場层面的波动性显著增加[21]。南召风（2015）研究表明，资产负债表的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会因公允价值计量而增加，不过这一波动可能不是顺周期的[22]。总之，公允价值计量很可能会使企业的财务业绩呈现不稳定的现象，特别是在我国多变的房地产市场中，政府为了实现宏观调控而不断出台的房地产政策，使得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允价值加剧利润波动，增加投资者对风险的担心，减弱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进而使股票价格下降，这是管理层不愿见到的。其次，公允价值的运用很可能造成企业成本大于收益的状况。由于公允价值是建立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间的市场交易基础上的，因此企业对于公允价值的计量需要掌握更多的外部市场信息，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并且公允价值计量所涉及的主观判断对会计师的工作经验和从业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从而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增加[23]。另外，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上的不确定性及客观可验性的缺乏，使得公允价值审计更加困难，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增加，相应地，企业的审计费用也会增加[24]。因此，基于成本效益的原则，企业在关系交易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公允价值增加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可能做出不使用公允价值的选择。最后，公允价值的应用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公允价值计量会加剧管理层和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在市场波动的状况下表现为过度自信或过度悲观，而已有研究表明这种非理性心理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25]，进而使得投资效率降低。对企业来说，投资活动是其价值创造的驱动力，投资效率的降低将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这与建立和维持关系交易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市场发展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现状，企业会优先选择关系型交易模式。企业为了维系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在企业会计准则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并没有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可能会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但是采用公允价值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的不确定影响，导致企业审慎选择和稳健采用，因此，提出假设1。
H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的提高，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H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的提高，公司并不会显著增强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动机。
（二）内部控制对关系交易影响企业公允价值使用动机的调节作用
鉴于中国的市场环境信任水平低下、法制环境不健全，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选择建立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一定信任和互惠基础之上的关系型交易无疑有利于双方契约的长期执行，并使得逐步形成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成为连接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一种置信承诺[26]。良好的关系型交易不仅不会破坏传统的规则治理，反而能够与其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交易双方通过契约的缔结与履行使产生的收益得到合理的分配，进而形成了激励专用性投资的合理分配机制。但是这种关系的建立会造成交易双方对彼此高度依赖，从而形成“双方锁定”[27]，极大的限制了交易的范围，合作关系一旦破裂，将产生较高的转换成本，进而造成企业价值的贬损。这种情况下，规则治理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规则治理机制，可以减弱双方的锁定效应，大大降低关系治理成本[28]。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看，内部控制是一种权责分明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制衡[29]，有利于拓宽企业与供应商/客户间的交易范围，弱化关系对双方的约束，进而减弱企业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机制。作为企业的一种内部治理制度，内部控制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明确企业内各契约方的职责和收益，维系企业本体与外部参与者间关系的均衡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与少数主要供应商/客户的狭小范围交易。随着企业可选交易对象的增多，企业的议价能力也随之增强，“锁定效应”给企业带来的高昂解约成本以及对企业价值下降的威胁得到了缓解。企业可能不必再为了迎合供应商/客户对企业财务业绩等一系列的预期而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看，治理水平高、经营绩效好的企业会通过信号的传递将其与治理水平低、经营绩效差的企业区分开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高品质的信号，供应商/客户对这类企业给予更大的信任，使得双方更容易进行经济业务的往来。因此，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为维系关系交易而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相对减小。进一步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30]，降低信息不对称[31]。当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健全、内部控制质量不断提高时，供应商/客户对于高质量财务信息的需求已经能够得到满足，因此，企业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从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动机就会减弱。
从风险管控的角度看，公允价值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因为公允价值的使用也存在风险，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而内部控制的核心功能就是对企业各方面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应对，所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能会抑制企业对于公允价值的选用。吴可夫（2010）认为，公允价值计量风险包含有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32]。特别是在公允价值计量的第三层级上，大量的估计和主观判断可能会造成确认、计量过程中的失误，使财务会计信息不能确切反映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另外，会计准则中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特有的可选择性致使企业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进而导致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王曙亮和陈少华（2011）认为，公允价值应用风险的关键是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的管理层故意风险和由于市场环境动荡引起的顺周期效应等管理层非故意风险[23]。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部分，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评价、监督和防范企业风险，维护企业的生存发展，内部控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过程[33]。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研究表明，利用会计选择及真实活动进行的盈余管理都会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受到抑制[34]。所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防范股东和管理层对剩余控制权的滥用，抑制内部人因关系型交易诱发的盈余操控行为，降低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保护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客户）的利益。因此，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功能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企业对公允价值的选择。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减弱因关系型交易而选择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使用公允价值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房地产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数是供应商关系交易（Supply）354个，客户关系交易（Customer）534个。对于部分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使用会计政策披露缺失的公司以及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数据均手工搜集自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前期运用EXCEL进行数据处理，统计软件为STATA13。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
建立如下Logit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2.变量定义。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FV为二因素变量，即房地产上市企业是否采用公允价值对持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若采用，则定义为1，否则为0。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被滞后一期以避免内生性。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供应商关系交易Supply和客户关系交易Customer，本文借鉴张敏和马黎珺（2012）[35]的研究，以向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以及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作为关系交易程度的度量，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关系交易程度越高。Supply×IC与Customer×IC分别是供应商/客戶关系型交易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根据假设2，预期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一些相关变量，具体变量解释如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1）公允价值（FV）的均值为0.136，表明选取的样本中使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企业仅占13.6%，中位数为0，说明自2007年我国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以来，公允价值计量仍没有达到广泛且全面的应用。（2）供应商/客户关系交易的均值分别为0.393和0.185，其中供应商集中度的最小值为0.058，最大值为0.847，客户集中度的最小值为0.010，最大值为0.730，表明上市房地产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或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差距很大。（3）内部控制均值为6.69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813，同样说明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差距较大。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5，最高为0.531，进一步进行collin共线性检验，VIF值全部小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性分析发现，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公允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表明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越高，企业使用公允价值的动机越强。而内部控制质量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降低企业的关系交易集中度，研究假设得到初步检验。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过程和数据不再具体列示，资料备索。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的第（1）列和第（3）列分别考察了供应商/客户关系交易对公允价值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供应商集中度（Supply）与公允价值（FV）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客户集中度（Customer）与公允价值（FV）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了当关系型交易比例增加时，企业会显著增强公允价值的使用动机，即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或改用公允价值计量，假设1a得以验证。
表2的第（2）列和第（4）列报告了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列为供应商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交乘作用下的回归结果，第（4）列为客户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交乘作用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内部控制（IC）与供应商集中度（Supply）的交互项与公允价值（FV）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IC）与客户集中度（Customer）的交互项与公允价值（FV）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由关系交易增多而增强的公允价值的使用动机会受到抑制，假设2得以验证。
（三）内生性检验
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公允价值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即在关系交易比例不断增加时，为了维持这种信任关系，企业倾向于选择灵活且更具价值相关性的公允价值，但当采用了公允价值之后，不论是考虑到公允价值带来的风险还是收益，企业都会想要进一步增加关系交易，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滞后的解释变量可以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本文将滞后一期的供应商/客户关系交易作为工具变量，同时建立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Supplyi，t/Customeri，t=β0+
β1 Supplyi，t-1/Customeri，t-1+β2ICi，t+
β3Control+ε（2）
从表3的第一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Supplyi，t-1和Customeri，t-1均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表3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内生性问题并未对本文的分析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1.借鉴王少飞等（2010）[36]的做法，将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联合起来进行检验，即使用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和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两者之中的较小值来度量关系交易程度，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
2.ST公司在财务状况等方面情况比较特殊，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剔除当年被ST的公司后，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
3.将内部控制指数按均值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和低两组，内部控制质量高组为1，低组为0，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计算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后发现，在IC=1组supply和customer的平均边际效应均小于IC=0组，与前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以我国2009-2016年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选择角度出发，研究了关系交易与公允价值使用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内部控制是否可以作
为调节变量对关系交易和公允价值的关系产生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关系交易与企业公允价值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关系型交易比例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随着双方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企业的解约成本也大大增加，所以企业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会产生一系列的会计行为，采用或改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动机增强。（2）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减弱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权利制衡、扩大交易范围，同时实现风险的管控，通过对关系交易和公允价值的影响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1）对于关系型交易本文使用的是前五大供应商/客户的交易比例，但受到可获取的相关数据的限制，对前五大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无法进一步细分，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期望未来上市公司详细披露有关财务数据，给现有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2）本文使用的内部控制指数来自于迪博数据库，该指数在代表内部控制水平上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但由于其計算方式本身涉及到了众多因素，不可避免的与其他财务指标之间存在重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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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漆玲琼）